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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作者：顧保孜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次：2009年11月第一版本書簡介：立體展現毛澤東非常歲月，深度解析大事件後果前因。聚焦歷史長河還真貌，回溯變幻風雲寫春秋！此書時間跨度從1964至1969年。主要講述了「文化大革命」最為動蕩時期毛澤東的重大政治活動和個人生活。作者參閱大量史料，以細緻入微的筆觸，在生動翔實地還原「文革」發生、發展整個過程[點擊閱讀]

（資料圖）【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數百萬紅衛兵手臂如林，揮舞著紅寶書。人群匯成了巨大的紅色海洋。這天，毛澤東登上城樓，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八屆十一中全會，把全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確定下來，在組織上也做了重大調整。毛澤東接著考慮的是：怎樣採取果斷有力的行動，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形成席捲全國的風暴，猛烈地衝擊一切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東西，開創一個新局面。依靠什麼力量來實現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他這時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特別是那些具有強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紅衛兵身上。他歷來認為，青年學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年輕人受舊思想影響少、朝氣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擋、勢如破竹的闖勁。當然，他還有著更深一層的考慮。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採取什麼辦法來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毛澤東思前想後斟酌這個問題。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大會的主要是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動群眾的機會，毛澤東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並要求為他出席這次大會準備一套綠軍裝。這是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年後第一次身著軍裝同群眾見面。其舉動其含義已超越軍裝本身的特質。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提出要穿軍裝，不僅意味著他要親身參與並領導這次「革命」，也暗示著對軍隊支持紅衛兵運動的希望。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地點依然放在了天安門廣場。天安門，這個象徵「天下平安」的地方，再次被歷史選中。毛澤東一改只有五一、十一登上天安門與群眾共同慶祝節日的習慣，而是在不到半年時間，八次登上城樓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將他的「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的革命願望傳達給了全國的年輕人。提到天安門廣場的八次接見，不得不涉及「紅衛兵」這個特有名詞。時間要追溯到1966年5月29日晚，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悄悄來到學校附近圓明園的廢墟上集會。他們決定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在小組名稱問題上，有人提議叫「向陽」，有人建議叫「衛東」，但大多數人贊同「紅衛兵」，即「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這個名字。名稱確定下來之後，他們一起宣讀了《紅衛兵誓詞》：「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紅衛兵」——就在這群不到二十歲青少年的稚嫩而莊嚴宣誓中誕生了。5月29日這一天，也就成了紅衛兵組織的誕生日。6月2日，清華附中的校園裡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一百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江青，要她將其轉給他們敬愛的毛主席。這些年輕人做夢也沒有想到，毛澤東會給他們一個意想不到的響亮應答。8月1日開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即是毛主席《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全信如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紅衛兵遞上去的大字報被毛澤東提升到很高的政治高度，由此紅衛兵組織也獲得了合法性。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成為紅衛兵們「橫掃一切」的尚方寶劍。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無上榮光的名稱與榮譽。「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首都的各大、中學校里，並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地。紅衛兵以其特有的狂熱，在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主宰」了中國政治命運，在神州大地上大顯「神」通。就這樣，原本在一張小字報上署名的「紅衛兵」，竟然由此發展為全國炙手可熱的組織與稱謂，也成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特有的產物與代名詞。毛澤東對紅衛兵組織表態半個多月後，1966年8月18日，他正式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這一天，既是慶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也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總動員。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此前，毛澤東肯定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組織的消息已經傳開，各地大中學校里成立的不少紅衛兵組織紛紛派代表來北京學習。他們給毛澤東寫信，並要求接見。一開始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他得知參加大會的紅衛兵向他提出要求接見，欣然應允。可是要穿綠軍裝的要求，讓中央警衛局一時犯了難，因為他們是半夜才接到毛主席要穿軍裝的通知，事先沒有準備，好不容易，才算從一位身材與毛澤東相當的同志那裡找到了一套勉強能套上的軍裝。凌晨，來自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紅衛兵接到了「毛澤東主席將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小將」的消息。霎時，數十萬名紅衛兵無比激動，迅速集結到天安門廣場。站在天安門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他們高舉著第一張革命大字報的模型，當之無愧地站在毛澤東視線最先看到的地方。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的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台上則站滿了數以千計的北京紅衛兵代表。這天半夜，錢嗣傑也接到了毛澤東要檢閱紅衛兵的通知。獲悉消息，他趕緊起身準備拍攝器材，與新影廠、電視台的記者一起奔往天安門城樓。抵達城樓時，天色即將破曉，他們從天安門城樓往下一看，晨曦中的廣場，已是人山人海，呼聲震天。紅旗、紅寶書、紅袖章，匯成了紅彤彤的沸騰海洋。紅衛兵來得早，毛澤東來得也不遲。清晨五時，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毛澤東穿著一套綴有紅帽徽、紅領章的綠色軍裝，乘車前來。他準備從天安門城樓下通過金水橋再登上城樓。抵達金水橋後，他並沒有馬上登樓，而是走下車在金水橋下與群眾寒暄，向他們揮手致意。他情緒飽滿地在人群前轉了一圈才回到金水橋上，隨後又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向廣場上的群眾揮動。隔了好一會兒，他才戴上軍帽，依依不捨地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七時三十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宣布大會開始。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認真地看著林彪、周恩來對一百萬紅衛兵發表講話。林彪拖著長長的湖北腔，長篇大論般地發表著空洞且激進的言論。從此，這個熟悉且陌生的聲音，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回蕩了六年之久……錢嗣傑作為攝影記者，他在用鏡頭記錄這一非常時刻的同時，也經歷了心靈的震撼。這一天，他看見了一個無比熱愛毛澤東的狂熱「海洋」，這個「海洋」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幾乎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毛澤東的形象套上了耀眼的光環，並且迅速被神化，數百萬的人民在這個「海洋」中沐浴著親見偉人的激動與幸福。站在觀禮台和廣場的幾萬名紅衛兵跳起來有節奏地齊聲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那一刻，親見毛澤東的心情，或許用筆墨已經難以準確形容，那是今天的青年人所無法理解與體會的。面對百萬紅衛兵小將的「狂熱」，毛澤東也同樣表達著激動與興奮。在巨大的浪潮面前，他不斷地揮舞著帽子高呼：「人民萬歲！」向百萬群眾回禮。他忘記了自己已是七十三歲高齡，為了滿足群眾觀瞻自己面容的需求，在數百米的城樓長廊上，由東走到西，再由西走到東……這次運動規模很大，毛澤東真實地體味到了群眾被發動起來所爆發的力量。他不斷與身邊的林彪、周恩來等人交換意見，訴說他的感受。這一天林彪的情緒出奇的好，同以前病懨懨的模樣判若兩人。在錢嗣傑的印象中，林彪一直是孱孱弱弱，話語中顯得底氣不足。他平時沉默寡言，一旦開口卻出口成章，井井有條，思維邏輯縝密。那些一套一套「吹捧」毛澤東的講話與語錄，基本都是史無前例「創造性」的總結，足以引發人們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與迷信。對於林彪來說，8月18日是他一次非同尋常的亮相，對他的意義至關重大。天安門廣場歡聲雷動，一片沸騰；而城樓上卻是另一番景象。對中央領導人排列順序非常熟悉的錢嗣傑，也發現了眼前大起大落的變化。許多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臉上都掛著愁容與困惑。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十一名常委名單次序的站位，原來第二位的劉少奇降為第八位，林彪則一下躍升為了第二位，成為黨中央實際上唯一的副主席，理所當然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則被改為常委。就連名不見經傳的陳伯達竟然也被排到了朱德、鄧小平之前。