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能否以日為鑒？

編者按：本文公開發表在《讀書》2013年第八期，發表時有刪節。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日為鏡可以知得失

現在呼籲調整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民眾，很喜歡引證日本戰後的人口發展經驗及當代日本所面臨的人口問題，而絕口不提國土面積與中國幾乎相等的美國。這似乎容易理解。與美國國力上的相形見絀、人均財富上的捉襟見肘，讓人很難迴避中國人口過多的事實。但日本不同。日本以37萬平方公里之彈丸之地，簇擁1.28億人口之眾，在相對的意義上，說日本其實比中國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而當今日本千方百計地鼓勵國民生育，以挽救超低的生育水平，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繼續強硬推行計劃生育。因此，我國民眾把日本當作一面鏡子來杯葛國內的計劃生育政策，乃是俯拾即是的口實。

自然也有人更願意拿美國甚至澳大利亞作為參照，支持中央政府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但很快被斥責為中國人口發展不能也不可能做遙不可及的「美國夢」，澳大利亞更因為人口稀少制約國際影響力而被認為不足為師。從引證之學與辯論之術來看，反對與支持兩方這樣一來便淪為各執一詞、形同雞對鴨講，誰也說服不了誰。

假如基於中國國情繼續推行計劃生育人口政策是理性的，那麼無論比較美國還是參考日本，都應該衍生出相同的支援性結論。所以，站在力挺計劃生育的一方，哪怕日本這面鏡子差強人意，也不能拒絕。相反，倒要看一看，人口問題上日本這面鏡子到底照出了什麼！這就是本文的意旨所在。

戰後日本與中國的人口發展

戰後兩國的人口增長

戰後日本出現了兩次人口增長高峰：第一次是1947-1949年持續三年的嬰兒潮，共出生806萬人，總人口增至8,177萬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急速上升到30‰-34.3‰。這個時期出生的人被稱為「團塊世代」，而這個團塊世代中的女性到1971-1973年進入適婚年齡，又形成了戰後第二次生育高峰。經過兩次人口增長高峰，到1973年日本總人口終於突破一億關口。

經歷了戰亂之苦，新中國甫定同樣迎來了人口增長高峰。與日本相比，生育率水平不相伯仲，但中國出現了三次人口高峰，而且每次高峰的持續時間要遠遠超過日本，分別持續了1949-1957年的八年、1962-1970年的八年及1981-1990年的九年。日本戰後二次人口增長高峰使總人口增加了51.22%（1945-1973年間），而新中國三次人口增長高峰使總人口飆升了109.29%（1949-1990年間）。

戰後兩國的人口控制

面對戰後出乎意料的人口爆髮式增長，中日兩國政府都先後做出了反應。但日本政府反應迅速，在第一次嬰兒潮來臨的第二年即1948年，日本政府便出台了《優生保護法》，實行少生優育。等到中國政府二十幾年後才開始限制生育時，日本人口形勢已是時過境遷，人口生育率在1970年代中期甚至下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中國政府在見識了整個第一次人口高峰的凌厲之勢後，對人口問題雖有警覺，但隨即被浮誇與冒進之風所沖淡，1957年提出「新人口論」、主張限制生育的馬寅初先生還被打成了右派。直至經歷第二次人口增長高峰，整個人口形勢變得危如累卵，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坐視不理，這才在1973年出台「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可是人口基數已大，限制措施為時已晚。接下來十年人口平均增長率雖大幅下降，但年均新增人口依然高企。最終我國政府不得不在1983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並將計劃生育確立為基本國策。

戰後兩國的人口與經濟

戰後中日兩國的人口增長和有意識的人口控制，雖有很大差別但終究還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戰後兩國的經濟社會景象以及人口與經濟之間的態勢，卻是天壤之別。

戰後日本在物質資本幾乎蕩然無存的情況下，經過到50年代中期的經濟恢復，再用不到20年時間，就由一個令人唾棄的列強帝國，一躍而成為叫整個世界驚羨的工業強國，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後同樣面對滿目瘡痍的經濟基礎，在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後，亦試圖鼓足幹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但隨後演變成內部階級鬥爭，反右與十年內亂將國民經濟重新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戰後中日兩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演變的涇渭分明，徹底改變了兩國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在日本，先是50年代的節制生育降低了人口生育水平，到了70年代人口再生產已經無需政策節制，發達的經濟基礎與嶄新的文化環境形成了自發的生育約束機制，以至於日本政府開始面對超低生育水平所帶來的新人口問題。反觀中國，在國民經濟每況愈下的同時，當國民的基本權利只剩下生育自由時，無度的人口繁殖反過來成為社會發展難以承受的巨大負擔，計劃生育前甚至採取了把城市青年趕到農村去的「上山下鄉」運動方式，來解決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

