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南帆：性別、女權主義與階級話語

編者按

在女權主義這場「最漫長的革命」中，男性奴役女性的根源是財產的掌握，女性對男權的反抗與階級話語密不可分。從魯迅的《傷逝》開始，雖然「階級」與「性別」地關係還未明朗，但一批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已經尾隨「個性解放」聯袂抵達文學。之後的革命文學，在力圖推翻一切剝削統治之時，也為女性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勞動將為無產階級內部男女平等提供經濟、法律和社會地位的基本保障。然而，「性別」與「階級」的聯合遠不如想像的那麼順利。無論是理論遠景還是實踐方式，性別之戰與階級鬥爭存在重大差異。尤其是當「階級」在某些語境中替代了「民族」成為衡量標準時，女性仍然是一個遭受階級與性別雙重壓迫的群體。我們必須看到，性別反抗與階級反抗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多重關係，二者共同匯聚為宏大的視野。人們需要進入這個視野，重新評估和分配二者所承擔的不同任務。

「三八」婦女節之際，本號特推出此文，以饗讀者。祝大家節日快樂！

感謝作者南帆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性別、女權主義

與階級話語

作者

南帆

一

「最漫長的革命」——這句話曾經用於形容女權主義對於父權制的反抗。（1）相當長的時間裡，漢語之中的「革命」很少與性別聯繫起來。階級、民族或者國家時常充當了革命的主體；作為一個反抗的共同體，性別很遲才浮出水面。英文之中的「女權主義」一詞19世紀80年代首次出現，旨在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權利。（2）儘管如此，女權主義者多半堅決地認為，男性對於女性的壓迫是最為古老的壓迫，只不過大多數性別盲的思想家視而不見罷了。她們強烈主張，性別必須成為歷史分析之中一個有效的範疇：「我們覺得有必要將性別劃定為一個分析域」；「性別成為破譯意義、理解各種複雜的人際互動的一種方法。」瓊·W.斯科特進一步解釋說，撰寫歷史的時候，「性別」與「階級」、「種族」擁有同等的意義：「許多具有強烈政治意義的婦女學學者們都認為，在編寫新史學著作中運用這三個分類概念（即『階級』、『種族』和『性別』）尤為重要。首先這意味著學者們對歷史的重視，這一歷史反映了受壓迫的狀況、壓迫含義的分析和壓迫的本性，其次，這意味著從學術的角度來理解以上述三個概念為軸心形成的不平等的權力結構。」（3）

各種權力體系形成的不平等結構之中，階級、種族、性別構成了三種最為重要的壓迫類型。而且，不同類型的壓迫往往相互聲援，彼此補充。從男尊女卑的陋習到生產資料的超額佔有，二者之間存在隱秘的通道。這個歷史事實殘酷地打破了溫情脈脈的幻象，兩性之間的社會關係不得不接受經濟收支的限定，無論是浪漫的男歡女愛，還是悲憤的婦女解放運動。魯迅的《傷逝》是一份悲涼凄婉的愛情懺悔錄。兩個無畏的年輕人衝出家族藩籬，自由地戀愛和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女主人公子君的鏗鏘表白閃爍著五四時期啟蒙精神的光芒。然而，這一對戀人最終勞燕分飛。他們的愛情並未遭受外部事件的重創，種種瑣碎的家庭事務不知不覺地瓦解了最初的勇氣和精神追求。由於無視世俗禮儀，「我」喪失了工作，食品、燃料等各項家庭開支迅速地成為問題。陷入經濟窘境之後，子君的精神境界很快下降為庸俗的小市民，以至於「我」開始對乏味的婚姻生活感到厭倦。他們的分手成為一個必然，後續的真正問題是——子君往何處去？《傷逝》之中簡單地交代，子君回到了她父親身邊，而後很快死去——沒有人知道怎麼死的。「我是我自己的」，這種女性形象可能被標榜為五四時期的一個勇敢叛逆者，然而，至少在當時，沒有多少人意識到女性的解放與經濟解放之間的聯繫。沒有獨立的謀生手段和經濟地位，擺脫了父親乃至家族威權的女性只能依賴丈夫的庇護；一旦愛情和婚姻亮起了紅燈，她們不得不重返家族的囚籠，再度向父親乞求一個棲身之所——再度向父權制投降。

《傷逝》1947年中英對照版

《傷逝》發表的前兩年，魯迅曾經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過一個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這篇演講提前涉及《傷逝》的主題。娜拉是易卜生著名戲劇《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她長期在幸福之家扮演主婦的角色，直至一個變故的出現。丈夫的卑劣行為終於讓娜拉意識到，她僅僅是幸福之家一個無足輕重的玩偶。於是，娜拉毅然出走，大幕在關門聲之後落下。這一部戲劇曾經被稱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宣言書」。然而，魯迅的犀利目光延伸到娜拉出走之後的遭遇。按照魯迅的想像，出走之後的娜拉要麼墮落，要麼返回，因為她無法進入社會謀生。「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地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因此，魯迅倡導女性必須為「經濟權」而戰鬥。（4）考察「經濟權」對於婦女解放的意義，這種視野已經將「性別」與「階級」銜接起來了。如果說，《傷逝》的敘事視角僅僅有限地展現了子君的遭遇，那麼，魯迅的《祝福》全面地再現了鄉村女性的悲慘境地。摧毀祥林嫂精神的不僅是父權制派生出來的夫權與族權，同時，她的階級地位無法提供逃離夫權與族權控制的經濟條件。換言之，沒有階級意義上的經濟解放，祥林嫂們的獨立人格和社會權利僅僅是一些空頭支票。