錢嗣傑的眼睛掃向檢閱台，發現陳雲沒有到會，大概一個多小時後，陳雲才來到檢閱台上，但他沒有去他應該站的位置上，只是往天安門廣場上看了幾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別人講話，沒有多會兒他又悄悄地退出了會場。處境最為艱難的當然是劉少奇。他遠遠地站在毛澤東的一邊，滿面愁雲，不言不語。紅衛兵給他佩戴「紅衛兵」袖章時，他什麼話也沒有說。站累了，他便走進城樓正廳歇息，而毛澤東已先他進入，坐在靠東牆的沙發上看報。他從毛面前進入正廳，坐在靠北牆的沙發上，兩人相距不到兩米，可是誰也未開口說話，也沒有招手點頭示意。錢嗣傑此時拍下的照片，至今都能感受當時那種不同尋常的氣氛，由此可見偉人之間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心靈距離，這種距離也是「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的寫照。受「二月兵變」之誣的賀龍元帥，這天顯得也很沉悶。毛澤東與他握手時，他沒有多少笑意，儘管毛澤東的舉動表明了自己對賀龍的信任。這一天，城樓上還安排了清華附中、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現在說來也是起來「造反」的積極分子。近距離與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在一個城樓上的榮耀降臨在他們頭上。大會正式開始之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這些紅衛兵代表交談。他首先單獨會見了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四十名師生代表。這天，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大會上，上前將一枚印有「紅衛兵」字樣的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袖章套在毛澤東的衣袖上，毛澤東很是配合，咧開嘴露出了笑容。毛澤東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宋彬彬。」「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是。」「要武嘛！」毛澤東聽罷，意味深長地說。城樓上的許多細節都被錢嗣傑的鏡頭一一捕捉。第二天新華社報道：「在大會進行中，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親切握手。城樓上下的『紅衛兵』，無限歡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動地說：『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有的說：『毛主席參加了我們的紅衛兵，對我們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報道中所謂的「師大女附中一個紅衛兵」便是宋彬彬，後來她為了表示自己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將自己的名字改作「宋要武」。誰料想世事變遷，隨著運動的推進，多數領導幹部都受到衝擊，他們的子弟竟在一夜間變成了「黑五類」。紅極一時的「宋要武」未能逃脫厄運。她的父親宋任窮也被打倒。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足足待了六個多小時。錢嗣傑也跟在後面拍了六個多小時。當時並沒有數碼相機，更沒有無線上網設備，而拍攝的照片膠捲必須經過暗房製作才能變為新聞照片，記者們是怎樣保證在不耽誤拍攝的前提下快速將片子拿到新華社暗房去沖洗的呢？這個難題，在錢嗣傑這些經驗豐富的記者面前已不算難題。原來，記者們在活動這天採取兵分兩路的辦法，一路人馬在城樓上拍照，一路人馬在城樓下「守株待兔」。城樓上的記者拍滿一卷，就將膠捲裝進黑色布袋裡「丟」下城樓，守候城樓下的人準確「接貨」。「貨」到手後再趕緊送往新華社沖洗。這種辦法的確行之有效，在很長時間裡都一直採用。然而這一次拍攝，卻令錢嗣傑感到有些為難。不同以往的是，天安門城樓上來了一千多名紅衛兵代表，城樓下金水橋上也擁進了很多紅衛兵。因此，城樓上下幾乎沒有一點兒空隙的地方可以投擲膠捲。倘若按照以前的辦法將膠捲往下「丟」，搞不好真的會導致資料丟失，延誤新聞報道工作。錢嗣傑很是著急，他一邊拍照，一邊用眼睛仔細地觀察著。突然，他發現城樓西北角一側城樓上下的人都很少，於是，他邊打手勢將下面的同志調到城樓西北角的城根旁，邊將膠捲用黑色布袋裝好，看準城樓下方人員站位後投擲。這樣，終於保證了在毛澤東接見還沒有結束之時，大幅照片已經能夠沖洗出來並送往各大報紙的印刷廠。第二天一早，人們還沒有從頭一天的激動中平靜下來，就看到了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的光輝形象。「八一八」之後第二天，全國各大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了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盛況。9月8日，一部題為《毛澤東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紀錄片在全國放映，觀看的群眾超過幾億人次，其宣傳範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新華社所報道的那樣：「幾萬個系著紅袖章的『紅衛兵』們，英姿勃勃，生龍活虎，在今天的大會上很引人注目。」也就是從這天起，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新華社在這天大會的報道中，將參加大會的中央領導人，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次序，把劉少奇列在第八位。這是一個重要政治信號，在此之前的十一中全會公報中並沒有宣布。此事自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也為日後打倒劉少奇埋下了重要的伏筆。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中，稱讚毛澤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也是這四個「偉大」的定位，將群眾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了一個瘋狂的頂峰。一時間，毛澤東的著作、語錄、畫像、像章鋪天蓋地遍布全國城鄉各個角落，人人胸前一枚像章，人人手裡一本語錄，「老三篇」天天讀，早請示晚彙報，讚頌毛澤東的歌曲與毛主席語錄歌日夜響個不停，上至九旬老人，下到三歲乳娃，人人會唱《東方紅》，人人會跳「忠字舞」……【8月下旬起，紅衛兵們又開始了一項重大舉動：實行全國性的「大串聯」。無數紅衛兵形成的潮水在祖國的交通命脈上涌動，為了見到偉大領袖，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擁進了北京城。】1966年下半年，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發出通知，高考推遲半年，大中學生「停課鬧革命」。在中央的支持下，政治熱情極高的青年學生開始了他們憧憬的「革命」活動。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裡，到處都是一隊隊「破舊立新」的紅衛兵。紅衛兵們先對人們的衣著穿戴和「陳規陋習」實行「革命」，西裝、領帶、高跟鞋、喇叭褲，統統在革除之列。隨後，學生們便開始掃蕩所謂「封、資、修」的各種名稱字型大小。在北京，紅衛兵倡議把天安門前的長安街改名為「東方紅大道」，將中關村改為「革命村」，並砸爛「全聚德」招牌，搗毀「榮寶齋」黑店；在上海，紅衛兵奔向南京路，衝擊「大世界」；在天津，紅衛兵把「勸業場」更名為「人民商場」。由於輿論宣傳的大肆鼓動，短短几天內，「破四舊」的風潮就席捲中國大地。年輕的紅衛兵們憑著高漲的革命熱情，干出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首都，一些紅衛兵甚至要把北京市改名為「東方紅市」；還要把天安門前的華表和石獅子搬走，代之以豎立毛澤東銅像和英雄人物的雕塑等等。當時，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周恩來以極大的耐心勸阻，避免混亂局面的蔓延。那個時代，人們的名字也帶上了時代特色，許多人紛紛改名，為使其更具有革命性。上面提到的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人寫大字報給周恩來，要求總理也改名換姓。周恩來說：「我過去在戰鬥年代沒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時沒改名字，今天在毛澤東時代更不用改名字了。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後人名恐怕要排號了，如『東方紅』一號、二號、三號……」周恩來的名字最終沒有改，但他居住的地方卻迫於環境改了名。西花廳更名為「向陽廳」。對於不妨大局的事情，周恩來盡量委曲求全，向紅衛兵讓步；但對於明顯錯誤的舉動，他還是千方百計地予以制止。紅衛兵為了消滅封建主義，曾策劃清抄故宮。周恩來獲悉，緊急決定關閉故宮的大門，並部署北京衛戍區部隊前往守護。明清兩朝留下來的建築奇蹟這才免遭劫難。紅衛兵們堅持要把交通信號改成「綠燈停、紅燈行」，對此，周恩來進行了耐心的說服。他先從光線的透射力談起，進而講述到國際間的通行慣例，來說明不能這樣做的道理。還有紅衛兵提出「消滅伊斯蘭教」的極埠號，周恩來也沒有硬性斥責。他以全中國有幾千萬、全世界有幾億伊斯蘭教徒這個基本事實為出發點向紅衛兵講述宗教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影響等等，說明黨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必要性和長期性。有一次，周恩來還親自打電話處理髮生在北部邊境城市海拉爾的一起涉外事件，向衝到國際列車上去「革命」的紅衛兵解釋「為什麼中國人給外國人開車」的理由。然而，紅衛兵運動如洶湧的狂潮，不是任何個人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在紅衛兵運動中，無政府主義的惡果同「破四舊」相伴而來，多處名勝古迹被搗毀或破壞，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祖國文化遺產被洗劫或廢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的住宅遭到肆意沖抄，沒收和毀壞私人財物的情況比比皆是；著名作家和藝術家，乃至基層領導幹部、普通教師受到人格侮辱，任意打罵或綁架關押的行為隨處可見；更嚴重的是，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選擇了絕路。從8月下旬起，紅衛兵們又開始了一項重大舉動——實行全國性的「大串聯」。8月28日，外地來京學生已達十四萬人。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並對學生的串聯活動表示了肯定態度。消息一經報紙公布，剛成立的北京「紅衛兵二司」立刻決定派出三四千人到全國各重要地方特別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聯，就地發動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由此，北京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開始離京「南下」、「北上」、「東進」、「西征」，向全國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與此同時，各地的紅衛兵，首先是離北京較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學生湧入京城，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向首都紅衛兵取「造反」之經。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師生代表到北京串聯的通知。規定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到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的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這一規定大大鼓勵了學生的串聯活動，此後，大串聯便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進京串聯的學生一天就達幾萬人十幾萬人。