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鳳凰周刊：蔣介石與胡適 貌合神離的諍友 【貓眼看人】

蔣介石與胡適：貌合神離的諍友　　6月27-29日，(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學術研討會，邀集兩岸近代史重量級學者齊聚，發表多篇論文。隨著《蔣介石日記》和台灣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的公開，蔣介石與胡適兩位民國史關鍵人物的公誼私交，受到兩岸學者的關注，成為學術界研討的熱點。 　　綜觀蔣、胡兩人30年的交往，彼此對定位和認知有落差，但不能說其中沒有私誼。胡適自認為是領導人和國家、政府的諍友，蔣則隨階段不同，出於不同的動機，對胡或尊禮或批評，或視之為下屬，或視其為專家。　　有學者認為蔣在公開場合對胡的尊禮有其出於取得美國好感的政治、外交考慮;也有人認為兩人有時「貌合神離」又「若即若離」，卻又是對中共作戰的盟友;而總體來說，「君臣」關係外，胡適似乎更定位自己是蔣的「諍友」，只是蔣介石並不以為然。　　留美不歸，蔣介石接濟胡適生活　　研討會上，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指出，胡適晚年生活困窘，曾受蔣介石資助。　　現藏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1951年4月25日記載：「發周錦朝、胡適之、陳立夫各款」;1951年5月15日的國史館檔案又見到「蔣中正囑俞國華代送于斌、於竣吉、胡適、陳立夫各美金五千元」。　　陳紅民從國史館中查到蔣介石與俞國華的往來電報，發現1951年至1955年間，蔣介石透過俞國華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幾成定製。同時受資助者還有陳立夫、于斌等人。　　在大動蕩時代，胡適在1948年12月離開北平，轉赴上海，1949年4月6日轉赴美國定居。他曾在5月7日發電給李宗仁和蔣介石，不久，胡適接到蔣介石一封來信：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在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是故務必請胡適協助積極進行外交上的努力，以阻止美國承認共產黨政府。　　此後，胡適即留在美國，既沒有接受蔣氏邀請回國;閻錫山請他入閣擔任外交部長，他也堅辭不就。一直至1950年3月31日，蔣介石續聘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也就是此一時期，胡適受聘於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擔任館長(1950年至1952年)。這是他晚年在美「惟一比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年薪是5200美元。事實上，胡適在1952年4月曾算過賬，他在美每年花銷約6600美元，入不敷出。　　那麼，面對蔣介石的接濟，生活困頓的胡適收了沒有呢?　　已故的近代史學者唐德剛2005年接受賈成達訪問時曾說，胡適沒有收蔣介石的錢，「那個時候苦得不得了，胡先生他沒有錢，蔣介石送他四萬塊錢，他怎麼能收呢?他不能收嘛!清望所悉。蔣介石送我四萬塊錢，那我就收下來嘛，但是胡適就不行了。所以他很窮，我們也知道。」　　目前的研究表明：儘管間接的旁證，包括蔣本身的記載等，顯示蔣確實透過管道接濟胡適在美的生活;但胡適本人對此從未有任何文字記錄，而且沒有證據說明胡從未收過。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認為，「我們不確定胡適是否全數接納蔣的禮金，然不容忽略的是，胡蔣在思想共識、政治結盟和金錢饋贈等三方面關係是交織在一起的。」　　陳紅民的研究論文則指出，在蔣介石與胡適長達30年的交往中，關係並不對等。蔣位高權重，資源眾多，故處於上風，有上對下「給予」的意味，胡適得到許多榮譽和「實惠」，而付出的更多是「道義」。　　批蔣背後的拳拳之心　　其實，蔣介石和胡適的交往關係，早在兩人第一次見面時就已露端倪。1932年11月底，蔣、胡兩人在武漢初見。這次見面被刻意安排成偶然邂逅，實則是精心避免了主、客之分或是「召見」、「奉召」。　　陳紅民注意到，蔣與胡那回的初晤，先後共見面三次。前兩次在蔣宅晚餐，都沒有深談;第三次再約，結果胡適在日記中抱怨，蔣只請他研究教育制度和學風改革，他用「我確有點生氣」、「很不客氣對他說」這類字眼來表示對蔣的不滿。　　但蔣介石這次見面卻對胡適印象不錯，不但自認胡適的話都聽進了，「甚以為然」，且對胡評價頗高，「此人似易交也」。陳紅民認為，兩人感覺錯位，關鍵就是對彼此定位的認知歧異。蔣只把胡適當成「教育專家」，視胡為下屬。胡卻有打算單獨談些「根本問題」，所以希望大，失望也大。　　胡適視蔣為可以直言相諫的「諍友」，蔣介石則將胡適視為治國可以借重的專家，兩人對彼此角色定位的不同認知，貫穿兩人交往的始終。　　