恩格斯認為，男性奴役女性的根源是財產的掌握。私有制、父系社會的出現與保護私有財產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相互依賴。（5）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不贊成孤立的女性權益伸張，女權主義必須從屬於整個社會的解放運動。奪回生產資料，建立合理的勞動和報酬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重構傳統的家庭結構，這是女性解放和獨立的基本路線。因此，至少在現今的歷史階段，女性的權利只能是階級鬥爭全面獲勝之後的戰利品：

「

在階級社會中，這種權利只能使少數中產階級婦女受益；而大多數婦女就像大多數男人一樣遭受壓迫，直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被共產主義所取代。這一觀點認為，婦女解放的關鍵在於婦女進入有償勞動市場，在於婦女參與階級鬥爭；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婦女受壓迫的基礎——她們對男性的經濟依賴性才能消失，孩子公共撫養和家務勞動的公共承擔將免除婦女的家務負擔，使她們能夠充分就業。僅僅通過尋求正義並不能實現這一變革，因為這一變革是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的產物。因此，性別之間的平等不是意志的產物，而是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6）

當然，20世紀之初的五四時期，「階級」主導「性別」——「女權主義」一詞當時尚未廣泛流行——的主張遠未明朗之前，一批獨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已經尾隨啟蒙主義的「個性解放」聯袂抵達文學。廬隱、馮沅君、冰心、凌叔華、丁玲、白薇、蕭紅、蘇青、張愛玲等分別奉獻了她們心愛的女主人公。無論是清雅脫俗還是叛逆獨立，這一批女性形象已經遠遠甩下了古典文學之中深閨思春或者空房怨婦的女性主題。她們勇敢地破門而出，踏入廣闊的社會，對於傳統的「三從四德」不屑一顧；她們的身上湧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理想。激蕩的時代氣氛之中，這種女性形象同時贏得了男性作家的垂青。例如，人們可以在茅盾的《蝕》之中遇到相似的知識女性。她們與意氣相投的男性同伴縱論人生理想，大膽地自由戀愛，甚至放縱自己的性慾。但是，她們與父權制家庭的衝突不再構成主要矛盾，茅盾驅遣她們投身革命，展示她們進入階級大搏鬥之後「幻滅」、「動搖」、「追求」的精神三部曲。「革命文學早期的作家常常把革命個人化，或者把浪漫的性冒險革命化，因為這些全都基於烏托邦願望。」（7）或許可以說，革命是性別反抗與階級反抗的交匯領域。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於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同時也是為女性開拓一個嶄新的空間。

《蝕》1932年開明書店出版

若干年之後，茅盾發表了《「革命」與「戀愛」的公式》一文。茅盾指出，文學之中正在盛行「革命」加「戀愛」的公式。許多作品之中的主人公既熱衷於革命，同時又積極戀愛，二者之間存在三種不同的比例構造。第一種類型為戀愛妨礙了革命，作品的結局多半是主人公犧牲戀愛成全革命，一己之私不能成為宏偉事業的絆腳石；第二種類型是「革命決定了戀愛」，「幾個男性追逐一個女性，而結果，女的挑中了那最『革命』的男性」二者「相因相成」；第三種類型是「革命產生了戀愛」，革命環境催熟了年輕一代的愛情，他們在鬥爭之中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儘管茅盾對於「『戀愛』穿了件『革命』的外套」或者將「戀愛」與「革命」相提並論頗有微詞，但是，他的作品並未徹底拒絕「革命」加「戀愛」的公式。（8）當時文學想像之中，「革命」之所以允許「戀愛」佔有如此之大的份額，女性的解放作為一個隱蔽主題構成了階級解放推波助瀾的內在動力。

然而，「性別」與「階級」的聯合遠不如想像的那麼順利。女權主義普遍抱怨，階級「這一範疇無助於分析婦女受到的特殊壓迫，或者哪怕是驗證。階級概念的確是性別盲。」（9）即使在革命隊伍內部，女性仍然無法避免男性戰友的歧視，她們往往扮演等待男性拯救的弱者。另一方面，階級話語譜系無法對女權主義給予高度評價。對於胼手胝足、饑寒交迫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說來，那些主張「個性解放」或者瀰漫著荷爾蒙氣息的革命又有多少意義？階級大搏鬥，血與火，打碎國家機器，革命戰爭與奪取政權——這一幅圖景之中，所謂的女權主義僅有微弱的衝擊力。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崇高而堅定，具有強悍的男性氣質；相形之下，女權主義曖昧而陰柔，只能用感傷、頹廢或者刻薄的詞令對付堅硬乃至殘酷的現實，這種革命帶有明顯的小資產階級性質。

的確，當階級分析逐漸覆蓋啟蒙主義繼而被認定為普遍的話語之後，女權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複雜糾葛令人再度想到這個概念：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如同小資產階級話語的一個分支；女權主義擁有的魅力以及遭受的非議無不可以圍繞這個概念獲得重新解釋。

二

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發表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換言之，女性的生理性別僅僅是一種表象；一系列傳統觀念、意識形態具體地規定了女性的言行準則和社會地位。這亦即sex和gender的區別。前者為「性別」，後者為「社會性別」——gender的詞義包含了社會文化對於性別的建構和規範。許多場合，後者的標識意義遠遠超過了前者。證明一個人性別歸屬的時候，服裝、舉止、表情、肢體語言、修辭風格以及知識結構、精神視野等構成了主要證據，生理特徵的意義遠沒有想像的那麼大。某些男性進入互聯網的虛擬空間別有用心地偽裝成年輕的女性，奏效的策略不過是模仿女性的言辭和口吻。女權主義力圖揭示和批判的是，父權制和男性中心主義即是將種種歧視女性的觀念壓縮於這些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之中，公開或者隱蔽地迫害女性。這些迫害的基本手段是，社會文化不僅將女性訓練為合格的「女人」，而且將「女人」束縛於卑賤的位置之上，心甘情願地接受男性的統治。

