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義勤：「文學性」的遺忘與當代文學評價問題

吳義勤：「文學性」的遺忘與當代文學評價問題wen.org.cn 提交 2009/09/05 閱讀: 79 摘要:80年代對「純文學」的熱烈想像與訴求與90年代對「純文學」的反思與批判似乎構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一條充滿悖論的內在邏輯線索。關鍵詞: 吳義勤 文學性 當代文學評價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文學的價值觀其實都是與文學之外的因素聯繫在一起的，文學性從來就沒有成為一種核心價值。這一方面因為「文以載道」的功利主義文學思維在中國可謂源遠流長；另一方面，則是近現代以來的中國面臨著比文學性更為峻切的國家、民族現代性問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文學界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最習慣的仍是一種社會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的評價，從文學作品中提煉出非文學的話題來談論並作為評判文學價值高低的依據，是一種源遠流長且被廣泛認同的思維定式。對於「文學性」的遺忘，對於文學「審美屬性」的忽略，已經成了一個共同守護的秘密。我們讀一部作品的興奮點、關注的焦點總是集中在題材、主題、人物等極易作社會學解讀的因素上，而審美的、藝術的問題則淪為了一種次要的因素，這樣的現象至今存在，沒有人質疑它的合法性。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越來越遠離其本質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前30年，中國文學仍然是在此種價值觀的軌道上滑行的話，那麼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純文學」衝動則似乎是在尋求一種新的文學價值觀，是在努力完成向文學性本質的回歸。儘管這種回歸「文學性」的歷程本身是曲折的、充滿了變異與猶疑的。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化的到來，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組織與管理方式的變革，「純文學」文學性的價值又受到了廣泛的質疑。某種意義上，80年代對「純文學」的熱烈想像與訴求與90年代對「純文學」的反思與批判似乎構成了中國新時期文學一條充滿悖論的內在邏輯線索。　　事實上，考察「純文學」與「文學性」的命運也正是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中國當代文學的「純文學」之旅應該說是以中國當代新潮(先鋒)小說拉開帷幕的。新潮小說之所以能夠被視為一場文學革命並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在「純文學」以及「文學性」問題上的新認識與新突破密不可分的。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詳細分析過新潮小說「純文學」訴求的「現代性」背景：一方面，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家民族的現代性焦慮在文學中得到了迅速的呼應，「現代化」成為全民族的共同訴求，文學也不例外，它不僅狂熱地參與了現代化神話的建構，而且成了民族現代性訴求最重要的載體；另一方面，新時期文學又是以「舊的文學形態」來承載民族的現代性訴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熱的現代性激情外，文學關於自身現代化的想像是迷茫而殘缺的。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對文學的不滿更為強烈，這表現在：其一，呼喚「純潔化」；其二，呼喚「現代化」。80年代初期所謂「真偽現代派」之爭其實也正是這種焦慮的體現。這就是中國先鋒小說產生的背景。(參見《秩序的他者》，《南方文壇》2005年第6期)　　在這個背景上，以馬原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滋養下開始了對於中國當代文學從「寫什麼」到「怎麼寫」的「純文學」建構。先鋒小說對於西方敘述方法的大規模引進和出神入化的融會貫通，初步滿足了新時期中國社會關於審美現代性和文學現代性的想像與期待，釋放了文學的焦慮，也在某種意義上解決了現代化的時代訴求與陳舊的文學形態之間的矛盾。既與社會其它領域的現代化訴求相呼應，完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又極大地提高了漢語小說的敘事水平。先鋒作家把「敘述」的地位抬到一種神聖的地步之後，在「怎樣寫」、如何敘述的問題上他們傾注了巨大的熱情。更為可貴的是，先鋒作家在「引進」這些先進的陌生於我們的文學傳統的敘述方法時，表現出了相當的自信和主體創造性。對於他們來說，這些敘述方式雖然是「拿來」的，但卻是他們完全可以自由駕馭的。因此，敘述方式的革命在先鋒小說文本中總是給人以得心應手的感覺，他們彷彿不是「模仿者」而是創始人在小說中進行著炫耀式的表演。