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問題」與「代溝」：青年研究的理論基礎

內容提要:時至今日,實證主義的青年研究遠多於理論性的青年研究。這種現狀並不意味著青年研究可以遠離學科基礎理論。沒有年齡在社會學中的理論出場,作為指號的「青年」概念就難以明確其所指對象,諸如第N代青年的說法也將失去依據;而否認代溝在推動社會變遷和文化創新中的作用,身處父權社會中的青年的重要性也將大打折扣。曼海姆和米德等人的研究共同構成了青年研究的理論支撐,它們既是對人們質疑「青年」是否重要以及能否成為合適的研究對象的一種回應,也是立志於深耕青年研究的學人們需要了解的基礎性知識。

作者簡介:方俊,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回顧過去,代問題的出現伴隨著人們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研究,也與兒童和青年作為獨立的群體的被發現交織在一起。在現代社會,無論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是作為社會問題,青年群體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然而,青年作為一個以年齡為基礎的群體分類,如何能夠指稱雖然處於同一年齡階段卻迥然有異的亞群體呢?畢竟,諸如青年農民工和青年大學生這樣的群體,他們所具有的非同一性顯然大於其同一性。要準確理解這一問題,有必要回溯構成青年問題理論基礎的代問題和代溝現象。

一、代問題:年齡在社會學中的理論「出場」

人是什麼,這是一個愈久彌新的問題,也是一個仁者見仁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人是社會歷史性的存在。人是歷史性的存在,這不僅意味著人具有歷史性,生存於歷史之中,它也意味著人不可能超越歷史而存在。從文化上來看,人類也許是永恆的;但就個體而言,人類的壽命卻是有限的。儘管如此,雖然無數個個體不斷老去,但人類仍然存在並將繼續存在,然而卻不是以永遠同樣的形態存在。人類社會的這種矛盾和多樣性構成了從代際變遷的視角去研究人類社會的理由。

雖然人們早就認識到社會變遷通過代際變遷的形式發生,但直到20世紀初期,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非常有限。曼海姆在批評社會學家關於「代問題」的研究現狀時指出,已有的社會科學各專門學科習慣從某一角度來分析代問題,卻從沒有人注意到代問題的連續性,從而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為此,曼海姆從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兩個維度對代問題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

1.德國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眼中的代問題

由於人類個體壽命的有限性,人類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以何種形式、在何種程度上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身上體現出來,便自然地成為那些想要發現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人所不可避免的研究對象。在工業革命開啟了現代社會的曙光以後,以孔德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認為30年的代際距離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曼海姆看來,「他們都想基於人的有限壽命和代際更替的生物學法則,來找到反映歷史發展節奏的一般規律」[1]。

確實,作為代問題的生物學屬性仍然是代問題的基礎因素。人作為高等動物,首先是生命意義上的動物群體,是屬於整個自然界和環境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是人類所具有的普遍性。在精神的特殊性領域,人類才具有不同於其他動植物乃至智能機器人的獨特特徵,即人具有依據自己的時間維度而展開的社會歷史領域。這一時間維度不但包括客觀意義上的生命時間、社會時間和歷史時間,也包括主觀領域的時間感,即現象學意義上的個體內在的時間意識。在客觀的物理時間維度上,代問題以人類整體作為一個有機體,以類似於新陳代謝的方式自然地延續下去。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先於該時間段出生的某一個時間跨度內的人相繼去世,社會的主要部分由晚於那一特定時間段出生的人組成,這一現象使得社會更替以代際更替的方式展開。

然而,由於實證主義者們試圖從代問題中尋找人類存在的終極性因素的動機,他們把「代」這一生物學因素看作社會歷史進步的基本動力之一。由於實證主義者總是根據人的生物屬性來看待代問題,他們把生物界中動物根據機體條件所展開的生存法則簡單地搬運到人類社會中,實際上奉行了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因此,年長的一代(父代)總是以保守力量的形象出現,此時,影響人類進步的因素就取決於代際更替的節奏。如果社會總體上是按照這種歷時性的線索前進,嚴格來說就只存在人類文化傳承和創新的代際更替問題。由於持一種佔主導地位觀點的一代人的逝去,文化上的衝突和差異便只能以歷史學的形態出現,所謂的代溝問題實際上只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的差異。