波伏娃與《第二性》

（法文版）

女權主義顯然包含了性別平等、反抗歧視的訴求。從1850至1920年左右，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發生於幾個西方國家，最終以女性獲得選舉權而宣告結束。20世紀70年代，英國的婦女解放運動已經制定七項清晰的訴求清單；前四項訴求首先獲得婦女解放運動大會通過，另外三項訴求幾年之後在另一次婦女解放大會之上達成共識：

1.同工同酬；

2.同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均等；

3.自由避孕和墮胎；

4.24小時免費兒童看護；

5.女性在法律和財務上的獨立性；

6.終止對女同性戀者的歧視；

7.全體女性享有不受男性威脅或暴力脅迫的自由；終止維護那些以男性為主導的現象和男性對女性的侵害的法律制度。（10）

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女權主義的主張業已完整涉及性別獨立的各個方面；女性為自身設計的社會學規劃逐漸成熟。上述的各項訴求無一不是向父權制形成的男性中心主義發出挑戰。另一個性別整體開始發言。然而，如何評價這個性別整體的階級內涵？事實上，納入階級話語譜系的女權主義令人意外地喪失了激進的鋒芒。女權主義的種種訴求與啟蒙話語具有密切的淵源關係，自由、平等、人權充當了這些訴求背後的基礎理念。女權主義沒有興趣聚焦懸殊的生產資料佔有以及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更沒有設想這些訴求遭受拒絕之後的暴力鬥爭。將實現這些啟蒙主義的理念寄託於普遍的「人性」，企求良知的覺悟或者企求文化知識喚醒公正意識，這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症。的確，女權主義的性別基地即是設置於小資產階級轄區。女權主義不可能充當合格的無產階級主體，不可能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之中扮演堅定的正面主人公。徘徊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陣營之間的灰色地帶，小資產階級往往左顧右盼，傾向於放棄「階級」的範疇從而以某種溫和協商調停矛盾。他們不願意如同無產階級那樣義無反顧地從事「最後的鬥爭」，贏得一個徹底的勝利。

無論是理論遠景還是實踐方式，性別之戰與階級鬥爭存在重大差異。無產階級預設的鬥爭目標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並且剷除一切階級賴以產生的土壤，締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空間。儘管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但是，工程的設計主旨清晰，所有的措施堅決而徹底；相對地說，女權主義對於男性態度游移，色厲內荏。女權主義追求的是與男性平等相待，和睦共處，彼此扶持，而不是完全摧毀男性的生存基礎。拋棄男性的「雌雄同體」無法獲得生物學的真正支持。儘管反抗的主題將性別之戰與階級鬥爭匯聚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間的性質差異時常尷尬地暴露出來。無產階級主持的革命大合唱之中，人們時常察覺到某些不合拍的腔調。無產階級革命家時常以「小資產階級」命名這些腔調的聲源；許多時候，女權主義構成了「小資產階級」代碼背後的具體內容。

丁玲

例如，丁玲身上就匯聚了「革命」、「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多重線索。從《莎菲女士日記》《韋護》到《我在霞村的時候》《三八節有感》，這些作品之所以持續地成為爭論的對象，恰恰因為這些線索之間的分裂和矛盾。丁玲始終將無產階級陣營作為自己的歸宿，但是，無產階級陣營始終對於她時常流露的小資產階級氣息嘖有煩言。許多時候，丁玲並非迷戀私有財產或者貪圖安逸的享樂生活，她的「個人主義」毋寧是女性如何保持獨立人格的文學想像。她的心愿是作為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然而，她的性別意識時常將她的文學想像出賣給小資產階級。必須承認，《莎菲女士日記》或者《韋護》之中，丁玲塑造的獨立女性衣食無憂地生活在燈紅酒綠的都市環境里，她們彷彿理所當然地免除了「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換言之，丁玲有意無意地將這種環境認定為獨立女性必然享有的待遇。孟悅和戴錦華的文本分析敏銳地發現了這種觀念形成的敘述學衝突：

你可以從敘述中看到兩種視點的交迭、交戰過程。一種是殘留的女性的視點，即丁玲力圖很忠實地表現這一段愛情時保留下來的視點：譬如這一視點寫出了革命陣營對麗嘉和韋護的敵意。這敵意或許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但卻無疑是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而發的。而他們那種自由的都市味的生活方式，卻正是當年「五四」子一輩叛逆們堅苦鬥爭爭取來的。而且敘事者暗示，這種敵意並非出於政治覺悟，而是出於怨憎，出於下層階級常有的褊狹陰暗的嫉妒心理，這可以說是某種民族劣根性。（11）

在我看來，這種「敵意」與其說來自「民族劣根性」，不如說是無產階級對於小資產階級趣味的厭惡。由性別話語頻道轉入階級話語頻道，前者的主旋律可能成為後者的雜音。若干年之後，劉劍梅對於「革命與情愛」的考察進一步印證了孟悅和戴錦華的發現——劉劍梅的考察對象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一批左翼作家：

沉溺於革命化的浪漫和浪漫化的革命，左翼作家力圖將小資產階級色調的愛情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主義。然而，這一轉變僅僅在政治概念和標語口號層面上實現，而在愛和欲的敘述中則是失敗的。在這一歷史時期，愛情的概念，即使被用來傳遞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仍舊包含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趣味。（12）

《革命與情愛》劉劍梅著

對於當時的不少左翼作家來說，他們的文學想像時常依賴「愛情」或者「性」啟動革命，而不是圍繞嚴酷的階級鬥爭。他們心目中的革命內容茫然而模糊，「愛情」或者「性」才是觸手可及的目標。劉劍梅在分析洪靈菲的小說時指出：「過度的情愛描述不可避免地將崇高的革命帶入物質性的、肉體的、感官存在的陷阱中。」這種革命甚至具有「花花公子」的風格：

