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靚穎事件：當公開信淪為表達私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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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雲金的公開信風波剛剛過去，近日，張靚穎母親的公開信又成為了媒體熱點。鬧了幾日之後，事情又出現了反轉，馮軻與張媽媽火速和解。10月11日，在張靚穎的生日會上，三人其樂融融同台留影。

關於這場用公開信「互撕」的爭論，各類評論已經很多，大多圍繞著母女關係、人情關係中的情感依附、控制與獨立。我們今天則想跟大家聊聊「公開信」這件事兒。以前媒體好不容易跟蹤挖掘才拿到的爆料，現在卻無需大費周章。各種事件，新聞當事人自己就能動手寫出高水準公開信，前因後果，細枝末節，財產明細，全都被公之於世。

公開信的功用是什麼？其中所寫的私人話語，家事糾紛，其實本不應該出現在公共討論的領域；當它錯誤地出現在公開信中後，它帶來的後果也是複雜的。

這些公開信，本來出於維護權益，呼籲公正，保護兒女幸福等目的，但結果卻發現，公開信帶來的往往只有傷害。這場迅速開撕、又迅速和解的公開信風波，恰恰令我們看到，利用公開信尋求私人感情領域的真相與正義，實際並無多少正面意義。

俗話說，「家醜不外揚」。對家庭或團體內部的紛爭醜聞，以前的人大多採取內部處理的方式，外人想要獲知信息非常困難。在《傲慢與偏見》里，韋翰可謂是個騙財騙色的惡棍，拐走了班納特夫人的小女兒，但也不見班納特夫人寫公開信抨擊，這會直接損毀女兒的名譽，所有人都希望這件事能私下解決。而現在，越來越多的衝突直接以一封「公開信」呈現在公眾眼前，是非曲直，由人分說。這次，張靚穎母親更是在女兒婚訊時拋出一封公開信，直接對馮軻開撕。一時間，有人說張靚穎母親是情感綁架，有人說馮軻是純粹謀取利益的騙子。但更令人深思的是，為什麼這些對親友造成傷害的糾紛一定要用公開信發表，要在公眾媒體的視線內分崩決裂。

本來，這並不是公開信的功能。

10月11日，張靚穎生日會上，馮軻與張媽媽開心同台，疑似在經過「公開信」爭論後和解。

談到公開信，我會有點懷念中國的近代。那時的公開信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名人公開信截然不同：媒介不同，效應不同，圈子也不一樣。寫公開信的基本都是文藝大家，他們在期刊雜誌上發表公開信，風格各異，有表達質疑的，也有引發論戰的。那時的公開信非常精彩好看，有點像今天的互撕，但出發點是思想觀念的不同，有什麼分歧，什麼爭端，都拿出來在公共討論中辯個明白。

作為寫公開信發動公共論戰的佼佼者，魯迅先生幾乎和同時代的所有大家撕過。他在《題未定草（七）》中公開抨擊朱光潛的「靜穆美學觀」；因為《莊子》和《文選》這兩部書的爭論而在《撲空》中罵施蟄存是「洋場惡少」；他還罵過泰戈爾是亡國奴。而最為著名的，恐怕還是魯迅和梁實秋的論戰，雙方你來我往，論戰了好幾年，從文藝創作到文學理論到教育再到政治觀念，幾乎只要能產生話題的地方兩個人都在打架。在罵戰的過程中，雙方卻不乏真知灼見。

《魯迅梁實秋論戰實錄》

版本:華齡出版社 1997年11月

而李澤厚更是通過對朱光潛的公開批判、論戰，一步步開創了自己的美學學說，發揚美是客觀屬性的觀點，自成一派。

可以說，這才是公開信的真正功用。把需要調動公眾去關注、認知、思考的東西拿出來，放在公共討論的領域，讓不同觀點的人自由發表意見。雖然當時寫公開信的人情緒也十分激昂，魯迅也罵梁實秋，罵郭沫若，但雙方都光明正大，這些公開的文章一不牽涉個人私密，二不涉及經濟糾紛，論戰雙方純粹由於思想分歧而成為勢如水火的兩派。這種觀點的激烈論戰促使了社會整體的思考，人們不僅僅是圍觀者，同時也是思想交鋒的參與者，在爭論中逐漸形成有價值的現代共識。

