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償性出生高峰真的會出現嗎？

很多人以為計劃生育晚停止一兩年沒有關係。其實生育障礙率在逐歲提高，今年能懷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懷不上了。

經濟觀察報 易富賢/文

剝開生育率預測數據的層層筍殼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遲遲未動的人口政策邁出了跨時代的一步——實行單獨二孩政策。依照本屆領導的執政邏輯，這一步原本可以邁得更大，目前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兩個課題組論證全面放開二胎後將出現難以承受的出生高峰。

其中，蔡昉等20多位人口學家完成的《中國人口發展報告2011/12》認為全面放開二胎，生育率將超過4.4，每年出生4700萬；即便單獨二孩，生育率也會反彈到2.4。翟振武課題組預測全面放開二胎後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即便單獨二孩，生育率也會反彈到1.8以上。

2014年3月《人口研究》的文章公布了翟振武的論證依據：生了1個孩子的15～49歲婦女有1.52億，60%～70%有生二孩意願，全面放開二胎的話，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

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庄在新聞發布會說，目前全國約有1.5億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有近70%至80%的家庭有再生育意願，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即約9000萬育齡夫妻有生育兩個孩子的意願和計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本文用「剝竹筍」的方法，看看這些數據有多少真貨。

第一層筍殼：有人想生也生不了

翟振武文章中附有國家衛計委分年齡的生育意願數據：20～24　歲年齡組有79.9%打算生第2個孩子，25～29　歲為70.2%,　30～34歲為60.3%，35～39歲為52.4%，40～44歲為38.6%。

但有生育意願不一定能夠成功懷上孩子。1980年以來，中國不孕人群逐年遞增，其比例已升至10%～15%左右。而美國的不孕率卻從1965年的11.2%下降到1982年的8.5%、2006～2010年的6%。

另外，即便成功懷孕，也不一定能最後生下孩子。由於子宮和激素等原因，部分胎兒難以成功活產。「生育障礙率」是指生理上難以成功活產孩子（包括不孕）的比例，不孕、墮胎和剖腹產是導致生育障礙的重要原因。中國的不孕率、剖腹產率和墮胎率都高於美國，生育障礙率應該比美國還要高。這裡姑且採用美國的「生育障礙率」數據：15～29歲為11.0%，30～34歲為14.2%，35～39歲為39.3%，40～44歲為47.1%。

將翟振武文章所列的各年齡婦女，根據生育意願和生育障礙率重新計算。比如，30～34歲婦女共3385萬人，60.3%有生二孩意願，有14.2%存在生育障礙，最終只有1751萬婦女能生下二孩。依此類推，這1.52億婦女將最多出生5827萬孩子。

翟振武認為補償性生育是分四年完成。每延遲一年，對應的是下一個年齡組的生育意願和生育障礙率。經過平移計算，最多只能多出生5274萬孩子。

第二層筍殼：有人原本就會合法生二胎

目前中國人口中仍然有超過60%是農村戶籍，農村一孩是女孩本來就可以生二孩，國家衛計委的《2013年生育意願調查數據報告》顯示，全國每個婦女可以生1.354個孩子。而二孩平均生育年齡為32歲，也就是說還有相當部分35歲以下婦女在舊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胎，但目前還來不及生。

假設上述15～35歲婦女中的35%在舊政策下可以合法生二孩，合計有1390萬二孩本來就是可以合法出生的，那麼全面放開二胎只會多出生3884萬（5274-1390=3884）。

第三層筍殼：有人原本就打算超生二胎

目前已經出生的單獨二孩，都是在政策前懷孕的（原本算超生），比如湖北從3月27日到8月31日，收到單獨二孩申請19878例，其中已出生6309人（39.9人/天）。浙江從1月17日到5月31日，批准申請43147例，出生2444人（18.1人/天）。全國人口是湖北、浙江的23.3倍、24.5倍，那麼估算全國每天超生930～443人，均值687人，每年超生25萬人。而以17.2%的生育障礙率計算，對應的是30萬「著手」懷孕的人群。