敘述者對英雄的主體性和內心世界的持續的關注，將革命轉換為個人的浪漫事件，充滿了個人的性幻想和性幻滅、性本能和種種令人困惑的想法。崇高而莊重的革命事業被這個富於想像力的花花公子演繹成一出鬧劇，混雜著愛情遊戲和他對馬克思主義幼稚的理解。實際上，他的行為在文本的意義上模糊了革命與頹廢之間的邊界……我們可以間接地感受到左翼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政治語境：他們深深陷入現代自我與革命理想的兩難困境。（13）

性別解放匯入革命，並且與階級解放殊途同歸，這是許多女權主義者預設的理想方案。然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階級歸宿——的距離宣告了這個方案的破裂。革命領袖如何設計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路徑？這時，人們將遇到另一種方案。

三

魯迅的《祝福》之中，祥林嫂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形象。但是，女權主義對於祥林嫂命運的關注遠不如《傷逝》中的子君。許多時候，女權主義熱衷於談論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女性。憂鬱感傷，驕傲自尊，苦悶放蕩，身世飄零，熾烈的「革命」或者「愛情」只能是她們的故事。祥林嫂式的鄉土女性很難與這兩個關鍵詞聯繫起來。她們是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的沉默群體，甚至不存在構成叛逆的醒目個性和獨立的行動能力。這個意義上，她們的解放必須訴諸階級共同體。

版畫《祥林嫂》 古元作

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說來，祥林嫂式的鄉土女性更為典型地顯現了這個命題：作為勞苦大眾的組成部分，婦女的苦難與階級的命運結合在一起。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已經形成這個結論：「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的勝利是分不開的，只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4）回顧昔日的革命生涯時，康克清曾經表示，毛澤東與她的一次對話曾經產生了巨大的啟示意義。康克清在交談之中告訴毛澤東，她有兩個母親。剛剛出生40天，生母就將她送給別人；她是由養母撫養成人，儘管她曾經遭受養母的打罵。當康克清抱怨生母的時候，毛澤東用階級觀點開導她：

毛委員很耐心地聽著，循循誘導我，不要怪生母把我送人，那是叫地主老財逼的，沒法養活孩子；也不要怪養母，她也是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她打罵我，是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我和生母、養母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同一個階級的戰友。同我一樣受苦受難的婦女，中國何止千萬！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才是我們勞動婦女的真正敵人。不推翻三座大山，砍斷四條繩索，不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剷除私有制，勞動婦女就不能徹底解放。（15）

如果說，「革命」之中的「戀愛」顯示了強烈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味；而且，「戀愛」帶動的「革命」時常以新型的家庭組織為結局，那麼，無產階級的婦女解放必須指向生產資料的佔有和新型的社會關係。這時，無產階級政權實施的一個特殊策略產生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勞動。勞動不僅被視為無產階級成員的特殊品質，同時還是婦女擺脫經濟依賴、獲得獨立人格的根本手段——勞動將為無產階級內部男女平等提供經濟、法律和社會地位的基本保障。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之中已經指出：

由於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重男輕女觀念，和各樣封建習俗的束縛，特別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婦女在經濟上要依靠男子，不善於從事勞動，甚至鄙視勞動的弱點，妨礙了婦女迅速實現法律上所已規定了的權利。因此，要貫徹實現婦女的權利，還必須進行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必須使婦女不僅與男子一樣獲得平等的經濟權利與地位，在農村獲得並保有同樣的一份土地和財產，而尤其必須使婦女充分認識勞動的重要，把勞動看成是光榮的事業，而積極地去參加在體力上可以勝任的各種勞動生產工作，成為家庭和社會上財富的創造者。只有婦女積極起來勞動，逐漸做到在經濟上獨立並不依靠別人，才會被公婆丈夫和社會上所敬重，才會更增加家庭的和睦與團結，才會更容易提高和鞏固婦女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會使男女平等的各項法律有充分實現的強固基礎。（16）

194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

由於田間的集體勞動，婦女的家庭地位迅速提高，開始獲得土地，繼而匯入階級隊伍——這是與小資產階級「革命加戀愛」迥然不同的發展模式。後續的一系列社會報告顯示，眾多鄉土女性不僅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各種社會待遇，同時，她們的文化性格開始出現某些前所未有的元素。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文學察覺到這些元素並且給予記錄。新型的鄉土女性形象陸續出現於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或者柳青的《創業史》之中。李準的《李雙雙小傳》之中的「李雙雙」曾經是60年代家喻戶曉的新型鄉土女性。離開了灶台和瑣碎的家務，鄉土女性的性格之中迸發出令人驚奇的巨大能量。李雙雙的潑辣、爽朗和積极參与公共事務、反抗大男子主義無一不是大膽地背離古老的生活傳統。儘管李雙雙投身的社會運動——50年代的「大躍進」——曾經產生廣泛的爭議，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李雙雙們已經與當年的祥林嫂們不可同日而語了。

按照階級話語的敘述，性別壓迫的根源必須追溯至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形成。二者構成了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相當長的時間裡，這種強大而普遍的理論觀念深刻地支配了文學想像。孟悅曾經以《白毛女》的傳說如何改造為「翻身」故事的經典之作為例，細緻地分析了「性別」的對立如何逐漸駛入「階級鬥爭」的軌道，繼而成為後者的證明。孟悅認為，楊白勞、大春、黃世仁與喜兒的故事更多的是性別之間的角逐：要麼是大春與黃世仁兩個男性情敵對於女性的爭奪，要麼是作為父親的楊白勞如何保護女兒免遭黃世仁蹂躪的故事。然而，兩個男性因為女性而激烈地正面衝突並未出現於情節之中，《白毛女》僅僅剩下喜兒與黃世仁的對峙。這種對峙並非女性與傳統的男性秩序之間的矛盾，而是被替換為階級的對立：

