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兩個反對的朋友」——陳獨秀與胡適

　　——胡適

　　陳獨秀與胡適的名字，是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文化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們以深沉的愛國情思發起了新文化運動運動，以披荊斬棘的魄力，讓這場運動成為清掃佔據統治地位的舊思潮的颶風，從而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作為這場運動的發起者和指導者，兩人的風格一剛一柔，相得益彰。他們的絕佳配合，使得「陳、胡」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與「康、梁」、「孫、黃」並駕齊驅的三對赫赫有名的標誌性人物組合。

　　然而，只要稍稍對陳獨秀與胡適的生平做一簡單排列就會發現，在他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兩人政治、思想上見解一致的時間與他們分歧、爭論不斷的後半生相比，其短暫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儘管他們終生都難能可貴地保持著私人情誼。

　　自1918年起，陳獨秀與胡適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就逐步凸顯了出來。當陳獨秀盡頭十足地發表對政治評頭論足的長短大論時，引起了有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胡適的不快，在他看來，陳獨秀的舉動已經違背了《新青年》初創時大家心照不宣的宗旨：「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離開政治」。（1）而陳獨秀對胡適不談政治的做法更是不以為然。這時，新文化運動中的兩大導師，也隱然成為兩大思潮的領袖。當年的北大學生黃日葵就曾說道：

　　「五四」的前年，學生方面有兩大傾向：一是哲學文學方面，以《新潮》為代表，一是政治社會的方面，以《國民雜誌》為代表。前者漸趨向國故的整理，從事於根本的改造運動；後者漸趨向於實際的社會革命運動。前者隱然以胡適之為首領，後者隱然以陳獨秀為首領。（2）

　　陳獨秀轉而篤信馬克思主義，並將《新青年》變為宣傳主義的論壇時，作為實驗主義信徒的胡適更無法與他找到共同語言，他既無法說服陳獨秀，也無法被陳獨秀說服。

　　1919年初，陳獨秀因遭污衊排擠離開北大後，在上海「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因此和胡適等「北大里的老夥伴，愈離愈遠」。（3）

　　此後激情滿懷的陳獨秀一面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一面著手組黨工作，這與胡適仍堅守文化和思想啟蒙的立場更是大相徑庭。出於對往日情誼的珍惜，雙方都曾竭力彌合彼此的分歧，但最終還是無濟於事，聞名遐邇的《新青年》團體也因此解體了。

　　不過，無論陳獨秀和胡適在政治、思想上的看法是多麼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但兩人的私交並未因此而斷絕（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一面公開論戰，私下又把酒言歡的並不在少數，而後來的很多歷史敘述都在不同程度上誇大了他們之間分歧和對立的程度）。

　　1922年8月9日，陳獨秀被法租界逮捕，社會上的知名人物及一些社會團體立時展開營救行動。胡適則給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寫信，為陳獨秀「乞援」，他在日記中記道：

　　寫一長信給顧少川（顧維鈞，字少川——引者），……說法國人近年作的事，實在大傷中國青年的感情，請他以此意勸告法公使，請他們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說，我並不為獨秀一個人的行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牢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出點力。（4）

　　正如胡適所說，他出面營救陳獨秀，不僅是為了陳獨秀個人，他更高的追求，是努力維護一種思想自由的社會環境（很可惜，他的良苦用心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作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認為任何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權利，不同意見之間可以反駁，可以爭論，但藉助暴力手段或行政機關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或人身自由，卻是他極力反對的。

　　陳獨秀出獄後，經濟拮据，胡適又與蔡元培、蔣夢麟、李大釗等人在9月24日署名發表為陳獨秀募集訟費的啟事。如果注意到當時胡適和陳獨秀為「聯省自治」等問題爭論得不可開交的話，就不得不欽佩他能將政治、思想分歧和個人情誼分清的涵養。