單獨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超生比例就不低了；全面二孩是城鄉受益，而農村超生二胎的比例還較高。假設目標人群35%原本就打算超生，那麼因為全面放開二胎只能多生2525萬（3884×65%=2525）孩子。

第四層筍殼：生育理想轉變不了生育現實

上面是假定生育意願都能「兌現」成生育率，其實理想子女數與現實生育率是有巨大差距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的2000年前後的數據顯示，24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63.5%。比如愛爾蘭、英國、美國、德國的理想子女數為3.03個、2.53個、2.67、2.40個，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1985年台灣地區的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5，2010年為2.05。如果生育理想得以實現，那麼總和生育率應該穩定在2.0～2.5之間，但是總和生育率卻從1980年的2.5一路狂跌到1990年的1.8、2010年的0.9，說明很多婦女「壯志未酬」。1998-2008年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8%。

從1977年到2010年，日本婦女的「生育理想」只是從2.61個下降到2.42個，但是總和生育率卻從1.80下降到1.39，因為理想與現實之間隔著千山萬水。比如2010年日本婦女理想子女數為2.42個（「腦動」），但是考慮各種現實壓力，只打算生2.07個（「心動」）。很多人仍然會躊躇不前，付諸「行動」的比例更低。由於不孕率和生育障礙率很高，「行動」還不一定能夠導致「胎動」；即便出現了「胎動」，還不一定能活產（「嬰動」）。可見，從生育理想到現實，需要「過五關」：腦動-心動-行動-胎動-嬰動，層層折扣。1992年-201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1%～57%。

上海200多萬個雙獨家庭中有40%～50%的人願意生二孩，但是2008年以來的5年時間裡，只有15000對夫婦提出申請，只出生7000多人。2011年河南在全國最後才實行「雙獨二孩」政策，預計每年將多生1.8萬人，但是政策實施兩年來，僅有600多個家庭生了二孩。

考慮到生育意願和生育現實的差距，上面分析的2012年全面放開二胎後的「2525萬補償性出生」還需要扣除30%的水分，只剩下1767萬。

第五層筍殼：有人會主動放棄生育機會

其實「筍殼」仍然沒有剝乾淨，還有相當部分人會主動放棄生育機會。比如，上海雙獨二孩的出生/申請比只有50%。

在2014年單獨二孩申請中，以女方年齡統計，上海30歲以下的佔16.96%，30～34歲佔56.18%，35～39歲 占 25.33%，40～44歲 佔1.44%，45歲及以上的佔0.10%。根據美國的生育障礙率的數據，估算上海雙獨二孩申請者中有29%左右主動放棄生育。

全國放棄生育的比例和申請者的年齡都低於上海，因此出生/申請比將高於上海。浙江省的女方申請者年齡在全國比較有代表性：24歲及以下佔3.3%，25～29歲佔33.7%，30～34歲佔46.6%，35～39歲佔15.1%，40歲及以上佔1.3%，那麼申請者主動放棄生育的比例估計為17.8%。

上面分析的全面放開二胎後的「1767萬補償性出生」還需要扣除主動放棄生育機會的17.8%，只剩下1453萬，只有翟振武預測的9700萬的15%。

二孩申請會逐月、逐年減少，假設補償性出生在1～4年內以4:3:2:1的比例釋放，那麼每年將多出生581萬、436萬、291萬、145萬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萬計算，每年總出生人數為1964萬、1819萬、1674萬、1528萬，遠低於翟振武、蔡昉課題組所預測的4995萬、4700萬。

