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傳奇》| 張愛玲的家族背景,身世(1)
1920年。上海。十里洋場,奔瀉著掩不住的紙醉金迷,言說浮生若夢般的囈語。「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襠褲;櫃檯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無線電里賣著癩疥瘡葯;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尋常日子像弄堂里飄出的胡琴聲一樣,咿咿呀呀,緩緩地回蕩流轉。9月30日,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從麥根路(今泰興路)一棟民國初年典型式樣的洋樓里,傳出的那聲微弱的嬰兒的啼哭。當然,也絕少有人料到,這個擁有「張愛玲」惡俗名字的女嬰日後會巧妙地將文字寫出花來,隨即在中國文壇以一個「美麗而蒼涼」的姿態,華麗轉身,留與後人無盡的論說、回味。她,就是這樣一個謎一樣的女子,引人入迷。而這個謎,永遠沒有謎底。25年後,即1945年4月的某天傍晚,當好友蘇青離開後,張愛玲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回想起剛剛和蘇青關於上進心的探討。蘇青說:「……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蘇青嘆息:「那有什麼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裡,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此時,愛玲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那邊,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仿似一大塊胭脂紅,心不由得沉到最底,頓生感慨:「這是亂世。」「晚煙里,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郁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釋的。」恐怕,連張愛玲本人都始料不及,也未曾發覺,儘管她終其一生都在刻意迴避,常常顧左右而言他,但是,門族的顯貴、煊赫,已悄然沁入她的靈魂,點點滴滴沉澱在骨子裡,融為她人生的最菁華,也在不動聲色中助她煥發著「舊上海最後一個貴族」的獨特光暈。就如同她的弟弟張子靜形容的那樣:「我姊姊的文采早慧、文筆犀利、性格孤傲、擇善固執,我認為頗得祖父的真傳。」如果把張家比作遍身散發著冷冷光澤的青瓷花瓶,那麼張愛玲就是斜倚其中的一枝落寞的花;不管她是如何的不情不願,也不管瓶中水是如何混濁、陳腐,註定都要受其滋養、浸潤。封建家庭衰敗、沒落的景況,令她深切地見識了古老中國社會的某些層面;世態人情的炎涼,生命的起伏與哀傷,那是噬咬著她的切膚之痛,也極其深遠地影響了她日後的文學創作。捧讀她的作品,不難發現,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體有病,更有兩者兼具的滿清遺老的後代、民國之後,仍然坐享顯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遺產、吸大煙、養姨太太,過著奢靡頹廢的生活,以至於有人批評張的小說「沉淪」、「陰暗」。如果我們得幸能推開張家厚重的宅門,就不難發現,張是「從小就生活在遺老、遺少的家庭陰影中,見到、聽到的,都是那些病態的人,病態的事。」「生活的上空一直浮蕩著黑色的雲霧,讓人覺得苦悶,有時幾乎要窒息。」所以,寫作,成為愛玲宣洩這種苦悶的一種方式,以此「揭露沒落豪門的封建生活」並做「毫不留情的嚴厲批判」。她的小說中的人物,皆能在現實中找到原型,「各有其本」,熟稔她的人,一眼便知寫的是哪一家的哪一個人。比如,被夏志清教授譽為「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的《金鎖記》就是脫胎於李鴻章次子李經述家的真實故事。愛玲喚作曹七巧的原型為「三媽媽」,將長白的原型叫作「琳哥哥」,喊長安的原型作「康姊姊」。短篇小說《花凋》更是直接取材於舅舅家,整篇敘述了她的三表姐黃家漪「十九歲畢業於寵濟女中,二十一歲死於肺病……」的悲劇一生。