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德貴：道教易學命運觀的現代性反思 （第2頁）

　　 理性與自由是人的先天本質，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有限不能認識無限，更不能解決道德與宗教問題。自由是人的意志的本質，但具備自由本性的人應該做什麼？因為人是自然本能與社會習性、善之端與惡之端、利己與利他、孤獨與群體的統一體，如果沒有限制，就會危機四伏，就必須設立一種道德性標準，以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所以，康德提出了「道德律令」（類似於中國文化中的良知與良能）作為「絕對命令」式的最高道德標準。不過，這種標準的最終根據何在？因為「真」並不能保證善，理性與科學與行善行惡沒有必然關聯，作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人，如何保證其行為的善性？所以，康德在自由意志基礎上提出了「靈魂不朽」與「上帝存在」作為善的保證和真善美統一的基礎，而且，上帝是一切的最高根據與標準。上帝通過與人類簽訂的契約（摩西十誡），為人類確立了普世的道德要求，人類不需要預知自己的命運，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努力工作與生活，做上帝的奴僕，一切以榮耀上帝為最高目的就可以。因為上帝的意志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做出公正判決，因而，命運預測思想（星相學等）在西方一直處於文化的邊緣與末流，大的命運已由上帝前定，小的命運不需要知道，命運的發布者、承受者、主要內容很清晰，基本上沒有給具體的命運預測思想留下多少理論空間，命運觀成為宗教體系的小的分支（或者是附屬）。

　　 命運觀在中國文化（尤其是儒道釋）中佔據核心地位，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文化，成聖是成仙、成佛的基礎，因此，教化是中國文化中所有思想的出發點，文化的最早意義就是「以文化成天下」，而「宗教」這一詞語本身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就是教化的意義。儒家經典《周易》的「神道設教」，「繼善成性」，「順天休命」；《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君權神授」；《左傳》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敬鬼神而遠之」，「祭如在，不祭如不在」，都與西方文明的人格上帝最高權威性、追求上帝拯救的外在超越，從而命運觀只能成為宗教的附屬物存在不同，命運觀反而成為宗教思想的重要內容。第一，主體的虛化，無論是神、帝、天等都缺乏一種人格化特徵（或者理念化特徵），「誰在發布命令？」只能是一種符號化的形式指引。進而，誰是命令的接受者、實施者？「君權神授」不過是統治者的自我粉飾而已，不管是通過神的後裔的出身神話，還是「天降祥瑞」的造神運動，也解決不了承受者的合法性問題，更何況，普通民眾的命運從哪裡來？第二，命運的內容是什麼？沒有任何具體說明。第三，命運能否改變？如何改變？量變還是質變？正是道教易學的術數文化體系，通過形式與理性的力量，成功地引進道德與宗教思想，使之成為術數文化的組成部分，也使術數文化不但具備理性的指導作用，同時具備道德與宗教的教化作用。在古代，術數文化所承載的教化作用不低於正統意識形態，當今時代，術數文化承載了主流傳統意識形態（儒道釋）制度性消亡後，中國文化傳統的主要內容，正像民間宗教承擔了正統宗教的主要內容一樣。

　　 術數文化的教化作用，主要是通過「命運的評判與改變問題」而把道德宗教思想的教化作用落到實處。一方面，術數文化中的判斷體系由事實性判斷和價值性判斷組成，如對個體財運、官運等運行軌跡的分析，屬於事實性判斷，而對道德性質的分析（人品好壞、忠孝與否、是否可交等）屬於價值性判斷。事實性判斷由理性科學語言構成，以定量為主（何時何地發多大財），價值性判斷以定性為主，主要是通過一些道德宗教語言思想對個體做出現實的價值評判，從而要求個體除了遵守宇宙規律與現實規則法律外，還要受到道德宗教戒律的限制。自覺遵守道德宗教戒律，不但可以獲得官方與大眾主流的表揚（如二十四孝、二十四節），自我精神可以極大滿足，還可以對事實性判斷形成積極影響。反之，則有極大的消極作用。這種強大的氛圍，比之於單純的說教、法律的懲戒，作用大得多；另一方面，通過命運改變問題的探討，使宗教思想深入人心，教化取得實質效果。「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亦屬於明顯的道德教化思想，「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術數文化的五大要素組成的評判體系已從理論構架上將理性與道德宗教（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融為一個有機整體，差異只在於各要素所起作用大小。在「命運是否可以改變」的問題上，儒道釋思想沒有不同，都認為命運是可以改變的，不一致表現在是根本性改變還是部分性改變？能起到改變作用的力量是主體的理性科學力量、還是道德宗教力量？

　　 在「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五種命運力量要素中，何種力量佔主導？儒家思想認為命運為主，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俟之而已」，「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運的客觀力量是無法改變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正說明命運的主導性。人能改變的主要是道德精神，所謂內聖外王，人們要想改變命運，必須嚴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相由心生」。「子不語怪力亂神」，正是強調了道德精神的重要性。道教則倡導「我命在我不在天」，認為或者通過大量善行的積累，太上感應而徹底改變命運，並列舉了大量善行改命的例子，或者通過外丹、內丹修鍊完全改變人的命運，最終得道成仙。佛教由於理論的邏輯性和體系的複雜性，通過「自作自受」，「三世因果、六道輪迴」思想解決了命運的來源與先天差異問題（命運好壞問題），並進一步通過《了凡四訓》等大量的具體、系統的理論闡述和實踐例證說明通過修佛命運改變的具體特徵，證明自己關於命運可以完全改變思想的正確性，並最終成為術數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走向。西方文化追求一種外在超越，神性拯救，天國的降臨，塵世永遠是骯髒的，不完美的，人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等待上帝的救贖。中國術數文化中的道德宗教思想，只是其理論的補充，或者現實手段的需要（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主流是追求一種內在的超越，實踐理性與現實維度，道德宗教教化只是為了在現實中實現個體主觀需求與外在條件的最大一致（主觀願望的最大、最合理的實現），而這些問題只能在命運觀里解決，這也是術數文化成為中國文化核心的重要原因。

