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賦予人生一種格調

思考本身給了人生一種格調，使你不會太在乎瑣碎的問題。——周國平

郭世英對我一生影響最大

人物周刊：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寫自傳的想法？

周國平：一方面是因為一家很有實力的出版社主動來找到我，他們認為我的書在市場上沒有做夠，應該有更廣泛的需求，希望與我合作。另一方面，我寫自傳的想法由來已久。

我從初中就有了寫日記的習慣，到了大學，正是文革，由於政治形勢非常危險——日記里有小資有懷疑，另一個原因是我日記的主角——對我的大學甚至一生影響最大的人郭世英的去世，使我非常絕望，所以我把一大紙箱日記都燒了。後來，在廣西工作期間，我又開始對那段時間做了斷斷續續的回憶——並有幸保留至今，成為我自傳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是喜歡把日子過得明白一點的，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系統地回顧自己。一個人到這個時候，應當可以回顧一生了，也算是送給自己的退休禮物吧。

人物周刊：您在這個寫作過程中的精神狀態如何？是否對自己有新的認識？

周國平：我歸納自己的人生態度，可以用三個字概括，就是真性情。功利的，外在的東西並不重要，我更重視自己的內心生活，包括知性和情感生活。這樣的生活態度——通過系統的回憶和反思，我發覺是和我小時侯的身心狀況有關係的。

我小時侯就很敏感，身體上的、神經上的。比如手上划了一個很小的口子，盯著它看，看著看著，我就想，血啊，我也許就要死了，然後就真的昏過去——一般的垂危的場面都非常容易讓我昏過去。我真的非常敏感，比較關注自己的感受，關注得比較細。這一點，使我在與外界交往上有障礙。我在初中是一直受同學欺負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一個女同學來我們男生的學習小組教我們做紙花，別人不給她開門，我開了，後來女同學走了，他們就把我的手背過去，按倒。所以，幾乎每次從學習小組出來，我都是哭著回家的。對一個孩子來說，那是很難受很傷心的。

這一點，這些年都沒變，不過是比以前更堅強了。比如現在，我成了點名，好像比較老練了，但其實在心裡，還是對人際交往很怵的，很怕別人讓我做講座，能推的盡量推。

人物周刊：您的年輕時代的精神成長環境如何？

周國平：大學期間與郭世英交往那一段，占很大比重。他確實是影響我一生的人，我的精神追求的方向都是他奠定的。

進大學之前，很懵懂。從童年到少年，我的生活中沒有導師，沒有一個震住我的人——讓我覺得就應當這樣做人。我也不知道讀什麼書，儘管那時候是很愛讀書的：家境貧寒，初中每天上學5站地我一小時步行，省下4分錢的路費，去中國書店買舊書，如果看到一本心儀的，就天天去盯著，直到自己的錢攢夠了。那時候就是覺得讀書是有意思的，自己是要一輩子做學問的，直到大學認識郭世英——認識他，讓我認識到：學問、知識本身不是第一位的，生活、精神追求才是。

我是1962年進北大，正是文化專制嚴重時期，階級鬥爭，反修，都開始了。大學課程非常教條，雖然是哲學系，但是哲學內涵非常少，也不是馬列，是教條化的簡單化的馬列。統一的教材，是我們第一號的官方哲學家艾思奇的《辨證唯物主義》。讀哲學系的人，基本都是中學的學生幹部，要走仕途的。我當時的報考是出於求知，以為哲學橫跨文理。

但入學不久，就發現在這樣的大學學不到什麼。認識郭世英，讓我豁然開朗。郭在那個環境里完全是異類，對我來說是全新的人的類型。高大英俊，幽默成熟，非常有人性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對真理認真的態度。印象非常深的是，入學教育討論上，他反省自己，如何從一個「好學生」到開始問「為什麼」，甚至問「馬克思主義」為什麼……他讀了大量我們無從接觸的書，視野和我們非常不一樣。他常說，人生的意義在於內心的充實。

人物周刊：這之後的思想成長曆程又是怎樣的？

周國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烙印深的還有在廣西的8年半時間。我當時是縣委小幹事，後來是黨校教員。主要工作是給農村幹部讀報，配合中央的宣傳中心。這在農村已經是思想理論工作，但其實沒有任何精神內涵，沒有獨立思考。我工作起來還是仔細認真的，比如批林批孔的時候，我非常認真地讀了《論語》、《孟子》、《韓非子》，把儒家、法家比較一番，課講的還是很有內容的，但怎麼也不是創造性工作。有的人是有很強的精神本能的，我就是這種。當時突然發現人類的廣闊的精神世界和這裡沒有任何關係，覺得非常可憐可怕。在那樣年復一年的貧乏的環境里，看不到前途，異常壓抑寂寞。