　　這其實並不奇怪，陳獨秀和胡適畢竟都是新文化氣質濃厚的思想家，在他們內心，也與那些個性獨特的知識分子朋友一樣保留著一種傳統：朋友之間政治、思想上的衝突無論如何尖銳，無論如何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但他們都相信，政治、思想上的衝突不應該成為結束個人情誼的理由。同樣，私人的良好感情也不可能消融彼此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這也是他們的交情能夠保持終生的重要原因。

　　二十年代初，當陳獨秀在政治舞台上積極拼搏時，胡適也在情勢逼迫下，忍不住地開始對現實政治發表見解。但是，性情溫和的胡適參與政治的方式卻與陳獨秀完全不同，他仍脫不了「書生議政」的範疇——通過辦報參與政治；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陳獨秀，則早已斷定坐而論道式的參政風格是軟弱無力的，他不僅創建了一個新式政黨，而且躊躇滿志地參與醞釀著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胡適當時就承認，他一方面不能像陳獨秀那樣「狠干」，一方面又沒有梁漱溟那樣「蠻幹」，而只有「從容慢步」）。（5）

　　政治觀點的大相徑庭，導致兩個老朋友之間的分歧和爭論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23年1月，時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羅文干被控貪污受賄被捕，後因查無實證，司法機關宣布羅文干無罪釋放，但教育總長彭允彝卻在內閣會議上提議「再來過」，羅文干因此再次被捕。為抗議彭允彝在「羅文干案」上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的行為，北大校長蔡元培向北洋政府提交辭呈，宣布「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唯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之國人。」（6）

　　對於蔡元培的舉動，胡適明確表示贊成，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贊成蔡先生此次的舉動，也只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7）隨後他又寫道：「蔡先生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因為他很明白的指出，當局的壞人所以對付時局，全靠著一般胥吏機械式的學者『助紂為虐』；正誼的主張者，若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8）

　　與此同時，陳獨秀則對蔡元培採取「不合作主義」的態度提出了批評，主張激進反抗的他說：「蔡校長宣傳不合作主義，明明不過是希望一般做裝飾品做機械的學者官吏採取拆台政策，他這種政策，可以證明他眼中只看見一班無良心無能力的學者官吏，而不看見全國有良心有能力的士、農、工、商大民眾」，他指出：「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的苦戰惡鬥方法，斷然不可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我們敢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9）

　　不管陳獨秀的文章是表達個人看法，還是代表一個新興政黨的集體意見(在當時，顯然是兩者兼而有之，因為這兩者在他身上是統一的)，但胡適看到老友的文章後卻動了感情，他撰文指出：蔡元培的「行為有時類似消極，然而總含有積極的意味」，蔡元培的一貫精神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他指出：「蔡先生的抗議在積極方面能使一個病廢的胡適出來努力，而在消極的方面決不會使一個奮鬥的陳獨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10）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一場關於「人生觀」的演講。張君勱的演講引起了地質學家丁文江的不滿。4月，丁文江發表了《玄學與科學》一文，對張君勱提出了批評，從而拉開了聲勢頗為浩大的「科玄論戰」的序幕。論戰的一方是被歸入「科學派」的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等人，另一方則是被歸入「玄學派」的張君勱、梁啟超等人。

　　「科玄論戰」告一段落後，亞東圖書館打算將論戰中的重要文字結集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出版前，亞東老闆汪孟鄒找到與亞東淵源深厚的陳獨秀、胡適兩人，囑咐他們各自為文集做一篇序。陳獨秀沒有參與這場論戰，但在作序時，他對各家的見解都提出了批評，他說：「可惜一班攻擊張君勱、梁啟超的人們，表面上好象是得了勝利，其實並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裡開戰，暗中卻已投降了……有一支可以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武器，他們素來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而他所說的武器，就是唯物史觀。（11）他明白地說道：「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12）

　　胡適在做序的同時，針對陳獨秀的質疑又寫信作了答覆，他說：「我們治史學的人，知道歷史事實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們雖然極歡迎『經濟史觀』來做一種重要的史學工具，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思想知識等事也都是『客觀的原因』，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所以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13）

　　在做序時，陳獨秀說，他很歡喜的做這篇序，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辯論之後，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14）胡適對此則說：「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15）

