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論語》：孔子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

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心裡，也應有一千個孔子。洛克自從孔子被漢儒們簇擁著，抬進皇宮，孔子形象的裝飾與塑造，就成了歷朝歷代統治戰略的一部分。2500年你繼我往、與時俱進的不停塗抹，孔子全身早已著上一層又一層的脂粉、香油。塗到最後，孔子終於被妝成「萬世師表」的「至聖先師」和「大成至聖文宣王」。全盤聖化的結果，是孔子從一個曾經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變升為言談舉止、心理、思想、實踐，無不合道，毫無瑕疵，只有光輝照人的超凡入聖者。朱熹的《四書集注》之《論語集注》如此。錢穆的《孔子傳》也如此。看他們的書，看他們的敘述和注釋，孔子的話無一句無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無一件無理由，總之，孔子的言行是不會有問題的，都能解釋得通。強為之說，曲為之說，諱為之說，再不，就王顧左右而言它，反正，絕不能明說孔子的不是，——就算實在難以圓說，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讓你自己去猜想，去領悟。在他們的筆下，一生浪跡江湖，看慣風雲，飽經風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個皮膚吹彈得破的嬰兒，只能呵護，不能觸碰；一個步履蹣跚的孩子，或老人，隨時有閃失，會摔倒，要不停地預防和攙扶；更像是一個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視、瞻拜、敬畏、維護，不可有絲毫褻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孔子就這麼嬌矜、脆弱么？孔子跟他曾相處無間的凡塵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嚴壁壘，方能顯示出偉大卓絕么？「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孔老二」的暴烈、荒唐、喧囂，似已成過眼雲煙，但就在把孔子當成易碎、易傷的「瓷器兒神明」，跟傖俗的「孔老二」之間，似乎有著一條天然的地下通道。聖化與醜化，不過一步之遙，其本質，就是孔子不再是一個人，而是成了現實需要的某種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實用工具。這一玩偶和工具，說到底，都是私人性質的。但孔子，卻以一種公共形象，戮立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魯迅說，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不足為據，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書，博學鴻儒的注釋和傳記，也是不足為據的，自己走進《論語》，也許能看得更清楚。一、童心未泯、風趣搞怪的孔子先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這是《論語》全書，很少有的，讓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個名叫孺悲的人來找孔子，這人以前跟孔子學過東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麼原因，不想見他，就指使門人說，就說我病了，見不了他。門人走出門去，正準備傳話，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裡把瑟拿出來，一邊彈奏，一邊唱將起來！——故意讓屋外那傢伙聽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麼事都沒有，就是不想見你。孔子是個內心充滿熱情的人，也是一個風趣，會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終生懷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處碰壁，但孔子總能從失敗的陰影中甩脫出來，時不時讓自己，也讓身邊的朋友快樂一下。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個隔壁鄰居，那人對他大喊大叫，說：「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學了那麼多玩意，你究竟會什麼呀」，孔子一聽，歪過頭來，對弟子說，「是啊，我會點什麼呢？駕車呢？還是射箭？我還是駕車算了」——那語氣，神態，立馬浮凸出一股周星馳、吳孟達式的俏皮和諧謔。還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總是在路上，他安安靜靜呆在屋裡的時間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這是個不太講究的傢伙，看見孔子過來了，卻還蹲在地上等著；你知道孔子是多講究禮貌的，見原壤這麼沒有形象感，就沖他說教起來，「小時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長大了一事無成，年紀一大把了又不早點死，你整個就是一禍害！」，這話聽上去，確實刻薄，甚至惡毒了點，然後，更為傳神的，是「以杖叩其脛」，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輕輕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無法繼續蹲著，終止了那不雅的姿勢。我把這，看成是孔子對一位老友特別的致意方式，否則，孔子的形象就有點「雙重暴力傾向」了；但朱熹的的官方教科書——《孔子集注》，卻正是這樣注釋的。孔子沒事的時候跟人唱歌玩，唱得興高采烈，他一定得讓人家再唱一遍，然後自己跟著唱。孔子並不喜歡那幫年紀輕輕的弟子，成天對自己一副恭敬拘謹的樣，為此，他時不時地來一句讓人丈二金剛的話，接著就一邊哈哈大笑，一邊解釋：開玩笑，開玩笑。比如，他對子遊說過，割雞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對顏淵說，如果你是老闆，我就給你打工。他還說過，假如能發財，替人駕馬趕車也願意干。——隨即又補一句，如果發不了財，那還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孔子就是這麼個人，平時看上去挺莊重肅穆的，一瘋起來，比誰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謂周遊列國，其實就是流亡途中，聽到有人把他形容成喪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說，比得真像。