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道明

張藝謀看美劇《紙牌屋》，陳道明推薦的，推薦並不是因為有多好——甚至他覺得第二季劇情「有點離譜」，推薦是因為他覺得這可能是的另外一種拍法。和《紙牌屋》的主演凱文·史派西一樣，陳道明也是舞台劇出身，無論面對影視作品的鏡頭，還是面對南方週末的採訪鏡頭，陳道明保持著自己的舞台節奏，這是一種難以攻破的氣場。影片《歸來》，是陳道明和張藝謀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英雄》——被認為開啟了國大片時代的標誌性電影。也是從那部影片起，人們開始用另一種姿勢「批判張藝謀」。「批評一點問題都沒有，一個好的批評，他筆尖的酸刻和溫度任何人都能夠體會到。但是你現在上網，看到的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與事，不管與他有沒有關係，真是如有殺父之仇一樣。」陳道明一直對南方週末記者強調一個詞的重要：癒合。「明明知道這個東西壞了，一點一點粘接它，癒合它，這會產生感動。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需要這個。」今天的陳道明，受到兩個人影響：一位是他父親，一位是錢鍾書。1989年，陳道明面臨兩個選擇：拍《圍城》，還是做《正大綜藝》的主持人：「《正大綜藝》第一期找的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面臨職業選擇。按理說那個節目利益大，知名度也大。」眾所周知，陳道明選了《圍城》，此後也從未涉足過電視節目;姜昆做了《正大綜藝》第一期的主持人，這個節目後來捧紅了楊瀾。1990年代演完「方鴻漸」，陳道明處於浮躁之中，他去錢鍾書家三次，至今記得錢家惟一響的東西就是藥罐子，在錢家能聞到的是書香。他感覺到，在文化面前自己「什麼也不是」。有一段時間，知識分子在中國「也不是什麼」。陳道明的父親陳宗寬，一位典型的知識分子，畢業於燕京，後來一直在天津醫科大學教英文，然後運動、牛棚、五七幹校……和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經歷過「文革」的這些「標準程序」：「我很清楚地記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時候，晚上十點，『匡、匡、匡』我們家大門響，就聽見我母親說了兩個字：『來了。』你知道他們每天在等待什麼嗎?不定什麼時候你就會被剃成陰陽頭了，你們家所有的東西就從窗戶扔到馬路上了。」陸焉識是和陳道明距離最近的人物：「我看到我父親的那一聲歎息、那種發呆、那種回來的緊張、那種待人的惶恐……」他給陸焉識畫的第一幅畫，就是類似父親的臉——戴著同樣的眼鏡。「沒有怨言、沒有回憶、沒有控訴。陸焉識和馮婉瑜一直在癒合，癒合歷史上給我們留下的斑斑傷痕。」陳道明說，《歸來》能和觀眾「說點事兒」。「我經常能看到『仇恨』」南方週末：我們從「批判張藝謀」開始。陳道明：張藝謀一定也有不好的片子，我就在咱們《南方週末》上說過，我說逼著張藝謀都去拍「三槍」了。我也覺得他不應該拍出這樣的電影，但是我不覺得該讓他如臨重錘。我們的社會確實寬容度不夠，所謂的尖銳和犀利，往往是基於生理的釋放，不太考慮釋放完了以後的結果是什麼。南方週末：不是改變嗎?陳道明：有的是不改變，有的是更差。我陳道明演了很多差片子，說實在很差，並不是我不用心，也不是我用功，創作作品有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你覺得這個片子不應該這麼差，但它就是這麼差。南方週末：為什麼「就是這麼差」?陳道明：我歸結為。第一不能賴編劇，第二不能賴導演，第三不能賴團隊，就是你自己解讀人物的能力不行。你有沒有解讀這個人物的本事，包括體現人物的能力。作家寫，也不能說字字珠璣，誰都不能保證。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態度，看待一個事情的態度要大於他所謂的能力。