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優美作品之發現」的可能性

　　2013年12月30日，中國的各大門戶網站，各大媒體都報道一個消息，文學史家夏志清此前一天（北美時間12月29日）在紐約去世，享年92歲。在迅猛興起的微信群里，悼念夏志清逝世的文章被高頻度地轉發，這一天夏志清先生成為重頭話題，由此可見他在中國大陸文化界和學術界的影響力。 　　何以夏志清在大陸會有如此廣泛的影響[1]？他受到的重視是不能忽視的，毫無疑問，與他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密切相關。大陸學界和普通讀者群對夏志清的了解除了這部書以外，並無更多的了解[2]。也就是說夏志清是憑這部書獲得如此受重視的地位，這倒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同樣不容忽視的問題又在於，這部書受到在美國的有中國背景的學者嚴厲批評，其批評主要來自這一說法：夏氏這部書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僱傭所寫，它是冷戰政治的產物。既然打上這樣的標籤，余不足論。對於海外及國內一部分學人來說，似乎並不關注夏氏關於現代小說的重新評析是否有學理價值，由於過於執著於一項意識形態批評，幾近在政治立場的對抗下，幾並無學理立足之處。作者的立場和意圖固然不能忽略不計，但把它作為唯一性和決定性的評價依據，也不盡合理。這是否也有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因為夏志清也對現代的左翼傳統及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學有嚴厲批評，其偏頗之處是明顯的。以這種觀點來看，人們都迷失在意識形態的迷霧中而不願看到文學的真相，這種觀點及態度本身否定了文學有自身基本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研究有可能面對文學說話的那種單純性。本文試圖還原到夏氏的文學史研究本身，審視其對作家作品評品的見地，其文學標準的合理性，去理解夏志清重解文學史的可能性。 一 　　據夏志清後來表述，他只是參與饒大衛（David N. Rowe）主編的《中國手冊》的寫作，但該書當時並未被美國當局採用，緣由竟然是這套上中下三冊的《中國手冊》試印本先由美國軍方、政方高級官員審閱，結果被認為政治「立場太強硬」，未被正式納用。隨後在1952年，時年29歲的夏志清擬定了一個寫作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申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這這項為期三年的資助下，他才基本完成了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初稿[3]。如此看來，後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計劃未必與《中國手冊》的立場觀點完全相關，只是那時積攢了材料，後來的寫作順理成章。雖然還是處於冷戰背景，洛克菲勒基金會也有政治立場和目的，但顯然不能與用於韓戰的軍方手冊相提並論，且夏志清參照的更多的文學的知識背景。例如，他提到「新批評」的小說評論構成他的知識參照。書稿歷經數年完成，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隨即波士頓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由大衛·洛埃（David Roy）撰寫的長篇書評，稱夏志清的《小說史》出版是件大事，也是同類著作中最佳的。此評論對夏志清的出道有極大的幫助，多年後夏志清寫的再版序言里還引述了洛埃的說法。[4] 　　如此說來，有二個問題是有必要去澄清：其一、夏志清本來並不是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去寫這部書的，他曾經有的「原罪」，接受過饒大衛申請來的軍方資助，但與他後來寫作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二回事，並不能混為一談。即《中國手冊》的「原罪」恐並不能原封不動移植到《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來。其二、在冷戰背景下，夏志清本人有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對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有不同看法，這在英文版和港台出版的繁體字版里都有明確表述[5]。但類似的態度在中國大陸文革後的「撥亂反正」的反思中，也對五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的「極左」路線提出過批評，是否因為夏志清屬於「敵我矛盾」，他某些政治化的表述是不可原諒的？由此影響到他對文學的誠懇和見識就不可信呢？他對文學作品和作家的評品能力就不可靠呢？假定馬克思所說，先進的創作方法有可能克服落後的世界觀，夏志清是否也有可能以他對文學的精湛體驗和感受，寫出具有「文學性」的文學史呢？顯然，夏氏在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歡迎和重視，已然說明了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夏氏後來自己表白說，他更珍視新文學這個傳統，身為文學史家，他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6]，他表示這個宗旨他是始終抱定不放的。夏志清後來表明自己的文學史立場，也多有向「文學革命」以來的這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認同。他如此評價新文學的主流傳統： 　　 　　比起宗教意識愈來愈薄弱的當代西方文學來，我國反對迷信，強調理性的新文學倒可說是得風氣之先。