現在不少地方，計劃著要建孔子文化廣場，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經塑好立起來了，基本都是莊嚴肅穆，一副溫良恭儉讓的模樣，讓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為什麼不可以塑一些快樂、風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貨商店裡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簡直誇張到極致，也不是不可以的。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衝動的孔子孔子很看重人內心的誠敬，也深知言語跟一個人內心的關聯，所以他說，「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裡怎麼想，嘴上就應該怎麼說。但孔子其實是個心理因素不太穩定的人，情緒不好時，他也會言不由衷，甚至聽上去，還有點陰陽怪氣。有人問孔子，說你怎麼不從政呢？孔子從佶屈聱牙的古《尚書》，拖出一句讓人似懂非懂的話，什麼在家對兄弟好點，也是從政，說，這就是從政，你說什麼是從政？！——孔子是一門心思想從政的，但到處碰壁，受冷遇，這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孔子自然沒有好心氣，乾脆氣呼呼胡說一通，把他給打發了。有一回，冉求下班後，來看孔子。——當時冉求在魯國當權者季氏家任職，孔子對冉求有些偏見，還曾公開號召，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其實，冉求並沒有對不起老師的地方。——孔子問，怎麼這麼晚才來啊？冉求回答：有國家政事。孔子接話道，不是國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現在雖然不參政議政了，但有國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嗎？這話怎麼聽，怎麼有股說不出的怪味兒。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緒不好，心裡有話不明說，偶爾使個小性子。但跟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卻更讓人印象深刻。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頗高，但實際上，「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孔子一生，正兒八經的從政經歷，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處，回回都以政治熱心人士的身份出現。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已經年逾七十，當他聽說齊國的陳垣殺了齊簡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魯國出兵討伐比魯國強大許多的齊國，——那時的孔子，已離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論語》開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樣意思的話，孔子說過好幾次。孔子，要說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說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處在知與不知之間的孔子，本來就不是個心境平和，情緒穩定的人，於是這種尷尬惱人的處境，難免有時讓夫子口出怨言，甚至產生近乎邪僻怪異的衝動。有一回孔子向子貢感嘆，「莫我知也乎！」，子貢問，您怎麼這麼說？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學，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說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氣已撲鼻而來。還有一次，還是子貢在身邊，孔子又感嘆：唉，我真的什麼都不想說了。子貢應道，您要是不說，我們將來怎麼跟人說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語：天說了什麼嗎？春夏秋冬，百物生長，天說什麼了？尼採在極其孤獨中將自己比喻為太陽，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鬱苦悶，讓中西兩位相距遙遠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軌道上，奇妙地接近了。有兩件很相似的事情，讓後人看到了這種寂寞、煩悶對孔子的影響，和孔子性格中隱藏著的衝動性一面。先是魯國國內一個名叫公山弗擾的，原是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謀反也罷，總之，「以費（地名）畔」，算是來了一場城市暴動。大旗一舉，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還真動了心，準備前去投靠。好在這場有點「恐怖」的鬧劇，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攔阻了。事後孔子說，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讓他失望，我定能幫他搞得像周朝一樣。多像夢話。另一次，是晉國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塊「二龍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當時孔子正在周遊列國的流亡途中，聽說佛肸想叫自己過去幫手，居然又動了心，結果還是被子路給攪黃了。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緒，沖子路說，他是反賊怕什麼？不是有種堅固的東西，怎麼磨也磨不碎嗎？不是有種潔白，怎麼染也染不黑嗎？難道我就合該像只匏瓜，光掛著，不能吃？這已經不是夢話，而是昏話了，還夾雜著一股不管不顧的孩子氣。飢不擇食，慌不擇路，就這樣應驗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窮」的孔夫子身上。三、孔子的城府之語生當亂世，人心離散，講好的事情轉眼就變，綿延、固定的傳統，也可以一言而棄（《國語 魯語上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為宗伯，……何常之有！」的斷喝。）活在這樣的社會潮流中，就是一頭傻瓜，經過七撞八碰，額頭滿是滄桑後，也早該有了幾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貫之」，「知其不可而為之」，還說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樣聽了會讓人「怦然心動」的慷慨陳詞，但孔子並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漢。