我們太結果論了，說這個片子不好，這個人就是王八蛋了，這個人就是無能了，這個人就陽痿，誰又敢說自己在行業中，事事是光彩，件件是標準呢?我首先看他執行這個片子當中是不是認真了。如果他根本是在玩忽職業，開罵，一點問題沒有;如果他很認真、很用心，但是效果不好，我們是不是該採取另外的方法呢?南方週末：比如什麼方法?陳道明：討論式的、提醒式的。現在我經常能看到的是「仇恨」。對於一個作品，批評一點問題都沒有，一個好的批評家，他筆尖的酸刻和溫度任何人都能體會到。但是你現在上網，看到那些留言，但凡不合他心意的人與事，不管與他有沒有關係，真是如有殺父之仇一樣。我特別奇怪，這些人的戾氣從哪兒來?而且揮之不去，互相感染著，激發著，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黑色漩渦。拍一個壞片子，對我們演員來講，對一個導演來講，都是有職業代價的。你拍了一個壞片子，下次請你的時候人就含糊了，說給你投資8000萬，人說你有這個能力給我賺回來嗎?給你投4000萬吧。這都是代價。「來了」，你想吧南方週末：劇本《歸來》什麼東西打動你?陳道明：原因就兩個：我們寫知識分子的電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陽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鎮》，但我始終覺得沒有一個有典型性的知識分子形象出現。陸焉識是新中國知識分子在運動中比較典型的;另外一個原因，他跟我的有相當契合的東西，我的父親。我看到陸焉識，我給陸焉識畫的第一幅畫就是……南方週末：一個背影?陳道明：不是，背影是另外一個。我第一幅畫是一張臉，像我父親的臉。陸焉識的造型裡，有幾副眼鏡，我挑了最像我父親當年戴的一副眼鏡。張藝謀在找我之前，我就看過《陸犯焉識》，他一來找我，我就說，那個人物形象我有。南方週末：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畫人物的習慣?陳道明：從開始拍戲就有這樣的習慣了，這也是我的一個創作習慣，我演的人物，看完劇本的時候，我就會先勾畫這個人物的基本輪廓。我覺得這個人物應該穿長衫，這個人物坐的時候是這樣的，形體應該是這樣的;我演的時候，會復原這個人物的文學形象和我想像中的畫面形象，把他們結合起來。這種方法對我很有用。筆最勤的時候是我在學員隊裡，雖然我只是群眾演員，但我會把全劇的角色都畫出來，比如說《霓虹燈下的哨兵》，趙大大應該是什麼樣的，童阿南應該是什麼樣的，春妮應該是什麼樣的?特別可惜，那些畫現在找不著了。現在畫畫其實很功利，只是用時才提筆，非常荒蕪無力了。南方週末：說說你當時認為的陸焉識，應該是什麼樣的?陳道明：當時一邊討論劇本我就一邊在想，這個人物到底從哪兒入手為上?借用形象、借用細節、借用情緒、借用想像力……在形象和文字中間磨來磨去，琢磨出來一個我想像出來的陸焉識和我父親的結合體，此乃畫中人。我只有通過我經歷過的、體會到的，從小記事以來能夠想起來的，在各種運動面前我看到我父親的那一聲歎息、那種發呆、那種回來的緊張、那種待人的惶恐……這是誰都不會代我體會的。我創作這個人物的時候心裡特別瓷實。陸焉識是我演過的數十個人物中，跟我生活距離最小的，我想起陸焉識，就能想起我的父親。不管是《圍城》也好、《末代皇帝》、《康熙王朝》、顧維鈞，角色其實離我生活挺遠的。我只能是照貓畫虎描著來，唯獨這個人物是我可以體驗著來。滿目皆是陸焉識。從小處說，是紀念我的父親;往大裡講，是致敬中國真正的知識分子。這都是通的。這個人物我沒有覺得在創作上給我造成剝離感，沒有距離。一部電影不可能去還原歷史、解讀歷史、認定歷史，但一個電影可以記錄歷史當中典型且永恆的一瞬。南方週末：你父親的命運?陳道明：還算慶幸，起伏不算很大。我父親的經歷也蠻豐富的，還是我父親相對老實吧。命運多舛有時候跟自己的性格有關，他還好，起伏屬於丘陵式的，不像陸焉識是懸崖式的。我父親的焦慮、恐慌可能大於苦難，沒有太多具體的非常苦難的過程，當然，「五七」幹校、牛棚，這是很正常的。南方週末：焦慮和恐懼大於苦難，怎麼理解?陳道明：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你不焦慮嗎?你一聽見敲門，是不是抄家來了，你不恐懼嗎?