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雙賓 ：現實與使命——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

　　 在現時代的背景下，社會學學科和它的言說者社會學家，將如何作為，將持何種價值，將體現何種關懷，不僅是一個科學知識規範的，而且是一個關乎道德與良心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討論「社會學家角色」，必然需要揭示其依託的現實與背負的使命，即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內涵和大眾對之抱有的期望。

　　 自19世紀中葉開始的美國社會學本土化道路，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意志，到清教徒的田園小鎮理想，到芝加哥工業城市嘈雜的繁榮，再到中產階級的保守主義穩定與和諧，一直充滿了新大陸的樂觀主義情緒。濫觴於歐洲的社會學傳統遭遇繁榮發達的市場經濟與消費社會時，為社會學家帶來哪些新的啟發與思考呢？

　　 一、社會學家的原典使命：來自歐洲的傳統

　　 古典時代的社會學在歐陸背景下是一個邊緣地位的嚴肅話題。現代性於西歐濫觴之際，滕尼斯所懷念的傳統社區開始逐漸消亡，民族-國家逐漸對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進行集裝式的壟斷。以彼岸為終極的宗教在與世俗政權和科學的戰鬥中節節敗退，宣講倫理、終極、虔誠的宗教知識系統受到世俗生活的猛烈衝擊。塗爾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工業社會的發展，摧毀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現象。他斷言，宗教缺失下的話語空白應該由社會學填補，而社會學家則相應地承擔原本薩滿、先知和牧師的角色。這個在社會學真正奠基者語言中的教化者、拯救者，甚至殉道者的形象，無疑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原型。

　　 在社會學萌芽與初步形成的年代裡，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正處在上升階段。不過，社會學這個缺乏妥協精神的學科，並沒有切合時宜地盲目獻出熱情洋溢的讚歌。反而，它透過豐富的社會歷史與現實，深刻剖析了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人與社會」關係命題，保持了得體的剋制與冷靜。而在後期，則聚合了一個容納不同程度的不妥協甚至是批判精神的理論體系。首先是自命不凡而又曲高和寡的社會學始祖孔德，將社會學想像成為最高形式的科學，並幻想社會學「宗教」能夠完成它的人道拯救義務；接著斯賓塞在英國作為一個兼職的社會學家，醞釀不太成熟的功能主義理論，用以說明不斷進化、不斷複雜的社會有機體，以及向高級社會邁進中令他感到苦惱的某些退步。同時代，並沒有自我認同為社會學家的卡爾?馬克思，在德國構建他關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異化、階級鬥爭以及社會革命的嚴密邏輯體系。

　　 此後不久，同樣在德國的馬克斯?韋伯，一個「看不到一點自由的希望」的「真正的悲觀主義者」，[i]對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理性的充分發展持有相當高的警惕性，並且警告人們陷入科層制鐵籠的危險。他一方面對理性和科學的無往而不勝歡欣鼓舞，另一方面他想像現代化的高級階段類似於古代東方缺乏效率的帝國：科層制度支配了公共生活，而在私人領域則遍布虛偽的迷信與自私的功利主義生活方式。與韋伯同時代的齊美爾看到了衝突作為社會互動形式的存在，而有些懷舊的滕尼斯將他的「社區」作為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型。在義大利的帕累托，發現社會運行中存在的共同體與其個體之間最優化的不一致。即便是「明顯忽視了壓迫的呼聲和階級鬥爭」[ii]的塗爾干，終生關注的也是現代性拓展帶來的社會動蕩與失范。

　　 與之相應的是，歐洲資本主義世界也沒有公正地賦予社會學與社會學家以應有的地位。嚴肅的社會學和它的主人社會學家一樣，處在抽象理論世界與社會現實世界的邊緣。社會學的發展存在著「頑固的學術傳統或充滿敵意的文化精英」，它「被認定是自由主義方案，因此它在意識形態上受到左翼和右翼的兩面夾擊」。[iii]