　　看到胡適的序言後，陳獨秀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繼續對胡適提出批評，他說，胡適在「堅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識，思想，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也可以解釋歷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觀——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16）

　　爭論的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他們還是在各自的思想軌道上賓士著、對立著。

　　1925年10月，徐志摩出任《晨報副刊》主編，不久，《副刊》所屬的《社會周刊》發表了北大教授陳啟修的文章《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嗎？》，文中為蘇俄在中國的行徑進行辯護，並堅稱蘇俄並非帝國主義。接著，張奚若發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進行駁難，由此引發了「蘇俄仇友問題」的大辯論。除了陳、張兩人外，參加這場辯論的還有梁啟超、陳翰笙、江紹原、張慰慈、陶孟和、錢端升、丁文江等學界名流。這次辯論從10月初開始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為此，《晨報副刊》先後在《社會周刊》等版面上發稿近30篇，並開闢了「對俄問題討論號」專欄。（17）

　　或許在深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的張奚若、徐志摩等人看來，他們的探討完全是學理性的，並不涉及任何黨派糾紛和成見（這樣的探討和辯駁在民主氣氛濃厚的西方社會簡直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左右翼對立日趨嚴重的中國社會，他們對蘇俄的批評論調，以及看似不偏不倚的探討，卻被左翼力量認作不懷好意的攻擊而無法得到諒解。

　　11月底，在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中共北方區委組織下，北京發生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首都革命」。29日下午，約五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前集會，隨後又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示威過程中，部分群眾出於對《晨報》指責蘇俄論調的不滿，搗毀並焚燒了《晨報》館。

　　對民眾搗毀並焚燒晨報館一事，陳獨秀在和胡適談論時的回答是一個字：「該」。

　　陳獨秀的態度讓胡適一時寢食難安，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頗帶情緒地說：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感怪詫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被自命為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惟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18）

　　胡適也知道，自己的觀點決不會為當時的陳獨秀所接受，正如他不會接受陳獨秀尊奉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因此，他只是希望陳獨秀能繼續保留「容忍異己的態度」：

　　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19）

　　即使在私下爭論中，胡適也不是就事論事，他的立足點和眼光也是為著整個社會的：

　　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會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恐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20）

　　胡適的觀點，不僅僅是對陳獨秀的不滿，更是對一種由陳獨秀等人引發的社會思潮的不滿。目前沒有見到陳獨秀的回信，因此無法得知他的確切想法。但是，從他二十年代的言行中，並不難推測出他的真實看法：相信階級鬥爭，相信民眾力量，推崇暴力革命。此時的陳獨秀肯定無法苟同胡適這種對敵人講究容忍和自由的立場，並且會認為胡適的見解在惡勢力橫行的中國只是與虎謀皮的天真說教。

　　在作者看來，胡適的觀點無疑是有道理的，維護他人的自由，實際上正是維護自己的自由，並且是培養一個合理、自由、健康的社會環境的必要工作（可惜的是，許多政治人物，有著真理在握的絕對自信，在壓制不同意見或異己人士時不遺餘力，只有自己被剝奪自由，甚至遭到陷害、凌辱，乃至殺戮時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

　　然而，作者總是覺得，在中國這個專制思想根深蒂固，與歐美的社會氛圍完全不同的國度里，胡適的思想卻多少有些和現實隔膜的色彩。在中國，過分強調容忍和自由，往往是在強調弱者向強者表達容忍和自由，由於地位、權勢懸殊，弱者很容易對強者表達容忍和自由(他們別無選擇)，但什麼又能保證強者對弱者表達容忍和自由呢？在一個狼很容易吃掉羊的地方，一味地強調容忍和自由，最後只能是狼吃掉羊。

　　1925年冬，胡適到上海治療痔瘡，借住在亞東圖書館。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胡適，「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一個講蘇聯如何如何，另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不相讓。有一天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大概胡適被陳獨秀的批駁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了幾下，但他畢竟忍住了氣，用紳士風度說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去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21）