北京各大中小學的教室、飯廳都住滿了學生，車站、廣場也都擠滿了學生。不僅住的地方緊缺，吃飯、坐車都成了問題。這時期，各地方政府和學校對學生運動已處於無力控制的狀態，學生們的行動有很大的自由性。來京的學生越來越多，許多人一來就不願再走。曾經有一個時期，進入北京的紅衛兵人數多得無法接待，連中南海國務院辦公的地方也住進了幾千名紅衛兵。放在今天，這是天大的商機；但那個時候，紅衛兵大串聯，什麼都可以不帶，他們視金錢如糞土，走哪裡都不會有人提到錢字。紅衛兵串聯來京接受檢閱，費用由國家開支。全中國一時間表面上就好似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這些「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們坐車不花錢，吃飯不花錢，住旅館同樣不花錢。由於接見紅衛兵的組織工作一直是由周恩來負責，最辛苦的也還是他。周恩來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心力，苦撐危局。他的身體嚴重透支，已經達到極限。有人做過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僅從1966年8月到12月的三個月中，周恩來參加的紅衛兵大型彙報會、座談會在四十次以上（未計入無數小型的彙報和個別的約見）；從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時間內，周恩來親自接見紅衛兵、處理由紅衛兵引發的突發事端及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各種文件達二百三十次之多。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門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群眾組織的代表，總共約千萬人。每次接見，從始至終，都是由周恩來親自安排。從毛澤東的安全保衛、行車路線，直至紅衛兵的食宿、軍訓等等細微瑣事都是周恩來親自過問。9月7日，周恩來接見來京串聯的學生們。他苦口婆心：「你們想想，如果只進不出，那就要增加一個北京城！你們在車站、廣場上住，精神很好，但我們感到不安，因為沒有很好地接待你們，沒有地方招待你們。我們的想法和你們的想法彼此有矛盾。」他勸學生們分批離京。可是，學生們說只有見了毛主席才肯走。為了滿足來京學生的願望，毛澤東於9月15日第三次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的人數多達百萬之眾。但是，串聯並沒有被遏止，反而更加擴大。來京的學生已不僅限於代表，學生凡持有學校的證明即可免費乘車、吃飯。北京的學生還印發了一種特製的車票，誰都可以領到，外出串聯的人數也急劇增長。沒有人敢阻攔學生的運動。誰阻攔，誰就是反對紅衛兵小將。反對紅衛兵小將，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這是擔當不起的罪名。學生們想到哪兒就到哪兒，到哪兒就把「造反有理」的口號喊到哪兒。一千多萬學生在大江南北如狂潮湧動。學生們除了乘坐車、船，還出現了許多選擇步行串聯的隊伍。隨著天氣漸涼，問題也越來越多。南方的學生到北方沒有冬衣，住宿沒有被子。有的人生病，甚至發生個別學生死亡事件。可是，大串聯的勁頭絲毫沒有因天氣的寒冷而稍減，仍有無數人已經出發或即將出發進京。南來北往的列車上，幾乎每個車廂都擠了幾百人，行李架上、廁所里都擠滿了人。列車嚴重超員經常晚點，正常出差、旅行的人不能正常行止，串聯的學生也不能都擠上火車、輪船。車站、碼頭到處人滿為患，一切交通秩序、生產秩序都被打亂。學生們擁到哪裡，哪裡人民的正常生活就受到嚴重影響。國家的鐵路、餐飲等部門都在超負荷地運轉，消耗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簡直不可想像。然而，「文化大革命」才剛剛開始，令人始料不及、難以理解的事情接連發生，國家混亂的局面進一步加劇，這種狀況已不是人力所能約束或限制了。狂熱中，人們期待著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檢閱，盼望著一次又一次對他奉獻「忠心」。毛澤東在人民這樣熾熱情感中，一次又一次亮出他信賴人民鬧革命的姿態，一次又一次與人民互動交融。【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第四次才正式排序。其中有六次翻出了新的接見花樣。第八次接見不僅是天安門沸騰「紅海洋」的大終結，也是翻新花樣最多的一次接見，人數也創歷史新高，竟達二百五十餘萬。】從8月18日開始，毛澤東幾乎每隔半個月就要登上城樓接見一次紅衛兵，到這年11月下旬，他共八次接見紅衛兵，接見人數達一千一百多萬。儘管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是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檢閱的也並不限於紅衛兵，就連《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通欄大標題也是《毛主席同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可事實上，這次接見為以後舉行更大規模接見紅衛兵進行了一次「鋪路」，這次似乎與紅衛兵無關的接見卻命中注定地成了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的開端。不到半個月，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人們依然沒有想到會有後來的接見，更不可能想到對接見次數進行排序。第二次接見完畢後，《人民日報》頭版通欄大標題是：《毛主席接見五十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但是，這一次紅衛兵成為宣傳接見凸顯的主體。又過去了半個月，毛澤東在9月15日第三次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次接見，還是沒有排序，報道標題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見百萬革命小將》。1966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按照慣例，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登上天安門城樓與首都群眾同慶佳節。這一天報道的題目是：《毛主席檢閱一百五十萬遊行大軍》。其實，主體人群依然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真正標明次數是在10月18日毛澤東再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後。《毛主席第四次接見一百五十萬革命小將》成為《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可見，沒有將上一次國慶節的大檢閱包括在八次接見之中。也許，中央有人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11月3日毛澤東的再次接見變成了第六次檢閱。《人民日報》自圓其說，解釋道：這是連國慶節也算在內的。也就是說，從第六次接見開始，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才算有了編序。而好景不長，後面僅僅編到了第七次與第八次。自此，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活動便畫上了句號。按以上日期計算，毛澤東平均十二天左右就要登上天安門城樓一次，每次發動人數都在百萬人以上，其頻率與人數都是歷史罕見，也是人類史上少有的。毛澤東從期盼接見紅衛兵到驚訝紅衛兵怎麼見也見不完，逐漸有了一個認識和態度上變化的過程。剛開始，不僅紅衛兵提出要見毛主席，毛澤東本人也多次提出要見紅衛兵。第一次接見了五十萬紅衛兵後，他就覺得不夠，想要更多地見到紅衛兵。他甚至埋怨籌備辦公室不讓他多見群眾。由於接見太頻繁，往往是一次組織剛弄完，馬上又開始第二次組織。參加首都工作組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大都來自總參和北京軍區的作戰和保衛部門，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要領導也要參加。為了滿足紅衛兵和毛主席相見的願望，也盡量讓毛主席多見一些紅衛兵，事先不知要出多少方案。群眾怎麼擺，毛主席怎麼走，還有那些政治前途岌岌可危的老領導們，誰能上天安門，誰不能上天安門，站立位置怎麼排；鏡頭如何見報等等諸如此類，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都要事先一一考慮周全。每次接見完畢後，他都要當場進行總結。大家知道周恩來抓得很緊，要求又非常嚴格，各個組的頭頭都不敢怠慢，活動一完就及時向周恩來彙報。總結完後又開始研究下次接見的方案。接見中最為要緊的是保衛工作，大家擔心出事，絞盡腦汁想了很多辦法。毛澤東經過的沿途高層建築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進行了檢查，就是在天安門城樓上，也採取了很多措施。負責接見事宜的籌備小組當時叫「首都工作組指揮部」就直接設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三十多部電話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機關。錢嗣傑至今都記得，一次離開會只有十分鐘了，陳伯達還沒有到。周總理非常著急，發了火。到底來不來？不來，空一個位置怎麼行？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萬一開始後又來了，沒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員說：「打過電話，他說請帖收到了。」總理說：「不能光問收到沒收到，還要問到底來不來。」最後沒辦法，總理表示：「不等了，開會。」這時，只見陳伯達笑眯眯地出現在大家面前，氣得工作人員直翻白眼，搞得錢嗣傑不得不再拍了一次領導集體的鏡頭。「陳伯達遲到事件」只是城樓上的一個小插曲。發生在攝影記者身上的事情也有不少。第一次與第二次接見，保衛組因為想多讓一些攝影記者上來參加報道，就又放了幾個上城樓拍照。毛澤東一出現，記者們只顧拍攝，也忘記了身處的是天安門城樓。人多地方小，記者呼啦一下子就嚴嚴地圍住了毛澤東，照個沒完，秩序頓時大亂。錢嗣傑這樣的隨行記者反而被擠到一邊去了。第一次如此，第二次依然如故。這一次周恩來不願意了，他叫來保衛組嚴格把關，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不能如此沒有秩序。沒想到保衛組被周恩來一批評，乾脆將周恩來熟悉的攝影記者都給刷掉了，只剩下兩個人。毛澤東要與外國人合影，身邊又沒有攝影記者了。周恩來見狀，又是生氣，趕緊命令臨時調人。這才解決了攝影記者一時短缺的問題。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即將第四次接見紅衛兵之前，突然發生了蒯大富為首的「三司」帶頭鬧事的「口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組織這次接見的大會指揮部擬好的一份標語口號，因其中一些口號太長，中央宣傳部負責處理此事的同志怕群眾呼口號不便，因而刪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這次鬧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聯北航「紅旗」，數萬學生上街遊行，衝到天安門，高呼要揪出「篡改」口號的「黑手」，高呼「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形勢十分嚴峻。周恩來為了平息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商討處理辦法，並指出決不能因鬧事干擾當天的毛澤東接見活動。周恩來一夜未眠，加上精神極度緊張，神情顯得很是疲憊。會場上許多人見狀，都十分替總理的身體擔心。毛澤東不僅一次又一次登臨城樓與百萬紅衛兵見面，而且每一次接見形式都有所不同。除了第一次與第二次外，另外六次都推陳出新，接見在表現上顯得變化多端。第三次接見選擇在9月15日下午五點四十分。