為什麼中國讀者如此熱愛俄羅斯文學?
李英男 |
本版插圖:第22屆冬奧會開幕式場景 |
□本版撰文羊城晚報記者何晶
「我讀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
——習近平
在2月8日第22屆冬奧會開幕式前一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時說:「我讀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
在索契冬奧會開幕式上,從果戈理《死魂靈》中的三駕馬車到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里的娜塔莎、安德烈,從33個俄語字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和契訶夫……人們不僅看到了俄羅斯悠遠的歷史,也看到了那個國度豐饒的歷史文化與藝術。
對於習近平和他同時代的中國讀者來說,俄蘇文學是他們年輕時最重要的讀物。從普希金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從果戈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屠格涅夫到高爾基……俄蘇文學影響了新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學習「蘇聯老大哥」更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名著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成為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然而,今天再談論外國文學,人們似乎更熱衷於談論英美文學、法國文學,乃至拉美文學,曾經在一代代人心靈中留下烙印的俄羅斯文學似乎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有的價值不高卻被當成代表作
熱愛並不完全是國家推動的
羊城晚報:回望20世紀中外文學交往史,俄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聯繫相當緊密。能否談談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史?
李英男:俄羅斯文學真正進入讀者視野是「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革命青年熱心尋找救國真理,了解國外情況,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受到俄羅斯革命的影響,目光轉向俄國,也轉向俄國文學。那時有很多文章歌頌和高度評價俄羅斯文學,都是名作家,比如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他們都親自參與翻譯俄羅斯文學,是核心力量。
羊城晚報:最初翻譯的都有哪些作品?
李英男:首先翻譯的當然都是經典,從普希金開始,然後是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三十年代以後,比較多翻譯蘇聯文學,比如高爾基、肖洛霍夫、馬耶可夫斯基,等等。當時上海翻譯出版得比較多,延安也有人從事翻譯出版工作,還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翻譯了文學作品,回傳到中國。
羊城晚報:建國以後,熱愛俄羅斯文學的人更多了。
李英男:五十年代是翻譯俄羅斯文學的高潮,當時有國家政策依靠,號召學蘇聯,流行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現在聽起來有點可怕。五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沒有一個是沒看過俄羅斯文學作品的。那時的政治色彩比二三十年代更濃。當時以翻譯四五十年代蘇聯文學的作品為主,但這些作品水平是參差不齊的,有些比較簡單化,或者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框框寫出來,現在看來文學價值並不高,但當時都譯過來了。比如像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現在看來完全是宣傳性、政治口吻式的小說,但當時拿了斯大林獎。
在一般讀者當中,比較受歡迎的比如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古麗雅的道路》,前一本在三十年代是為青年一代寫的,後兩本在蘇聯當時屬於兒童讀物,寫得比較淺顯通俗,思想內容是好的,但從文學水平來看,價值並不特別高,在俄羅斯現已被淡忘,但在我們這裡是家喻戶曉的蘇聯文學代表作。
羊城晚報:五十年代的蘇聯文學熱潮持續影響到什麼時候?
李英男:中蘇關係在六十年代交惡,俄羅斯文學的命運也和國家政治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六十年代翻譯的作品很少。但俄羅斯文學的影響遠遠超過國家關係範疇,五十年代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並不完全是國家推動的,而是發自內心,有自己的需求。
「文革」時期,蘇俄文學作家也都被批判了,作品屬於被禁之內。「文革」結束,又掀起一輪翻譯、閱讀俄羅斯文學的熱潮。八十年代還有四種專刊發表俄羅斯文學的譯作,很多學過俄語或從事俄語教學的老師都在翻譯作品。那時蘇聯也比以前更開放了,意識形態淡化,五十年代我們沒有翻譯過來的庫普林、安德烈夫、還有普拉東諾夫、巴別爾等這些作家的作品也都翻譯出來了。蘇聯當時還有很多禁區,有些作品在蘇聯還沒發表,我們這已經出版了。
俄羅斯文學的獨特魅力
「樂觀的悲劇」打動讀者
羊城晚報: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為什麼中國讀者會如此熱愛俄羅斯文學呢?是不是跟兩國背景相似有關?
李英男: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能從俄羅斯文學中找到很多答案,有的問題俄國知識分子早就開始思考了,作家已經發表了自己的闡述,給中國知識分子很大啟迪。俄羅斯文化好像是東西文化的結合物,潛在的很多東西我們東方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相對更遠一些。二十年代中國社會還是非常傳統,特別西方化的東西大家可能難以接受。俄羅斯文化新穎,接受起來也容易,比如托爾斯泰關於倫理的觀點,也有東方色彩,再比如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傾向,和中國的傳統一脈相承,而西方的個人主義傾向,中國傳統社會可能難以一下接受。
羊城晚報:您認為俄羅斯文學的獨特魅力在哪?