　　 二、社會學家的美國世界：發達市場經濟社會的樣板

　　 社會學家如何「進化」，以融入實用的現實生活，美國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時髦社會的樣板。美國社會學並沒有經歷非常痛苦的歷史與現實檢索過程，而是近乎輕鬆地繼承了古典社會學歐洲理論中比較喜歡的部分，在飛速發展的大學中謀得了有利的生存條件。社會學理論很快就成為中產階級的精神消費品，因為它「能幫助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階層抵禦各種激烈的社會潮流的侵襲」[iv]，能夠給不斷遇到新麻煩的中產階級提供關於社會未來的信仰（或者「暗示」更加恰當），即「目前的緊張只是暫時的，社會必將回到安寧與進步」。[v]從這個角度上看，美國早期的社會學理論，無非就是借孔德與斯賓塞的社會學思想，為中產階級提供一種新的進化意志宗教，該宗教暗示了一個社會的生存法則，即通過不斷改良社會就會進化、進步，並最終導致安逸與和諧。進化意志同樣賦予了美國早期互動論者如庫利、米德等人強調和諧互動的思想內核，這種思想內核竟然和庫利清教徒式的小鎮生活理想，和米德一生貫之的安逸謙和的道德操守如此完美地一致。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業城市芝加哥，與進化論不同的形式社會學思想得到了斯莫爾與帕克的改造。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解決社會問題並不是社會學的全部宗旨，但是卻成為社會學系得到政府與公眾、學界、學生認可甚至歡迎的原因。在斯莫爾締造社會學系的時候，就「明智地意識到理論上的早熟會限制社會學的發展」。[vi]雖然帕克本人並不情願拒斥理論，但是他不得不接受包括學生和學界在內的閱聽人的興趣引導。因此他在理論上，僅限於在斯賓塞進化論的基礎上發展形式社會學思想，研究城市社區互動中的競爭、衝突、順應、同化，以及社會控制、社會秩序。在這種經驗主義氛圍下，社會學系曇花一現的神學色彩[vii]迅速被經世致用的經驗研究取代，《美國有關婦女的工廠立法》、《芝加哥的垃圾問題》之類的題目越來越成為社會學系關注的話題。[viii]這種注重經驗的作風，已經完全與歐洲式的哲學思辨與理論關懷相區別。在生機勃勃的新大陸工業社區里，以芝加哥大學為代表的美國社會學完全放棄了批判能力，轉而成為一個甚得政府、公司、學界、學生歡心的學問。雖然我們可以在血統上辨出歐洲的本源，但是，在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統領下，社會學並不承擔那種幻想統領一切學科，成為社會科學霸主的那種無比痛苦的不可能任務。社會學像經濟學、法學等一樣，是美國人日益富裕後的精神消費品之一。

　　 進入20世紀30年代，由經濟蕭條與戰爭引起的資本主義文明危機的蔓延成為世界性的浪潮，原本洋溢著樂觀主義的中產階級信仰在美國受到威脅。志於為自由主義辯護的美國社會學，需要生產新的理論以對文明危機進行解說，以從根源上杜絕馬克思主義帶來的足以顛覆自由資本主義體系的更大麻煩。生當其時的塔爾科特?帕森斯，「完全意識到他為創立一門抽象理論的新體系所作的理智而艱苦的嘗試應視為那個時代嚴重社會危機的一部分」。[ix]

　　 與其大多數前輩有著同樣的歐洲學術經歷的帕森斯，後來成為結束芝加哥社會學獨霸局面的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系的學術領袖。他糅合了歐洲思想寶庫中諸多完全二元對立的觀點，建立了龐大的結構功能理論。雖然在此後的30年內，帕森斯的文本能力為閱聽者製造了無數的麻煩，在他離開人世之前，留下了270餘個綴連不斷的難懂的篇章，但是，在他的詮釋者（如默頓、亞歷山大）和他的批判者（如米爾斯、加芬凱爾）那裡，人們還是發現了他自始至終以一貫之的本意。他的結構功能主義體系，不僅在於創造一個可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綜合理論體系，還在於創造一個強調和諧、穩定的新進化論。這也是為什麼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帕森斯又回到他曾經拒斥的斯賓塞的原因。在他的進化論中，這個理想化的中產階級主導的當代美國，乃是歷史進化的終結。