他曾譏諷子路說，空手斗虎，徒步過河，我是不會幹的，「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所以，73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風，孔子在給後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時，也沒忘記留下另一些冷硬實用的「里子」，我們權且稱之為孔子的城府之語吧。像「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樣的熟語，已經徹底融入了現代生活和日常用語，不必贅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子張學干祿，就是問怎樣才能在政府部門多撈點月薪、獎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知道的多一點，沒事別亂說話，沒事也別瞎折騰，這樣說話不會太唐突，做事不會太后悔，錢就能多多賺到手了。人與人交往，言談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有時一言不當，前功盡棄。因此，孔子很看重說話，對怎麼說話，很有些真知灼見。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意思是，沒輪到你說，你卻卻搶先說了，這就叫躁失；說話不看人臉色，簡直就是瞎子啊！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該說的話，你沒跟人說，這是錯失了機會；不該跟他說的，你說了，這就是說錯了話。一個聰明人，既不應該錯失機會，也不要說過了才知道後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生逢亂世，要閃；這城市治安不好，閃；發現人臉色不對了，趕緊閃；覺著對方語氣有變，話裡有話，話不投機，快閃！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社會（具體說，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內部）都按遊戲規則行事，你說兩句怪話，有點怪癖，沒什麼大不了（像現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當心了，裝裝瘋，賣賣傻，可能沒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緊了，說話千萬要低調，要會裝孫子。（阮籍、劉伶悟到了，嵇康沒有）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該說的說，見有不對，也說他兩句；但說過就是，千萬別太固執，自討沒趣。後來子游把孔子這話精鍊為：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意思還是話多招人煩。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現在是句罵人的貶語，在這，是句贊語。寧武子時機對頭就顯露才智，時機不對就裝傻。他的才智勉強能學，他那裝傻的本領，可真是學不了。後面還有一大堆。大意都是，怎麼做，才能跟人把關係處好，才能活得安全無恙，還有點滋潤。所以，誰要認為孔子只會講仁義道德，只會講禮義仁智信，講溫良恭儉讓，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誤區。而且，要真是那樣，估計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間，就會散了一大半。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結現在介紹孔子，通常的寫法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為政治家的，不多。錢穆在《孔子傳》序言中說，「孔子畢生為學之日進無疆、與其教育事業之博大深微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業次之」。這種論孔子先教育後政治，甚至只講教育，不談政治，隱含的也是以成敗論英雄的規則。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敗而歸，也已是歷史定論，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業，則為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部分」，好像孔子55歲的「高齡」，領著一幫弟子周遊列國，14年間，吃盡苦頭，險些喪命，原不過是一堂時間稍長的野外實習課，這就於事實不符。客觀地講，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學之餘，反而教學應該是孔子的政治之餘。政治，是孔子一生事業的主軸，也是孔子一生難以卻懷的心結。孔子幾次「戲言」，一會兒要「乘槎浮於海」，一會兒要「居九夷」，還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的心聲吐露，都是內心底處，政治實踐渴望的強烈折射。只要略一瀏覽司馬遷的《史記 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不單是一個好的教書先生，孔子曾經是一個頗為傑出的政治家，稱得上政績卓著，一度官至魯國代理宰相；孔子還是一個懂得「文事者武備，武事者文備」，頗有俠義風采的外交家；一個激進的、動真格的改革派（從歷史角度看，或許應歸之為反向改革派）；一個直接指揮過戰鬥，並取得戰場勝利的前敵指揮員。雖說史遷的筆墨，難免有所放大，但絕不可能憑空杜撰。然而，造化弄人。也許恰恰就是這四年的輝煌經歷，將孔子導引上了一條痛苦的人生不歸路。真實的孔子，應該是個急性子。章太炎說他「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話，是「三月無君則吊」，意思都是閑居三個月，孔子就心神不寧，寂寞難耐了。《鄉黨》中有一筆傳神的描寫，說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聽到國君召喚，沒等車備好，就急沖沖地出門。這樣的性格，顯然並不適合從政。「圈內人士」不過略施小計，孔子就敏感地自動辭職下崗了。從此，孔子就在衛、曹、宋、鄭、陳幾個小國之間轉過來，轉過去，始終都是不如人意。為了實現心中如火一般的從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衛靈公「無道」，還是在衛國呆了最長時間，期間為了去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狽地對天發誓。後來，林語堂編了出《子見南子》的獨幕劇，好像把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緋聞。