人物周刊：精神生活的來源呢？

周國平：想辦法讀書啊，宣傳部書架里39卷的《馬恩全集》和39卷的《列寧全集》，我通讀了。然後發現縣中學圖書館有一套解放前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也想辦法讀到了。後來批林批孔，就可以看到古籍了，《史記》、《三國》都是那時候讀的。我還寫點東西，比如韓非的法制理論，還有一篇很長的研究列寧的一個思想——社會主義革命容易在落後國家發生，但很難完成，它反而更容易在先進國家完成，在落後國家是很容易復辟的……等等。我也沒想發表，就是想盡量弄明白這些問題。

人物周刊：這一階段您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周國平：我的人生態度是在這時候確立並牢固起來的。當時和我同去的有60多個大學生，基本是兩種出路，要麼是完全被同化了，沒什麼精神追求了；要麼就是走仕途。論世俗的功利，我是有機會的——60來個人里，只有我一個一開始就分在縣機關，但我不珍惜、不爭氣，就知道看書，也不會坐辦公室。

後來我的一些同學相繼到省城了，我卻被調到偏僻的黨校。我也不是不羨慕。但有次出差去看他們，回來我就堅定了——我不要那樣的生活。他們勸我，搞什麼理論問題啊，那是有人定下來的，不是你的事，你就搞好人際關係得了。我一沒這個能力二也厭惡，所以也就算了。忽視外在功利，更注重內心，這個基本方向，也就定下來了。

人物周刊：現在的自己和那時候的自己有什麼區別？

周國平：大的方向沒有變，只是人變平和了，更看重普通生活的樂趣——比如與家人，與朋友在一起——年輕時候是很不屑的。

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

人物周刊：您是否介意被稱為「暢銷書作家」？

周國平：不介意。要看你怎麼定義了。首先我不是特別暢銷——當然在研究哲學的人里還算是暢銷的。作家的暢銷有兩種，一種是為市場而寫，就是盯著暢銷去的，寫手一類；另一種是「恰好」暢銷。我算後一種吧。而且我的書也是長銷的，至今前幾本書還在重印。

人物周刊：您對自己的讀者的定位是什麼？或者您只是寫您心中所想？您希望讀者從您的書中收穫什麼？

周國平：沒有讀者定位。讀者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抽象的。而且我向來不是胸有大志要解決社會問題的。我更多的是關注自己。我希望讀者通過我對問題的思考，學會面對自己的困惑，而不是沉溺或逃避。想清楚，會好受些。

人物周刊：您長期以來以寫作哲理散文、性靈小品著稱，您的哲學專業研究進度如何？這兩種工作衝突嗎？

周國平：我的哲學研究項目，主要有：1990年代初以前是尼采，1990年代中後期與徐友漁合作研究「當代語言哲學的比較」，之後，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課題，有關西方哲學傳入中國的接受問題——這個問題，我早就有興趣了。長期以來，中國接受西方哲學的態度，一直是簡單化的，不把哲學當哲學，而是當思想武器，要解決問題的，非常功利地為我所用。比如尼采之於魯迅，主要引進的是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要做主人不做奴隸，還有嚴復引進英國自由主義、進化論，都是如此態度。

之所以在尼采之後我沒有做更長期的專項研究，是因為我個人生活的很多突變，失去女兒妞妞，離婚，等等，使我不能長時間集中精神從事那種類型的工作——那是非常枯燥、系統、嚴密的工作。

人物周刊：您能不能給哲學家做一個界定？哲學家應該有哪些必需素質？

周國平：每一個人對哲學工作者定義都不一樣，差不多都是以自己的形象為標準的，都是自我辯護，我也難免啊。也許有兩條標準：一個關注根本問題，以理性和感性方式，關注人生社會自我和他人的根本問題；二是憑獨立思考解決這些問題。哲學家應有宗教家的靈魂和科學家的頭腦。

人物周刊：在目前中國，哲學家這種身份有什麼象徵意義？

周國平：落伍過時的人。

人物周刊：當代中國，可以稱為哲學家的有誰呢？哲學家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如何？

周國平：「哲學家」這三個字一般被用在三類人身上。一是哲學天才，真的能創造新的哲學思想，有一套可以為後人發展繼承的理論體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當下一個哲學家也沒有；二是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人，那就多了；第三，有哲學家的靈魂的人，為那些根本問題苦惱，以此為頭等大事的人，這樣的人在其他職業中的分布甚至比在哲學工作者中更多些。我就認識一個安徽農民。他認為自己發現了哲學的真理，非常執著投入，找到北京，一定要發表他的論文，似乎不這樣，真理就會和他一起死去。所以說，我們有的基本只是哲學工作者和哲學瘋子。真正熱愛這門學問的，勤奮踏實，學術上有貢獻的不多。很多人，也就當個職業，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哲學本意上來說，都沒熱情，也就沒有什麼真成就——當然他可能會有很大的工作量，也可以評上職稱。