富於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算不上「偉大」，他們的努力實在是值得我們崇敬的。時到今天，我們最珍惜的那份文學遺產——《詩經》、古樂府，以及杜甫、關漢卿等鶴為老百姓說話的那些文所留給我們的作品，也可以說屬於「新文學」同一傳統。[7] 　　經歷過與普實克論爭和對話，他對左翼文學的認識也有改變，也更同情現實主義文學對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反映。當然，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現實主義文學一脈的評價有夠有力，也多有貶抑和懷疑。但他對魯迅、張天翼、端木蕻良等人的評價分析還是相當中肯並給予很高的評價的。如此看來，是否一定要把夏志清關於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劃定到「冷戰背景」上去解釋？是否一定要用政治意識形態把夏志清打入另冊？回答這二個問題顯然並不困難，起碼含糊其辭和模稜兩可就可以使問題懸置起來。但我感興趣的還是另一側面的問題，即退一步說，夏志清受到歐美文學傳統的嚴重影響，他所謂的「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即使作為一種說辭，是否確實有可能發現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值得關注的「優美作品」呢？對於眾多的張愛玲的愛好者來說，這當然不是問題。但這只是從結果來證明夏志清的文學觀和批評方法具有積極性。但我想這是否可以構成一個理論問題，即夏氏所謂的「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在其本原意義上，有可能保持住文學的單純性，這種單純性並非只是源自於文學的絕對性，重要的在於，它們同歸屬於中國現代的新文學傳統。也就是說，夏氏的文學及文學史觀念和中國現代啟蒙的文學理念是同宗同源的，故而他即使在政治的邊界，在冷戰的氛圍中，他也能在主要的程度上保持住對文學的基本評判。這就反映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中，雖然他有一定的偏向，例如，過分拔高了張愛玲，貶抑了茅盾。但總體上，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還是得到了大陸大多數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者和更多的普通讀者的歡迎。僅僅抓住夏氏的「原罪」（他早年的研究經費來源）來質疑夏氏，並且全盤否定他的研究，恐不足以服眾。 二 　　回過頭來看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中國大陸「重寫文學史」影響，後者當是受到前者的直接影響，也是因為後者有著非常強烈的內在要求。這種呼應當然有文革後尋求文學自身命題的時代籲求，這種要求本身就是政治與文學的博弈的結果。中國大陸的文學史長期是在意識形態的主流敘事規範之下來設定文學史的命題，來評價作家作品，尤其是把一批作家打入冷宮另冊，這無疑讓試圖找到自己敘述文學史的年輕一代的學者所不滿，他們要另闢蹊徑就只有從這裡做文章。夏氏的文學史研究幾乎直接就引出了一條路徑。 　　雖然我們並沒有明顯資料表明陳思和、王曉明他們提出這個學術理念是受到夏志清、李歐梵的影響，但夏、李的成果後來是相當切實地介入了「重寫文學史」的體系中[8]。儘管大陸學界自身在文革後也必然滋生出重寫文學史的要求，但是夏、李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早就提示了不同於中國大陸被意識形態規訓的文學史的另一種範例。陳思和、王曉明後來總結「重寫文學史」的欄目的經驗時說道，「重寫文學史」乃是文革後十年來學術研究發展的必然結果，其一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編撰的研究資料集開拓了人們的學術視野；其二是1985年學術界提出「二十世紀文學」的概念；由此提出「重寫文學史」的主張乃是必然結果。就從他們當時對「當代性」和「歷史主義」概念的關注來看，「重寫文學史」的提出還是與八十年代崇尚思想觀念變革的潮流相關。他們在欄目的「主持人的話」中說道：「文學史的重寫就象其他歷史一樣，是一種必然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無限性，不只表現了『史』的當代性，也使『史』的面貌越來越接受歷史的真實。」[9]「重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在90年代逐步出現一系列成果，這倒不是反映在文學史的整體體系構造上，而是在對整個現代文學的重新探討方面。過去按主導意識形態設定的那些命題，那些對作家作品的評價，不再具有絕對權威意義。過去以魯郭茅巴老曹為研究軸心，現在則生髮出沈從文、張愛玲乃至錢鍾書這一脈，而後者顯然又受到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影響。「重寫文學史」提出了文學史觀念改變的呼籲，而夏志清和李歐梵以及其他海外研究者的成果，則提示了研究範例，即回到文學審美層面來評判作品，不再以文學對社會現實的直接對應意義來解釋作品。 　　按陳子善的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史》有三個英文版本，即1961年耶魯大學初版，1971年耶魯再版，1999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第三版。