在這個過程中，先鋒小說以對「想像力」和「語言」的崇拜，形成了以形式主義為核心的「純文學」理念，並極大地改寫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先鋒小說的形式主義實驗，不僅使中國文學的「文學性」由空洞的想像變成了具體可感的形態，由觀念的演繹變成了真實的實踐性內涵，而且真正實現了文學話語與意識形態話語的剝離，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文學性」的真正展開創造了條件。　　然而，先鋒小說建構的這個 「純文學」的烏托邦神話並沒有維持多久，很快就破滅了。一方面，先鋒小說是以對「純文學」的承諾來回應80年代中國社會對於現代性文學的想像與呼喚的。事實上，從一開始先鋒小說就建構了一系列關於文學的神話，這些神話包括：形式的神話，語言的神話，創造的神話，自我的神話，下個世紀讀者的神話，等等。但隨著先鋒小說的展開，這些神話卻一個接一個破滅了。先鋒小說利用人們對神秘、陌生「形式」的敬畏與寬容，建構了一個「仿製」性的形式大廈，這個「大廈」作為純文學的示範性「榜樣」，確實在一個時期內對促進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和「脫意識形態性」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隨著「形式」被自我和他人的反覆複製，小說已不是「創造」而成了作坊式的「生產」，「形式」所內含的創造性和個性就被揮霍殆盡，「形式」日益蛻變為一種姿態、一種符號，成了平庸的、放縱的、不知所云的文學的庇護所，讀者對這樣的「純文學」也越來越失去了耐心。另一方面，隨著政治和時代語境的變化，90年代以後文學溫度的降低，不僅使純文學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且使得純文學本身的價值也受到了懷疑。很多人把市場經濟社會人文精神的失落、價值觀的混亂以及道德的滑坡都歸罪到「純文學」身上。在對「純文學」以及「形式主義」的反思 、批判中，「文學性」似乎又成了文學的社會承擔能力、對現實發問能力、責任感與使命感等等的對立面。先鋒小說在80年代以轟轟烈烈的「革命」方式確立的「純文學」價值觀似乎在一夜之間就被顛覆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文學的評價問題其實是由中國文學評判標準問題衍生而來的。一方面，中國文學的評判標準一直缺乏穩定性，一直沒有能夠形成超越歷史和意識形態拘囿的普適性的核心價值與核心尺度；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學評判標準又一直不是有機性的，而是隨機的、割裂式的，沒有形成兼容不同形態、不同訴求、不同審美理想的綜合性的標準體系，總是或左或右，以偏概全，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局部、不同的理念出發完成對其它文學形態或整體文學狀況的判斷。這也是社會的批評、歷史的批評、政治的批評、審美的批評、道德的批評、精神的批評總是被極端化的原因。新時期以來，隨著「政治標準」第一性的被消解，隨著多元化文學訴求的逐步實現，隨著文學性想像的空前高漲，歷史其實為中國文學提供了建構有機性、綜合性文學標準的機遇，但是遺憾的是可能性並沒有轉化成現實性，「政治標準」被消解後帶給文學的價值真空，非但未能給中國文學界一種有機性、生態性的文學思維，反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純文學的狂歡」之後，在全球化、文化研究、大眾媒體的操弄下出現了無所適從的價值混亂和價值虛無的狀態，經典與非經典、好與壞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又出現了復辟過去的文學思維、否定「文學性」、重新回歸意識形態批評的傾向。當今的文學評判尺度再次出現巨大變化，也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歷史化問題再次被延宕，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題材決定論」、作家身份論等文學評價尺度在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壇有再度復活之勢。某種意義上，所謂無產者寫作、底層寫作、農民工進城、打工文學、中產階級文學、主旋律寫作、反腐小說、新生代小說、80後寫作等等話語在中國文壇的流行正是從題材、主題、世界觀和作家身份角度判斷文學價值高低的文學思維方式的典型體現。「純文學」之類的話題本身就具有假定性、策略性和烏托邦色彩，並不是說文學可以純粹到不涉及題材、主題、作家身份、作家代際等問題來「真空」狀態地討論文學性，而是說這些問題應該在文學的意義上被談論，更重要的，它們不應該構成對文學性本身的遮蔽。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妨以底層文學熱為例來進行討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關於「底層文學」的討論越來越熱烈，不僅各類文學刊物開闢了底層文學的專欄，各種級別的關於底層文學的研討會不斷召開，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學」、「底層敘事」、「草根文學」等話語範疇也是層出不窮。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底層文學熱」本身其實無可厚非，它代表了全社會對一個弱勢的社會階層的關注與支持，代表了文學界對一個新的文學群體和新的文學可能性的審美期待與想像。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在「底層文學熱」背後一種令人不安的幽靈般的文學思維的復活，看到了一種以「文學的名義」進行的對文學的歪曲與遮蔽。