這次接見一改白天接見的方式，選在了黃昏時分。原來當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時，毛澤東突感身體不適。他在13日晚給林彪、周恩來、陶鑄寫了一封信說：「卧病三天，尚有微溫，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後天(十五)上午十時或下午五時在天安門開七十萬人大會。我能起床，即去見見群眾，不能起床，則請你主持，我不去了。」周恩來根據毛澤東這封信，就將接見定在了15日下午五時。那天，毛澤東好在逐漸康復，如期趕到天安門廣場接見，滿足了來自各地的上百萬師生和紅衛兵的心愿。由於紅衛兵被看成是毛主席的「客人」，北京各單位都對外地紅衛兵熱情接待，加之交通食宿一律免費，如此史無前例地免費「旅遊」豈不樂哉。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紛至沓來，依憑火車、汽車乃至長途步行，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遷徙。大家嚮往著北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一個——要見到毛主席。於是，充斥北京的紅衛兵越來越多，不幾天就會聚集一百多萬人。第三次不僅接見時間變了，接見的方式也變了。為了讓更多的紅衛兵把領袖看個清楚，採取了領袖到群眾中去的辦法。這一次，後來被打倒的三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雖然都出來露了面，但名次的排列發生了很大變化。周恩來之後是陶鑄，然後是鄧小平、康生，最後才是劉少奇。領袖們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車沿著事先留好的S形通道進入天安門廣場，最前面的是前導車，由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領導同志在前面開路。毛澤東在第一輛車上，他還是穿著綠軍裝，陪同他的有林彪、賀龍、謝富治、楊成武。第二輛車上是周恩來、陶鑄、聶榮臻、江青，第三輛車上是鄧小平、劉少奇，第四輛車上是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第五輛車上是葉劍英、蕭華、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一共六輛車，緩緩繞場一周後，毛澤東率眾人登上天安門城樓。錢嗣傑跟在前面引導車上負責拍攝，剛開始秩序還好，但不一會兒就亂了。大家都想擠到前面看毛主席。毛澤東的車一來到隊伍前，就被喊著「萬歲」的紅衛兵圍堵。學生們一下子衝到車前，把後面的車隊隔斷了，維持秩序的解放軍也被衝散。解放軍指戰員奮力挽起胳膊，組成一道人牆。錢嗣傑鏡頭前都是擁擠的人群，他無法拍攝到毛澤東的鏡頭，無奈之下，乾脆下車擠到毛澤東車子前去拍攝。這時，只見毛澤東站在車中，安詳地注視著眼前沸騰的人群。而那些擠在前面的紅衛兵彷彿在夢中，個個都是熱淚盈眶，嗓子喊啞。似乎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以至於他們都在懷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看到了毛主席。如此擁擠與混亂，連林彪都有些緊張。不住地對站著的毛澤東說：「主席，請你坐下。」此時，毛澤東正沉浸在激動與幸福之中，哪裡肯聽勸？他沒有動。賀龍跟著也要求主席坐下，毛澤東還是沒有動。第二輛車上的周恩來見狀，不顧一切地從後面的車上跳了下來，衝到毛澤東的車跟前，大聲要求：「主席，請坐下！」看到周恩來焦急的表情，毛澤東這才坐了回去。周恩來緊接著又奮力揮動手臂，大聲對紅衛兵呼喊：「請大家讓開！讓開！」江青也尖著嗓子，拿著話筒叫道：「請同志們保護首長的安全……」就在毛澤東的檢閱車寸步難行之時，天安門城樓上指揮部的人居高臨下，也看見了廣場上的混亂局面，馬上派出一支解放軍隊伍，由天安門城門裡跑步出來前來「救駕」。指戰員畢竟訓練有素，很快就將混亂的紅衛兵隊伍與車隊分開，接著又來了幾輛北京吉普，把毛澤東等人接走。錢嗣傑這才鬆了一口氣，慶幸終於解了圍。等半夜回到家，發覺脊背很痛，他這才想起，晚上將精力集中放在搶拍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鏡頭上，後面的紅衛兵使勁用拳頭搗他的背，他竟一點兒不知。由於這次接見場面比較混亂，接見之後，中央內部圍繞紅衛兵運動，明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完全肯定；一種是反對紅衛兵造反時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工農業生產。這兩種聲音，在1966年出版的第十六期《紅旗》雜誌上同時出現。畢竟紅衛兵運動業已轟轟烈烈地燃燒起來，第二種聲音不僅沒有力量「滅火」，而且很快就被「唾棄」。10月18日，毛澤東又要接見紅衛兵了，這是他的第五次接見。這回接見的方式再次有了新的變化，不是像10月1日國慶節那樣由群眾遊行隊伍通過天安門廣場，而是紅衛兵坐著，毛澤東「遊行」。因為有了第三次接見的教訓，為防止紅衛兵大亂陣腳，數萬名解放軍手挽手組成了一道嚴密的警戒線，將三點五公里的長安街兩側綿延著的二百萬紅衛兵隊伍與主馬路隔開。工作人員乘著摩托來回巡視，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與注意事項。道路兩側的紅衛兵為了等候毛澤東接見，懷揣四個雞蛋和半斤饅頭，午夜十二點就陸陸續續前來，耐心地坐在馬路邊。前面的席地而坐，後面的蹲著，再後來就站著，最後一排站在馬路牙子上還要伸長脖子，否則眼睛裡除了後腦勺就是揮舞的手臂。這可是關鍵時刻，誰也不允許被剝奪視覺的盛宴與精神的洗禮。儘管人群中常有「毛主席來了」的誤傳，引起一陣陣的騷動，總體大家還算遵守紀律。終於，毛主席真的來了！人群轟地一下擁向馬路中間，毛澤東的車開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見毛主席手中揮動著一頂軍帽，額上的頭髮隨風飄動。有人發現毛主席低頭和司機說了幾句話，他們對著口形理解，毛主席是在對司機說：「你開慢點……」這一下，更多的人感動得哭了，這是領袖對他們紅衛兵小將最大的鼓舞。毛澤東第五次接見，興緻遠不如前幾次高。據毛澤東的警衛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無奈的神情，而且表情一直很嚴肅。其實大家並不知道他的內心活動。在10月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向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說過：「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不知工農業，只讀一點書，行嗎?」到了1966年10月底，外地紅衛兵來北京越來越多，紅衛兵到了北京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要見毛主席，見不到就不走。對於紅衛兵的要求誰也不能怠慢也不敢怠慢。估計邀請客人的主人也一時想不到紅衛兵會有如此大的能量，無奈之中，毛澤東只好11月3日，第六次接見了紅衛兵。這一次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二百萬人。方式是先開大會，後遊行。參加接見的紅衛兵都由接待站組織進行了兩天軍訓，操練隊列。凌晨三點，隊伍集合來到天安門東側的大街，等著開完大會通過天安門。上午十點左右，會場響起了《東方紅》的莊嚴歌聲，毛澤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隨後，林彪向紅衛兵發表講話，再接著是二百萬紅衛兵由東向西開始接受毛澤東的檢閱，廣播里不時響著周恩來急促的聲音：「同學們，請快點往前走，後面還有一百幾十萬紅衛兵沒有通過天安門！」儘管這樣，直到下午三點多還是有很多紅衛兵等著接受接見。每一次接見完，天安門廣場上都要拉走一車一車的鞋子、踩爛的手錶，還有鋼筆、錢票等等。不誇張地說，當時遺留的物品足可以開個遺失物品展覽會。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順、後來改叫尹向陽的紅衛兵，來到天安門廣場尋找他被擠掉的鞋襪。金水橋邊的警衛戰士讓他到中山公園裡去找。他在那裡見到一座小山般的衣物堆，要想找到自己的鞋襪，無疑是大海撈針。於是，在管理工作人員指點下，他乾脆隨便找了一雙鞋襪穿上。二百萬紅衛兵終於走了，可接著又來了超過二百萬的紅衛兵，毛澤東不再心甘情願被紅衛兵推著往前走。他曾在10月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談道：「我沒有料到聶元梓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全國大串聯，搞成這麼大的事。」而後，他見紅衛兵源源不斷地擁向北京，焦急地詢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麼北京還有這麼多紅衛兵要接見？」此時周恩來也精疲力竭，只得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面露疑惑：「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周恩來嘆了口氣。於是，毛澤東在11月11日再次接見了紅衛兵。這一次還是翻出了新花樣——領袖不再坐車，而是由群眾坐車。六十多萬紅衛兵分乘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千多輛卡車，通過了天安門。車隊長達十五公里。車隊全部過完後，又有三十萬群眾擁向天安門，總共，毛主席乘車檢閱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一百五十萬紅衛兵。第七次接見後，北京的紅衛兵依然有增無減。想請這些紅衛兵早日離京，那麼只能繼續儘快接見。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算作第八次接見，用兩天的時間讓在北京的紅衛兵全都參加接見。第八次接見不僅是天安門沸騰「紅海洋」的大終結，也是翻新花樣最多的一次接見，人數也創歷史新高，達到二百五十萬。11月25日這一天，毛主席乘車環城接見。環城的路線基本上是現在的二環路，從天安門出發，走東直門。那天幾乎全北京城萬人空巷，包括老人孩子所有老百姓全都走出門戶。各單位都有通知，讓人們在馬路上耐心地等待。很久很久，車隊才出現在視線里。最前面是幾輛摩托開路，後面第一輛敞篷吉普車上坐著穿著軍大衣的毛澤東。這一次為避免群眾圍觀，車子開得很快，人們基本看不清車上的人，一輛接著一輛開了過去。在過鐵路線時，車子慢了一些。這一慢，竟也慢出了麻煩，給了群眾一個「圍堵」的機會，大家立刻擁上來，車子被圍困在人群中動彈不得。毛澤東只好下車，由警衛開路，一邊走一邊近距離向群眾揮手致意，繞道到不遠的釣魚台國賓館才得以休息。第二天接見安排以天安門為起點，終點放在西郊機場，此計劃與毛澤東1949年春從西柏坡進京正好相反。那一次是先在西郊機場舉行的進城儀式，然後在天安門舉行的開國大典。本來西郊機場也就容納四十萬人，沒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二百萬人，人山人海，幾乎把機場擠崩。毛澤東從西郊機場回到中南海，如釋重負，他將不必無休止地接見紅衛兵了。隨後，由中央起草了一個通知，以後串聯不再實行免費接待。一旦失去了免費的午餐，人們大大放緩了串聯的腳步。北京得以喘息。既然「文化大革命」烈火已呈燎原之勢，串聯、接見也就不那麼重要了。【1966年10月1日晚，毛澤東面對廣場上「似天淵翻覆」的人群，無法抑制自己激動的情緒。他來到城樓下與紅衛兵零距離接觸。攝影記者幾乎被人群推到一邊，他擋住了紅衛兵的視線。】在八次接見紅衛兵當中，第四次，也就是1966年10月1日那天的接見應著重一筆。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十七周年大會和接見紅衛兵合併進行，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比以前要多，有一百五十萬人。許多紅衛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有的紅衛兵組織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這是第一次公開高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國慶節白天的毛澤東沒有穿綠軍裝，而是身著他平日喜歡的灰色中山服。他一會兒穿過城樓走廊同共產黨陣營的外國領袖握手，一會兒又與黨政軍各界負責人見面，一會兒還要同全國各界的觀禮代表交談。當然，他更多的時間是站在城樓上向遊行群眾揮手致意。