《花凋》問世後,還惹得她的舅舅大發雷霆,對她舅媽抱怨說:「她問我什麼,我都告訴她,現在她反倒在文章里罵起我來了!」綜觀《金鎖記》和《花凋》兩篇作品,無不充斥著「肺癆」「鴉片」「納妾」等深沉的意象,很明顯,張愛玲所耿耿於懷的「亂世」,無非是動蕩、悲涼的時局,以及比時局還要動蕩、悲涼的人心罷了。從「亂世」中走來的先人們,黏附著舊時代、舊社會的沒落、黯淡,是濃得化不開的黑色底幕,比照之下,更加映襯得跟前的愛玲光艷四射、輪廓逼人。「看張」,怎少得對她的家世稍作鉤沉。於是,就有了以下的「傳奇」:張愛玲的曾祖父張印塘(1797-1854),字雨樵,祖籍河北豐潤縣。在同治年間出任安徽按察史。與此同時,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中興第一名臣」李鴻章,作為曾國藩的門生,在平定太平天國時期「湘軍」屢戰屢敗後,奉曾之命趕赴安徽籌建「淮軍」,以作軍力之補充。李鴻章「與印塘曾共患難」,二人因此熟識並結下深厚情誼,以至於到了張印塘之子張佩綸這一代人時,張、李兩家已成世交。張佩綸,字幼樵,又字蕢齋。1847年生於杭州,卒於1903年,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1854年,其父張印塘積勞成疾,告別人世之時,「佩綸方七歲,轉徙兵間十餘年,操行堅卓,肆力為經世之學」。1870年,23歲時,應試中舉;翌年朝廷大考,再登一等頭名,「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官」,四年後擢升為「日講起居注官」,在光緒皇帝左右伴隨。後再次榮升為侍講學士及都察院侍講署左副都御史。年輕的佩綸儀容清俊、風流倜儻,又才學過人、滿腹詩書,「飽經世略,憂天下之將危」,立下報國效忠之志,「屢上書言國事,所言必君國宗社大計,不舉細故,批卻導窾,語必中期肯綮,一疏出,朝野聳聽……」與吳大徵、寶廷、陳寶琛、張之洞、黃體芳、劉恩溥、潘祖蔭、鄧承修等人一起,彈劾貪官污吏,抨擊時弊,「有筆如刀」,得到當時軍機大臣首輔恭親王奕和另一位重臣李鴻章的賞識,成為晚清「清流派」的中堅人物,有「四諫」、「十朋」之稱。然而,張佩綸雖官至翰林院侍講,卻淪落到以稀粥白飯充饑的地步,由此憤怒於那些身居華屋高堂,坐享錦衣玉食的達官貴人的昏聵顢頇、驕奢罔上,「胸中一團飢火,夾著一股憤氣,直衝到喉嚨里來;就想趁著現在官階可以上摺子的當兒,把這些事情統一做一個摺子,著實參他們一本,出出惡氣,又顯得我不畏強御的膽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聲震天下,就不怕沒人送飯來吃了,強如現在庸庸碌碌地乾癟死。」於是乎,參了撫督、參藩臬,參了六部、參九卿……「彈擊不避權貴,白簡朝入,鞏帶夕褫,舉國為之震悚。」半年間,多少紅翎頂戴被拔掉,「滿朝人人側目,個個心驚」,藉此,張佩綸實現了「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偉大抱負,順帶著也改變了從前潦倒的生活景況,「米也不愁沒了,錢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換了高大的了,車馬衣服也華麗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好在,自幼才思敏捷的張佩綸並沒有重蹈他人覆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繼續保持了清廉剛直的本色,還贏得了美國駐華大使楊約翰的稱讚:「在華所見大臣,忠清無習氣者唯佩綸一人。」但命運之神似乎並不願永遠垂憐同一個人,她往往在這裡打開了一扇門,卻悄悄地把另一扇窗給關上了,使得生命的房子永遠不能飽滿地吸納陽光,總遺留有陰暗處。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本本的奏摺確實賜予張佩綸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仕途,卻同樣令他恃才傲物,不可避免地,多少與人結下了梁子。人生幾多兇險啊,「天災」可避,可「人禍」難防,終於,這個風流人物被不期到來的犯了小人招惹的災禍推到了歷史的滔滔浪尖,任由風雨無情吹打。(責任編輯:雷志龍)責任編輯:雷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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