擯除所有「性」及「性別」衝突的可能性，正是為著使《白毛女》的整個敘述完全納入「階級鬥爭」的發展線索。喜兒與黃世仁之間強暴被強暴的性別壓迫事實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式——剛巧符合我們關於「階級」概念的簡單化理解，我們從一開始就習慣於把生產方式上的階級簡單化為任何一種群體性的對立及差異，或是貧富差別，或是社會等級，或僅僅是「我們」與「他人」。為了潛抑性別壓迫以便為「階級壓迫」留出空間，喜兒的形象甚至在反覆的修改中逐漸淡化了身體特徵：她逃入深山變成世人眼中沒有肉身的「仙姑」還不夠，還必須從一個受凌辱的母親變回未失貞節的處女。隨著喜兒「身體」標記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別處境已被抹卻，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個空位，卻被名之為「階級」。一個不再有身體的「受壓迫女人」就這樣在被剝除了性別標誌之後，變成了「受壓迫階級」的代表。（17）

」

芭蕾舞劇《白毛女》

根據古老的性別角逐模式，男性爭奪女性的動力源於雄性的生物本能密碼；孟悅似乎拒絕認可《白毛女》劇組將這種爭奪顯現的恃強凌弱移植到階級壓迫之上。然而，如果考慮到生物本能進入不同的社會文化可能造就種種複雜的歷史境遇，階級身份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某些男性之所以可能肆無忌憚地搶奪和主宰某些女性，並且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那些女性的保護者。因此，我更為關注的毋寧是另一個後續問題：階級身份是否可能完整地敘述女性的全部苦難？

置身於苦難深重的勞苦大眾，女性不得不接受雙重的壓迫：階級與性別。文學曾經顯示，女性身邊的「階級兄弟」從未放棄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義，而且，那些強烈地主張反抗壓迫的男性從未意識到這一點。很大程度上，這即是劉禾談論蕭紅的《生死場》時得出的結論。《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出版之後得到了魯迅和胡風的肯定——二人分別為這本新作撰寫了序言和讀後記。在劉禾看來，兩位男性大師的評價均未意識到《生死場》之中的女性身體體驗。「民族興亡的眼鏡」造成了他們的閱讀盲點。魯迅和胡風僅僅熱衷於以「民族寓言」——弗·詹明信的著名概念——解讀《生死場》。無獨有偶，多年之後另一位著名的男性批評家茅盾面對蕭紅的《呼蘭河傳》時，他「同樣是依據投身民族主義陣營的程度來判斷作者的成就」。劉禾對於魯迅、胡風和茅盾的男性中心意識形態表示尖銳的異議：「蕭紅並非不想抗日或者對民族命運不關心——她的困境在於她所面對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敵人：帝國主義和男性父權專制。」劉禾的觀點是，所謂的民族國家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男性的空間，置身其間的女性仍然無法擺脫奴隸的命運。相對於蕭軍《八月的鄉村》，這個特徵清晰可見。《生死場》或者《呼蘭河傳》之中出現了大量女性的特殊苦難，但是，沉溺於「民族國家」的男性批評家通常視而不見。（18）同樣，當「階級」在另一些場合替代了「民族」成為衡量標準時，女性仍然是一個遭受窒息的群體。

四

當然，這個問題的提出已經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階級話語的衰退逐漸為性別話語騰出了空間。這時的性別話語力圖解釋：即使擁有相同的生產資料和階級地位，為什麼女性仍然是一個備受歧視的屈辱群體？

莫言的《豐乳肥臀》之中，「母親」所遭受的苦難時常溢出「階級」的概念之外。「母親」無疑屬於鄉村最為貧困的底層。然而，除了擔負貧農階級的所有痛苦，她還要同時承受父權與夫權的重壓。遲遲無法生出一個傳宗接代的兒子，這是「母親」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生養了八胎女兒之後，兒子的出生終於讓「母親」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事實上，由於丈夫沒有生育能力，「母親」生養的八女一男都是「借來」的種——兒子是她與村子裡傳教士馬洛亞私通的產物。兒子的無能與混血兒的身材遭到了普遍的嘲笑，「母親」只能以雙倍的溺愛作為補償。對於多數女性來說，母愛比父愛擁有遠為強大的生物本能依據；母愛往往是她們的一個特殊情結，也常常造就特殊的痛苦。「母親」身上源源不竭的母愛擴展至第三代：動蕩的時局之中，眾多女兒追隨各位女婿加入不同的政治勢力，她們不斷地將自己的後代扔給「母親」撫養。對於「母親」來說，庇護每一個子孫的生命猶如天經地義。然而，她的心愿不斷地遭受重創。種種政治勢力的激烈角逐之中，「母親」的後代一個又一個地早夭。作為一個女性，「母親」的洶湧母愛被「階級」的堅硬稜角撞得千瘡百孔，她那破碎的內心並沒有從階級的勝利之中獲得足夠的撫慰。