人物周刊：您自己呢？您認同的自己的第一重身份是什麼？哲學之於您呢？以哲學為專業對您日常生活的影響是什麼？

周國平：人，影響是不易察覺的，潛在的。可能看問題的角度會不一樣，主要是好的影響。哲學是一種分身術，有哲學思考習慣的人，就容易把自己分離，把內在的自我與外在的生活著的受苦的自我分開，站在上面看。有這樣的習慣，可以活得明白點，可以度過難關。

人物周刊：您似乎很強調「認真」一詞。

周國平：認真，是西方人文思想的關鍵。如果把人性分三個層次，生物的、社會的、精神的，那最高級的精神性的，就應當包涵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絕不糊裡糊塗。中國文化里是沒有這個傳統的。科學精神和嚴肅宗教的缺失，很大程度因為這個。

人物周刊：您看新聞嗎？關心時政嗎？對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國際關係，譬如中美、台灣、伊拉克問題的看法又是什麼？

周國平：我基本不看電視，偶爾經過時看一眼。報紙翻一下，看看國際部分。我覺得基本是在浪費時間，那些信息絕大部分毫無意義。我不操心日常生活。至於改革、國際關係，我認為在報紙上看不到實質。我也沒有去專門思考，因為那需要佔有大量時間，我不可能花時間在上面，那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比較關心伊拉克，恐怖主義是大問題。

人物周刊：那您怎麼看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您認同自己的這重身份嗎？您怎樣評價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

周國平：我從來沒有給自己這樣的定位。當然知識分子是有社會責任的，包括我本人也應當有。但我認為，知識分子首要的責任不是社會責任，而是對神聖價值絕對價值的責任，沒有這個就不宜談社會責任。要清楚的一點是，在社會責任之上，還有對上帝（普遍意義上）的責任。談到這個問題，我經常會有些偏激，我反對僅僅強調社會責任，因為我看到太多沒有靈魂生活的知識分子，他們自己的內心是很糟糕的，很污濁的，與他們的公眾形象是不吻合的。

人物周刊：您有什麼社會兼職嗎？每天的工作日程是怎麼安排的？您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嗎？娛樂生活有哪些內容？

周國平：我的生活很單調。早上跑步，9點開始工作到下午5點。晚上看看書、陪陪孩子。偶爾外出講座，朋友圈子基本是學界的，也有藝術家朋友，我喜歡和他們玩，喜歡他們生命的奔放，我自己是很木訥的。喜歡看看義大利電影。

人物周刊：回顧往事，您最驕傲的事是什麼？最後悔的事是什麼？

周國平：驕傲的是有啾啾，後悔的是失去妞妞。

人物周刊：您最愛做的事是什麼？最討厭做的事是什麼？

周國平：愛做的是讀書寫作。討厭的是搞人際關係——很害怕，不舒服。現在情況好多了。寫作讓我經濟上寬鬆了很多，使我可以不必為利益（可能是應得的）在權力人士間走動。訴說自己的需要這是難免的，比如為了房子。雖然要求是合理的，但我還是覺得那樣做有些屈辱。現在自由了點，給就給，不給就算了。

人物周刊：您偏愛哪些作家、思想家？最近在讀什麼書？

周國平：哲學家裡，尼采、叔本華——他們激情關注人生，柏拉圖、康德——他們深刻，有創建，休謨、蒙田——平易親切。文學家裡，永遠的最愛還是托爾斯泰，從他的日記和小說里，我看到一個真正關注靈魂、不停地反省和詰問自己的、苦惱真誠的人，他對人對生活的觀察異常樸素，讓我望塵莫及。

最近在讀一本《娛樂至死》，批判圖像文化取代文字文化的，不錯。另有一本《哲學的慰藉》，一般，實用主義傾向嚴重，把哲學的靈魂去掉了。還有一本博爾赫斯的《80憶舊》，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覺得您的父母對您有什麼影響？

周國平：我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人，父親是小職員，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對我的影響是：老實做人，過簡樸的生活。

人物周刊：您最想您的孩子明白的道理是什麼？

周國平：一，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並做到盡善盡美。二，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則。前者是幸福所在，後一個是尊嚴所在。

人物周刊：您覺得做人首先要對什麼負責？

周國平：自己，人的生命最可貴，沒有人能讓你再活一次，如果你虛度，也沒有人能真正安慰你。

人物周刊：您曾經感到孤獨嗎？

周國平：經常會。這個挺好。比較不好的是，現在孤獨的機會少了。家裡熱鬧了，獨處的時間少了，很遺憾。

人物周刊：您認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周國平：就是去思考人生的意義！早就發現了，沒有答案的。但思考本身給了人生一種格調，使你不會太在乎瑣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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