我很清楚地記得，「文革」抄家最凶的時候，晚上十點，那時候睡覺睡得早，「匡、匡、匡」我們家大門響，就聽見我們母親說了兩個字：「來了。」這個「來了」，你想吧，正是抄家開始的時候，就說了兩個字「來了」。你知道他們每天在等待什麼嗎?不定什麼時候你就會被剃成陰陽頭了，你們家所有的東西就從窗戶扔到馬路上了。反正我把苦難當經歷，把經歷當財富了。這是我們轉換基因的一個方法。把歷史的傷痕一點一點地癒合，這裡頭有悲憫的東西，觀眾明明知道它癒合不了，這個人還在癒合。這個電影你不能很概念地去給它扣一個什麼樣類型的電影，但希望從此你對張藝謀電影的看法能有所改變。「一個知識分子對歷史的大度」南方週末：《歸來》的開篇，是那個特定年代裡，親人的背叛和出賣，但是幾筆帶過。陳道明：背叛和出賣，只是情節的增遞，的一個交織，它形成不了一個層面。我也跟導演討論過，我們到底拍一個什麼樣的電影?每個電影都期待感動別人，其實感動是一個最終的結果，感動的目的是想改變別人，改變別人的思維方式，改變別人的情感狀態，改變別人的人物關係。比如說看完電影出去，對別人好了，對別人善良了，哪怕是一時的，也都算改變。我跟導演說，所謂的眼淚有三種：第一種叫喜極而泣，我們就不要做這個夢了，現在中國電影從劇本到演員，一直到導演都沒有這個能力，我不是妄自菲薄，做不到喜極而泣，太高級了;第二種叫傷心的眼淚，比如說《苦菜花》那種，特別慘，把挺好的東西弄碎了，哭啊，傷心啊;還有一種叫癒合，叫感動，明明知道這個東西壞了，一點一點在粘接它，在癒合它。這種會產生感動，也是眼淚，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需要這個。南方週末：而不是告訴大家，這個東西是怎麼被砸的?陳道明：告訴別人一個東西砸了、壞了，很簡單;但是我們把別人砸了的東西，縫上，把它癒合好，這很難，也很偉大。陸焉識和馮婉瑜一直在癒合，癒合歷史給我們留下的斑斑傷痕，這是陸焉識堅持。我們這個電影沒有怨言、沒有回憶、沒有控訴。有場戲，女兒跟我說：爸，是我告發的你。我當時就琢磨這個應該怎麼表演。按通常的表演，會很豐富：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性事實，女兒終於跟我說我有罪了，是我出賣你了。但我跟導演商量，我說我什麼都不想演，你不要給我臉，你拍我的背影就行了。最後這個鏡頭就是我的側後背，她跟我說完了這件事後，我稍稍一扭頭，這事我知道，很平淡。任何表演都沒有，這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於過去歷史的大度。還有一個細節，我去我的同學家，去找大衛的，他的太太告訴我，大衛自殺了。按照一般的狀態就是：「啊，自殺了?」會突然間很悲天憫人的那麼一種狀態。我的處理就是：「哦。」完了，連頭都沒抬，都沒看對方一眼。為什麼我這麼處理?陸焉識見過太多的死人了。他已經是「曾經滄海」的一個人了，他到底怎麼表現這個?我用的是減法，陸焉識只考慮明天該怎麼辦，昨天的事情一概不記得。南方週末：忘了昨天?陳道明：過去說張藝謀的電影，或者我們很多在國外得獎的電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爛，抖弄自己家裡那些三寸金蓮，來博得外國觀眾，這個電影——不是!這個電影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堅持，表現了一個普通的女人她在堅守。在任何國度、在任何制度下，他們都是偉大的先輩。有些文章說，張藝謀又拍過去的電影，其實這個電影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在控訴，連怨言都沒有。你看陸焉識念信，我為什麼這麼處理?很美!我一點沒處理他是苦的，而是很平淡的，我近乎於播音速度來處理這段戲。什麼叫播音速度?就是理性速度。我覺得我們這個戲的創作，累就累在這些細節上。「這個問題是不是太沉重了?」南方週末：有一場比較激烈的戲，當你終於知道，誰害了馮婉瑜，你去他家找他，身後拿一個鍋鏟。陳道明：知識分子的懦弱，還是心靈上的那種。不管怎麼著，二三十年的這麼一個經歷，對於他來講會造成一定不完整、不的性格和心態。