中午時分，毛澤東由城樓外走廊回到大殿休息，儘管城樓下人聲鼎沸，但從一早就開始接見的他實在有些累了。往往這個時候，醫護人員就會勸主席到大殿里休息。毛澤東走進休息廳，前來參加國慶活動澳大利亞的共產黨領導人希爾也在休息室里坐著，見毛澤東進來，便起身迎上前去。兩人愉快地攀談起來。廣場上的喧鬧不斷傳來。毛澤東笑笑，指著城樓下廣場上的學生，對希爾說：「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就是怕這些學生，我們有些幹部也是怕他們。……你不要以為我們的環境那麼好。我們有些幹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員也有，政治局委員也有，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有。他們就是怕。他們要調動軍隊來對付這些學生。解放軍他們是調動不了的，他們就調動工人、農民來跟學生作對。」談話的時候，劉少奇就坐在不遠的對面。錢嗣傑看見劉少奇情緒不太好，也沒有拍攝他的鏡頭。毛澤東在和外賓談話時，劉默不作聲，彷彿毛澤東的這些話與他無關，廣場上喊出打倒他的口號也與他無關。看似置身事外的他，內心正承受著無法擺脫的巨大的壓力。與劉少奇的沉默相反，毛澤東談興甚濃。他在與澳大利亞外賓會見後，又與林彪親切交談，兩人拿著一份林彪的發言稿，商量了半天。正說著，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端著水杯，拿著葯準備請毛澤東服用。毛剛吃下藥，大殿外跑進了一個小姑娘。錢嗣傑定睛一看，原來是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只見她一身綠軍裝，右臂上戴著紅衛兵的紅袖章，頭上扎著兩條短辮，一蹦一跳地來到毛澤東跟前。她雙腳立正，喊了一聲「毛主席」，然後舉手敬了個軍禮。錢嗣傑此時站在一邊，覺得這個場面很好，只可惜林豆豆這個舉動來得太快，使得他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等舉起相機抓拍照片，林豆豆已經禮畢。只見毛澤東笑哈哈地望著這位可愛的「小將」。錢嗣傑藉機趕緊對林豆豆說：「豆豆，你再給主席敬個禮！再敬一個！」林豆豆正是二十歲的年紀，青春活潑，也天真單純。她二話沒說，就又立正向毛澤東敬了一個禮。錢嗣傑和《解放軍畫報》的攝影記者孟昭瑞同時拍下了這個場面。休息廳里的氣氛也因林豆豆的天真的舉動而變得活躍起來。此時，林彪的老婆葉群又走了進來。「文革」中，葉群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她不僅可以自由進出天安門大殿等場所，甚至也可以隨便帶人與毛澤東相見。這與一年多前在杭州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狀，需要長時間等待相比，已是天壤之別。葉群身後跟著一個農民打扮的中老年女社員。她就是當時知名度很高的蘇州市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顧阿桃。顧原本是一位憨厚的貧下中農。她淳樸、正直，對共產黨有著深厚的情感。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她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各項運動，被選為先進代表人物，深得當地人民的好評。1964年，全國開展以「四清」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葉群蹲點在顧阿桃家鄉蘇州太倉沙溪。時年五旬的顧阿桃，雖然目不識丁，可是能說會道，背誦「毛主席語錄」幾乎是一字不差。這引起了葉群的注意，也使得這位極其尋常的農村婦女，成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被推向全國。顧阿桃與她所在的沙溪公社洪涇大隊高頻率地出現在報紙廣播上。一夜之間，顧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文革」初期，宣傳顧阿桃的成功成為葉群為謀得政治資本的一份「業績」。1966年國慶節，顧阿桃代表家鄉人民，作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葉群藉助可以去見毛澤東的便利條件，單獨帶著顧阿桃走進大殿，將她樹立的「典型」帶到了毛主席面前。毛澤東並未在意葉群此舉出於何種考慮，他握著顧阿桃的手，很是開心。作為一個普通農民，這等政治榮譽來得太突然，幸福來得太快，以至於能說會道的她，一下子不知如何表達，就是笑得合不攏嘴。經葉群在一邊提醒，顧阿桃才想起應當向主席介紹她學習的心得體會。一場口若懸河的「談家常」，更讓毛澤東興奮，他喜歡聽老百姓同自己嘮嗑。顧阿桃也由於國慶節天安門觀禮受到毛主席接見，很快被選為太倉縣革委會副主任、蘇州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江蘇省革委會常委。1968年，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當選為黨的「九大」代表和全國人大代表。前後一共七次見到毛主席。「九一三」事件後，有一次，她去省里開會，有些老幹部把對林彪的痛恨發泄在她身上，她感到十分困惑與痛苦。在這緊要時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上將站出來說了句公道話：「林彪的反黨野心隱藏得這麼深，我們許多革命經驗豐富的老同志都看不出來，何況一個普通老百姓？！」顧阿桃這才得以解圍，沒有被繼續追究。然而，她「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光環逐漸暗淡，那頁風光的歷史已經翻過，沉入人們漸漸遠去的記憶。1966年的國慶節，在毛澤東身上還發生了幾件事情，令錢嗣傑難以忘懷。那天下午，毛澤東親自走下城樓，到中山公園與群眾零距離接觸。好幾次，他都被熱情過頭的紅衛兵們團團圍住。紅衛兵們拉著毛澤東的手不放，同時無數雙手又伸了過來，層層疊疊。毛澤東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跟隨左右的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汪東興等人嚇壞了。他們奮力將毛澤東攔在身後，用自己的身體抵擋人群的「圍追」。有幾次，他們不得不將毛主席從人群中拽出保護起來。身陷重圍的毛澤東滿眼是晃動的人臉，耳邊除了歡呼，什麼話也聽不清楚。傍晚，毛澤東終於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大家以為整個白天毛澤東城樓上接見了無數群眾，估計晚上不會再去天安門觀看焰火。而錢嗣傑這天晚上沒有敢離開中南海記者值班室，冥冥之中，他有一種感覺，總覺得毛澤東像是興緻未盡，萬一突然來個什麼想法，會措手不及。果然，晚上不到八點，他在值班室接到電話通知：主席要去天安門廣場觀看禮花。錢嗣傑放下電話，立即拿上照相機，乘坐吉普跟著主席的車駛出了中南海。正如錢嗣傑感覺的那樣，毛澤東吃罷飯，興緻依然很高，突然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走，到天安門看禮花去！」他換上綠軍裝，要看看還在沸騰的天安門。此時，天安門城樓上的觀禮活動與以往一樣，由周恩來主持，各國來賓一一被邀，坐在事先擺放的圓桌前，一邊喝茶交談，一邊觀看禮花。記者鏡頭裡只有周恩來、陶鑄、陳伯達、葉劍英、汪東興、江青等人的身影。因為毛澤東沒來，林彪自然也就不在現場。晚上八點半，天安門廣場上依然人山人海，探照燈四下「掃射」著載歌載舞的人群，延續著白天的喧鬧。毛澤東的車先開到紀念碑東南角的禮花燃放點，他要停下來看看。參加晚會的群眾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會突然降臨。毛澤東剛走下車就被眼尖的群眾發現，人群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擁了過來，一下子就把他的陪同人員張玉鳳、吳旭君、吳連登、周福明等六七個人擠散了。城樓上的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突然親臨城樓下的電話，也趕了下來。警衛戰士開道，護送毛澤東來到了金水橋上。江青、葉劍英、楊成武等人則在金水橋上恭候。金水橋下的群眾發現偉大領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喜出望外。金水橋是一座連接天安門城樓與廣場之間的漢白玉石橋，毛澤東站在拱橋的制高點上，與廣場的群眾僅十米之遙，這樣的距離很容易被人潮衝擊。關鍵時刻，警衛公安戰士們奮力拉起一道人牆，擋住了擁上金水橋的群眾。毛澤東高高站立，從容不迫地掏出香煙，點燃，慢慢地吸著。這時，天安門城樓上的其他領導人陸續下來，圍在主席身邊。當時，江青還很注意身份，一般不會離毛澤東距離太近；然而，毛澤東席地坐下，無意之間，兩人坐在了一起。江青本能地看了一眼毛澤東，覺得這樣近地與丈夫並肩而坐不太合適，於是趕緊挪開位置，揮手讓周恩來坐到毛澤東身旁。因為林彪缺席，這天晚上錢嗣傑的鏡頭裡，只有毛澤東與周恩來唱主角。毛澤東剛一坐下，忙碌在人群中拍攝的錢嗣傑忽然發現主席與群眾之間有一塊空地，這可是搶拍照片的好地方！說時遲那時快，他迅速搶佔有利地形，站著把鏡頭對準毛澤東。沒想到才拍攝了兩張，身後的紅衛兵小將們就已按捺不住，他們氣憤地高喊：「讓開，讓開，你擋住我們了……」一個紅衛兵毫不客氣地推了錢嗣傑一把。錢嗣傑朝後一望，天啊，那是無數雙不滿的眼睛。他知道此時如果自己再攔在群眾前頭工作，連照相機也會難保。他只好遵從民意蹲下身子，讓到一邊。可是這麼一蹲，就什麼也看不見了。毛澤東在金水橋上與周恩來等人席地而坐的精彩照片是錢嗣傑的代表作之一，殊不知，一幅精彩照片的拍攝是多麼不易！【1966年的最後兩個月，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事件改變了整個局勢的發展。工人階級接替紅衛兵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國慶節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紅旗》雜誌1966年第十三期社論。社論中第一次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現是「壓制群眾」，並且強調：「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的，很複雜的。」社論將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放到了繼續推進「文化大革命」的關鍵位置，並且要將其擴大到地方和許多單位。毛澤東天天閱讀紅衛兵小報，加上江青又不斷送材料給他，他的思想逐漸形成了這樣的認識——「文革」運動雖然點燃了熊熊烈火，整個運動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特別是批判錯誤路線的嚴肅性、堅定性和徹底性就沒有解決好。於是，他將自己的認識在林彪國慶節講話和《紅旗》社論中表達出來。當時陳伯達和張春橋專門為林彪起草講話稿。他們緊跟毛澤東的思路，在講話稿中使用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這個提法比較符合毛澤東的原意，毛澤東在講話稿上寫下了「同意」兩個字。對於這一提法，周恩來明確表示了不同意見。為此，他專門找到毛澤東申明：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這樣的提法。由於毛澤東的堅持，這一提法未做修改。於是，周恩來在後來多次接見群眾代表的講話中，反覆強調「資反路線」錯誤是認識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隨著局勢的發展，全國混亂局面日漸嚴重，眼見江河日下，周恩來憂心忡忡。而他所能做的只是憑著強烈的責任感去「救火」，儘可能地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儘可能地控制全國混亂的局面。陶鑄也認為「反革命」這個詞太重，沒有餘地，可能會傷害無辜。毛澤東終於採納了陶鑄的意見，將「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張春橋見陶鑄與自己唱反調，心懷不滿，於是就以陶鑄提法不符合語法為由，希望毛澤東再改回去。毛澤東想了想沒有同意，他稍微變更，將「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改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這樣，林彪講話中使用的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紅旗》雜誌社論使用的是「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者說法隨即成為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全國人民敲鑼打鼓舉行遊行，歡呼「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發表。