《豐乳肥臀》莫言著

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無產階級的勝利並沒有徹底祛除父權制和男性中心主義。政權的顛覆無法真正地顛覆父權。父權制和男性中心主義時常分解為種種具體的生活觀念，融會於普遍的日常現實之中。張承志的《黑駿馬》設置了一個男性的敘事視角。「我」與草原上的戀人是青梅竹馬的一對。當「我」進城參加獸醫培訓的時候，戀人遭到了一個草原流氓黃毛希拉的強姦並且懷孕。「我」在返回之後發現了這個事實，但是，戀人並沒有預期之中的憤怒和悲傷。她的主要精力毋寧說警覺地守護自己腹中的胎兒。他們共同的奶奶覺得，這不是多麼嚴重的事情。奶奶甚至說：「女人——世世代代還不就是這樣嗎？嗯，知道索米婭能生養，也是件讓人放心的事呀。」然而，這個事實如此嚴重地傷害了貞操觀念裝配的男性自尊，以至於「我」堅決地放棄了索米婭，隻身離開了遼闊的草原。如果說，索米婭與奶奶身上共同隱藏了女性的堅韌，那麼，貞操觀念是「我」、黃毛希拉以及索米婭的丈夫達瓦倉——一個年輕的知識分子、一個草原流氓和一個豪爽的趕車人——共享的男性中心意識形態。

20世紀80年代驟然解除了「階級鬥爭」的魔咒，解放的敘事帶動各種主題一涌而出。作為壓抑已久的主題，性別解放重新提上議事日程。然而，與五四時期略為不同的是，「女權主義」——一個新穎的概念——正式出面助陣。如果說，莫言、張承志僅僅偶爾對女性投去關注的一瞥，那麼，作為世界範圍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個文學呼應，一批女性作家迅速集結為具有強烈性別風格的文學團隊。由於五四時期的文學積累，80年代文學之中的女性主題加快了探索的速度。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主題展開的跨度。

20世紀80年代之初，「尋找男子漢」的口號曾經短暫地掠過文學。張抗抗的《北極光》或者張辛欣的《我在哪兒錯過了你》等小說，無不流露出這種女性憧憬：未來的某一天，一個魁梧、智慧同時又風趣幽默的「超級男子」可能突如其來地出現，神奇地將她們引渡出庸碌不堪的日子。然而，密不透風的世俗社會很快折斷了想像的翅膀。所謂的「男子漢」僅僅是一個虛幻的表象，女性的期待迅速地被巨大的失望淹沒。也許，張潔的轉折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張潔的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曾經名動一時。女主人公只能一輩子佇立在遠處打量自己的愛情偶像。他們甚至沒有拉過一次手，但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相互思念，刻骨的痴情填滿了生命的每一個縫隙。小說敘事選擇的女性視角彷彿表明，女性的愛情姿態之中隱含了對於男性的欽慕和無限期待。然而，不久之後發表的《方舟》憤怒地拋棄了這種痴情。三個沒有婚姻庇護的知識女性組成了「寡婦俱樂部」，她們周圍的所有男性無一不是庸俗乃至無恥的角色——她們的期待已經被拒絕所替代。《祖母綠》意味著張潔又跨出了一步。一個風流倜儻的男人打動了女主人公，超塵拔俗的「愛情」再度發生。可是，未來的歲月逐漸證明，這個徒有其表的男人僅僅是周旋於兩個女性之間的一個軟弱的可憐蟲。意味深長的是，《祖母綠》的女主人公並沒有因為這個發現而憤世嫉俗，她恰是在擺脫男人之後真正發現了自己的人生意義。從《愛，是不能忘記的》到《祖母綠》不過數年，這個速度暗示了文學女權主義崛起的迅猛之勢。

作家張潔

如果說，張潔的小說迅速完成了精神意義的女性性別獨立，那麼，王安憶大膽地涉入女權主義的另一個尖銳主題：女性的性慾。相當長的時間裡，女性的性慾只能隱藏於生殖的故事背後，諱莫如深；公開這種慾望通常是與「放蕩」或者「淫穢」聯繫在一起的。然而，王安憶的《小城之戀》描述了兩個小人物的縱慾生涯。小城文工團兩個年輕的男女演員自小一起練功，他們的性意識終於在身體的反覆廝磨之中覺醒了。小說展示了兩個年輕的軀體如何在慾火之中盡情地焚燒，甚至無師自通地出現了虐待或者受虐的變態行為。《小城之戀》不加掩飾地再現了女性軀體的旺盛慾望，這猶如女權主義對於男性中心意識形態的一個劇烈衝擊。傳統文化之中，男性的性慾時常充當正面的語言修辭；無論是「堅挺」、「雄勁」、「雄起」還是將作家手中的筆桿比喻為陰莖，男性的性器官彷彿擁有一往無前的進攻性格或者無盡的創造力。與此同時，男性中心意識形態對於女性的性慾隱含了無言的恐懼：後者的綿長和寬闊終將瓦解男性霸權的表象。當然，《小城之戀》仍然將女性的性慾導入母愛的歸宿——小說的結局是，偉大的母性滌凈了性慾之中的不潔成分。不久之後，這一副觀念的枷鎖終於被王安憶的另一部小說《崗上的世紀》大膽地拋棄。為了返回城市，女知青李小琴精心設計了與生產隊長的性交易。意外的是，兩個人蟄伏於軀體之中的性慾同時被喚醒，巨大的歡悅不可遏制地淹沒了他們。他們之間的交易並未成功，生產隊長鋃鐺入獄；然而，脫離羈押之後的生產隊長再度在一個荒涼的山崗找到了李小琴。他們又一次陷入性的迷狂，為時七天七夜。「崗上的世紀」這個標題隱喻的是，女性製造的性狂歡竟然如同至高的上帝讓男人獲得重生。這時，男性中心意識形態壟斷的創造力已經讓渡給女性。

從「尋找男子漢」、性別獨立到女性的性慾之後，文學女權主義的另一個前沿主題呼之欲出：同性戀。拒絕男性中心意識形態的後果之一是，男性被視為一個令人厭惡的群體。某些激進的女權主義不再將這個群體作為生活的合作對象。這時，「姐妹情誼」的新型理想成為女性之間相依為命的聯結樞紐。當這種「姐妹情誼」代替了異性恩愛而構造出同性的兩人世界之後，同性戀無聲地浮出水面。雖然這個令人驚懼的概念並未獲得文學的正式標榜，但是，人們已經從林白的《迴廊之椅》《瓶中之水》，或者陳染的《破開》之中嗅出了特殊的試探氣息。