到底怎麼處理，才能體現知識分子的這個側面，也是花了一番功夫。他理直氣壯地去找對方算賬，結果發現這個人也被關了起來，自己被這人的臭罵了一頓。誰也沒有想到，害我的人最後也是一個受害者，這是命運多舛。要說體會這個電影，你可以體會很多，這個電影有很好的文學基礎，選擇的角度有一定的哲學思辨，又有社會觀照，又有人文關懷。《歸來》一定也是給年輕人看的電影，它不是一個特定環境才能產生的情感的簡單表述，它寫了一個通古的人們的精神，沒有年齡差異。南方週末：這個通古的東西是不是人性的力量?陳道明：對。一個人情感也好、信仰也好等等，堅持何等可貴?知道有結果的堅持可貴，知道沒有結果的堅持更可貴，因為那叫信仰。南方週末：但人性真有這麼大的力量嗎?陳道明：這就是電影和生活的區別。不管哪個電影，它都要對生活在還原的基礎上進行精神上的擴大，或者是力量上的擴大，或者是情節上的擴大，或者是表演上的擴大，這就是一個電影所應該做的事情。電影不是紀錄片，電影一定要提高、集中，形成一種別人覺得「沒有這麼可能大的力量」。南方週末：你自己也是一位父親，如果你身處那個年代，你女兒背叛了你，你也會像電影之中那樣原諒自己的女兒嗎?陳道明：最好不做這種假設，我不去體會這種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種事情會叫你心情不好，我為什麼非得假定我的女兒出賣我?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南方週末：你和你父親都經歷過「文革」，你們當時親歷或者眼見過什麼記憶猶新的出賣和背叛嗎?陳道明：太多了，我們家沒有，但是我見過，包括同學的家裡都有。正常吧，只能這麼說。他出賣了他哥，那個出賣了他爹，還用什麼深刻嗎?已經很深刻了。事實已經擺在那兒了，你不平靜又怎麼樣呢?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鬼子來了還是有漢奸，對吧?如果真的再來這麼一次運動，還有沒有人出賣自己的親人?我相信會有，只不過可能出賣的方式不一樣，出賣的角度和後果不一樣。不能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中國的歷史不能再是循環史了，希望永遠都是發展史。南方週末：在你真實的「文革」記憶之中，有像影片這樣堅持、堅守的嗎?陳道明：我相信有，我相信為數不少。那時候人們的風骨要比現在硬朗，不然「文革」當中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自殺?自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算是風骨吧。南方週末：自殺是風骨還是熬不下去?陳道明：熬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妥協、完全可以投降、完全可以出賣、完全可以背叛，他為什麼偏偏選擇了自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勇氣的。不能簡單地說，他為了逃避現實，為了解脫。這個問題是不是太沉重了?砸爛簡單，粘合太難南方週末：現在中國的影視作品，反思類的越來越少，癒合類的越來越多。陳道明：我愛看這樣的，儘管我覺得那句大標語還在我腦子裡，「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但是作為我的文化期待，我還是希望癒合為主。這個我不強求別人，有人就願意看血淋淋的，有些人就願意看花前月下，沒有對與錯。南方週末：你自己都主動願意看癒合型的東西，是不是說明，大家不願意拍反思性題材，跟市場有很大關係。陳道明：不是，癒合的東西說實在的，挺難拍的。你仔細想，撕開的東西好拍，比如說這一家子我們想辦法讓他們人腦子打出狗腦子來，好寫。從父親、母親打，然後到子女打，再到鄰里之間打，把好端端的人物關係弄得支離破碎，靠這樣的故事吸引觀眾不難;但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重新癒合，這個可就難寫了，砸碎一件東西容易，要把砸碎的東西一片一片粘起來，還原——儘管它完全還原是不可能了，但是還有人堅持去努力地還原，恢復到一點痕跡都沒有，是難上加難。