另一方面,歷史主義者根據其保守主義的研究方法,「指出代問題恰恰否證了直線式的歷史進步觀念,代問題因此被視為內在時間的存在問題」[2]。從時間維度來看,純粹的內時間並不能作為代問題的依據,然而歷史主義把「代」視為精神進化歷史中一個階段性單位的做法,卻彌補了強調代問題的生物屬性的實證主義的缺陷。由於內時間觀念把不同代的人置於某一相同的時間中,從而發現了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這一現象。

歷史主義否認在生命和精神因素之間存在著一種直接的互動關係,這無疑是正確的。正如福柯認為人的發現是現時代的產物一樣,生物學中的代現象必須通過社會歷史因素來考察。代問題的生物學屬性是一回事,代問題表現出來的具體形式是另一回事,實際上,代問題的社會歷史屬性往往規定了代問題的特徵和面貌。與此相類似,代溝的實際存在是一回事,但代溝的具體內容卻又是另一回事,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下,代溝往往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同代人對代溝也會持不同的態度。由於代問題的實質在於探究不同代之間文化系統的差異,代問題的社會屬性在重要性程度上就大於生物學屬性,代溝的問題也因此才會是不同代人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問題,而不是機體差異性問題。

2.代問題的具體內容

確認了代問題的生物學和社會學基礎,這只是問題的第一步。為了進一步弄清楚代問題的基本結構,曼海姆把目光轉向了組成代單位的具體個體及其相互關係。為此,他首先區分了作為純粹的聚合性事實的代與實存社會群體。「代的統一性主要並不在於那種能形成實存群體的社會結合……群體的形成是基於對同一代的歸屬意識之上,而不是基於某個確定目標」[3]。一方面,由於無須每個成員之間的相互了解,代並不是類似於家庭、部落等的實存群體;另一方面,由於同屬於一代人的不同成員並沒有特定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目標,所以代也不同於企業等社會組織。代的特徵在結構上類似於個體在社會中的階級位置,即「特定的個體在特定社會的經濟和權力結構中共同的『位置』」[4]。

在馬克思看來,階級作為人類歷史進步的推動因素,始終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有著密切關係。因而,個體在階級社會中的階級屬性便具有客觀性質,個體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緊密關聯於個體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中所處的地位和形勢。就這一客觀的階級位置而言,個體無須意識到他自己是否處於該位置。換句話說,階級位置並不以個體的階級意識為前提。因此,作為結構上類似於階級位置的代,可以被看作是某一歷史時期內在社會的經濟政治體系中處於相同位置的所有個體的總和。

儘管代被表述為在社會整體中位置相近的所有個體,然而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卻因其家庭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而大不相同。由於個體從時間上來說處於生物時間、社會時間和歷史時間三個維度內,後兩個維度在重要性上又遠遠大於生物時間,因而具有相同位置的代個體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會表現為不同的現實代和代單位。「經歷同一具體歷史問題的青年可以被視為處於同一現實代;而同一現實代中的不同群體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共同的經驗,因此構成了不同的代單位」[5]。

代的位置現象雖然從形式方面指明了代的社會學特徵,但代的社會位置並不指涉一個實存的社會群體,它只表明了具有相似位置的個體會組成實際群體的潛在可能性。代問題的現實意義在於,只有位置相近的同一代的個體以群體的形式實際出現在社會舞台上時,代現象才具有實際的研究價值。以當前中國青年來說,雖然整體上中國青年處於社會轉型期這一歷史時期內,但社會轉型期的青年是以大學生、青年農民工群體等具體的現實代和代單位出現在社會舞台上。理論上,個體組成群體這一行為具有濃厚的目的理性色彩,因而處在該群體中的個體實際上經受了同一歷史和文化的感染,他們經歷了共同的歷史事件,並主動利用其共同的經驗來參與社會生活。