中譯本也有三個繁體字版，第一個版本於1979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第二個中譯繁體字本是1991年由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第三個中譯繁體字版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簡體字版遲至2005年才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10]就中文版的流傳而言，國內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些新見，受到夏的啟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陳子善指出：「回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每一步進展，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論證，包括『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包括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現代作家的重新評論，直到最近『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的合法性』的提法，無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影響和激發。」[11]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當然也不是自說自話，一味地自己去發現「優美作品」，他顯然還是有潛在的意圖要與中國大陸的左翼主流文學界對話。這項對話在在很長時期內還只能是潛對話，到了文革後的80年代末期，它契合了渴望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域中來把握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年輕一代學人，激發了他們「重寫文學史」的願望，並且提示了直接的範本。儘管幾十年過去了，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史「重寫」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並不明顯，令人高度滿意的成果尚屬欠缺。根本緣由在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史依然是在舊有的套路和知識體系下做不同形式的修補。在文學史觀方面尚未找到超過夏志清的新理論，那麼在具體的作品審美分析和評判方面，比之夏志清的成果則還有所欠缺。夏志清的文學史建構和作品分析顯示出與大陸正統的文學史敘述很不相同的學術眼光和方法。夏的文學史之受歡迎和肯定，我以為有以下幾方面可以討論： 　　夏本的小說史敘述把集體表述改變成個人話語。這裡的「集體表述」並非只是指集體合作，而是其文學史敘述的角度和方式。中國大陸的文學史敘述背後其實有一個主導意識形態規範下的表述方式，有一個被規範好的框架。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力圖破解這些限定，但積重難返，舊有的痕迹還十分滯重。夏本得地利之便，可以完全依憑個人的文學趣味展開論述，以個人的學術自信梳理歷史，賞析作品，褒貶人物，都顯出一種從容自如的風格。固然，再從夏本的立場角度、評判標準去讀出其立場乃至意識形態也並非不可能，但其思想之自如表達，獨立之見解隨處可見，則是無庸置疑的。對於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子來說，初讀此書時的感受，若無心嚮往之，那就是有頑強的另一種立場在起作用了。不為別的，在文學史和文學批評領域，想擺脫束縛獲得自由表達的方式和風格，在大陸學界依然是一個難題，這就可以理解夏本小說史在大陸影響和接受的學術心理基礎。 　　夏本的小說史從人道關懷角度切入作家的思想性，從新批評的分析方法評析作品的藝術層面，重建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審美想像。文革後中國文學界率先開啟的理論批評問題，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在中國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學從屬於政治是天經地義的，政治是衡量文學作品的首要標準實則是唯一標準。文學史敘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意義，魯郭茅巴老曹之成為現代大師，也首先是在政治的意義上立論才能有效。文革後唯政治標準受到挑戰，但過去在這一綱領底下形成的一套表述方式並未得到完全改變，比如說，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社會意義、反映階級壓迫階級鬥爭的意義等等，這些重要政治涵義還佔據評價的主要方面。大陸文學史對重要作家的評述也幾乎成為標準化生產，諸多的文學史著作、教材大同小異，這使有些本來具有原創性的、權威性的論述也被淹沒同化了。夏志清關於魯郭茅巴老曹的論述就有他個人的獨到見解，他著重於作家對時代社會中的人的命運的關切，這是他評價作品思想性和社會意義的標準；同時他把重心放在作品的具體藝術表現層面。他對作家作品的分析直擊要點，作品的社會意蘊和藝術特色揭示得準確明晰。 　　文學史論述中關於魯迅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夏志清對魯迅的評價遵從了主流文學史的規範，不管他對「左」持多麼嚴厲的批評態度，對於魯迅他卻還是保持足夠的尊敬。他分析魯迅的《葯》時，也看到墳上有一圈紅白的花，他也同時注意到魯迅的小說的結尾還描寫了一隻烏鴉「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那一圈紅白花其實掩映不住那隻毫無反應的烏鴉，夏志清指出：「這一幕凄涼的景象，配以烏鴉的戲劇諷刺性，可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峰。」 大陸文學史多從那一圈花預示的希望那理解魯迅小說的社會意義；而夏志清則強調在花圈之外，還有一隻烏鴉，它在小說的藝術上顯示出更多一層的反諷意義，現代小說的在這裡顯示出它的筆法高超之處。