南方週末：調查、指正，誰把這個花瓶砸爛了呢?陳道明：那是另外一個電影，或者說不是我們這個作品要承擔的使命。南方週末：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張藝謀，現在中國現實題材少，到底是政策上不允許，還是市場不允許?陳道明：我不覺得一個好電影跟審查有絕對關係，它是相對的，這方面是有影響的，我不否認，但不能找一個其他的理由給自己的無能當擋箭牌。就像我沒演好戲，不能怪導演、怪編劇。南方週末：喜劇的憂傷?陳道明：確實有它的條框在那兒。但我覺得很多人是拿這個來當說辭。國外有很多好看的電影，是人性的主流電影，跟意識形態沒什麼關係。當然，放開了可能會題材更廣博，但是就我們中國的歷史故事、民生故事、不牽扯到敏感問題的故事，能不能寫出感人的、好看的東西呢?問題是我們不會寫，我們寫不好，於是乎怎麼辦?我們得找一個擋箭牌。我這個人一點都不保守，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不能全躺在一個理由上給自己做擋箭牌。南方週末：你最近有沒有收到過現實題材的本子?陳道明：有。南方週末：你沒有選擇，為什麼?陳道明：只能說跟我的喜好相左。我還是希望給我送來的，是一個好的文化作品，能夠和觀眾說點事的東西，不是讓觀眾純粹拿生理來看電影，哭、笑……出門，沒了。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一個作品符合自己的觀念很重要。符合自己的觀念的時候，你拍起來會很順利，你會心悅誠服地接受這個劇本的基本理念，並傳遞給觀眾。跟自己相悖的時候，你就會去提出很多跟劇本相對立的想法。我現在一看著劇本是在我的美學範疇、文化範疇、情感表達範疇的，我繼續看下去，如果不是，我就不看了。南方週末：你的審美觀是什麼?陳道明：比如剛才我說的「三種眼淚」，我選最後一種，感動的眼淚。你現在給我一個特別慘的電影，叫人哭得能把眼珠子哭掉了，我不想拍;那些胡鬧的，比如說現在那些打人的戲，所謂的神劇，我也不可能拍，已經超出我的範疇了。這些戲不能怪編劇，因為需要;公司為什麼需要?因為電視台需要。至於觀眾需不需要，我不知道。只有那些演員是值得同情的，他們演得越認真就越可笑。南方週末：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你一定熟悉楊絳。《圍城》講述了1949年之前的知識分子;《洗澡》講述了1949年之後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幹校六記》講述了「文革」中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在我們當前的語境中，楊絳的作品有可能被電影呈現嗎?她的故事都不是「尖叫式的」。陳道明：我都看過。你要說從精神內核，從文學角度來說，我覺得沒什麼不可以。但是它變成故事的時候會不會有問題，我就不知道了。不是所有好的文藝作品都是好電影坯子。第一，從文學到電影的適應性，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很適應的表現形式，不知道;第二，從眾性，作為一個電影去展現那些知識分子的時候，變成人物、變成故事、變成人物關係交織的時候，是不是能夠編織起讓觀眾注意的東西。因為我們拍任何東西，目的就是要讓人看，你這個東西才有價值。我手裡有一個夜明珠，上除了我知道，我太太、我女兒知道，誰都不知道，這夜明珠就等於沒有意義。我們要做有意義的事，通常講叫有價值的事。不管這價值大和小，但是要有。南方週末：你說的癒合的力量，人性的力量，這當然是很好，但是像楊絳那樣很平靜地講述那個殘酷年代的故事，那個東西是不是會更有力量?陳道明：也很難說力量的大和小。所謂的力量感，這力量感衝擊角度不一樣。你說打臉疼還是打胸疼?很難說。打胸能把人打死，打臉巧了也能把人打死，你說哪個力量算大呢?「別吹，實事求是」南方週末：很多中國演員看了《紙牌屋》後都在感歎，自己別演了。陳道明：那也不至於。如果我們編出這麼一部戲來，我們再有這樣的製作環境和製作經費，我們也未必一定拍不出來，真是未必。