　　 帕森斯之後，美國由世界社會學的邊疆變成了中心地帶。結構功能主義體系是如此的龐大，以至於幾乎遮蔽了同時代歐洲社會學的發展。與同期美國社會學的發展相對照，此時的歐洲社會學在主導思想上，馬克思、塗爾干、韋伯、帕累托等已經完全取代孔德與斯賓塞成為歐洲社會學的主幹，實證主義、反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幾乎齊頭並進，各領風騷；對歐洲歷史與現實的檢討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批判精神，激進思潮、悲觀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並存；大部分社會學家作為主流知識分子與社會保持著充分自由與遊離的地位，在社會理論與實踐各個層面中充分自由地穿梭迂迴，不至於過度地沉浸於局部經驗層面的現實；深邃的哲學思辨與社會學理論相互交融；對國家、民族、權力等問題始終保持充分的敏感；等等。這種雜合的傳統，使歐洲社會學一直保持了最持久的張力。

　　 三、賴特.米爾斯的呼喚：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

　　 自60年代開始，帕森斯與他的結構功能主義開始受到廣泛的質疑與批判。在堅決反對帕森斯的陣營中，米爾斯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米爾斯將歐洲古典社會學解釋為一個由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向公眾宣講民主與自由價值觀的話語載體，力圖將社會學建設成為一個歐洲式的富於歷史與現實使命的「公共社會學」。米爾斯將鋒芒對準帕森斯，但是被批判的不僅是帕森斯，還有帕森斯所代表的社會學家，種種實用主義，科層制氣質……我們前邊曾經說過，帕森斯之前的美國社會學是一種處處洋溢著樂觀主義的白種中產階級精神消費品，它可以提供類似宗教性質的暗示。到了帕森斯時代，這種風格一直左右著整個美國社會學理論界。帕森斯開創的社會學，將激進批評家及社會運動的各類主題與觀點完全排除在外。這种放棄社會問題意識的學術風格仍然旨在為中產階級提供關於問題認識與解決的暗示，即社會問題包括失范在方向上仍然是趨於和諧的。按照他的理論假設，美國社會仍然是和諧的，穩定的，我們有理由滿意和快樂。

　　 米爾斯認為，美國原本自由主義的根基，如自由競爭，小城鎮民主等等正在隨著科層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與國家權力的擴張而消失。在科層中，多數的新生中產階級並不擁有公司與機構的所有權，他們只不過是權力精英決策中各種權力的傳達者與執行者，其所擁有的只是消費文化帶來的滿足感。這是一個建立在後殖民時代經濟基礎上的更加龐大的中產階級政治盲從的社會，中產階級在「獨立的中產階級期望規範」[x]形塑下，不僅在物質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包括在高深學術領域見風使舵。他們隨波逐流，觀望，然後支持看起來會贏的一方。這種實際「無權」的狀態決定了一個更加****的社會的降臨，中產階級所熱衷的選舉程序於是變成了批准精英治的程序，權力精英們在不知不覺中掌握著美國的未來。這才是對民主與自由觀念的真正威脅。

　　 在米爾斯看來，帕森斯們顯然辜負了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應有的批判的責任。美國社會學的迅速制度化帶來了受制於科層的問題。到了帕森斯時代，美國社會學家應該慶幸自己擁有收入不菲的科層下的工作，而在歐洲，這幾乎還是難以想像的。制度化的副作用就是史無前例地為大學書齋中清高不凡的社會學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供其選擇並從中獲利的花花綠綠的世界，學者愈加追求名譽權力利益，愈加被科層僱傭。研究者個人很難脫離科層統治下的生活。個人無論其是否宣告獨立，都難以擺脫現代科層的控制，其本質是被僱傭的，因而發出的聲音是代表科層利益的。由於社會學家被科層僱傭而使社會學家喪失了批判能力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本分。美國社會學被實用主義左右，「不關心在社會底層掙扎的人們：壞男孩、放蕩女人、移民工人和尚未美國化了的移民。相反，它們幻想，實際也在與社會上層相聯繫，尤其是與開明的商業經理和掌握大筆預算的大人物相聯繫。」[xi]「學者自身的叛逆性漸趨削弱，而在行政上卻更加實用。」[xii]面對********威脅時，他們便拋棄對美國的批判，轉而恭維美國的民主。在充滿實用主義與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中，沒有市場利潤的刺激，就不會有任何一個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存在。已經沒有知識分?為了學術信仰而勇敢地進行批判與否定了，這恐怕是米爾斯所看到的美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他說，在西方，知識分子「從道德上毀滅自己」，[xiii]最通行的角色，就是成為「國王的幕僚」，「蜷入專業化的逼仄空間」。[xiv]