鼓勵生育日本可行而中國斷不可為

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口那麼多，人口密度那麼大，還要鼓勵生育，而中國人口雖多，但國土幅員遼闊，經濟資源固然不能與俄羅斯、美國相比，但比日本還是綽綽有餘，況且經過40年計劃生育，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之列，何以泱泱大國非得繼續堅持計劃生育？

第一，日本比中國更有能力負擔較多的人口

2012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5,774美元，中國的數字是5,432美元，日本人均財富是中國的8.43倍。如果日本人寧願承受與中國國民一樣的生活水平，它的總人口可以膨脹到10個億；反過來說，中國人口繼續不加節制地增加下去，只會令國民的生活狀況愈加窘迫，也會令目前由於人口過多而加劇的人與資源、人與財富、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緊張，釀成更大更多的社會發展問題。

日本資源匱乏，但日本人憑藉一技之長足以從地球上任何國家那裡獲取它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反身自問，我們目前尚沒有那種力量。出於民族情緒而抵制日貨之所以難以奏效，蓋由於日本技術已滲透到全球經濟的各個領域，況且所抵制所謂之「日貨」，不僅包含著日本人驕傲的技術利得，也浸潤著中國勞工的血汗！

第二，日本面臨勞動人口枯竭的危機，而中國長期內勞動力供給仍然過剩

日本戰後在短暫的人口增長高峰後，70年代中期人口發展出現逆轉，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快，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日本人口總和生育率1975年首次跌破2至1.91,1990年降至1.57被稱為「1.57衝擊」，但下降的腳步並未停止，直至2001年的1.33。生育率銳減使得每年新生兒數量有可能少於死亡人數，人口「少子化」呈明顯趨勢。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政府出台鼓勵與獎勵婦女生育的政策，以便保障經濟系統必要的勞動力、尤其是青年勞動人口的供給，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的經濟成就從來沒有仰仗過「人口紅利」，戰後日本崛起之際，正是第一次嬰兒潮撫育之時，而第二次嬰兒潮尚未來臨。

即便按較窄的口徑計算，目前我國20-59歲年齡組勞動人口為8.39億，30年內仍將維持在7-8億之間，在數量上相當於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的總和。這還未考慮生產力水平因素，除非生產力水平踏步不前，正常情形下隨著生產力水平特別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我國人口中還將釋放出源源不斷的剩餘勞動力，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缺乏勞動力，勞動力人口總體上仍然是嚴重過剩的，就業壓力還將長期存在。

在堅持計劃生育政策、長期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情況下，我國勞動人口總量當然會逐漸減少，人們因此擔心「人口紅利」的消失，卻沒有認識到，中國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是必然要消失的，這並非節制生育之過，而是技術創新上不思進取、單靠消耗資源與廉價勞動力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結果。

第三，日本鼓勵生育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而中國不節制生育卻只會加劇老齡化的社會負擔

日本是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之一。由於日本人平均壽命大大超過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及眼下超低的生育水平，日本人口老齡化趨勢變得愈發明顯。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研究所的預測，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將高達35.7%。日本雖然採取鼓勵生育的措施，但因為人口增殖的自我約束，能起到多大作用亦未可知。但以日本強大的創富能力、以完善的社會養老與福利保障體系相匹配，就算將來三人行必有老者，也構不成日本人口毀滅性的災難。

人口老齡化是發達國家人口發展的普遍現象，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帶有「跨越式老齡化」的顯著特徵，就是在我國尚未成為發達國家，但又必須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比發達國家較早出現人口結構老齡化現象。我國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確系計劃生育所致。其一，這是「人口過多」和「人口老齡化」之間，兩害權衡取其輕，是實行計劃生育控制總人口必須接受的一個結果。其二，只要持續穩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齡化率雖然提高，但老齡人口的絕對數逐漸減少，因而養老總負擔反而減輕了。其三，只要提高生產力水平，建立全民覆蓋的社會化養老制度，佐之以延遲退休等措施，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不可克服的社會難題。

試圖通過多生人口來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無異於飲鴆止渴。如果增加生育，不僅添加了未成年人口的養育擔負，把現有老齡人口可能享受的部分福利奪去了，而且還給將來準備了更多的老齡人口，舍此無他。

