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的文化意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道路」不僅來自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而且是建國60多年以來的實踐探索。一般來說，人們往往容易關注「中國道路」在經濟上的成功，而忽略了「中國道路」所具有的「文化意涵」。當前，社會各種思潮湧動，各類矛盾時有發生，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日顯激烈，只有深入探討「中國道路」的文化意涵，才能更好地增強我們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一、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發展階段與文化需求
文化成為一個「問題」，事實上與當前中國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根據胡鞍鋼提出的「國家生命周期」理論，中國目前正處於「迅速成長期」（經濟起飛期）中的第二階段。一方面，中國佔世界貿易總量比重已經超過10%，正式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我們的發展也充滿了「風險」——由於整個社會和各種生產要素顯現出極大的流動性、過渡性和不穩定性，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社會嚴重分化，貧富差距迅速拉大，各種問題凸顯，社會動蕩加劇。
具體來說，中國當前的發展態勢呈現三個主要後果：一是經濟總量增長巨大，人們生活走向小康；二是急速的制度變革和社會變遷；三是發展嚴重不平衡。
這一現實使發展的後果遠遠溢出了經濟領域本身：經濟發展和短時間內大規模變遷所帶來的作用力和「撕裂感」滲透到整個社會和生活於其間的個人，產生了一系列宏觀的社會問題和微觀的心理失調。物質發展帶來的問題開始更多反映到人們精神世界。於是，與精神世界密切相關的、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文化，成為一種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心理苦痛的迫切需要。
如果再將視野躍升到全球，中國發展所帶來的一個國際後果就是「大國崛起」。新力量的生成必將打破原有全球政治生態，國際上對中國發展的「反作用力」甚至赤裸裸的抵制打壓亦順理成章。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發展就不僅僅是單純的「內政」，我們必須考慮發展的「外部性」問題——中國的發展會給全球其它地區帶來何種後果？何以讓我們的鄰居甚至敵人相信，這種後果不是壓迫、剝削、戰爭（西方國家崛起過程中的歷史事實），而是和平、促進甚至榜樣。打消國際疑慮、打破強權包圍，同樣需要文化的力量。
總而言之，中國當前的發展呼喚以下不同層次的文化參與：
首先，在個人層面，隨著人們生活從溫飽走向小康，出現了個人精神空虛，甚至尋求刺激和低俗化的傾向，這需要作為均等化公共服務產品的文化。
其次，在社會層面，劇烈的社會變遷帶來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對現代生活的想像之間的斷裂；傳統價值體系被撕裂，人們缺乏理念上的歸屬感，迫切需要重新整合在一起。與此相應，作為共同理想、信念和追求的文化就成為人們的必需。
最後，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種種矛盾和衝突不斷增多，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更趨複雜，這也要求我們增強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文化，以參與國際信息甚至意識形態競爭。
可以說，我們急需釋放的是不同層面文化的生機和活力，以使文化更廣泛地參與到當下中國發展和建設的方方面面。
二、中國道路的文化衝擊與文化吸引
看似矛盾的問題是：一方面，中國當前的發展困境強烈召喚著一種新的、適應其全方位需求的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國已有的發展成果卻在不知不覺中同時產生著一種文化吸引力。這一吸引力的集中表述就是「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由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首先提出。相對於試圖將一切國家的發展總結為一套普適的西方標準的「華盛頓共識」而言，「北京共識」意味著一種獨特的道路和價值觀。「根據這條道路，要融合全球的觀念必須先積極地衡量這些觀念是否適應當地的需要。當這條道路行得通時，它能夠起到使當地文化支持發展的作用。」
從更為深遠的層面來說，中國道路所具備的獨特性使其價值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某種程度上，它甚至是對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的衝擊和嘲諷。換句話說，「北京共識」所體現的文化衝擊首先在於對現代化等於西方化的質疑，正是由於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和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的崛起，逼迫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現代化的多樣路徑和多種可能。
中國道路的另一種文化衝擊則在於「硬實力」向「軟實力」的轉化。按照約瑟夫·奈的定義，「軟實力是一國的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吸引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制的方式達到期望的結果的能力。」「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並不是絕然對立，相反，一個國家「硬實力」的強大自然會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吸引力，從而為「軟實力」構建基礎。在理論上，「任何能夠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繁榮和不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發展模式，都會對別國尤其是那些發展中國家產生吸引力」。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和中國與周邊國家間獨特的歷史傳統，使中國「軟實力」的生成和增長成為一種現實，而如何自覺發掘和利用這種「軟實力」，將其作為促進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助推劑」「潤滑劑」，也是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中國道路的文化影響：從「美國夢」到「中國夢」「天下夢」
正如學者所說，「真正的大國崛起，必須是一個文化大國的崛起；只有具備深厚文明潛力的國家才有作為大國崛起的資格和條件。」
世界歷史上，伴隨著美國崛起一同升起的是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的「美國夢」——人人享有平等的機會，只要經過不懈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的生活。正是這種「美國夢」使美國成為所謂「自由世界」的象徵，從而佔據了文化和道德制高點。那麼，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中國道路將給世界帶來什麼樣的文化影響和文化價值觀？崛起中的中國靠什麼實現「近者說（悅），遠者來」的文化感召？
如果說「個人自由」是美國夢的核心的話，那麼，回到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中，「天下為公」也許正是與這種意義上的美國夢相對應的「中國夢」。「天下」不同於「國家」，它更多是一種包含了道德理想的文明概念。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曾就此談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而「公」則與「私」相對，它代表了一種平等基礎上的發自內心的對他人的尊重，含納於其中的，更多的則是一種「和諧」和「包容」。
「天下為公」，描繪的正是一幅在高尚的道德和發達的文明基礎上，不同民族、國家的人們和諧共處的美好場景。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以來，這種平等的理想，以及由此帶來的和而不同的世界觀在不同層面得以實踐。在國際關係中，有眾所周知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對內的制度設計上，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港澳回歸中所創設的「一國兩制」又證明了不同社會制度可以共處。
正如費孝通所說，中華文明的特點恰恰在於「我們可以容忍不同」，「要能夠從人家和你不同的東西中發現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深處的認識和欣賞。」「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對天下大同的「和諧世界」的追求在充滿著「恐怖主義」「強權政治」和「文明衝突」的當今世界尤其具有道德感召力。
一個「和諧」的世界、一個「為公」的天下，將是「中國道路」最核心的文化影響和對世界最突出的文化貢獻。
（作者：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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