就實際以代單位形式參與社會生活的現實代而言,不同群體以不同方式利用共同經驗來思考和行動,意味著在該代單位中發生了實際上可以稱之為社會整合的事情。只有具有相同社會位置的不同個體主動地去分享其代位置中的文化觀念,代單位才會以一個自覺整體的形象參與到群體生活中去。因而,在承認代現象的生物學基礎的同時,必須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進一步區分代位置、現實代和代單位等概念,否則會「將純粹生物性現象與由社會文化力量導致的現象混淆起來」[6]。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不同代的不同個體的社會位置、認知模式等因素在同一歷史時期內相遇,代際衝突就發生在這種實際的具體面對面的生活中。

二、代溝:社會變遷的文化視角

曼海姆對代問題的具體研究不僅表明了年齡能夠作為研究的具體對象,同時也意味著從社會學角度探究代現象的重要性。就代的社會屬性來說,由於它不具有其生物學屬性那樣的同一性,因而它表現為某些更為具體的基本事實。然而,代問題的複雜性並不意味著研究必須圍繞這些更為具體的基本事實展開。如前所述,由於社會變遷以代際變遷的形式發生,研究代問題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對代問題的研究必須著眼於不同代單位之間的同一性。另外,即使是研究具體的基本事實,由於不同群體以不同方式利用共同經驗來思考和行動,也意味著從整體上來研究代際群體是可行的。

1.代位置: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

象徵著個體在社會中的經濟政治地位的代位置意味著如下事實:同一年齡階段的人並不能構成完全同質性的群體。正因為如此,布爾迪厄才認為青年一詞所包含的歧義性,掩蓋了並不存在著同質性的青年群體這一社會事實。據此原因,布爾迪厄認為「青年只是一個詞」,在他看來,青年這個詞屬於意識形態領域,人們用它來掩飾諸如階級、階層等分歧,塑造了同質性的青年群體這一假象。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

由於代位置決定了每個個體的階級階層屬性,個體的社會位置並非由個體的自我意識來決定,而現實個體的行為模式和認知方式最終是由個體的社會位置來確定,並由此得到加強而成為傳統。理論上,對於具有相同社會位置的個體來說,不斷重複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經驗,會使個體產生與其上一代相近的行為模式和認知方式。這樣,不同階層出身的個體在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上會存在很大差異,從而不可能構成一個同質性的代際群體。但是,現存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在不斷發生改變,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也在不斷變化。在每一代中發生的社會流動現象意味著大部分的代位置並非固定不變的,從而其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都可能發生改變。不僅如此,由於社會化的過程是相對統一的,學校等公共場所的存在,不僅為不同代單位提供了一個共同生活的舞台,也為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提供了可能。因此,儘管曼海姆的研究發現生物學意義上的同質性的代是由社會學意義上不同質的代單位構成的,由於以上原因,把社會環境和對它們的主觀反應歸因於包括某些特定的青年群體在內的集合體,並在某種程度上把社會變化看作是這類群體行動結果的表現,這是合適的。

在強調代際群體內部由於代位置分化成不同的代單位的同時,曼海姆同時指出時代特徵在塑造群體精神風貌方面的重要作用。每個時代都具有可稱之為時代精神的獨特的精神風貌和時代特徵,這正是人類文化不斷繁榮創新的根本動力所在。在不同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受大不相同的時代精神的感染,必定無法體驗其他時代的個體所經歷的一切。前面提到,曼海姆正是根據這一特性提出現實代這一概念。這種時代特徵,恰恰就是不同年齡段的人所生活於其中的生活世界,他們建構了這個世界,世界反過來又塑造了他們的精神面貌。就此而言,每一代人都與另一代人的生活經歷缺乏活生生的情感紐帶,因而這種不同代之間的互相難以理解和協調的文化衝突,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兩種不同的時代精神之間的一種緊張關係。