林白（左上）

陳染（左下）

王安憶（右下）

如火如荼的文學女權主義擁有自己的邏輯，彷彿已經與階級譜系脫鉤。然而，我試圖重新指出女權主義背後隱秘的階級背景。對於女權主義來說，「娜拉出走後」問題的消失顯然與階級地位的演變存在特殊關係。從張抗抗、張辛欣、張潔到林白、陳染，她們心愛的女主人公均為城市小資產階級。文化知識和經濟自主是人格獨立的兩個必要條件。換言之，知識女性、中產階級的收入和城市文化構成了女權主義的基本框架。「階級鬥爭」的緩和不僅造就了小資產階級的大面積滋生，而且，小資產階級話語內部的一個重要主題開始解禁：城市文化。相當長的時間裡，小資產階級與城市文化共同淪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批判對象，二者的交匯往往被視為孵化資產階級的溫床。由於持久的貶抑和責難，許多人——包括女權主義擁戴者——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城市的興起以及工廠、企業、商業、服務行業將為女性提供眾多就業的崗位。相對於鄉村繁重的田野勞作，男性擁有的強壯體魄將在城市就業之中大幅度喪失優勢。女性就業以及經濟獨立帶動了女性群體的特殊消費，諸如服裝、化妝、髮型、美容等等——曾幾何時，這些項目無一不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標記。因此，儘管女權主義極大地啟示了80年代的文學，但是，這種觀念的成功移植依賴於經濟與文化運作形成相宜的社會土壤。王安憶很快發現了城市——經濟與文化的聯結軸心——對於女權主義的特殊意義：

人類越向前走，越離土地遙遠了。離開柔軟的土地，走進堅硬的水泥與金屬世界。這卻是比人類出生地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機器代替了繁重的勞動，社會分工全過程解體為瑣細的、靈巧的、只須少量體力同智慧便可勝任的工作。謀生的手段千差萬別，女人在這個天地里，原先為土地所不屑的能力卻得到了認可和發揮。自然給女人的太薄，她只有到了再造的自然里，才能施展。還由於那種與生俱來的柔韌性，使得她適應轉瞬萬變的生活比剛直的男人更為容易而見成效。更由於農業社會裡，生產方式給予男人的優勢，他們擔任家長的角色，他們是社會正宗子孫的角色，使他們比女人更沉重，更難以脫卸地背負著歷史、傳統、道德的包袱，在進入城市這一違背自然的自然道路上，便有了比女人更難逾越的障礙。（19）

如果說，許多人傾向於將「直覺」、「浪漫」或者「細膩」、「溫柔」形容為女性的本能特徵，並且將這些特徵視為男性不可企及的弱項，那麼，王安憶冷靜的社會學分析轉向了經濟基礎和生產方式——城市文化、小資產階級與女權主義的連鎖關係開始明朗。然而，這個事實同時顯現了另一個事實：那些無法納入小資產階級群體的鄉土女性並非按照文學女權主義設計的解放邏輯爭取自己的權利。

這時，文學提供的另一些女性形象將會進入視野。

五

兩部描述鄉土女性訴訟官司的小說曾經產生廣泛的影響：一部是陳源斌的《萬家訴訟》，這部小說發表之後改編為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秋菊打官司》；另一部是劉震雲的《我不是潘金蓮》。兩部小說之中共同出現了一個倔強而執拗的女主人公，她們不約而同地為一個不算嚴重的理由堅定不移地奔走於各級法律機構反覆訴訟，甚至耗竭後半輩子的全部心血。多數人覺得，兩個女人多少有些小題大做，斤斤計較，但是，她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幾乎令人瞠目。顯然，她們的性格背景不可能追溯至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收入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集體勞動以及廣闊的社會接觸面是造就這種性格的主要原因。當年的祥林嫂僅僅勤勞地忙碌在魯四老爺的宅院里；由於無知和懦弱，她不得不膽怯地迴避外部世界，甚至任人宰割。相對地說，如今的鄉土女性見多識廣，甚至不懼權貴。《萬家訴訟》之中的何碧秋控告的是霸道的村長，儘管後者擁有管轄一方的大權；《我不是潘金蓮》之中的李雪蓮從縣、市的法院直至闖入人民大會堂，撞得各級官員人仰馬翻。即使屢戰屢敗乃至企圖自尋短見，她的大膽和潑辣仍然絲毫不減。從李雙雙到「婦女耕山隊」或者「鐵姑娘」，她們是何碧秋或者李雪蓮的前身。鄉村田野的廣闊天地不僅調動了她們軀體的活力，而且開放了她們的精神。半個世紀的鄉村歷史滄海桑田，但是，這種性格原型獲得了一代又一代的承襲。

相對於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這些鄉土女性的性別意識遠非那麼「純粹」。她們渴望的毋寧是普通人的社會權利。何碧秋頑強地為她的丈夫討一個「說法」，她針對的並非男性而是權力體系。李雪蓮無所畏懼地周旋於官員、警察、法官之間，但是，她孜孜不倦地維護的女性榮譽竟然是拒絕被比擬為「潘金蓮」。換言之，她們對於婦女解放的貢獻並非女權主義的意識和觀念，而是敢於呼風喚雨的性格特徵。