三、思維與哲學維度

　　 從古代的宇宙論、本體論，近代的認識論，到現代語言符號論、意義論，尤其是後現代的荒誕、無主體、無意義、無理性、碎片化、當下化，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典型特徵。分析哲學對語言與符號的分析與現象學對意義的分析，是本文評析術數文化的最重要參照。語言與符號是存在之家，離開了語言與符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語言與符號的差異性，體現了不同文化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而太極圖與十字架則是中西文化差異性的最形象體現。

　　 首先分析語言差異。作為人類理想與現實存在，被描述、被表達的存在與真實存在，主體間性，現實、過去、未來文化之間（在場與不在場）的中介，語言具備有限與無限、封閉與開放、精確與模糊、一義與多義、共時性與歷史性、可表達與不可表達的二重性。西方文化從古希臘開始就確立了理性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主體中心主義、意義中心主義五大基本原則，以可靠性、精確性、同一性、同質性、無歧義性為目標，這一思維模式對於推動科技的發展進而推動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無疑具有劃時代功績，也永遠不可替代。但是，語言畢竟是真實世界的替身，語言本身的二重性決定了語言的先天不足，加上西方文化對語言的無限誇大與對邏輯的過度崇拜，導致了對非穩定性、非精確性、非明見性、初始性、異質性、他者性的忽視，也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再分析符號本身的差異，由於形式邏輯的影響，西方文化中的符號是一種純粹的、沒有任何意義的、約定俗成的、可以隨意替換、和語言本質相同的人為組合，這對於形成自然科學的嚴格邏輯體系、公平正義的民主法律體系，居功至偉，但是，必然導致了對非主體、非意義、非邏輯、非理性、非中心的壓制，這也是後現代批判的中心。

　　 其次，以《周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思維模式與此完全不同。從語言角度看，漢字是與西方拼音文字（無意義的純符號組合）完全不同的，是一種表聲、表意、表形（形聲義）的、具有嚴格邏輯結構、不可隨意替換的符號體系，但是，其語言基本組成要素——偏旁部首具備相對獨立性與意義多元性，由此使得漢字具有模糊性（外延不明確）、歧義性（內涵不精確）、場域性（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意義）特點。而以《周易》為主形成的中國文化的符號體系更是如此，64卦、384爻的邏輯體系，其基本符號（爻）是不能隨意替換的，是一種有限與無限、封閉與開放、一元與多元、精確與區間、循環與非循環、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體，這種文化特點的優勢在於可以促進文化的包容性，這是中華文明成為歷史上唯一自我延續下來的文明的重要文化原因。但是，這種思維模式必然導致邏輯上的不穩定性、不精確性，缺乏西式的定量，由此而來的是思想體系的混亂性，這在術數文化中表現最為明顯。術數文化中理性與非理性並存（初始與啟示）、科學與巫術混雜（象數與讖緯）、邏輯推理與感應（圖式推演與外應）、鐵口明言與模稜兩可等是典型表現。在當今中國，許多人妄自尊大，以西方文明導致的世界性災難來批判西方，或者以後現代思想取代理性科學，或者自不量力以為可以用中華文明取代西方文明。實際上，從明朝開始的歷經幾百年的所謂中西文明衝突，只不過是中華文明的求生運動，是兩種不同層次的文明交流，西方人根本不認為有什麼中西文明衝突，中華文明在他們眼中不過是一種沒有多大價值的古董垃圾，就是今天中國的巨大發展，在他們眼中也不過是西方文明的結果（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不必認同這種觀點，但是，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全方位的現代性反思，用西方的理性、邏輯觀點與方法對術數文化進行全方位的清理，從而在繼承優勢的前提下，使得傳統思維模式現代化，成為可以普世化的文化體系。

　　 最後，從哲學角度看，哲學的本質是對主體精神價值與意義的探究，現代西方現象學運動，正是探討意義生成的思想體系，而這一點正好暗合了中國傳統哲學模式。《易傳》「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鮮明體現了意義開顯、意義生成、空間時間化（與傳統西方時間空間化正好相反）的特性。命運的創立者、發布者，命運內容，命運的承擔者，命運的判斷標準等，都是一種存在與非存在、有限與無限的統一，64卦的體系本身正是一個有限無邊的、周期循環的、形式相同、內容多變的符號運動，而以此為基礎的術數文化預測體系中，無論是動態預測還是靜態預測，不管是對初始的把握亦或是命運的改變，也不論是內聖還是外王，外在超越與內在超越，都展現了「人為天地之貴」的主體無限擔當。「天」的虛化，使得每一個體都要獨立面對沒有任何具體指示的命運，對命運的探討變成了越來越個人化、私密化的活動，意義的生成也越來越多元化，但我們卻不能走西方的無意義、無中心、無主體的所謂後現代思路，必須在堅持理性科學思維的前提下，從上述三方面對術數文化展開全方位批判，形成一個新的現代意義下的思想體系，這是中國夢實現的重要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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