從這裡可見夏的藝術眼光和文學史的筆法。夏志清在對魯迅的《孔乙己》、《阿Q正傳》、《祝福》、《在酒樓上》的分析也是自成一說，見解不俗的。 　　夏志清早年「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在研究院那幾年，更心無旁騖地專攻英國文學。」[12]夏志清受過新批評的系統訓練，崇尚利維茲的批評方法，對作品的審美意蘊有敏銳感受，洞悉西方現代文學的美學流變。他所辨析的小說藝術，可以比較準確地放置在世界現代小說的背景上去闡釋。即使對葉紹鈞這樣二線作家，他對他的作品的品評也是十分精湛，讚賞他「流露出對孩子的慈祥，對教學的嚴肅關切，以及對少年心理的驚人理解。」[13]這些肯定性的評價在中國主流文學史敘述中不會佔據有份量的內容，但對於夏志清來說，這些價值在現代的創建則同樣有著稱之為。對冰心的某些作品則給予了直接批評，稱其為「不折不扣的濫用感情之作」。 　　夏志清對茅盾的分析及文學史地位的評價也見出他的史家眼光。夏肯定並高度評價了茅盾早期的文學批評和創作，對茅盾《蝕》三部曲的分析細微精道，入情入理，對《子夜》的批評則破解了大陸正統文學史的評價。他認為，《子夜》太偏重自然主義的法則，書中的人物幾乎可以說都定了型的，對人物道德面的探索狹窄得很，他是把當時左翼政治的觀念和方法「因利乘便地借用過來，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14]夏志清對《子夜》的肯定在於它的一些藝術描寫，例如關於吳蓀甫那位來自鄉間的妹妹蕙芳，那本《太上感應篇》被雨水打濕，香爐里滿是雨水，等細節的描寫，認為顯示出「作者在寫作是有很高的造詣和想像力的。」他不再從中國正統文學史從對中國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尋求中國社會變革的道路、揭露民族資本家的軟弱和必然失敗的命運這些大的社會歷史問題方面去肯定這部作品，相反，這些方面正是夏志清質疑的。夏志清認為，與茅盾過去的作品比起來，試圖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社會現實的《子夜》是一部「失敗之作」，在他以後的創作生命中，「他再也擺不脫這個迷障」。與中國正統文學史認為的不同，夏志清懷疑茅盾這樣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作家，接受了某種政治觀念來看待中國社會現實，就使他們的創作陷入了困境。 　　夏志清發掘了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作家，被主流文學史長期遮蔽的作家作品重現價值。中國大陸主流文學史以魯郭茅巴老曹為主體，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幾乎在文學史中沒有地位，在大多數文學史中甚至不見蹤跡。這無疑存在偏頗。因為在主流文學史的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革命、人民……關鍵詞建構起來的文學史敘述，沈、張等人自然無法棲身。根本緣由還在於沈、張等人早就被左翼文學陣營視為需要清除的人，其政治身份幾乎划到敵人陣營，革命的文學史當然沒有他們的地位。縱觀全書，夏論沈張二位也是最下氣力的。 　　夏志清知人論世，詳述沈從文的身世背景，少年從軍，湘西風習，四處流浪，再闖京城，得歐美派胡適、徐志摩常識，在京城報刊嶄露頭腳。夏志清梳理了沈從文出道時寫作上的困境，沈從文的成長和創作經驗的成熟經歷過艱苦的努力。沈從文並非天才式的作家，他出道時寫得並不順利，他的作品毛病也十分明顯，夏志清就認為蘇雪林當年批評沈從文拖沓絮叨就很中肯。夏志清從細節入手分析沈從文的作品，尤其讚賞沈從文關懷細小事物的心情和態度。夏志清分析沈從文的《會明》，看出沈從文對道家純樸生活的嚮往，並拿沈與華茲華斯做比較，揭示出沈從文表達「純真與自然的力量」的藝術特點。夏志清十分欣賞《蕭蕭》這篇小說對純真的表現，也拿福克納的《八月之光》與之對比，可以見出苦難、命運這些意蘊都以純真自然的方式表現出來，《邊城》、《長河》也是在此上立論，由此揭示沈從文小說的獨具魅力。崇尚「天真自然」即是一種人生價值觀，也是一種美學風格，正是在這一點上，沈從文的作品體現了夏志清的美學理想。 　　沈從文的作品多表現湘西鄉土風土人情，尤其是對湘西女子純真善良本性的表現自然俊秀，在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趨向於左翼，以民族國家啟蒙救亡為主導敘事的時代潮流下，沈從文的作品另有一股清俊之氣。過去的主流文學史嚴重排斥驅逐沈從文無疑是過分政治化在起作用，夏志清重新發掘出沈從文的價值也無可厚非，但是，很顯然，夏志清揚此抑彼又製造出新的二元對立，這顯然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顯然比沈從文還要高，他認為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斯菲爾德等媲美，「恐怕還要高明一籌」。他下斷語說：「《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本不朽之作。」[15]很多年過去，即使不再從政治上來論，《秧歌》也很難說是上乘之作，遑論「不朽」。可見夏志清對張愛玲有過度拔高之嫌。在具體分析中，夏志清也不吝譽美之辭，他說張愛玲小說里的意象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她的視覺想像，「有時候可以達到濟慈那樣華麗的程度。」[16]這一論斷或許是成立的：「自從《紅樓夢》以來，中國小說恐怕還沒有一部對閨閣下過這樣一番寫實的工夫。」 但對閨閣的描寫極為出色又如何呢？在中國三四十年代，戰火紛飛的時代，前線戰士浴血奮戰，對閨閣的描寫真的就有那麼高的意義嗎？他真的就比田間之類的詩人寫出戰鬥的激情要高出許多許多嗎？多少年過去了，田間們關於戰場的獻祭般的壯志已經很難讓人有切身之感；而張愛玲關於閨閣的想像卻能與人息息相通，這如果是文學的本來的意義或必然的結果，那讓文學史如何具有歷史性呢？ 　　