或許，這些性格特徵表明的是男性對於婦女解放的實際體會與觀感？——《萬家訴訟》和《我不是潘金蓮》均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我即將提到的另一部小說仍然來自男性作家：莫言的《蛙》。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從另一個側面再度接近「母親」和「母愛」的主題。《蛙》的女主人公「姑姑」是一個鄉村婦科醫生。她曾經為家鄉的無數孩子接生，她也因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扼殺了許多未曾出生的小生命；而且，幾位逃避計劃生育的母親由於不正常的人工流產死於非命。有趣的是，「姑姑」仍然是那種風風火火、豪邁爽朗的女人，精力旺盛，酒量過人，她身上既有生育之神地母娘娘的氣息，又有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將軍氣概。某一個悶熱的夜晚，「姑姑」經過一個窪地時遭到了無數青蛙的包圍。遍地的蛙鳴猶如初生嬰兒的啼哭。巨大的驚恐帶來了「姑姑」的大徹大悟。晚年的「姑姑」向丈夫郝大手描述想像之中引流的胎兒，讓他捏成泥人，焚香祭拜，祈願禱告。《蛙》再現了「姑姑」愈來愈強烈的不安和自責，甚至產生了通靈的幻覺。這意味了女性意識之中的母性正在深刻地覺醒。如果說，城市小資產階級女權主義更多地關注「性」，亦即更多地關注啟蒙主義式的個人解放，那麼，鄉土女性更為重視「生育」，亦即重視女性在延續香火之中的獨特使命。前者時常在落落寡合之中顯現出尖銳的風格，後者的溫暖、寬厚具有令人依賴的本土品格。

相對於《萬家訴訟》《我不是潘金蓮》或者《蛙》，賈平凹——又是一個男性作家——的《極花》包含了遠為紛雜的線索和內心矛盾。城市文化與貧瘠的鄉土、女權主義與階級話語、男性與女性由於一個婦女拐賣事件出其不意地交匯在一起。《極花》之中年輕的女主人公胡蝶從鄉村遷入城市，如願地開始了令人羨慕的城市生活方式。從高跟鞋、小西服到熱衷於攝影的大學生和豪華酒店，小資產階級文化的影子已經開始若隱若現。然而，一個突如其來的變故顛覆了一切夢想：胡蝶應聘一個酒店工作的時候被輾轉拐賣到西北的一個偏僻鄉村。她被囚禁於一個窯洞長達一百多天，終於回心轉意甘為人婦，並且生了一個兒子。一段時間之後，胡蝶抓住偶然的機會打出一個電話，繼而被戲劇性地解救返回城市。可是，返回城市的胡蝶喪失了快樂和憧憬而淪為一個笑料。她想念兒子，想念那個窯洞。《極花》留下了一個恍惚的結尾：胡蝶獨自乘坐火車重返那個偏僻的鄉村；胡蝶彷彿並未離開那個窯洞——她彷彿並未被解救，只是一天又一天地消瘦。這種恍惚顯然是內心煎熬的寫照：她矛盾地徘徊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徘徊在自己的母親與自己的兒子之間。《極花》之中那些偏僻鄉村的出資者並未被敘述為惡棍，他們僅僅是一些質樸淳厚的農民。沒有女性自願下嫁到如此乾涸、如此荒涼的山坳，他們不得不求助於人口販子出此下策。胡蝶之所以逐漸地從內心接納了他們，很大程度上是同情、接受乃至認可了他們的生活情景。這不僅意味了城市與鄉村重新衡量，而且，單向的性別標準開始再度與階級範疇銜接起來——接納這一家農民的時候，胡蝶身上的鄉土血緣無形地瓦解了尖銳的敵意。

女性的反抗被形容為歷史上「最漫長的革命」，女權主義成為這一場革命之中的最新一幕。許多人似乎覺得，「女權主義」僅僅是一個響亮的文化口號流傳於若干時髦的知識女性之間。考察「女權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性質，考察鄉土女性反抗父權制的聚焦另類主題，目的是恢復性別反抗與階級反抗之間複雜的多重關係。「階級鬥爭」是階級話語之中的階段性內涵；更為普遍的意義上，階級範疇注視的是生產資料佔有形成的階級地位如何構造出社會的等級關係。的確，性別構造的不平等並非階級話語的焦點，但是，如果繞開生產資料的佔有、財產分配和社會地位問題——如果女性的獨立無法與家庭、家族、企業、科學研究、政府機構等各種生產組織和社會組織相互銜接，所謂的「解放」僅僅是一些有限的觀念性構想。這個意義上，性別與階級必須共同匯聚為宏大的視野。人們必須進入這個視野全面地評估二者相互的關係，繼而重新分配二者承擔不同的任務。

本文原刊於《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3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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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英〕朱麗葉·米切爾：《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2）參見〔美〕瓦勒里·布賴森：《女權主義政治理論引論》，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第2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3）〔美〕瓊·W.斯科特：《性別：歷史分析中一個有效範疇》，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第167、171、153-15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4）魯迅：《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5）參見〔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美〕瓦勒里·布賴森：《女權主義政治理論引論》，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第3-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7）〔美〕劉劍梅：《革命與情愛》，第30頁，郭冰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8）參見茅盾：《「革命」與「戀愛」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第337頁-33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9）〔美〕艾里斯·揚：《超越不幸的婚姻》，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第84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10）參見〔英〕西爾維亞·沃爾拜：《女權主義的未來》，第45-46頁，李延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11）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第128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2）（13）〔美〕劉劍梅：《革命與情愛》，第61、91頁，郭冰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14）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訓令第六號——關於保護婦女權利與建立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1932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編：《毛澤東主席論婦女》，第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5）康克清：《毛主席率領我們走婦女徹底解放的道路》，《中國婦女運動重要文獻》，第233頁-2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中國婦女運動重要文獻》，第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孟悅：《性別表象與民族神話》，《人、歷史、家園：文化批評三調》，第236-23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18）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語際書寫》，第196-211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19）王安憶：《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第89-90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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