《紅旗》雜誌社論發表後，「中央文革小組」在雜誌社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認為劉、鄧的影響還很大，同時批評了周恩來的「和稀泥」和「折衷主義」傾向。會後，他們把記錄送呈毛澤東。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大會上講話時，指桑罵槐地影射攻擊周恩來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實際上站在舊勢力一邊的『正人君子』們」，叫囂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們折衷主義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陳伯達的授意下，由王力、關鋒執筆的《紅旗》雜誌社論《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中，更露骨地指責：「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搞折衷主義，實際上就是站到敵人一邊。」林彪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引導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向。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會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率先代表中央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兩天後，毛澤東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都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是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他在周恩來關於會期的請示報告上批道：「會期三天不夠，需要七天。」事實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連續開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結束。會議的主題就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遭受紅衛兵猛烈衝擊的各地、各部門負責人，大多思想不通，憂心忡忡感到壓力。此時，陳伯達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長篇講話。講話成為這次會議的主題報告。他著重強調兩條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將其重點歸納為「黨內路線的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劉、鄧的錯誤路線有它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主要是資產階級。錯誤路線在黨內。有一定市場，因為黨內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有相當一批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的糊塗人」。陳伯達的這個講話中，無論是「走資派」還是「糊塗人」都在他要觸及靈魂的範疇內。毛澤東非常滿意這個報告，經他批准，陳的講話被印發全黨學習。由於被報告點名，劉少奇、鄧小平兩人迫於壓力，在全體會議上做了檢討，並對派工作組等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他們的發言稿都先送給毛澤東看過，毛澤東表示了歡迎的態度。在劉少奇的發言稿上，他寫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在鄧小平的發言稿上他寫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從毛澤東批示看，他對劉、鄧二人尚留有餘地。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甚至這樣說：「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裡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一手鼓勵劉、鄧二人振作，推動高層領導以積極態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一手又繼續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推波助瀾。會議期間，他第六次檢閱了紅衛兵。加之林彪、陳伯達講話的出台，已經轟轟烈烈、天翻地覆的紅衛兵運動之火燒得更旺了。1966年11月10日，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可以說，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整個局勢的發展。這就是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11月初，以上海國棉十七廠革命造反派領袖王洪文等為首的一些工廠革命造反群眾組織，串聯籌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據中央關於工礦企業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沒有對其予以承認，並對群眾進行了說服教育。市委此舉被王洪文等人指責為「壓製革命造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工人的迫害」。10日凌晨，王洪文率領兩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登上火車，赴京請願。孰料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王洪文竟然號召工人卧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三十一個小時，致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車無法發出，嚴重影響了鐵路交通運輸秩序。他們要求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承認他們的北上告狀是革命行動，要求這次事件的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由於參與事件的已不是學校的紅衛兵，而是工廠的工人。這就提出一個重大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擴展到工業交通領域中去，產業工人能不能像紅衛兵一樣也搞「革命造反」，進行「革命串聯」，以至「停產鬧革命」?「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被派往上海處理事件。張春橋抵達上海後，發表了支持「工總司」的講話，他表示：「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礦企業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同時，他還在「工總司」的要求上籤了字。張春橋的行動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毛澤東也肯定了張春橋的做法「先有事實，後有概念」。他還要陳伯達負責起草一個關於工礦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文件。毛澤東之所以支持張春橋，一方面，他一直認為中國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存在於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內，也嚴重地存在於工礦企業中。他覺得，此時在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正有助於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把文化大革命在廣度和深度上推向前進。另一方面，學校紅衛兵運動經過幾個月的發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澤東原來沒有預計到的消極方面，學生紅衛兵內部也明顯發生分化，開始出現走向低落的徵兆。這使他感到憂慮。他需要藉助作為「革命主力軍」的工人階級隊伍，推動這場「革命造反」運動繼續發展。恰在此時，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紅衛兵，為接見畫上了句號。新華社在發表消息時，明確宣布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後一次接見」。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通知》，規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聯的革命師生必須返回原地。從12月21日起，乘火車、輪船、汽車不再實行免費，在北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的吃飯、乘車也不再實行免費。此後，大串聯的潮流開始消退。「安亭事件」之後，工人階級正式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並逐步取代了紅衛兵的作用，成了「文革」運動的主力軍。也是「安亭事件」，促使毛澤東決心把「文化大革命」從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機關擴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中去，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把它看做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驟。林彪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人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毛澤東這一重大部署的用意。於是，一場「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浪潮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以暴風驟雨之勢、雷霆萬鈞之力蓬勃興起。進入12月，「倒劉」狂潮逐步形成。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指使他領導「倒劉」行動。蒯大富從張春橋那裡領受旨意後，於12月25日發動「打倒劉少奇」的大規模遊行示威，率領數千人到天安門廣場召開「誓師大會」。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而其間的12月26日，正是毛澤東七十三歲的生日。那天當晚，中辦徵得毛澤東同意，臨時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飯。除毛澤東外，參加的有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以前總是會到場的林彪、周恩來、陶鑄、康生、李富春等人這一次並沒有參加。吃飯還是按照毛澤東以往過生日的慣例，四菜一湯，每人一小碗麵條，還有烤白薯、煮玉米。飯前，毛澤東講了很長的一篇話，就像是舉行會議一樣。毛澤東的講話十分重要，但沒有留下正式記錄。