換句話說,雖然代際理論試圖弄清楚代位置對同代人中不同群體的思想和行為觀念的影響,它也致力於解釋發生在同代人和不同代人之間的文化衝突、傳承與創新,這很自然地指向了代溝問題。不僅如此,要解釋發生在代際更替中的文化創新和積累現象,必須從縱向的歷史維度來考慮代際之間的文化衝突。由於不同代人的同時代性,每一代人對自己所處時代主流文化的接受和審美取向,意味著不同代人之間存在著難以協調和理解的文化衝突。由於父代受到不同於現時代的主流文化的影響,對現時代的主流文化必然會產生適應與否以及適應程度的問題。而年輕一代則不同,現時代的主流文化就是他們的主流文化。因而,在塑造每一時期的主流文化過程中,不同代群爭相「出場」,使得不同時代的文化在相同的時代中發生碰撞和交融。在爭奪現時代的權力話語中,年輕一代與父代在價值領域產生了認知上的差異,當這一差異擴展到普遍的個體身上時,社會學意義上的「代溝」現象就產生了。

2.代溝:文化衝突與文化創新

與「代」指涉在社會結構中處於相似位置的所有個體不同,「代溝」指的是發生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世界」的疏遠和斷裂。在20世紀60年代那場蔓延至全世界的青年學生運動中,青年和他們的父母在文化觀念等領域中產生了大量的矛盾和對立,隨著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代溝現象也產生了改變,相應地,社會對代溝的認知也發生了變化。

米德的代溝理論圍繞著認同和義務兩個維度展開,為此她首先區分了三種不同的文化類型:後象徵文化,即這種文化的延續主要是由年輕人重複老一輩人的一言一行;互象徵文化,即「社會成員的主要模式是同時代人的行為」[7];前象徵文化,即年長者向青年一代學習他們未曾有過的經驗。在前兩種文化中,老年人都處於支配地位,他們制定社會規範,為人的行為和言論劃定界限。

在人類文明進入工業社會之前,後象徵文化和互象徵文化都已經廣泛存在於各種社會之中。前者使傳統延續下去,後者通過同齡人的互動,一方面加強傳統在個體心中的內化,另一方面則是用同代人取代父母原有的榜樣作用。新的榜樣者既可能是來自陌生地域的外鄉人,也可能是來自本地域的熟人。互象徵文化由於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傳承模式,使得傳統出現了一種形式上的斷裂,這一現象明顯地體現在年輕的移民團體和外出務工人員中。受科技革命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等因素的影響,互象徵文化和前象徵文化在社會中越發居於重要地位,這一現象挑戰了過去由後象徵文化確立的年長者的地位和秩序,從而造成了兩代人之間的斷裂和衝突。

米德相信,產生代溝的原因不僅僅在於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儘管她非常重視技術因素在促成代溝出現和擴大這一現象中的重要作用,這一變化使得年長一代無法成為技術領域的領頭人和榜樣。造成代溝現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老年人仍然掌握著社會的控制權,他們控制了社會生活的經濟和權力因素,卻沒能引領時代的精神潮流。無論如何,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現實視代溝為顛覆性的革命因素,代溝理論除了要探究代溝現象的成因,還需要提供一條跨越代溝的路徑。要跨越這一「溝壑」,在米德看來,只有「年輕人和老年人真正認識到有一條深深的、新的、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的代溝存在的事實,交流才能夠重新建立」[8]。為此,代溝現象必須被置入一個更加廣闊的社會化背景中,並把後象徵文化中的無限義務簡化成青年一代的有限的行動責任。