陳紅民將蔣介石與胡適親疏和互動頻率分為七個階段，他分析認為，兩人朋友基調是一貫的，蔣居高臨下，胡適一直努力爭取影響蔣介石，力圖保持和蔣平等的「獨立」地位。　　事實上，胡適一生對政治雖有巨大熱情，但一直很謹慎，若不是有感於民族危機、全民抗戰或是年老體弱，他希望保「獨立」之身於體制外，卻又寄望影響當權者，這種用心往往令他有著矛盾的表現。　　在兩人交往的七個階段中，有四個階段胡適遊離在國民黨政權體制之外，蔣對其評價甚高;而在他走進體制的西安事變、全面抗戰和返台居住三個時期，蔣對胡的批評和不滿反而最多。陳紅民由此得出結論，可見知識分子還是在體制外較受敬重。　　學者楊天石指出，蔣對胡的尊禮有時是出於外交和政治考慮。1948年民國行憲，首次選舉總統時，蔣推薦胡適參選總統，其用意即是企圖取得美國人好感，以便爭取美援。　　而在這種公開禮遇的背後，蔣在日記中對胡適多有不遜之辭，甚至出言痛罵，形成鮮明對比。1941年10月16日的日記中，蔣就說，胡適使美四年除謀得十餘個名譽博士之外，對國家和事一無貢獻;1959年，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再選第三任總統，蔣對此十分惱火，在日記中說：「胡適無恥，要求與我二人密談選舉總統問題，殊為可笑。」　　1958年蔣介石請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親臨就職典禮致辭。不料胡適在答詞時，公開指蔣的講話有「錯誤」，讓蔣大為不滿。他在日記中詳細記下了胡的不恭表現，一方面蔣自認在無意中提到民國八、九年間，胡適參加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一點，「又將民國卅八、九年以後共匪清算胡適之相比較，余實有尊重之，而乃反觸其顏，殊為可嘆。」　　蔣又在日記中說，民國卅八年(1949年)初將下野之前，他特以專派飛機往北平接學者，唯有胡適與梅貽琦同機來京(南京)。1958年，兩人又同機由美返台，梅當場對蔣救其脫險表達謝意，但「胡則毫不在乎，並無表情」。陳紅民分析說，蔣對胡這次的心理過度反應和不滿，並非是政治主張不同而起，而是感到胡不識抬舉，「狂妄荒謬」，自己一片「尊重」之好心反被輕侮。　　但兩人直到胡適1962年逝世止，保持沒撕破臉的朋友關係。陳紅民認為，蔣、胡兩人長達30年的交往，實際上胡適受之於蔣較多，如果不是蔣介石，胡適未必能有後來的聲望和學術地位。他強調，「諍友」一詞，蔣與胡應是「友」重於「諍」，過去多數學者是重視胡對蔣的批評，卻忽略了「諍」只是對「友」的一種限定。胡適對蔣介石所有的批評背後，飽含對蔣的拳拳之心。　　「反共抗俄論」共識　　在蔣胡兩人的多年交往中，有一條主軸是不能忽略的。黃克武認為，蔣介石在1957年邀約胡適返台擔任中研院長，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兩人自1949年以來「反共抗俄論」的共識。　　時至今日，走進位於台北南港中研院，設於胡適故居的紀念館，仍可聆聽到1953年1月胡適面對中共批胡聲浪高漲，親口錄製的一段反駁錄音。在這段「自由中國之聲」對大陸廣播的錄音談話中，胡適特別提到大陸知識分子沒有說話的自由，後來他在「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中，有更深的闡述。胡適強調「沉默的自由」比「言論自由」更屬於基本人權。這段談話及其觀點，後來更揚名國際。　　「反共抗俄理論是1950年代國民黨統治精英與台灣自由主義者的共識。」黃克武認為，胡適對蔣介石來台後啟動的「反共抗俄論」的形成，有相當的影響。　　1950年9月6日，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在台灣的傅斯年夫婦，信中摘述了胡適應美國學者邀約所著的英文長文《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國》之主旨：蘇聯的扶植乃是中共由敗轉勝的關鍵，也是1949年山河色變的根本原因。當時台灣《中央日報》、《自由中國》等不同媒體曾譯價這篇長文，影響甚大。　　胡直指蘇俄是大陸易手的主要因素之一，蔣有深獲我心之感，這從胡適的重要文章原是訴諸美人、國際而後轉為內銷，成為蔣介石在台灣打造反共抗俄論的主要依據之一，進而塑造蔣、胡二人最主要的共同觀點與相處的基石，可以看出。　　1951年5月31日，胡適又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他期待蔣能詳閱該文，不過，他也提出了對台灣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議「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且也提及要「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等。對此，蔣介石回信中贊成了他的部分觀點，卻對憲法和黨派問題避而不談。　　就在這封信中，胡適對蔣介石一直希望自己「出來組織一個新政黨」的事，明白拒絕：「我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胡適的拒絕，和當時甚囂塵上的「第三勢力」運動有密切關係。