據參加這次晚宴的王力回憶，毛澤東在講話中談道：「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復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我這次搞了個文件——『五一六通知』，廣播了一張大字報，搞了個紅衛兵大串聯，大串聯使全國革命聯成一片。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都是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較量，現在還在繼續。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一定的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或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這些代表人物頑強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利用這個社會基礎，他們本人是黨的各級領導者，在黨內有影響。……現在，對這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要叫他懸崖勒馬，如果再搞兩面派，他們就是和走資派同流合污，或者他們就是走資派。一個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個要保存資本主義的秩序，老框框、老組織、老規矩。一個要革、一個要保，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中國現代史上革命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發展到與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相結合，才有結果。這是客觀規律。五四運動就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也是這樣。」在這席生日宴講話之前，同一位波蘭來訪者談話時，毛澤東已經論述了他對整個局勢發展的新判斷。他強調中國面對的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一場大鬥爭，是事關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前途命運的全局性的大事。現在需要從學校、機關進一步擴展到廣大城鄉，形成整個階級鬥爭。毛澤東面對的是一場勝負尚未決定的嚴峻的「整個階級鬥爭」，弄得不好中國的顏色就會改變。這是比什麼都更重要而緊迫的問題。他的一系列關於「階級鬥爭」的談話無疑是給江青等人蓄意發動各方力量加強「倒劉」添火加柴。12月30日，毛澤東過完生日的第四天，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再次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了「堅決支持」。12月31日，江青單獨召見劉少奇的女兒劉濤，策動她起來造父親的反。1月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隨即又在社會上大肆宣傳了這次所謂「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9日，謝富治在接見全國公檢法系統赴京代表時，號召「全國政法戰線立即行動起來，向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鄧小平開火」。在劉少奇蒙冤的整個過程中，林彪、江青一夥的行徑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他們除了不斷向毛澤東遞送誣陷材料外，還利用各種機會煽風點火，在社會上製造「倒劉」輿論，使之成為既成事實。【1967年的第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共同發表了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不久，毛澤東最後會見劉少奇。從此，劉少奇被「推」出政治高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1967年的第一天，人們是在閱讀《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中度過的。這篇元旦社論，由《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兩家中央主要報刊聯合發表，中央報刊歷史上首次合作發表社論，格外引人注目。這篇社論發出了非同尋常的信號：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社論在人們心中引起極大震動，充滿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劉少奇成為首當其衝的對象。自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後，劉少奇就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取而代之，成為接班人。此後，劉少奇一直處於被批判的境地。這階段，作為國家主席的他還是一次次被請上天安門城樓，陪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身處逆境的他面對廣場上瘋狂的人群，內心自然與毛澤東、林彪有著不同的感觸……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檢討：「我的檢討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講五十多天來的錯誤。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性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說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也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年在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有錯誤，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有右傾錯誤，1962年犯有右傾錯誤，1964年又犯形『左』實右的錯誤等。第三部分，講我犯錯誤的原因，一是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不理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錯誤估計形勢，世界觀沒改造過來；第三，最根本的是沒學好毛澤東思想……」他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批判自己，不諉過、敢擔當；而他的檢查未能降低「文化大革命」的熱度，未能保護他人免受衝擊，更未能保護他自己。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高高紅牆圍起的中南海里也出現了刺目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本應有權力去制止這種行為，可此時的他早已力不從心。面對現實，劉少奇經過深思熟慮，做出了慎重的選擇——辭職。他找到周恩來。國家主席告訴國務院總理：他這個國家主席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國家少受點損失，希望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周恩來表示：這裡還有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問題。劉少奇深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早已「癱瘓」，委員長朱德處境也很艱難。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逼迫他背誦毛主席語錄。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徐業夫告知劉少奇：毛主席要找他談話，請他立即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抵達人民大會堂的時候，毛澤東已在湖南廳門口等候。交談中，劉少奇表示自己要承擔路線錯誤的責任，同時認為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希望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同時，他再次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辭職，表示自己願回湖南老家種田。在這次會見和談話中，毛澤東推薦給劉少奇幾本書，後來劉少奇子女及其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對此有一些回憶。劉少奇的衛士長李太和記得：「大概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主席把他送出來，在門口跟他握手，說『你要好好學習』。……當時主席還讓少奇同志『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來以後，我看他面容很高興。」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在《我的父親劉少奇》一書中也記述，毛澤東對劉少奇提出的想法「沉思一會兒後，並沒有表態，而是建議我父親讀幾本書。他還特別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寫的《機械人》兩本書。分手時，毛澤東要我父親『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儘管劉少奇後來表示：「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但事實上，就劉少奇而言，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毛澤東對他的表態既沒有拒絕，也沒有贊同。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從表面上看，劉少奇的表態是主動要求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對毛的曲折規諫，或是無奈抗爭。而毛澤東並不想「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扳倒劉少奇，也絕非他的終極目的。他有著更深遠的用意。劉少奇沒有想到，這是他和毛澤東兩人人生中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就在毛澤東與劉少奇最後一次談話沒過幾日，1月16日，劉少奇的住宅再次遭到衝擊。「造反派」把他和他的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張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面對嘈雜的人群和責問，劉少奇堅定地回答：「我從來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只是有時候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話語間，他的絲絲白髮在寒風中飄動。第二天一早，中南海某電話局的一些「造反派」闖進辦公室，要撤掉劉少奇的電話。劉少奇一聽，霍地站了起來，迎上前去阻攔。他斬釘截鐵地說：「這是政治局的電話，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批示，你們不能撤，也無權撤！」這一伙人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們又氣勢洶洶地闖進來，二話不說，把電話線扯斷。從此，劉少奇辦公室紅機子的鈴聲再也沒有響起。劉少奇和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政治局的聯繫被切斷。