其實，仍然還殘餘一些「筍殼」：如雙獨家庭原本是可以生二孩的，全面放開二胎對他們沒有影響。

單獨二孩實踐驗證補償性出生

2014年1月17日，浙江在全國率先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截至6月1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29個省、市、區（130799萬總人口）都已經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截至8月31日，全國只批准單獨二孩申請約62萬例，包括在政策之前266天內懷孕的約18萬例（「超生」687人/天）。

可以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各省人口數和這次截止8月31日實行單獨二孩的天數，進行加權平均。比如浙江總人口5443萬人，到8月31日已經實行單獨二孩政策226天，二者相乘，為1230048萬人·天。將各省的數據相加，為19662664萬人·天，除以130799萬總人口，加權平均為150.3天。

也就是說到8月31日，相當於全國實行單獨二孩政策150.3天，平均每天批准4124例申請；扣除政策出台前懷孕的18萬例，那麼新增申請是2927例/天。申請人數在逐月減少。假如全國今後214.7天每天批准2700例，那麼一年（365天）只能會批准120萬例申請，減去政策前懷孕的18萬例和政策後原本打算超生的30萬例，剩下的72萬例以75%的出生/申請比計算，只會多生54萬人。補償性出生在1～4年內以4:3:2:1的比例釋放，那麼每年多生54萬、40.5萬、27.0萬、13.5萬人，合計只會多生135萬人。

根據翟振武的預測，單獨二孩政策後累計將多出生1000萬人，全面二孩政策累計將出生9700萬，是前者的9.7倍。那麼把上面的數據乘以9.7，全面二孩後1～4年也只多出生524萬、393萬、262萬、131萬，合計只多生1309萬人，比上面用「剝竹筍」的方法計算的結果還少。

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出台後，已經釋放了一些補償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的話，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會補償性多生400多萬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萬計算，那麼合計只出生1800多萬，總和生育率只有1.7。

由於目前的生育意願已經很低。停止計劃生育，累計補償性出生也不會到2000萬，峰值生育率能達到1.9、2.0就算很不錯。即便是最誇張的估計，峰值出生人數達到2500萬（事實上不可能），也不過相當於中國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

中國能做好「接生」準備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的《大國空巢》都提出：停止計劃生育後出生高峰越高越好。縱觀人類歷史，出生高峰往往導致此後的經濟繁榮。中國1963年到1974年這次出生高峰共出生3億多人口，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騰飛的人口學基礎。

二戰後的嬰兒潮奠定了發達國家幾十年的經濟繁榮。以美國為例，20世紀50、60年代，嬰兒潮人口帶動了玩具、卡通、流行音樂的成長；70、80年代，步入結婚活躍期的嬰兒潮人口帶動了房地產、汽車業的成長；1990年代，步入消費黃金期的嬰兒潮人口又帶動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成長。

現在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危機很大部分原因是由於1970年代之後的嬰兒荒；而美國經濟能率先復甦，是因為在1980年代後生育率回升到2.1左右，又出現了一個嬰兒潮。

中國經濟已經面臨拐點，缺乏增長點。經濟問題的核心是內需不足，一方面是計劃生育直接導致年輕消費者數量不足；一方面是很多人擔心獨生子女養不了老，不敢消費。停止計劃生育的出生高峰將帶動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從孕婦服飾、嬰兒奶粉、尿褲、哺育用品、洗護用品、嬰童服裝、幼教用品、多層次教育，到房地產、汽車等幾乎所有方面），對內需的拉動作用遠遠比房地產和汽車要大。最重要的是，這種拉動作用是可持續的，將推動今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為孩子投資是一種本能反應，只要政府解除限制，家長會不斷地進行投資，大大改善內需市場。可見，停止計劃生育後的生育高峰是超級內需，是驅動經濟的「孩動力」航空母艦！擔心出生堆積，就像久旱擔心下雨一樣。

從宣布停止計劃生育到嬰兒高峰，有差不多一年時間，政府有時間引導醫院和企業做好「接生」準備。

我與全國多地的婦產科和其他科的醫生討論過，他們都認為中國的醫療資源彈性很大，應付補償性出生高峰是沒有問題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年均出生2500多萬都沒有問題，現在醫療水平和條件還大有提高和改善。