第四，日本人口發展具有自發的節制機制，而中國人口自我約束的能力微弱，一旦放開生育，後果不堪設想

中日兩國的人口問題，表面上有相似之處，比如少子化、老齡化，但彼此之間的基本區別在於：一個是高度工業化發達國家的人口問題，一個則是初步工業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問題。日本總人口雖然不少，但人口總量尚不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壓力，最重要的是人口再生產具備了自我約束的機制，即使政府鼓勵生育也不致總人口膨脹到失控的地步。中國的人口問題，從根本上說，既不是過去生的太多，也不是現在生的太少，而始終是人口太多。人口超載始終是制約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我國人口總量減少到適宜人口之前，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不可動搖。

另一方面，雖然經過30年改革開放和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大中城市人口已經呈現類似發達國家生育率自發降低的跡象，但總體而言，中國人口再生產還缺乏可以信賴的自我約束機制。目前要求中央政府放鬆生育限制的呼聲強烈，把脈群情，中國人的生育渴望感同身受。全國各地生殖中心的生意火爆，不少人試圖通過生物技術達到一石二鳥、一胎多育的目的。足見國人在公序良俗上自甘墮落，在投機取巧上無所不用其極！如此情形，一旦放開生育，後果不堪設想。

中日人口之別在「人」上而非「口」上

惟面對日本時，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口並不算多。這差不多是人們願意拿日本當鏡子的心思所在。本文履行著論辯規則，隻字不涉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但誰也不能否認，中日兩國的人口還是有別的，依如中日兩國始終有別。

中日兩國人口之別，不在數量上，不在人口的「口」上，卻在人口的「人」上。日本人早不再是只會添丁加口的人，相反是讓日本政府擔憂著不願為大和民族生育的人；同時在世界的印象里，日本人又是有著令人驚嘆的學習能力，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或國家逆境中，做得到脫胎換骨地改變自己、能夠臨機應變順應時勢的人。而我們中國人，是在文化昌明之當今世界，仍念念不忘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人，是讓政府不得不隨時防範著超生多育的人；是坐擁13億人口之眾，一想到人口可能負增長便擔心亡族滅種的杞人憂天的人；是節制生育讓他寢食難安，但水土流失、環境惡化、有毒食品卻可以默默忍受的人；是自主創新無心乏力、寧願自貶價值貪食人口紅利承擔悲慘增長的人！

20世紀中葉，中國人與日本人曾一起站在時代的起跑線上。日本經濟在戰後奇蹟般的崛起，理由千萬條，從人口學上看，自明治五年（1872年）頒布《學制令》以來，日本人口發展尤重「人」的開化、教育和教養，故如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所說，日本戰敗後雖然物質財富灰飛煙滅，但其國家財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識水平的人還大量存在。而戰後中國人口中80%以上文盲，大多數民眾矇昧無知，新中國成立後沒多久便以階級鬥爭為綱，知識教育荒蕪，結果幾十年下來，除了越來越多的人口，真正的人類文明成就乏善可陳。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日本文字也是從漢字演變而來。19世紀中葉，日本人眼見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中開戰即敗、屢戰屢敗，又見識了西方列強的文明與繁榮，旋即洗心革面，將中國先師棄如敝屣。日本經歷明治維新，僅在36年間，甲午之戰令中國受辱，日俄戰爭叫俄國受挫，一躍躋身於世界列強。明治時代初期日本只有三千餘萬人口，而當時中國剛經歷太平天國之亂，光緒十三年（1887年）人口銳減至3.78億，仍是日本的十倍。可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或衰微，不在於人口之「口」多寡，而在於人口之「人」強弱。

中日人口之間的「人」際之分，也許還能追溯到更遠年代。中國人崇尚儒學，格物倫理化，向來拙於觀察自然。只有一個清朝醫生王清任，觀察被野狗啃食的孩童屍體，方知國醫中繪製的臟腑圖形與實際不符，連件數多少都相差，於是著《醫林改錯》。相比之下，日本當時不乏王清任這樣的人。日本醫生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得西方醫書和解剖圖後就去刑場觀察，驗證後嘆服西醫學，兩人共同翻譯西方醫書，還是用漢語翻譯的。所以周作人說：「從這裡看來中國在學問上求智識的活動上早已戰敗了，直在乾嘉時代，不必等到光緒甲午才知道。」（詳見《讀書》2013年5月號，韓連慶《細校蟲魚過一生——周作人的博物學》）

日本人之於中國，猶如一根芒刺。有它刺痛著，原以為中國人會變得自強些。為了抵觸計劃生育加於個人的生育限制，就拿日本這面鏡子來映照，可惜照出的不是人丁興旺的中國繁榮景象，卻只有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