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批評怪現狀：被無視的內容

06-21

慶山（安妮寶貝）出新書了，點評一水兒的看「安妮寶貝如何蛻變成『慶山』」；格非出新書了，文學批評文章多關注他對「鄉村」的告別；賈平凹出新書了，文學批評文章又爭論起了城鄉問題，順便女權主義也攪和了進去。

當一部新的文學作品出場，文學批評家似乎更熱衷於分析作家的身份、所屬派別，作品涉及的社會現象，而對作品的文本研究卻「淺嘗輒止」，甚至不過寥寥幾句的內容複述、字句粘貼，其用意，也不在於分析文本，審視作品的「文學性」，而只是借內容作為跳板，去大談作品的題材、作者的身份、傾向。

再舉個例子。假如有一天韓寒殺迴文壇，並且呈上一本關注農民工生活的小說，那麼無論其內容如何糟糕、小說的文學性如何一塌糊塗，相信不少文學批評家都會獻上掌聲。道理很簡單，昔日的青年作家，題材集中於學生生活、青春故事，或者仿武俠小說的年輕人，在大家感到他已經告別小說之際，他突然將筆杆子對準沉重嚴肅的農民工生活，光是這個題材的轉換，就足以釣批評家上鉤。於是乎，韓寒也能因此一下子實現從輕浮到成熟的轉變。

當代文學批評對農民工很感興趣，對鄉村苦難、文革往事、女性身體也很感興趣。例如：二十一世紀走過來，「底層文學」總是時不時冒出來，吳義勤在《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就說過：「不僅各類文學刊物開闢了「底層文學」的專欄，各種關於「底層文學」的研討會不斷召開，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學」、「底層敘事」、「草根文學」等範疇也是層出不窮......我們也看到了在「底層文學熱」背後一種令人不安的文學思維的復活，看到了一種以「文學的名義」進行的對文學的歪曲和遮蔽.....」與批評界對於底層、苦難、鄉村的熱衷相對的，是他們對都市、青春、武俠等題材的淡漠，彷彿後者天然代表著格局小、視野窄、文學性不足，甚至於，批評家先入為主地將鄉村與苦難捆綁、底層與沉重拼接，而青春題材就是學生氣，都市題材就是屈服於流行。可我們知道，青春文學、都市文學同樣不乏優秀甚至大師級的作品，比如在國際文壇頗有名氣的村上春樹和莫迪亞諾，他們的小說並不排斥青春和都市，他們的作品並不因此掉色，同樣能獲得文壇的認可。

當代文學批評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審視似乎被濃重的道德責任感所桎梏，寄望於作家和作品承擔靈魂、道德、格局、精神上的使命，其本質是「文以載道」觀念的幽靈重現。批評家在評判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顛覆」、「信仰」、「勇氣」、「堅韌」、「憐憫」、「靈魂」、「醜惡」、「凝重」、「關懷」等成為高頻辭彙，人們在作品中翻來覆去，瘋狂地拾取「淚水興奮劑」和「道德判官的通行證」，如果在題材上就能滿足，批評家自然歡欣，如果沒有，那就免不了搖頭嘆氣，感慨又一部作品成為文學滑坡的證據。

長篇小說是這一現象的重災區。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它的反映是批評家對於「傷痕」、「知青」、「反思」作品的狂喜，講述文革苦難、聲討十年危機的題材會天然贏得一種精神上的優越感。這自然與時代背景有關，然而歲月流逝，它根植於時代背景的優勢也不可避免地消散。它的文本遺憾後來也已經被冷靜過後的評論界發現——傷痕成為了不加節制哭訴的遊戲，它的反思甚至流於輕薄、簡單，彷彿這是一出「過把癮就好」的戲，作家寫出一部「傷痕」作品，就能宣告他的罪惡感的解除、時代責任感的完成。這樣的哭訴，看似沉重，其實不過是對過去的撓痒痒。進入新世紀，小說的題材、作家的身份依然會比文本先一步進入批評家的視野。以張悅然的新作《繭》為例，八零後作家的轉變、文革題材的關鍵詞討論，到底還是勝過了對《繭》的文學性的研究。