嬰兒食品和服裝行業的彈性也很大。出生高峰對這些企業是巨大的商機，可以提供很多就業機會。市場可以引導企業將奶粉資源配置到嬰兒奶粉上，併合理進口一些嬰兒奶粉，政府也要大力宣傳母乳餵養的好處，普及母乳餵養的知識。

目前城市的入學難是因為城市規划出了問題：現在處於城市化加速階段，大量人口湧入城市，而城市卻沒有建設足夠的學校，農村教師還大量下崗。總體來說，中國教育資源是嚴重閑置的。中國小學在校人數從1998年開始負增長，從1997年的1.40億下降到2013年的0.94億。停止計劃生育，一方面可以避免教師下崗，一方面可以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

鼓勵生育的任務非常艱巨

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發達國家需要每個婦女生2.1個孩子；中國由於嬰幼兒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都比發達國家要高，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應接近2.3。

社會越發達，教育水平和養育成本越高，生育意願越低，婚齡、育齡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單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因此也就越低。佛教國家泰國、伊斯蘭國家伊朗目前的發展水平與中國基本一致，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3年泰國的生育率只有1.4，而伊朗的生育率也只有1.9。台灣地區、韓國的社會發展水平高於中國大陸，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13年的生育率分別只有1.07、1.19。

中國大陸由於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經濟和城市都是圍繞著獨生子女政策規劃的，少生的觀念已經深入骨髓，鼓勵生育的難度比台灣地區、韓國還要大。

中國一方面要面對生育率難以提升，一方面還要面對20～29歲黃金年齡育齡婦女在2011年達到1.14億的頂峰後開始減少，到2032年只有0.65億。另外，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每年死亡人口卻將由2012年的966萬增加到2030年的約1350萬、2050年的約1862萬。即便是鼓勵生育，也難以遏制人口銳減和快速老化。中國人口政策急需敦刻爾克大撤退式的戰略轉向。

今後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每年能多出生幾十萬人就算很大的政績了。而之後鼓勵生育（昂貴的「動能」）很多年，累計「多生」的人口可能還不如現在的補償性高峰（免費的「勢能」）出生的多。如果通過「過渡」方案將補償性高峰過渡掉，是極不明智的。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2014年只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是因為預測全面二胎年出生人數會達到難以承受的數字，但是單獨二孩實踐已經證明停止計劃生育後峰值出生人數也達不到2200萬。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小魚量多且脆弱，最好的辦法是不挑，不揀，不分類，一鍋煮之；小魚久烹則糊，越糊越粘鍋；如果慢慢翻的話，會被翻爛，因此要乾淨利索。中國計劃生育幾十年，「小鮮」已經快「燒糊」了，並且很「粘鍋」（阻止停止計劃生育的力量很大），該翻就得翻。《韓非子》：「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各種分人群、分地域的過渡方案也違背了「人生而平等」這一基本的立法原則。《尚書》：「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人口政策應該有治無類，盡量普惠。

很多人以為計劃生育晚停止一兩年沒有關係。其實生育障礙率在逐歲提高，今年能懷孕的，到明年可能就懷不上了。單獨二孩政策出台後，很多網友向我哭訴：以前能生時不讓生；現在讓生卻生不了。晚停止一年，就多損失一年的出生人口。

就像產前的「陣痛」一樣，停止計劃生育的社會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但其政治、經濟收益卻是巨大的：可以節省財政支出，嬰兒潮能刺激消費，給家庭帶來歡樂、幸福、希望，給人們更多的人性和親情，獲得民心，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恢復國家持續發展能力。停止計劃生育的行政管理成本更低，因為大家都可以自由生育，不用牽扯到地區之間、人群之間的差異，不存在生二胎的資格鑒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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