當「第三勢力」的領袖之一張君勱在1952年5月7日為這件事來拜訪胡適時，他一樣以拒絕二字響應之，表示：「此時只有共產國際的勢力與反共的勢力，絕無第三勢力的可能」;稍後，胡適更公開表示：　　「由於世界局勢的逐漸明朗，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兩大陣營的界限已經更分明了。在這種情形下，絕對不會有任何所謂第三勢力的出現或存在。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尼赫魯之流的痴人說夢。」　　圖：1959年2月1日，胡適(右二)與陳誠(左二)一起在台灣察看玉米長勢。　　雷震案讓胡適「大失望」　　中研院近史所學者潘光哲對胡適拒組黨以及胡適、雷震和蔣介石的關係有過一番論述;他文章說，「胡適的種種表態，既阻止不了雷震為新的反對黨催生而努力的行動，也抗拒不了以蔣介石總統為首的黨國威權體制扼殺這個反對黨的逆流。」　　在雷震和蔣介石之間，胡適的角色與選擇，微妙之至。當雷震為「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的組織而換來入枷系獄的結局時，胡適固然公開表態說不能將「叛亂」的帽子加在雷震的頭上，也更與公眾一起聯署「請求總統特赦雷震」，在幕後私下的場合更直接向蔣介石為雷震「請命」。但潘光哲認為，他的行動，卻類似於傳統中國的臣子向君主「進諫」的方式一樣，要求統治者「施恩開仁」。　　《徵信新聞報》(現在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兩位記者彭麟與于衡，在1960年11月23日夜裡到南港中研院，想打探一下胡適對於《自由中國》實際負責人雷震被控以「叛亂」等罪名的覆判「維持原判，仍處以十年徒刑」的結果，有什麼樣的反應。他們到達的時候，胡適正在玩骨牌「過五關」。胡適告訴他們，他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聽到這個消息的，「心情很不好，什麼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過五關』解悶。」　　在雷震案爆發之前，胡適因為不贊成蔣連任第三任總統，說了些不中聽的話。1959年11月15日，胡適在梅貽琦招待日本友人的宴會上遇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請張向蔣介石轉達如下意見：第一，在明年的國民大會上，憲法將受到真正的考驗;第二，為了國家的前途，希望蔣為大家樹立一個合法而和平地轉移政權的風範;第三，為了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盼望他能公開表示不擔任下一屆總統;第四，所謂「勸進」不僅是對蔣先生、也是對國民黨和老百姓的一種侮辱，千萬不可接受。他還說：「如果蔣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憲法，不做第三任總統」，他的聲望和地位必然會更高。　　胡適受聘為中研院長，但身為《自由中國》精神領袖，他固然努力爭取言論自由，也拂逆蔣的心意，抗顏直諫明白表示「連任總統」有違憲政。這些不中聽的話最終都是在蔣的示意和默許下，才得以面世。　　蔣連任後，因不能容忍雷震的言行而逮捕雷震。當時，胡適正在美國出席會議，接到陳誠的電報通報後，複電中胡適列舉了「政府此舉不甚明智」的理由：第一，國內外輿論一定會認為這是「政府畏懼並摧殘反對黨運動」;第二，政府必將承擔摧殘言論自由的惡名;第三，給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扣上叛亂的罪名，會貽笑於世界;第四，會對台灣的旅遊和外來投資造成不利影響。此外，他還敦促政府應該通過司法程序，而不是通過軍事法庭來審理這一案件。　　1960年11月18日，蔣介石在總統府會見胡適。胡本來不想談論雷震案件，但是蔣介石卻執意要他談一談政治。為此，他簡單地介紹了國際形勢之後，便把話題轉到這一轟動海內外的案子上來。胡適首先指出，蔣介石、陳誠和警備司令部的發言人都沒有出過國，「他們不會"深知』此案會發生的反響」;接著指出當局堅持對雷震案進行軍事審判，使他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最後他向蔣介石談了自己對反對黨的態度，並提起10年前蔣建議他組織一個政黨的事情。臨別時，他又向蔣介石將了一軍：「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10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新黨的人?」　　但胡適和蔣晤面前一天，法庭已維持原判10年徒刑的結論，這是後兩天他在家中見到記者不免表達「大失望!大失望!」的背景。因為他確實期望蔣會多少聽進一點，覆判或許會拖些時間，結果或有不同。　　胡適與蔣的摩擦以雷震案達到高峰。胡適捲入其中，他曾明白地拒絕組黨，但無力阻止蔣對雷震下手。他對時局的「大失望」似乎也反映了他對蔣本人的失望。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