與原本將代溝現象視為對青年一代的社會整合失敗的社會學理論不同,米德認識到處於代溝兩邊的不同代人之間的精神狀況的複雜性。「在代溝兩邊都有一些持相同態度的人——或是反抗的態度,或是保守的態度——這些相同的態度比兩代人之間的對立態度更重要」[9]。由於意識到青年一代中的技術樂觀主義思想和社會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希望,代溝現象不再僅僅被視為年青一代社會化失敗的結果,代溝實際上是一種不同代之間的精神狀態的緊張關係,是一種促進文化傳承和確保多樣性的張力。對代溝現象的態度轉變,體現在歐美「重構教育和青年研究的關係中」[10],青年一代因此不再被視作反叛、應該被規訓的一代,而是被視作可塑造、有創造力的新人。

「代溝將隨著生物過程而有秩序地前移,直到戰前那一側的人全部死去,這是一個簡單的、直線發展的結局」[11]。當青年一代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曾經激化代溝現象的社會背景發生了改變,兩代人之間的衝突也就變得不那麼明顯,鬥爭不再激烈。這種現象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結為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那些曾經參與鬥爭的人也會遇到自己與自己的小孩之間的代溝,就像當年橫亘在他們和他們的父母之間的那條一樣,只是內容和程度變得有些不同。因此,在米德的論述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那條橫亘世界的代溝變得不再惹人注目,但是在家庭中隨著子女的成長,以及隨著學校教育促成新的代單位的形成,代溝在父母和子女之間不斷產生和前移。

這一視角的變化表明了時間觀念在代問題中的改變,在後象徵文化中代問題以歷史時間為指針,青年一代的行為舉止以先前存在的前人世界(舒茨語)為指向。而在互象徵文化和前象徵文化中,世界圍繞著「當下」這一維度展開,由於日常生活的時刻在場特徵,青年一代對傳統文化偏離的同時實際上就是與「當下」發生的事實的接近。因為「純粹的同時代性只有在涉及對相同社會和歷史環境的參與時才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重要性」[12],每一代人正是在與具體的「當下」的接近中,在對現實的具體參與中才成為現實的同一代人。對代溝現象的包容和開放態度也因此把時間拉回到共同世界,並在青年一代的價值內化和文化創新中指向那個同樣開放和多元的後人世界。這才是孕育代問題和代溝現象的「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這一語境本來應該包含的意思。

三、「代」與「代溝」:差異中的關聯

正是基於上述兩個維度,社會學中的青年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一方面,曼海姆對代問題的具體分析,不僅回答了為什麼以年齡為分類特徵的青年群體能夠成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由於具有非同一性的代單位組成了具有同一性的代,注重同一性的青年研究應該關注青年群體中彼此各異的青年亞群體。另一方面,在目前穩定的政治秩序下,父權製作為基本的社會事實仍然無法更改。這就意味著,青年群體在社會變遷中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儘管他們相關於新的科學技術和義務觀念,但青年群體的被規訓特徵意味著他們與父輩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衝突,從而文化視角應該成為青年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表面上看,注重理論分析的代問題和注重實際應用的代溝理論之間存在差異,甚至由於代問題對非同一性的代位置的強調而與注重代的同一性的代溝理論存在矛盾。儘管存在差異,但兩者之間的共性同樣是顯而易見的。

1.互為補充的代位置和代溝

如果說代溝現象意味著文化多樣性的話,從代位置這一概念出發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代溝理論。從理論上來說,有一條橫亘在年青一代與年長一代之間的代溝,這和曼海姆的「代」概念一樣只是表明了一種潛在的分析基礎。事實是,現實代中包含了許多不同的代單位,不同現實代的代單位在同一個時空中相遇,這使得不同代單位之間肯定會產生無法協調的文化衝突。然而,主動利用其共同經驗參與群體生活而又願意與不同代的代單位展開對話的代單位,也為文化傳播和創新提供了可能。它既包括年輕一代的代單位會認同年長一代的文化觀念,也包括年長一代會接納、適應甚至認同年輕一代的文化觀念。當然,對所有代單位中的個體而言,認同並不意味著放棄自己的特定觀念,可能不同的文化觀念會無限接近,但是由於每一代實際的具體生活並不重合,在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張力。這種實際上衝突甚至對立的代單位的存在,不僅解釋了某一歷史時期內出現的不同文化思潮,也恰恰是文化多樣性的必要條件。