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憂慮和警惕。　　首先，對「底層文學」與底層作家身份的「神聖化」傾向某種程度上掩蓋了對底層文學本身的探究。很多時候，底層文學和底層作家的意義、價值似乎變成了一種先驗的、不證自明的存在，「因為是底層所以有價值」、「因為是打工作家所以有價值」成了許多人討論底層文學問題的基本邏輯。我覺得，從政府和管理部門來說，對於「底層文學」和「打工作家」等給以特別的關懷，甚至採取特殊的政策給以扶持幫助，都是應該且必須的。但是，從文學界內部來說，我們實在沒有必要把底層文學和底層作家作為一個特殊的文學階層「供奉」起來。說穿了，這種「供奉」表面是對底層文學的一種「神聖化」的尊重，但實際上卻是一種貴族化的、高高在上的充滿優越感的「憐憫」，是對於底層文學變相的「拒絕」和輕慢，其潛台詞就是：底層文學是一種「弱勢」的文學，是一種沒有獨立性的文學，是一種需要「照顧」和「特別關照」的文學。也正由於此，我們看到，文學界似乎不屑於對底層文學的文學性本身進行探究，而是不自覺地重彈「題材決定論」和「身份決定論」的老調以簡單化的方式完成著對底層文學和底層作家的「捧殺」，有些評論家甚至公開宣稱不要從文學性角度去討論底層文學，而只要肯定這種底層文學的「草根性」、「民間性」以及「自我實現」、「自我安慰」功能就行了，似乎又要在中國文學領域開闢一個文學性之外的「新特區」。　　其次，對「底層文學」之文學性元素和審美性元素的忽略，實際上混淆了文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是在變相地製造文學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我們當然承認，文學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無論是從創作層面上還是閱讀層面上都是有目共睹的。某種意義上，文學的張力和魅力也就蘊涵在這種差異性和特殊性裡面。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文學有其客觀的規律，有著穿越時代和不同種族的永恆的元素。文學之為文學，作家之為作家，是有著基本的標準和條件的。真正的文學都有著文學史的情結與衝動，都有著對於文學本身的嚴肅而莊嚴的信仰，它與各類「文學票友」的玩文學是有本質區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底層文學也好，打工文學也好，都只有在「文學」的層面上才有意義，它不是因為我們的同情、憐憫、特別關照或降低門檻而進入文學領地的，而是因為它們本身就具有了文學的品質。我們應該超越底層作家或打工作家的身份、遭遇與處境來看待他們的文學創作。他們寫作是因為他們有著文學的天賦與能力，有著對於文學的信仰與追求。本質上一個不具備文學天賦的人，無論怎樣扶持，怎樣照顧，都不會成為作家。「全民寫作」、「大躍進」民歌那樣的歷史其實證明的正是文學的悲劇。底層作家一旦成為作家，他就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作家，而不是一個「特殊性」的作家，他與任何一種類型的作家都是平等的。他們的文學理想和目標絕不僅僅針對那個底層環境，而是同樣指向文學本身那些永恆的藝術與審美元素。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為「底層文學」、「打工文學」另立一套評價標準，超越「底層」的限制一視同仁地從「文學」本身的意義上研究底層文學、底層作家才是對他們最大的尊重。　　再次，對「底層文學」的社會學層面的狹隘關注，對「底層文學」之於左翼文學、無產階級文學關係的片面強調，對其「草根性」、自發性、原始性的歌頌，實際上在縱容、誇張和放大「底層文學」中非文學性的因素，這極易給底層作家以思想和精神上的誤導，從而忽視了對作家的人格境界、精神境界和高遠文學品位的要求，最終只能造成對於底層作家和底層文學的雙重犧牲。實際上，對於底層文學來說，真正有價值的是那種源自切身生命體驗與精神衝動的原生態、自然、粗獷、野性的文學性，這對於長期以來被各種文學觀念、文學教條、政治與道德說教反覆修飾、污染過的文學性而言，無疑是清新、原始而有力量的。如何呵護這種文學性，如何讓這種文學性健康地孕育、發展、壯大，並最終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寶貴財富，才是今天的文學界迫切需要重視和研究的工作。　　其二，從靈魂、精神、道德、世界觀角度審判文學與從遊戲化、娛樂化的角度來「妖魔化」文學，成為一種殊途同歸的文學「謀殺」方式，它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面貌被嚴重扭曲與改寫。就前者而言，我們看到，一方面，由於9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國當代社會的精神危機、道德危機、信仰危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加劇傾向，而中國當代文學以新寫實和私人化小說為代表的世俗化、慾望化的寫作潮流也印證了這種傾向，這使得全社會在對當下文學不滿的同時，也對於文學的啟蒙價值以及「改造民族靈魂」的功能有了新的期待，希望文學重新成為弘揚人文精神、理想人格和道德準則的工具；另一方面，由於80年代「純文學」訴求中先鋒小說以形式主義為保護傘對於人性惡和各種畸型慾望進行了過度的表現，使得文學色調變得越來越灰暗、陰冷，隨後以新寫實小說和新生代私人化小說為代表的世俗化、慾望化的寫作潮流又以另一種狂熱的姿態詮釋著同樣的主題，並極大地改寫了文學的形象。可以說，90年代以後時代和社會對於文學的期待與文學本身的發展態勢構成了尖銳的衝突。