關於《金鎖記》的分析構成了夏志清評張的重點所在，不只是篇幅，也是分析得得心應手，層層深入，鞭辟入裡，張愛玲小說之魅力躍然紙上。夏本小說中也高調發掘了左派作家張天翼和端木蕻良，這二個在主流文學史中並不十分重要的作家，在夏志清的美學格局中，各以不同的形式佔據了一席之地。沈從文、張愛玲的小說在80年代後期開始在大陸文壇受到重視， 90年代以後，沈從文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張愛玲則更受普通讀者歡迎，在圖書市場風行一時，久盛不衰。固然中國大陸自身的文化語境變化是其基礎和前提，夏志清的推崇無疑起到重要作用。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無疑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另一面向，它直接捧左翼文學為正宗的文學史觀的另一側面，重新打撈被壓抑的受歐美影響的現代啟蒙主義文學，無疑重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版圖。客觀地說，夏志清對左翼文學的評價主要出於他的文學觀念，也無可避免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立場。他對茅盾、丁玲的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即使同屬於左翼陣營的批評家，如馮雪峰也對丁玲有過批評。夏志清指出了他們轉向左翼陣營後的創作有概念化的傾向，要依靠某些觀念來表現生活，這就不可避免出現空洞化和說教的情況，這些批評並不是出於偏見，也不無切中要定害之處。對丁玲轉向左翼後的創作，夏志清也並非全然否定，他也看到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藝術也有可取之處，例如，丁玲描寫革命幹部來到以後村中社會關係的轉變就很出彩，她描寫了那些圓滑勢利與外交手腕在新政權的人與人之間關係上一樣用得著。「有少的時候，丁玲忘記她的土地改革，而來探索這種社會性的戲劇。」[17]他對趙樹理的分析評價，顯得單薄，雖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精當評析。 三 　　夏本小說史可圈可點處甚多，需要再討論處也不少，因其個人見解鮮明獨到，故難免爭議頻仍。尤其是對這段文學史的評價與政治立場結下不解之緣，爭議多由立場引發而來。自其問世後率先引發捷克著名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Prusek，Jaroslav 1906-1980）的重磅批評。夏著出版伊始，普實克的雄文《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根本問題——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發表在荷蘭的漢學雜誌《通報》（Tung Bao，萊頓，1961）作為捷克布拉格漢學學派實際的奠基者，普實克此時已然是名重一時，他於1932在中國訪問二年半，與中國現代眾多的作家有過交往，尤其得魯迅信任。1937年《吶喊》的捷克文譯本在布拉格出版，魯迅在去世前兩個月還為此書作了序。普實克也是東歐最負盛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普實克對夏志清的這部小說史批評甚為凌厲，從立場觀點到具體評價，條分縷析，幾乎否定了夏志清的小說史，只是在文末客套地說「的確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資料」。[18]普實克認為，文學史敘述不能離開文學與社會歷史的關係，尤其是對於處於民族求解放的歷史境遇中的中國文學來說，只有放在文學對社會現實的表現的意義上來闡釋，才能真正正確認識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普實克具體分析了夏志清對左翼作家諸多貶抑性的評價，認為這些令人費解的評價表明： 　　夏志清缺乏任何國家的國民所必有的思想感情，同時表明他沒有能力公正地評價文學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功能和使命，也不能正確地理解並揭示文學的歷史作用。夏志清也許會一如既住地否認文學的社會功能，但文學的確是有社會作用的，作家應該以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為他所屬的集團負責。我認為，正是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到文學的社會意義，夏志清才會在第一章「文學革命」，沒能對一九一八年以來中國文學所發生的一切做出正確或全面的評價。 　　夏志清一再責難中國作家過於關注社會問題，不能創造出一種不為社會問題所束縛、不為社會正義而鬥爭的文學，事實上，他把這些視為新文學的普遍缺點。……我認為，不該指責中國作家將文學作品服務於社會需要，更恰當的做法應當是揭示他們之所以選擇這條道路的必然性，並描繪出決定中國現代文學之特徵的歷史背景。[19] 　　很顯然，普實克認為理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動歷史時期的中國作家，完全不考慮文學的社會作用，就不能深刻理解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也不可能正確評價這個時期中國作家。問題的難度在於，在文學作用這一情勢下，如何來把握住這種文學的藝術性及其文學的價值，無疑需要考慮更為複雜的評價方式。夏志清對普實克的批評回應顯然醞釀了較長時間，他的反駁文章《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科學」研究——答普實克教授》二年後發表於同一刊物上，即荷蘭萊頓的《通報》（Tong Bao）上，夏志清表示「仍不信服自己的著作就那樣地一無是處」。事實上，夏志清的文章幾乎沒有接受普實克的批評，針對普實克的批評，夏志清一招一式地擋了回去。