說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禍。《論語》中，談個人修養（包括學習、理想）和處世之道外，孔子談政治的條目最多。如果把個人修養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論語》全書超過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與政治有關。其中《鄉黨》中的幾段描寫，尤其讓人過目難忘。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面色紅潤；喜氣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飛；正襟危立；面色緊張；雙腳抓地；心情舒暢。這簡直就是一部孔子從政職守表情的新聞紀錄片。蒙太奇似的鏡頭轉換，層層遞進的情節，刻畫精微，細膩傳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但是，據朱熹《四書集注》所引，孔子平生並沒有這些經歷，故「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原來統統不過是孔子的南柯一夢。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棄而又不切實際的政治理想主義，使孔子終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壇邊緣。五、孔子完美不如顏淵，立功不如子貢孔子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向社會廣開教門，只要拎一塊干肉來的，沒有沒教的。如此低的入學門檻，跟如今社會形成鮮明對照，也為孔子招來了源源不斷的生源，「弟子蓋三千焉」。三千弟子，顏淵首屈一指。顏淵因孔子的一句話而名傳後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樂」，但也可能因這句話，而被後人誤解，以為顏淵就是那種「高分低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會死讀書的「書獃子」，這是極大的誤會。如果把涉及顏淵的書籍中的片言隻語全都拾掇、拼合起來，我們就能復原出較為完整的顏淵，這是一個完美的形象，一個沉靜、內斂、理想，有著自覺自愿犧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學說成孔教，那可以說，在所有跟孔子有關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純粹意義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顏淵。章太炎發現，詼諧寓言的莊子，有事沒事就拿孔子開個涮，但一說到顏淵，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氣，以近乎恭謹的筆調，表現出對顏淵的敬意。孔門最為傑出的成功人士子貢，用「賜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達了對於顏淵的謙遜。孔子更是對顏淵讚不絕口，視之無與倫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爾克在《杜伊諾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為美無非是 可怕之物的開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顏淵的身上，有一種與拉斐爾、濟慈和諾瓦利斯極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們都死於30歲上下。天使是不能長駐人間的。孔子對顏淵那句近乎慘無人道的教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絕不可能對第二個人說的。如此高難度、已接近臨界狀態的標尺，其實反映了顏淵內心修養的張力程度，但也許正因為這種對於完美的過分追求，要了顏淵的命。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們放在一塊，平等地來評選個人心理素質與道德修養的得分，估計孔子最多只能擠進前五名。至少，那個說「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的閔子騫，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前面去。孔子與他那眾三教九流，龍蛇混雜，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遠觀近瞧，都有點像劉邦與韓張蕭，像劉備與關張趙孔明，還有點像宋江和一百單八將。這樣的師生關係，孔子之後，絕跡了。子貢是孔子在外流浪14年的最大收穫，也是孔子晚年的「機要秘書」。如果說顏淵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貢就是「實踐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國古人說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貢在這三方面，均無可挑剔，尤以立功為卓著。司馬遷說「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儼然是戰國後期蘇秦、張儀的祖師爺。孔子死後，子貢成為理所當然的「大阿哥」，別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獨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子貢有高傲的氣質，卻以謙遜的姿態，從老師那學到了精粹的知識。子貢是所有孔門弟子中，最沒有酸腐書生氣的。有話明說、直說的子貢，死後沒有薪火後繼，反倒是孔子有點瞧不上眼的「參也魯」的曾子，成為孔門衣缽的傳遞者。《論語》中唯一有喜劇色彩的子路，與其說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說是孔子的朋友，李逵與宋江式的朋友。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沒有宗教感，甚至沒有一點精神追求的人。他學習的目的，就在於讓自己，也讓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點，也確實學到了夠用的本領。冉求是個襲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時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孔子出生貧寒，3歲喪父，17歲前喪母，除了一個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所謂哥哥，叫孟皮的，沒聽說他還有別的親人。如此艱難、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麼開始他的學習生涯的。