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大敗局：1990年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劉庭安／我所見的世界 ｜ 換日線 Crossin...

「你為什麼來上海工作啊？」公司同事這樣問我。「因為台灣的經濟不好啊，市場萎縮，沒有我能夠做的工作。」我回答。「真的嗎？我以前在電視劇上看到台灣的經濟很發達的，在大陸的台商也都很有錢。上海很多好的小區都是台灣人買的。」「你說的是我出生時發生的事。90 年代是台灣經濟最好的時候，很多台商也的確在大陸市場賺了很多錢，但我長大之後就不行了。」

「那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台灣的經濟會變這麼差？」

真是個好問題。關於台灣的經濟是怎麼從堂皇盛世走到今天的殘山剩水，我們其實都沒有好好靜下心來思考過。作為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我們小的時候經歷了台灣的黃金年代，長大出社會後卻看到景氣、就業市場有如一片廢墟，難免對政府、企業、嬰兒潮世代感到憤怒，認為是他們把一手好牌給玩爛的。

但這幾年來，我越來越覺得台灣經濟的興起和衰敗，都是時代的必然。

政府、企業、嬰兒潮世代最多只能說是庸碌無能，沒能改變時代潮流而已，算不上罪魁禍首。說到底，大部分的人都是時代的玩偶，只是隨波逐流。

要了解台灣是怎麼衰敗的，我們要來先了解台灣怎麼興起的

1950-1980 年代是俗稱的台灣經濟奇蹟，台灣走的是後發工業國家的道路。透過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業全球化，跨國公司在全世界尋找成本更低的生產基地。台灣憑著廉價的勞工和生產線，以加工出口的工業帶動經濟發展。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台灣的另一個名字是「盜版王國」，台灣企業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製造更加物美價廉的產品、打開市場。

其實，這段被美化成「台灣經濟奇蹟」或是「台灣經驗」的時代，並沒有特別出奇。翻開歷史，許多如今的世界經濟強權大國，也都曾走過這段道路：

以如今的新創大國美國為例，也有段盜版和模仿的黑歷史。

在美國工業史上，有一個人叫塞繆爾 ? 斯萊特，美國總統傑克遜曾稱其為「美國工業革命的奠基者」，但他其實是個英國人。斯萊特剽竊了當時英國領先全世界的阿克萊特水力紡紗機，偷渡到美國，將技術帶給了美國人。

1790 年，在斯萊特的幫助下，美國人成功的複製出了阿克萊特紡紗機，並開始在紡紗領域與英國競爭，也拉開了美國工業革命的序幕，讓美國實現後發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美國製造的產品也只是仿英國、粗製濫造的偽劣產品。

不只美國，其他後發工業國家其實都走過類似的道路。

譬如說「德國製造」在現在是品質保證的代名詞，但早在 19 世紀中期的時候，德國企業家被英國人稱為是卑鄙的工業間諜，德國人靠著山寨和剽竊仿造英法美等國的產品，並依靠廉價銷售衝擊市場。英國人甚至在 1887 年通過了侮辱性的商標法條款，規定所有德國產品都須註明＂Made in Germany＂用來區分劣質的德國貨。

日本也是一樣的，雖然現在日本製造就是品質和設計的保證，但在 20 世紀的中葉，日本人也是抄襲英美德國的產品，提供更廉價的仿製產品。歐美市場對於日本製造業的輕視，我們在 1990 年的電影《回到未來III》還可以看到：主角正在維修一輛故障的超時空汽車，發現是一個日本產的電子元件壞了，釋然道：「難怪這線路不行，日本造的。」

美德日為何轉型成功躍升世界工業大國？──因為市場壓力

這些原來生產粗製濫造山寨貨的後發工業化國家，最後是怎麼轉型成功的？答案很簡單：市場壓力。

以日本為例，當初日本能夠以山寨貨起家，其實是因為全球產業鍊尋找更加廉價的生產基地。而在早期工業化年代，工廠生產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土地、原料、能源。日本作為後發國家可以提供更加廉價的勞動力、更便宜的土地和能源，以及政府的支持，因此製造業就向日本轉移。

然而，當日本面臨擁有更便宜勞力的國家競爭時（韓國、台灣），日本製造業面臨著必須要提供品質和設計更好的產品，以爭取到更高的售價，與新興工業體競爭。同時，日本的本國市場隨著國民收入的提昇，新興中產階級開始買得起更有個性、更有品質的外國產品，日本企業要是不提昇自己就會被淘汰。

說到底，創新是商人逐利的本質，是在市場壓力下被逼出來的。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轉型成功呢？