由於代溝主要發生在家庭內部,這既涉及不同代的不同個體所處的不同社會地位,也關係到同一家庭成員之間所擁有的相同的社會總資本(布爾迪厄語)。由於是縱向橫向的社會流動決定了個體在社會中擁有的不同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總資本,代位置基於階級理論來分析個體的社會位置,實際上也包含了從社會空間和權力場來考察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如此一來,家庭、學校等因素在代際衝突中扮演的角色被強化,以至於「有些人認為家庭的解體是一些社會癥狀(如逃離家庭而帶來的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13]。一方面,那些具有相同代位置卻具有不同社會總資本的人聚合在一個現實代的代單位中;另一方面,家庭成為許多青年問題發生的場所,意味著代溝這一文化現象超越了不同代單位之間的異質性而凝結成某些共同的問題。總之,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青年問題實際上囊括了階級位置、文化衝突和主流文化等多個因素,它們層層扭結,相互勾連,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2.同理論相關的幾個未竟問題

雖然個體的階級位置是社會的客觀產物,但階級位置並不意味著個體主動的階級意識。與此相反,大多數情況下個體都是無意識行動的,所以馬克思才會認為只有在極少情況下才會出現「自覺階級」。由於這些自覺階級的形成大多是由外在於該階級位置中的人所促成的,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所以個體的代位置並不足以說明代溝兩側的文化衝突。同樣地,既然代溝通常意味著青年一代拒絕年長一代的文化觀念的合法性,而這種行為不應該被視為具有清晰意識的自由行為,所以曼海姆才會從個體的社會位置來說明代的統一性問題。這樣一來,對代溝的分析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關於文化協調與衝突的文化理論上,由於對合法性的承認「植根於已變成無意識的內在結構與客觀結構之間的即時協調中」[14],一種代位置的社會結構理論就需要一種不同代之間的文化衝突理論作為補充。所以米德才會強調要把代溝問題置於更加廣闊的社會化背景中去考察。唯有如此,以下社會事實才能理解:對既定秩序的服從是具有自我生成特性的代單位的歷史和個體歷史顯現在個體身體上的認知結構和適合於世界的客觀結構之間協調的產物。

曼海姆從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出發,指出了代現象的生物學和社會學屬性。他關於代的統一性的歸納實際上「把所有源於相同客觀條件、故具有相同習性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個體視為同一自在的社會階級」[15]。這種做法招致了空間理論的批評,布爾迪厄從社會空間和權力場出發,實現了該領域的「實踐轉向」。米德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分析了代溝現象的正面和負面功能,並指出了跨越鴻溝的正確方向在於不同代人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對溝通和承認的提出,能夠和主體間性理論和交往行為理論結合起來,從而為一種對話的商談理論提供了可能。同樣,互象徵文化和前象徵文化把文化觀念的重心轉移到年青一代的當下生活,也具有鮮明的實踐特性,因為實踐「完全注重於現時,注重於它在現時中發現的、表現為客觀性的實踐功能,因此它排斥反省(亦即返回過去)」[16]。總之,代問題從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出發,而代溝理論則側重不同代之間的文化衝突,兩者的側重點不同,也都有自己的不足之處,也正因如此,代與代溝之間的關係還有待更深入的梳理和研究。

四、結語

青年研究在國內已經走過了許多個年頭,然而,這種積澱並不意味著青年研究的理論地基已經足夠在上面構築起一座堅固的大廈。對於研究者而言,為什麼一個以年齡作為分類基礎的概念能夠成為研究的基本對象,為什麼諸如「青年參與」之類的課題中的青年能夠囊括具有不同經濟社會地位、不同文化特徵的亞群體等基本問題,仍然值得深思。某種程度上,曼海姆和米德等人的研究,既是對人們質疑青年能否成為合適的研究對象的一種回應,也是立志於深耕青年研究的學人們需要了解的基礎性知識。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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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