首先得有這樣的一個好劇本，可讀性的劇本、可觀性的劇本，再有這樣的經費，有創作的相對從容。當然還得有一批捧場的觀眾，因為不是所有好的作品，觀眾都是捧場的，反而國外一些很扯的作品，觀眾會去捧場。我們的創作其實很不從容、很慌張。南方週末：慌張是市場造成的嗎?陳道明：因為錢，那還不容易嗎?更多的是因為名和利。所以創作本身只有疲勞，興奮鮮於快樂，真的鮮少快樂。南方週末：你曾經說過，跟錢鍾書接觸的時候，他改變了你的文化觀和處事態度。陳道明：1990年代之後，有一段時間我確實挺浮躁的，後來我跟錢老先生一共聊過三次天，突然發現了自己特可憐，在學問面前，你特別可憐，你的自信也突然間特別無助。讓我想了很多問題，我跟我父親也聊過這個問題。我父親當時不願意讓我幹這一行的，但我當時如果不幹這行，是必定要上山下鄉的，於是就這麼著幹了這一行。明白了這個職業，你的存在可以老實一點，這是一個誇張的職業，你的優點容易讓人誇大，你的缺點一樣容易讓人誇大。你惟一的方法就是既不求人表揚你，也爭取叫人家少批評你，你做到平穩，別沒事總坐過山車。錢老先生他們家，你知道惟一響的東西是什麼嗎?他們家沒有錄像機，沒有電視機，沒有電話，惟一響的東西是藥鍋子。煎藥的藥鍋。你可以在他家裡聞到書香，在他們家可以感到安靜，你在他們家也同樣可以看到從容，真實。你突然感覺，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我是那個時候開始學會思考自己在這個職業當中，到底應該怎麼存在才算是正常人。南方週末：現在從容嗎?這麼多年來。陳道明：比那時候從容多了。從容不從容其實並不重要，你少了一些焦慮。我們的焦慮大部分都是自找的。你在馬路上、你在單位裡、你在飯桌上、你在歌廳裡頭，一天到晚聽著一些不該聽的事，跟你無關的事情灌到你腦子裡，這些垃圾你總得消化。你看我們現在飯桌上談一些東西很多都不是美好的，你一天到晚這樣焦慮，自己能好得了嗎?我女兒跟我說，網上說我在海南打球輸了三千萬。我說我特別想見見這個人，跟他聊聊，你怎麼知道的?還有人說陳道明拍廣告耍大牌、遲到，說我耍大牌，這行，但是你說我遲到首先就是錯的。我這個人痛恨遲到，甭說拍廣告，我跟別人打球吃飯都不遲到。我如果真是遲到了，我一定會很鄭重地跟人道歉，而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們基本的都不瞭解我，就敢造這個謠，你說他是不是成心製造焦慮呢?不要理他，一笑了之。有太多譁眾取寵的閒人了，這是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年代。南方週末：作為一個演員，你一直被看作是一個大家所敬愛的演員，而這個敬愛……陳道明：裡頭有想像。南方週末：敬愛多過於熱愛。陳道明：就這種敬愛也是有很多想像的，在替我完美。我沒有這麼完美，我也沒有這麼大本事。我就是一個普通人，我也有我的情緒，別給我想得太好，只是別把我想得太糟就行了。我始終認為，人這一生，不一定要去做多少好事，只要不做壞事就可以讓天下太平。你要往好了說，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不會造成任何人的傷害和危害，對別人沒有威脅，我也不想威脅別人。至於給別人有多大的幫助，我盡我的能力，於人、於家、於社會都是這樣。南方週末：我理解的敬愛更多的是從你表演的角色來看，大家能夠記住每一個你，而多過記住角色。陳道明：包括演得不好的。我的，我也知道有些很醜。但別人一說丑，有時候我心裡面不太舒服，就這麼簡單。我自己可以說我孩子丑，你說我孩子醜的時候，雖然你說的是實話，我心裡還是彆扭。我有很多醜孩子，或者是不完美的孩子，就是非常完美的孩子裡頭也有短處，就像我們的《歸來》，我們說得天花亂墜，裡頭一定有疵點，一定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定有叫觀眾覺得做得還能更好的地方。別吹，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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