針對普實克批評夏志清著迷於「無個人目的的道德探索」作為文學的根本標準，夏志清爭辯說：「當我強調『無個人目的的道德探索』時，我也就是在主張文學是應當探索的，不過，不僅要探索社會問題，而且要探索政治和形而上的問題；不僅要關心社會公正，而且要關心人的終極命運之公正。一篇作品探索問題和關心公正愈多，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又不是依照簡單化的宣教精神提供現成的答案，這作品就愈是偉大。」[20]夏志清還批評了中國現代作家受階級鬥爭觀念的影響持有狹隘的階級論，他再次強調了他在《小說史》中提出的觀點：「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只是把他的同情心給予窮人和被壓迫者，對於任何階級、任何地位的人都可成為同情和理解的對象的想法，在他們是陌生的。」[21]普實克與夏志清的分歧在於：夏志清試圖寫出一部按照歐美文學經典文學標準來衡量評價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普實克則要求在中國現代的歷史情勢下去理解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這裡的分歧顯然已經不是文學觀念的差異，而在於政治立場和歷史觀的根本對立。對於左翼革命文學家來說，文學就是階級鬥爭工具，反映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生存和鬥爭，這就是文學的責任和至高無上的功能；而對於夏志清來說，把文學看成附屬於政治的工具這是難以接受的，文學的觀念與人類的普適觀念相通，人類的善惡美醜與階級無關，只與個人相關。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因為特殊的歷史情勢，是左翼革命文學觀念佔據統治地位，甚至愈演愈烈，直至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成為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完全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直至文革結束，八十年代以人性論、人道主義為導引，破除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夏志清的文學觀念如期而至，給予中國現代文學界以極大的震撼，甚至引發了「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然而，即使如此，普實克關於要回到中國現代的歷史情勢中去理解中國的作家和中國文學依然有相當的合理性。中國現代時期，雖然左翼革命文學觀念盛行，但作家也同時浸淫於歐美文學傳統中，作家也沒有全然在政治化的觀念中來創作文學作品，直至五六十年代以後，意識形態的政治強制才走到極端。現代時期的中國作家，即使信奉左翼革命文學觀念，也沒有概念化和工具化的地步。丁玲到了延安，還寫出了《在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種作品，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儘管夏志清並不完全同意普實克的批評，但也不得不承認普實克的批評相當程度上說到點子上。1963年春，在普實克訪問美國時，夏志清與普實克相識，他們後來成為朋友，這也是學術史上佳話。 　　多年後，夏志清學生王德威評價《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寫道： 　　這本書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輕的、專治西學的中國學者，如何因為戰亂羈留海外，轉而關注自己的文學傳統，並思考文學、歷史與國家間的關係。這本書也述說了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這本書更象徵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作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有異鄉反而成為自己的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最後，《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與作家共同的命運：歷史的殘暴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經驗。[22] 　　很顯然，王德威的評價也吸取了普實克的批評，他試圖在更為公允的立場來看夏志清的《小說史》，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語境來釋放這部書的積極意義，也給它留下足夠餘地去容納中西、左右之爭。 　　　夏氏在古典文學方面還有著述，另有英文著作《中國古典小說》（1968年），《夏志清論中國文學》（2004年），中文著作還有《愛情·社會·小說》（1970年），《文學的前途》（1974年），《人的文學》（1977年）、《新文學的傳統》（1979年），《夏志清文學評論集》（1987年），《夏志清序跋》（2004年）和散文集《雞窗集》（1984年）。總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大陸產生相當深入影響，我們有必要客觀地來看待這一問題，它契合9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時代願望本身，也說明它的學理內涵。僅僅給抹上一層政治另類的色彩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的文學史「重寫」工作，到現在也並未出現多少令人滿意的成果，這是否也說明我們並未認真對待值得重視的成果，也並未認真反省自己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夏氏的現代文學研究並未過時，不只是他的觀點方法，重要的是他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還能保持「發現優美作品」的態度和眼光。 