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銀龍：證據鏈是應對證據衝突的法寶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這句話的對與錯姑且不提，但至少可以說明證據在打贏官司中的重要作用。有人又將這句話進行分解，如打醫療官司就是打「病歷」，打

交通事故官司就是打「傷殘等級」，打債務官司就是打「借條」，不一而足。畢竟，打官司不同於一般事務，訴訟有其獨特的規則，其中對證據而言，最重要的規則是：「不能被有效證明的事實等於不存在。」因此，雙方當事人對事實的爭議，也就是證據上的對抗，必然是針尖對麥芒式的。

　　那麼，什麼是證據對抗呢？

　　例如，在

離婚官司中，男方向法院提交了向第三人借款10萬元的「借條」，女方則向法院提交了向第三人借款20萬元的「借條」，這就叫證據對抗。男方想讓法院判決女方承擔5萬元共同債務，而女方則想讓法院判決男方承擔10萬元共同債務，依此相互抗衡。這是比較簡單的證據對抗。再講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人在小型宴會上丟了一枚鑽戒，有人提議搜身，結果在另一人上衣口袋裡搜出了那枚鑽戒，丟失鑽戒的人於是說：「捉賊捉贓，原來你是個賊。」被搜出鑽戒的人馬上反駁：「栽贓陷害，原來你設個套要陷害我。」究竟是「捉賊」還是「栽贓」，電視劇里這種老套情節上演了無數次。證據對抗成了電視劇本俘虜觀眾的精彩懸念。

　　真實的官司，真實的證據對抗，遠比以上例子要複雜，但是以上兩個例子最後終究要有一個裁決。法官不會光憑兩張「借條」確定共同債務數額，警察也不會光憑鑽戒確定「捉賊」還是「栽贓」，法官和警察必須參考其他證據才能予以確定，其他證據與「借條」的組合，與「鑽戒」的組合，就是我們所講的證據鏈。由此可見，證據鏈是應對證據衝突的選擇，當某一項證據無法證明事實的真實存在時，必然需要另一項(或幾項)證據補充證明，才能使法官對事實的認識趨於清晰，讓法官最終對事實能夠得以確定，由此，這一證據的互相補充說明、相互印證，便可以稱之為證據鏈。(法制周報新聞熱線:0731-4802117)

　　從證據到證據鏈

　　證據鏈的形成來源於證據對抗的需求，決不是證據越多越好。因此，證據鏈的準備是否充分，與當事人對證據對抗的方向、形式、程度的預知是否到位有關。

　　傳統上，證據對抗一般可以分成三個方面：

　　1.圍繞「基本事實」展開的證據對抗：支持官司訴求的基本證據，具有直觀性。如債務官司，原告(債權人)需提交被告(債務人)書寫的借條或欠條，如沒有書證，則需第三人予以證明的證人證言。打官司有攻有防，債務人會以「超出訴訟時效期限」為由予以對抗，債權人還必須提交「在二年訴訟時效期限內向債務人催要欠款」的證據。「借條」與「催款」這兩份證據，就形成了支持債權人訴求的證據鏈。

　　2.圍繞程序展開的證據對抗：程序性證據對抗的形式，紛繁複雜，一般的當事人往往準備不足。

　　3.圍繞法律適用展開的證據對抗：法律衝突隨處可見，因此，各方當事人都想爭取適用「對己有利」的法律，證據對抗由此展開。如交通事故人身損害糾紛案件中，農民與城市居民同樣作為受害人，賠償數額卻相差巨大。失去土地的城市郊區農民以何種身份獲賠呢？受害人以農民集體組織已消亡，城市街道居民委員會組織已經設立，要求以城市居民身份獲賠。受害人以「土地徵收協議」、「街道居民委員會設立文件」組成了證據鏈。肇事者以受害人戶口簿登記仍為「農業人口」為由，應以農民身份獲賠，並以「戶口登記簿」、「身份證」、「公安機關證明」構成證據鏈相抗衡。

　　證據鏈無非就是充分考慮以上三方面證據衝突，有針對性預先準備的證據，每一個方面有可能形成小的證據鏈，綜合之後，就形成了大的證據鏈。如果幾個官司相互牽連，就形成了證據鏈體系。

　　證據鏈，訴前準備最有效

　　民事官司、行政官司、刑事官司對證據鏈的要求基本相同。當事人「陷進」官司之後，按證據衝突的需求組織證據鏈，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證據鏈的組織與運用，如能與平時具體的民事行為聯繫在一起，讓證據鏈明晰具體，就能最有效、最低成本、最和平地維護自身的利益。

　　這就好比國與國之間的「威懾」戰略：「我的軍事實力擺在這兒，要打你也打不贏，何必呢？」和平與利益，只要有心準備，其實也很容易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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