現在，這個圈子的公開信漸漸沉寂下去，文人間的語言越來越親切和諧，鮮有爭論。公開信的陣地也轉移到了一個不太合適的領域：私家紛爭。從文藝界轉移到娛樂圈，公開信漸漸墮落成供大眾圍觀看戲的演說秀。個人私事，經濟糾紛，這些本來不屬於公共討論的範疇，現在卻成為一封又一封公開信的主題。公開信不再是思想論戰的展覽，而淪為表達私慾的工具。

張靚穎母親的公開信，全文看似透著一股母愛的關懷與保護，處處為女兒著想，也陳說了許多母女二人的艱辛歷史。毫無疑問，是張媽媽日復一日辛苦工作，將女兒獨立養大。但這也成為情感依附的資本。在張靚穎母親的眼裡，照顧女兒已經不僅僅是出於天性的職責，而開始轉為精神控制。像很多家庭的父母所想的一樣，她希望子女能永遠呆在自己的保護下，希望自己永遠是子女不得不依賴的重要部分。當他們感到自己的控制力受到威脅的時候，就會想辦法維護自己的地位。

這很像耶利內克的小說《鋼琴教師》。小說中就以變態化的筆法刻畫了一對母女關係。主人公埃里克的母親近乎病態地控制著女兒的一切，她必須和母親在同一張床上睡覺，她不能擁有自己心儀的服裝和鞋子。當她喜歡上男學生克雷默爾後，母親開始瘋狂地爭奪女兒的控制權，要將女兒完全永遠地據為己有。

這是一種否認成長的目光。他們永遠把自己的子女看做童年期的子女，並認為童年的依賴關係將會在子女未來的人生中永存，父母和子女從各方面都是不可臠割的共生體，而否認了個體的脫離與獨立。

《鋼琴教師》

作者:[奧] 埃爾夫麗德·耶利內克

譯者:寧瑛/鄭華漢

版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5年1月

個體脫離父母，形成獨自自由的存在，便是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我」的世界。在這個我與世界的關係中，一切處境都是「我」的處境，成長為獨立的人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選擇，也有能力承擔世界的責任與後果。這是純粹的我與世界的關係，而沒有他者的介入。父母的控制在這個時候也應該理性地退出。張靚穎和每一個走向獨立的人一樣，她有能力自為地做出選擇，也有能力承擔選擇的後果。這是一個人成長的歷程。否則，成長與獨立只是他人為你構建的虛無假象。

張媽媽的公開信，如果把自己合同糾紛的部分去掉，看起來就是一個十分害怕孩子由於缺乏人生經驗而在走向獨立的道路上吃虧的母親。出於母性為子女擔憂，這誰都可以理解，但在如何插手的問題上，張媽媽無疑選擇了最糟糕的方式。她幾乎是以生拉硬扯的方式阻止女兒做出自己的選擇和判斷，同時，這個行為有一個很好的遮掩布，那就是母女間的親情與關心。

「作為母親，我真的不能看著我的女兒以後悔恨交加，哪怕女兒可能因此記恨我。」張媽媽依然站在自己的世界裡，代替女兒做出選擇，介入女兒的世界。似乎，只要站在為女兒好的出發點上，所有行為就都是順理成章。情感聯繫捆綁了所有的行為，藉助著母女間的情感資本，母親成功地控制了女兒的自由。

張母的公開信，所控訴的並非是馮軻的某一件事，而是宣洩了多年來的不睦和積怨。在磯崎憲一郎的小說《最後的居所》中，丈夫總是不解為何妻子的臉上長期帶著疲憊泄氣的神情和冷漠的敵意，兩個人變得越來越陌生、敵對。妻子則冷淡地回答他：「我這怨氣又不是新近才有的。」正是日積月累的怨氣漸漸積聚，才導致了無法調節的僵局。

這些積怨很難避免，也通常難以化解，因為在其中除了財產與人身利益之外，人情所要表達控訴的部分還要更多，它們遠遠超出了法律的解決範圍。以張靚穎母親和馮軻為例，日常就存在著很多不睦的因素，如公開信中所言，「經過了十三年的觀察」。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這些人情範圍內的摩擦沒有任何可以判決的程序，它們往往是一件又一件小事，看起來既沒有實質性的人身傷害，也不造成利益損失。但正是這些不為人知的事損害著某個人的情感與自尊，這些無法宣訴的事情不斷疊加，終於在公開信里找到了一吐為快的途徑。公開信內對私人生活的披露，依然不屬於法律解決的範圍，但它卻在圍觀的公眾里找到了隱形的法院。

《最後的居所》

作者:磯崎憲一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