台灣走的也是美日德這樣的後發經濟體的路線。

1980 年代，台灣拜戰後嬰兒潮所賜，人口紅利大幅增長，開始了快速的經濟成長。台灣以早期的初級工業出口（罐頭、雨傘、成衣等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逐步邁向更高階的精密機械加工和半導體代工產業。然而，台灣的製造業走的仍然是後發工業化國家「同樣品質、價格一半」成本競爭路線。

到了 1990 年代，其實台灣的製造業已經到了非轉型不可的關口了，因為逐步上漲的工資和生產成本，使台灣已經不再是最便宜的「全球生產基地」。而隨著國民收入的上漲，附加價值更高的商品也開始有了市場。

照道理說，這時候台灣應該走上日本、韓國的道路，走上品牌、品質、設計的提昇之路。

但為什麼沒有？原因有二：

第一，是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市場開始向全球開放了。

能賺毛利率 100% 的快錢，誰還會想要創新轉型啊？

1980 年代，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中國政府創造了許多優惠政策，吸引外國資本投資。台商是第一批吃螃蟹的受益者，中國國務院甚至在 1988 年公布了「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大量吸收台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市場開放，對當時面臨轉型壓力的台灣企業，簡直如天籟一般美妙。大量的台灣企業將工廠關了，將資金和技術搬到中國大陸設廠。中國大陸各地政府招商引資，土地、廠房、勞工便宜得像不要錢一樣。又有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可以開拓，不愁產品生產出來沒地方賣。

對於早期到大陸設廠的台灣企業來說，一搬過去產線就是原來的幾倍。那可是一塊錢投下去，可以收兩塊錢上來，毛利率百分百的黃金年代啊！

說句實在話，若我是那個時候的台商，我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中國市場是 Money on the Table，不拿白不拿。有這麼容易的快錢不賺，為什麼我要去啃轉型升級這根難啃的骨頭？

就這樣，正在產業轉型關鍵點的台灣產業，就像一壺快要燒開的水，又給倒了出來。商人們帶著資金和技術離開了台灣，只留下了一個空心化的產業。

代工思維、保護主義、扶不起的阿斗企業家

政府官員一看到資金產業外移，心慌之下砸了大量資源，挽留企業出走。一方面又要扶持台灣自有的品牌，用各種保護主義的政策來限制國際玩家的競爭。

他們哪知道，一家偉大企業的誕生，豈是靠政府扶持就能辦到的──那是資本逐利的本質，加上遠大商業前景的結果──這也成了台灣產業無法轉型的第二個關鍵原因。

自由市場裡，該走的本來就會走，該留的自然會留。政府的干預只是讓一切雪上加霜。

保護主義政策不但搞出了四大產業、兩兆雙星這樣浪費資源的悲劇。更慘的是養出了一批走不出舊時代代工思維，名為台灣自有品牌，實為吸政策奶水，扶不起的阿斗企業。

下筆至此，我也不想點名這一個個失敗的阿斗企業。這些原本還有點機會走出世界的台灣品牌，現在都一敗塗地，想想也是很辛酸。

結果就像我另外一篇文章〈別聽那些吵著要出走的「工商界大老」胡扯，他們哪裡都去不了的〉寫的那樣，留在台灣走不了的公司，通常都是競爭能力差，依靠政府裙帶關係才能存活的落後企業。

台灣政府既然不敢放手讓這些該倒的落後企業倒一倒、騰籠換鳥，把資源和空間讓給新時代的創新企業。那我們也就只能這樣乾耗著了。

我們要怎麼辦呢？

要扭轉這個敗局，我們需要大格局大魄力的政治家。

但這個「大魄力」、「大格局」絕對不是「大手筆」砸錢繼續扶持阿斗企業、抗拒來自全球的競爭。而是撥亂反正，重塑歷史潮流，勇敢帶頭「周處除三害」，消除裙帶主義、保護主義、大政府主義的思維。

把政府政策的傾斜矯正過來，限縮政府干預，讓自由市場重新發揮它的作用。老樹枯萎之後，新生的枝芽自然就有成長茁壯的空間。

然而，民主社會裡，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治家。台灣有這樣高素質的人民，選出這樣一批大格局大魄力的政治家，主動限縮政府權力，擺平既得利益者，帶領台灣重生嗎？

我對台灣的年輕人是很有信心的。但對於把持著權力、人數眾多、搞不清楚狀況的老一輩.......

我也只能夠搖頭了。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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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YUKI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游輝弘　攝於 198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