　　這樣的爭吵在兩位老友之間簡直是家常便飯。但爭吵歸爭吵，兩人的私交並未因此而受損，事實上，在整個二十年代前半期，兩人不僅經常見面、閑談、會餐，相見甚歡（他們閑談的時間往往持續好幾個小時，可見雙方並非毫無共同語言，只是在涉及政治時，他們才是「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個的意見（22）），一起對亞東圖書館進行業務指導（例如：亞東圖書館出版古典名著時，他們兩人就一個寫前敘，一個寫考證文章，亞東的許多計劃和業務，兩人也經常共同參與商討。汪原放所著的《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中有不少這樣的記載），而且聯袂發起或參與很多社會活動，陳獨秀還多次為了黨內同志瞿秋白、蔡和森的書稿出版問題，寫信向胡適求助（因胡適與商務印書館交情深厚），而當時的中共黨內諸領袖，也未對他大加鞭韃，反倒將他看作可以合作的同盟者。

　　國共合作破裂後，作為「黨國要犯」的陳獨秀為躲避緝捕，不得不過著深居簡出，飄忽不定的生活，這樣，他在很長時間裡都與胡適等老友斷絕了來往。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此後，胡適積极參与營救活動，他不僅致電蔡元培，請他就近營救陳獨秀，而且與著名學者翁文灝等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23）對於各界的營救電報，蔣介石指示不予複電，但在回復胡適等人的電文時，他明確同意將陳獨秀「移交法院公開審判。」（24）

　　10月30日，胡適又在北大作了《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演講，他說，陳獨秀在「五？四」時就被捕過，當時的報紙「卻載著他是反動！這是反動，那麼現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動？」言外之意，他根本不認同國民黨稱陳獨秀為「反革命」的說辭。他還稱頌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胡適此時公開演講，自然是想引起整個社會對陳獨秀的懷念和關注，從而增加營救他的力量。與此同時，他還在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刊出傅斯年為陳獨秀辯護的《陳獨秀案》一文。

　　陳獨秀雖然被捕，但卻又結束了以往深居簡出、東躲西藏的生活，因此，他與老友胡適也有了再次公開來往的條件。12月1日，被捕不久的陳獨秀即寫信給胡適：

　　存尊處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現在商務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務還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頗欲此書能早日出版，能夠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坑人的中國字，實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注音字母這一工具又太不適用，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望先生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拙著至淺陋，只是引龍出水的意思而已。（26）

　　這封信既是對自己著作出版情況的詢問，也表達了對胡適的新的期待。

　　陳獨秀在信中感謝胡適和一班朋友為他奔走營救，他還寫道：

　　先生著述之才遠優於從政，「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近聞有一種傳言，故為先生誦之，以報故人垂念之誼。（27）

　　陳獨秀的話是針對國民黨方面有鼓勵胡適棄學從政的傳聞而說的，在他看來，以胡適的秉性，如果棄學從政，完全是用非所長，得不償失（有趣的是，當時也有人為陳獨秀從事政治，不能用心學術而深感惋惜）。（28）

　　應該說，陳獨秀對胡適看得很准，但他們兩人實際上又都不是那種能夠靜下心來專心著述的人。陳獨秀從來沒有放棄對政治的關注，即使成為政治舞台的局外人後，仍不顧他人的指斥和訕笑，不時頑強地表達著自己對政治的獨特見解；而胡適更是與政治和國民黨走得越來越近，直到抗戰爆發後臨危授命，出任駐美大使。

　　1934年夏，獄中的陳獨秀心血來潮，打算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他讓汪原放幫他搜集一些太平天國史方面的書籍。汪原放將羅爾綱放在亞東圖書館的《太平天國廣西起義史》未刊稿也送去了，陳獨秀讀後頗為讚賞，他知道羅爾綱當時師從胡適做學問的信息後，對汪原放說：「請你對適之說，可以請羅先生來南京和我談談太平天國嗎？」胡適接信後，笑著說道：「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國，他對原放說想請爾綱去南京和他談談。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努力研究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