為了避免矯枉過正，需要強調的是，書寫苦難、反思悲劇並非是要刻意擺脫之事，我們想要思考的，更多關乎它的敘事策略，也就是「怎麼寫」的問題。丹納認為：「藝術家想要表現幸福，輕快，歡樂的時候，便孤獨無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一個孤獨的人的力量永遠是薄弱的，作品也不會高明。相反，藝術家要表現悲傷的時候，整個時代都對他有幫助，以前的學派已經替他準備好材料，技術是現成的，方法是大家知道的，路已經開闢。」書寫苦難、反思悲劇可以有很多方式——卡夫卡的荒誕、馬克-吐溫的戲謔、歐-亨利的「最後一筆」、夏目漱石的喜中生悲，乃至卡爾維諾的黑色幽默，他們的實踐都已經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在這裡，我們不妨引用洪治綱在《底層寫作與苦難焦慮症》中的一段話：「第一，苦難並不等於正義，展示苦難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彰顯了作家的道德姿態，但並不等於他們就擁有了某種藝術上的優勢。第二，當我們將良知、道德和情感置身於底層生活的時候，我們還需要將藝術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於底層苦難的現場，以此來展現作家對苦難的特殊思索和表達。」

有意思的是，當代文學批評對「怎麼寫」的關注總比「寫什麼」慢半拍，往往大伙兒趁著熱乎勁討論完「寫什麼」，冷靜下來的批評家才開始探討「怎麼寫」。

對網路文學的輕視也是當代文學批評怪現象之一。客觀而言，文學批評界對於網路文學的研究並非一片荒蕪，像北大、北師大等高校的一些批評家對網路文學是存在自發的關注並且出版有專門論述作品。著名學者張頤武、評論家王乾等也曾就「網路文學與傳統文學」等問題進行討論。但在文學圈子內，這樣的力度還遠遠不夠。網路文學是新世紀以來快速崛起的文學門類，它所掀起的熱潮不但涉及人數眾多，而且持續時間長，並且還有很大的潛力空間可以挖掘，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明顯的文學印記（也最具獨特性），它理應獲得文學批評更廣泛的關注，使其擁有更為系統性的研究。但坦率而言，不少文學批評家對網路文學仍然存有「傲慢與偏見」，固守傳統文學的聖地，而對網路文學報以輕蔑的目光，這樣的態度，自然是網路文學研究之路的一塊頑石。

另一個被忽略的領域是新世紀詩歌的研究。「朦朧詩」和「第三代詩歌」是當代詩歌的兩座大山，有關它的批判性研究也不絕於論文，但批評界對於八九十年代詩歌頗感興趣的同時，卻對新世紀十六年中的詩歌悻悻避開，很難找到有關21世紀中國詩歌的專門研究作品。在中國知網，輸入主題「朦朧詩」檢索，會出現4127條結果；將其換為主題「第三代詩歌」，會出現1860條結果；而切換為主題「21世紀詩歌」，則剩下665條結果；再細分為21世紀大陸詩歌，則只有15條結果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批評界對於新世紀中國詩歌文學價值的懷疑和看低（尤其在與「朦朧詩」的對比中）；另一方面是其研究的「費力不討好」——既缺乏前人的資料可供參考，又乏人問津，批評家研究自己所在的時代，註定是一條孤獨的道路。以至於，當代批評家集體將這份擔子推給了後人。可矛盾的是，他們恰恰是與新世紀詩歌距離最近的人群，這不得不說是當代詩歌研究的一大遺憾。

汪涌濠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發問：「今天，詩人該怎樣安頓自己？」，在「沒有什麼聲音再比詩歌的聲音更其微弱」的今天，詩人究竟該怎樣安頓自己。我倒覺得，新世紀以來的詩歌批評如何安頓自己，也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日漸明顯的現象是，詩歌批評越來越顯得徒有其表，內里更像圈子裡互相恭維的遊戲，而有失批評本該有的審慎和鋒利。

那麼，到底是什麼充當了培育這些怪現象的土壤呢？我想，僅僅歸咎於學院內人士的故步自封，或者文學圈子整體素養的下降是有失偏頗的。令我注意到的一個點是，文學圈子慣於批評其它圈子的消費主義問題——渴求無節制的物質享受和消遣，又陷入一種精神空虛和揮之不去的焦慮感中，自己似乎也難逃其中。無論是青年作家的創作，還是新世紀的文學批評，主動或被動的也被反映消遣和焦慮的傾向，感到自身處於「危殆之機」，又急迫地要從新作品中找到希望，要在對題材的強調中劃分精神上的三六九等，不自覺地也進入「快消」的魔障。

回到本文最開始的所舉的例子。如果韓寒真的創作出一部新的作品，我由衷希望批評家可以少一點談身份、題材，精神蛻變，多一點談文本，如此，無論是褒是貶，總還有細細咀嚼的空間。責編：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