注釋： [1]夏志清（1921—2013），原籍江蘇吳縣，1921年生於上海浦東。上海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獎學金赴美深造，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2006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的兩部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奠定了他在西方漢學界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地位。 [2]夏氏的其他著作在大陸鮮為人知。他在海外享譽甚高的《中國古典小說》在他去世後二年多時間，才有中文簡體字版在大陸出版。其實該書1968年用英文寫成，當時列入「東亞學習入門叢書」Companionsto Asian Studies最後一本著作，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也是在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最早有系統地介紹中國古典六大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及《紅樓夢》。白先勇曾有評價雲，「夏志清先生將《三國》、《水滸》、《西遊》、《金瓶》、《儒林》、《紅樓》——這六座中國小說的高峰，先後排列成行，也替中國小說建構了偉大的傳統。」 [3]參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 [4]參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頁。 [5]可參見張英進：《歷史整體性的消失與重構——中西方文學史的編撰與現當代中國文學》《文藝爭鳴》2010年第1期。 [6]同前，《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5頁。 [7]同前，《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5頁。 [8]陳子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編後記》里指出：「回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現代文學研究的每一步進展，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論證，包括『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包括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現代作家的重新評論，直到最近『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科的合法性』的提法，無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影響和激發。」，參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02頁。 [9]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10]《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出版情況可參見陳子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編後記》中提供的資料。 [11]陳子善：《中國現代小說史·編後記》，《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頁。 [1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6頁。 [1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第45頁。 [14]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第112頁。 [15]《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54頁。 [16]《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59頁。 [17]《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12頁。 [18]（捷克）亞羅斯拉夫·普實克：《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李歐梵編，郭建玲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29頁。 [19]（捷克）亞羅斯拉夫·普實克：《抒情與史詩——現代中國文學論集》，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196-197頁。 [20]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28頁。 [2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30頁。 [22]王德威：《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本第三版導言》，《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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