李英男:俄羅斯文學跟咱們傳統文學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確實有歷史感,有愛國愛民的傳統。另一方面,它有中國文化意識中缺少的一些元素。中國從傳統到現代過度的時候,非常需要人文精神,魯迅先生當時呼籲「救救孩子」,其實就是要喚醒人文精神,而俄羅斯文學的人文精神是非常突出的,關愛人、關愛弱者,對逆境者給予同情、關心、諒解,而且情感性非常豐富。這和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性格有關,這個民族的情感是外露的,你越表達自己的情感越能得到人們的諒解,我們的傳統文化恰好相反,我們要求克制自己,情感不能輕易外露,外露也要有分寸。俄羅斯人是要露出內心世界的,心理描寫非常細膩,一下能抓住讀者的心。
還有一點是悲劇意識,俄羅斯民族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是樂觀的,同時也是憂患的,而且這種心態相互轉換很快。蘇聯有一個很有名的話劇叫《樂觀的悲劇》,這種矛盾的結合反映出俄羅斯心態的一些特點。我們的傳統是講究和諧,但同時也把矛盾給淡化、掩蓋了,俄羅斯文學恰恰是抓住這些矛盾,以悲劇性的情節打動讀者。
羊城晚報:九十年代對俄羅斯文學的譯介是不是就很少了?
李英男:對,這對我們俄語界的人來說也是種遺憾。九十年代,中俄兩國社會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些變化是共同的,比如網路的發展、電腦的普及,年青一代閱讀習慣的變化,文化接受習慣的改變。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導致俄羅斯文化文學發生了巨大變化,九十年代初我們這邊理解不了,有時跟不上,還是按以前的眼光去審視他們的變化。
現在兩國都搞市場經濟,出版社也要看市場效應,過去往往是出版社引導讀者,影響讀者的閱讀品味,現在是跟在讀者後面,而且是從品味在中下層的讀者出發,因為這樣的讀者較多,能夠提高發行量。九十年代大部分出版社都不願意出版俄羅斯文學作品,發行量也下降得很快。現在好一些了,兩國關係也被認為是最好的時期。
當代俄羅斯文學近況
現實主義不是主流
羊城晚報:您能否給讀者簡單介紹俄羅斯當代文壇?現在對俄羅斯文學史的書寫是不是也發生了變化?
李英男:其實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評價俄羅斯文學的角度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過去禁止發表的作品首次出版進入人們視野,受到歡迎。現在還是有人不了解這個情況,把現實主義看作主流,現實主義現在當然不是主流了,包括蘇聯時期,它是國家支持的主流,但除了現實主義作品,還有非主流的作品,比如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塔》,普拉東諾夫的作品,等等,被稱作幻想現實主義,現在被認為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知識分子階層對文學依然非常重視,俄羅斯現在有很多文學獎,最高獎項有100萬盧布獎金。不過這些年來獲獎的不少作品,從過去的眼光看,不完全是文學作品,有的算是文學研究和傳記相結合的作品也被視為文學作品獲獎。比如,前不久一位文學研究者巴欣斯基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托爾斯泰逃離天堂》,寫的是托爾斯泰的晚年,獲了文學大獎。現在俄羅斯讀者比較願意看的有歷史題材、傳記,還有幻想類、偵探類,另外還有屬於大眾文化的愛情小說,等等。
羊城晚報:您自己比較喜歡的俄語作家有哪些?
李英男:這些年我看小說少了,因為研究俄羅斯文化,看歷史文化方面的書多些。偵探小說里有個很好的作家叫阿庫寧,他的語言非常好,有意識地模仿19世紀的語言,很細膩。他主要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背景寫了一系列偵探小說,情節非常巧妙懸念,讓人愛不釋手。前不久去世的作家阿克肖諾夫,他的長篇小說《莫斯科之歌》被改成電視系列劇後很受歡迎,出版社就趕快出版他的書,一搶而空。
現在對如何界定俄羅斯文學應該有新的考慮,因為俄羅斯文學已經跨出國界了。蘇聯解體後,很多以俄語為母語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外國人,有不少原蘇聯的公民在國外繼續用俄語寫作,而且作品主要在俄羅斯出版,他們也經常回俄羅斯參加各種文學文化活動,但護照已經不是俄羅斯的。我們國內有爭論,他們該不該算俄羅斯作家?我認為還是應該算的。是不是屬於俄羅斯文學,不能以作家的國籍屬性而定,應該是他的語言屬性。從這個角度來說,我非常喜歡一個叫魯賓娜的女作家,她是猶太人,九十年代移民到以色列,但她現在是俄羅斯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羊城晚報:近些年,學界對俄羅斯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英男:中國有自己的研究群體,有全國性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學術會議,也邀請俄羅斯作家或者研究者過來。學界的眼光還是比較開放的。去年在威海參加俄羅斯文學研究會,從俄羅斯趕來的專家很吃驚,他們說中國對俄羅斯文學研究走在前面,過去他們對我國研究不了解,認為我們可能比較死板,比較滯後,但現在發現我國學者有了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我國學者非常關注俄羅斯當代文學的發展趨勢,也有人關注比較文學,包括中俄文學比較、文學互動等,對俄羅斯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等等內容也很感興趣。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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