　　 四、新問題與新挑戰：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在消費社會的未來

　　 科層是社會學家毋庸置疑的現實世界根本。科層是理性化的成果，而統治現實世界的政府機構、公司、民間組織、大學等等，則是科層的現實原型。在經歷了韋伯所揭示的「世界的祛魅」過程後，「世界的世俗化使得人們不再受神秘事物的困擾，人們用大量的時間來謀生並發展自己，而用極少的時間來祈禱和從事宗教活動。」[xv]當社會學家獲得科層中的職業與職位之後，生計就成為學術研究的保障，而身處安逸的科層化生活，社會學家能有向庇護他的科層開戰的勇氣么？社會學家作為知識分子在美國走向發達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演變，為我們思考社會學與社會學家在消費社會的未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

　　 美國社會學擁有一個穩固的樂觀主義的多元文化傳統，卻一貫缺乏那種對於自身歷史的歐洲式的痛苦檢索。在某種意義上來講，米爾斯洞察了美國這個中產階級社會的致命的所在，試圖將社會科學建設成為面向公眾的具有啟蒙與批判意識的傳統。然而一直到今天，我們看到的並非米爾斯的夢想的實現，而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場景，即學術家群體不斷鞏固與科層的親密關係。這正是當年米爾斯所強力反對與批判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社會學是不思進取的，它在享受著不斷從歐洲出現的幼芽，它等待著這些幼芽移居美國之後，在多元的土壤中將其養大。

　　 由於批判能力的匱乏，在不久的未來，美國社會學即便仍然極度繁華，恐怕它只能延續它在整個20世紀的角色與命運，即當代的美國社會學家塞德曼所做的經典的界定：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20世紀80年代，歐洲繼續大量孕育出社會學理論方面的一流創新者，但美國卻是這些理論的生產與全球傳播的中心。[xvi]這個論斷，應該說，至少現在還是正確的。至少在米爾斯的時代，他已經察覺了一個中產階級主導的發達市場經濟與消費社會的來臨為社會學家帶來的新的挑戰。這些稍稍帶有預言色彩的明智之見，為那些以美國為市場經濟發展樣板的社會帶來了諸多警示。社會學是永遠不能放棄它的批判精神傳統的。社會學家如果過度依附於科層，追隨利益與權勢，必將辜負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從道德上自我否定與毀滅。

　　 [i] [美]亞歷山大著 賈春增等譯：《社會學二十講》，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頁。

　　 [ii] [美]塞德曼著 劉北成等譯：《有爭議的知識??後現代時代的社會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iii] 同上，第55頁。

　　 [iv] 同上，第57頁。

　　 [v] 同上，第57頁。

　　 [vi] [美]科瑟著，石人譯：《社會學思想名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26頁。

　　 [vii]當時芝加哥大學大概為了保證基督教在社會學系不被忽視，任命了有神學背景的社會學系第二教授查爾斯?R?亨德森。在早期的碩士論文中神學問題佔有重要位置。

　　 [viii] 參見《社會學思想名家》第423頁。

　　 [ix]《社會學二十講》，第17頁。

　　 [x] [美]米爾斯著 陳強、張永強譯：《社會學的想像力》，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98頁。

　　 [xi] 同上，第101頁。

　　 [xii] 同上，第102頁。

　　 [xiii] 同上第206頁。

　　 [xiv] 同上第195頁。

　　 [xv] [美]彼德?布勞 馬歇爾?梅耶著，馬戎等譯，《現代社會中的科層制》，學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頁。

　　 [xvi] 《有爭議的知識??後現代時代的社會理論》，第55頁

　　 作者簡介：

　　 陶雙賓（1975-），男，遼寧建平人，瀋陽師範大學社會學系講師，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系04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社會學理論與社區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