這也許正是人們對於當代文學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滿的根源。某種意義上，這也正是90年代中國知識界所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背景。在這個背景上，張煒、張承志與王朔的爭吵、王蒙與王彬彬的爭論都已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文學本身而進入了道德與倫理的層面，道德優越感和倫理優越感常常是雙方的主要話語武器。批評界也據此完成了由純文學話語體系向道德話語體系的轉換，「道德」、「善良」、「同情」、「憐憫」、「精神」、「靈魂」、「信仰」、「溫暖」、「忠誠」、「高貴」、「純潔」、「正義」等辭彙成了批評家們最擅長使用的辭彙。批評家從對先鋒小說艱深晦澀文本進行形式批評的辛苦中解放出來重新獲得了在面對和評判作家、作品時的道德優勢與精神優勢。而文化批評熱潮的走紅也某種程度上加快了批評界告別80年代純文學批評的步伐，諸如李陀、王曉明、南帆等80年代中國純文學的主要鼓吹與倡導者，都紛紛以對「純文學」反思的方式轉向了文化批評領域。　　90年代以來，我們看到，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否定變得越來越輕率、容易、理直氣壯，對文學的肯定則越來越輕微而不自信。但無論是肯定與否定，基本上都告別了「文學性」的尺度，是純粹道德、精神、倫理話語的一次狂歡。可以說，文學界對賈平凹《廢都》《秦腔》、余華的《兄弟》、莫言的《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朱文的《我愛美元》等小說的否定無一不是從道德和精神層面切入的。批評家在此顯示了無比的精神優越感和盛氣凌人的道德審判官的氣勢，似乎市場經濟社會的價值混亂、人心不古、道德滑坡都是這些小說造成的。　　就後者而言，隨著網路等新興媒體出現，以及大眾媒體的日益娛樂化和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的崛起，文學被大眾傳媒「妖魔化」和遊戲化似乎正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命運。大眾傳媒對於文學本身並不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是文學能以怎樣怪異的形象、變調的聲音吸引大眾的眼球，製造轟動效應。這也是90年代關於文學的負面新聞、批判的聲音總是被放大、誇張到極點的原因。「酷評」的流行，罵派批評家的吃香、走紅，以及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事件、郭敬明的《夢裡花落知多少》事件、余華的《兄弟》事件、麥家的《暗算》事件等等背後也都有著大眾傳媒翻雲覆雨的巨手的操弄以及市場經濟時代畸型的文化心理的投影。今天的文學界，在道德主義者眼裡完全是一無是處、一片黑暗：作家道德境界低下，作品缺乏想像力與創造力，文學評獎充斥黑幕毫無公信力和可信度……他們對文學的態度就如布魯姆所指出的：「人們儘力表示敬意的『理想主義』正是當今學院里的風氣，在保持社會和諧與矯正歷史不公的名義下，所有的美學標準和多數的知識標準都被拋棄了。」(布魯姆：《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我們當然承認這些事實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全面貶低和否定，其實也正是大眾傳媒妖魔化中國文學時所期待的。我們的道德主義批評家在這個意義上，也不過只是大眾傳媒手中的一個棋子和工具而已，他們的「怒吼」贏得的只不過是商業文化的竊笑。　　在這裡，我其實絲毫沒有否定道德、精神等辭彙之於文學的重要性的意思，相反，我以為道德、精神的元素永遠是文學最重要的內涵，也是文學評價的重要標準，它們的存在只會強化文學作品的文學性，而不應該構成對文學性的反動與傷害。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對這些道德辭彙的運用是否是在文學話語的體系內運行的？我們是否偏離了文學性的軌道？事實上，分析中國當下文學的語境，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時候我們的批評家其實不自覺地就滑入了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圈套，以非文學的方式談論著文學，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建構非但沒有進步反而具有某種後退趨勢的原因。我覺得，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如果我們試圖建構一種有機、穩定、多元、包容、開放的文學評價標準體系，文學性應該是一條基本的底線，沒有這條底線，文學不成為文學，文學史也不成為文學史。我們必須重申並堅守文學性的信念與純文學的理想，否則，當我們重新在題材和主題的意義上、在作家的身份與世界觀問題上、在道德和倫理立場上談論文學時，給人的感覺是歷史在不斷地重複與循環，彷彿80年代以來的文學實踐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純文學的神話與想像只不過是一場春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怎麼企盼中國當代文學能獲得科學的定位與正確的評價？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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