他跟母親的十幾年共同生活，是怎樣的一種經歷和圖景，這對一個單親家庭男孩的成長，非常重要，但卻無人能道其詳。假如孔子母親真在他17歲時去世，那孔子19歲的結婚，就多少有點不孝的嫌疑。問題還在於，憑什麼這時的孔子，已經名聲在外，以至於婚後第一年，20歲的孔子當上爸爸，就在兒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魯國國君送來的賀禮，——一條由魯昭公親自釣起的鯉魚。孔子唯一兒子的名字，即來源於此。沒人說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這對於我們今天大談特談孔聖人，其實非常重要，也就非常惶惑。《論語》，或者其它什麼經書、史書，始終不見關於孔子家庭的介紹、敘述，一直活到孔子67歲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壓根兒就沒露過面。就連有一次孔子病很厲害，性急的子路，已經在張羅老師的後事，也沒寫到師母那時在哪。孔子，或者說所謂儒學（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多麼的重視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鯉，父子倆有一次庭對，孔鯉死於孔子之前，鯉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況，幾乎一片空白。另外，當孔子領著一幫五湖四海匯聚而來的弟子，周遊列國，這些年青人是怎麼平衡這種漫無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的教訓的？莫非他們都是一群孤兒？在這種基礎上談論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兩小兒辨日，難。更讓人猜想聯翩的是，孔子，一個貧寒子弟，怎麼對政治，對從政有那麼強烈的趣向，終生不渝。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名恐怕不是學問之類的名吧——這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臨終前，對身邊的子貢，以一種極哀痛的語氣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這個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濃濃的政治情結。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為奴役死囚，朝為廷臣宰相，但好像沒見過孔子這樣，一個勁地朝政位衝擊的底層貧民。而孔子所處的時代，與他個人的人生遭際，也確實充滿了戲劇性和象徵意味。從西周末期開始，「周家大屋」就搖搖欲墜、嘎嘎作響地要散架，父子對殺，兄弟屠戮，早已是稀鬆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後的墨、庄、孟時代相比，更別說跟荀、韓、屈原相比，孔子所處的西周末期，其實還可以說是一個「古典文雅」的時代。那是一個車戰的時代，騎兵尚未出現。孔子哪裡能想像得到，200年後白起長平坑卒，一埋就是40萬的慘烈！所以，孔子偶爾還有悠哉游哉之心，還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浪漫情懷。然而，畢竟天色已晚，歷史的黃昏已經降臨。另一方面，孔子的個人遭遇，也像是嘉年華遊樂場的極限運動。今早還跟國君、權臣、上大夫們在一起談笑風生，吃喝玩樂（孔子那一堆什麼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等的窮講究，估計就是那時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絕糧七日，餓眼昏花中，懷疑顏淵偷食的（接著就慚愧地認錯了），也是孔子。動蕩變化的時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決定了孔子不可能是個單純的人，而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性情複合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衝動、敏感與中庸之道，激情與頹唐，理想與世故，都是矛盾的體現。正是這種錯綜複雜、內心與環境的矛盾，形成孔子豐富，凝結著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真實，自嘲，活生生的孔子。這個孔子，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實踐型的人格，而不是甘於窗牖之下，皓首窮經的迂腐老夫子，他有著異常強烈的實踐衝動和慾望，但道路受阻，只好退而求其次，成為一代思想家。實踐家降而為思想家；思想家降而為道德家；道德家降而為騙子和偽君子，這似乎是世道規律。2500年過去，孔子作為聖人，也作為祭物（芻狗），被一步步抬高，送入神殿聖堂。太過長久的遊戲，這個現實中的流浪兒和失敗者，在歷史的隧道，反諷式地贏得了王冠和膜拜，但也招來了鄙夷和嘲笑。早已被製成木乃伊的軀體，沾滿了唾沫、淚水，也結垢著泥污、血腥；披掛著一層層的謊言、欺騙、廢話、無恥，窒息著、殉葬著一代又一代的夢想與犧牲。太多不同的物質堆砌，人們已難以辨認原本的真實面龐。現在，經過整整一個世紀的風暴，孔子又回來了（其實他哪也沒去），為他準備的舞台、帷幕早就在搭建中。一個中斷了的故事，又要原封不動的再次上演了。這是孔子的宿命。也許正是他曾經的所想，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求仁得仁」，怨不得別人了。引幾段魯迅1935年寫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算是本文的結束語。但是，孔夫子在本國的不遇，也並不是始於二十世紀。孔夫子死後，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囌了，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就更加無用了。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們（指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和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張宗昌將軍，他們都力主尊孔，要復興儒學）都有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於是要打倒他的慾望，也就越加旺盛。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是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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