為了不失去與外界的聯繫，每天清早，劉少奇的孩子們就騎上自行車出門，排著長長的隊伍購買小報，或從牆上揭下傳單，擠在人群中抄寫大字報，側耳聽著人們的議論，然後回到家裡把所見所聞告訴爸爸和媽媽。他們帶回的這些小報里，充滿了對劉少奇形形色色的誣衊。其中有一張小報上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曾吹捧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還造謠說劉少奇曾自詡為「紅色買辦」。面對異常的情況，劉少奇回到辦公室，提筆疾書，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駁斥了社會上對自己的種種造謠和誹謗。這一天是1967年3月28日。更大的衝擊隨之而來。1967年3月30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五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它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劉少奇氣憤已極，他把報紙狠狠一摔，對家人說道：「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麼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麼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劉少奇越講越不平，「我早在去年8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在中央委員會辯論，在人民群眾中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劉少奇的話擲地有聲，強烈地震撼聽者的心。然而，他卻處在毫無發言權的「被告席上」，沒有人會理會他的正義的要求。作為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劉少奇，不僅沒有在黨的會議上申辯的權利，也沒有在人民群眾中申辯的權利。4月6日晚，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高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的辦公室，向他宣布命令：必須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過去劉少奇的習慣是夜裡工作，上午睡覺）。並要求劉就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中的所謂「八大罪狀」提出的質問做出回答並寫出交代。劉少奇按照提出的質問，用鐵的事實逐條予以駁斥。當被責令解釋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時，劉少奇一下子火了。他第一次暴怒，激憤地說：「這個問題簡直是豈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獄之事，是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當時王明路線使白區黨組織大部分受到破壞，這些同志是極寶貴的。中央許多領導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論。……我們許多幹部有武裝鬥爭的經驗，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有白區工作經驗，有城市工作經驗。這些經驗都是在長期鬥爭中，通過成功與失敗，靠鮮血總結出來的，不能全部否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總結過。經過長期革命鬥爭，又懂得建設新中國的幹部是最寶貴的，怎能把他們統統打倒呢？！」4月7日，劉少奇交出一篇關於「八大罪狀」的答辯，說明了一部分事實真相。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並抄了一份大字報在中南海內貼出。幾小時後，那張答辯的大字報就被撕得粉碎。林彪、江青一夥，完全剝奪了劉少奇為自己申訴的一切權利。在鬥爭會上，每當劉少奇用事實講話，就遭到抽打，被指責「放毒」。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連一個公民基本的發言權都完全喪失了。一連串的打擊接踵而至，使劉少奇精神受到重創，加之突然改變作息時間，限制安眠藥量，劉少奇已有幾天沒有睡覺。他的身體機能開始出現嚴重的損壞，逐漸虛弱不堪。4月8日，王光美被通知去清華大學做檢查。這對劉少奇來說，又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晚飯後，王光美正和三個孩子談外面的情況，劉少奇突然扶著牆走進來，面色鐵青，大滴大滴的汗珠順著面頰流淌下來，王光美急忙攙扶劉少奇返回卧室。那天晚上，劉少奇幾次暈厥。4月9日午飯間，劉平平告訴父母：「聽說，清華大學『造反派』要組織三十萬人大會批鬥媽媽……」劉少奇聽罷，一下子推開飯碗，震怒不已：「我有錯誤我承擔，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要做檢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見群眾！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當然應該是我去向群眾檢查……」王光美急忙相勸。「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劉少奇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我絕沒有反對黨，沒有反過毛主席。別人反對過毛主席，林彪反過，江青也反過，我一直是擁護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幾十年里，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有！但沒反過。工作錯誤有！但都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的。我沒有搞過陰謀詭計。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得自己去改！」說到這裡，劉少奇把手中的湯勺猛地往桌上一摔，「別人就一貫正確的嗎？要一分為二。為什麼不許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有不同意見就把人抓起來！「去年八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這麼多幹部都被打倒了，將來的工作誰去搞？生產誰來抓？！」劉少奇停了一下，長出了一口氣，望著子女們，緩慢而鄭重地叮嚀道：「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還不知道孩子們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王光美哭了。「會把骨灰給你們的。」劉少奇語氣堅定，「你們是我的兒子、女兒嘛！這一點無論什麼人還是能做到的。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看到國內紛亂的局面和毛劉衝突的公開化,毛澤東的故交、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先生憂心如焚。面對亂局，年邁的章士釗分別親筆致書劉少奇、毛澤東，渴望調停毛劉分歧。他給劉少奇的書信言辭懇切，拳拳之情躍然紙上。少公主席座右：緬維六四年春節元日潤公(毛澤東字潤之——作者注)開教育會議於上海(此處為作者誤記，應為北京——作者注)，公與釗均列席時，潤公縷述北大積弊，心長語重，響徹殿廊。未意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體系全體魚爛而亡，致有今日。回憶前塵，應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不過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幾於無遠不屆，無高不達。馴至近日集中力量與公為難。顧細繹潤公曆次工作會議談話意旨，類無不於公優加顧惜，有增無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責任，我亦有責任；又曰：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又曰：錯了，說明白，改過來就行，我無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質，與天下人以共見。嘗論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蘇子瞻《與程正輔游香積寺》詩云：「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釗觀近日廣眾宣布公之十大罪狀，若而無產階級路線，若而資本主義路線，疑似之間易滑而進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難東西忽而換位，黑白驟爾變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曾說到有人不懂馬列主義而特裝模作樣，自封為領袖，以家長式在黨內發號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為指責陳獨秀一流人，然讀者謂是謾罵潤公。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斯殆別有用心，應置不論不議之列。竊以共產黨起家不易，由草創以至統一全國，前後四十餘年之久。兩公皆始終其事，相與戮力拚命以底於成，此何等珍貴友誼，豈可等閑視之。以釗揣知公於潤公，微論學術，即以里閈與年事；論風義原是師友相兼。加以親隨有年，不斷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屬誼所當然。今外間之所齕公者，姑不論是非虛實如何，而公應執持百鳥不噪空窩之確信，取法廉頗向藺相如肉袒負荊之誠意，親詣潤公之門，長踞謝罪，舉一切讕言毀語自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向後在潤公統一指揮之下共同施行無產階級路線，期於一流而無間，傾懷自誓，毫無保留。須知人非聖賢，孰不有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釗敢信潤公樂於公之有此一舉，立以公之誠懇轉達群眾，於是約期開一懇親大會,兩公同時出席，相與化豺狼於玉帛，易戟指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層累蔓延之各項糾紛均相次而得到解決，豈不大快，豈不大快！雖曰今之無產與資產兩條路線之劇爭不比於趙國之兩虎共鬥，有妨國家之急，獨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正悻悻同以中國為敵，而共產黨解放世界之大任，復以各被壓迫民族興起緩慢，吾囿於以一服八(局限於用一國去說服教育八國。蘇共二十大後，蘇聯及東歐七國在共產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國際關係諸問題上先後與中共產生分歧，最終導致「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作者注)之艱苦形勢，難於一鼓驟成，實不宜於國內延長動亂，阻吾進路。曩朱叔元《與彭寵書》：「凡事毋為親愛者所痛而見仇者所快。」吾為此懼，深有感於斯言，竊惟潤公之用心無過犯錯誤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崗位而各有貢於國，以符合於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團結，以康而國，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窺測似甚難，由間道鍥入則甚易。語云「解鈴還是系鈴人」，此一易於反掌之轉移形象，兩公實在握焉。惟公先圖。利之國家。幸甚。專肅順致政綏章士釗謹啟章將毛劉衝突理解得簡單化了，天真的他甚至以為，劉少奇如效法廉頗，親自上門向毛澤東求情，或可化干戈為玉帛。其結果，他的努力自然付諸東流。毛澤東在收到章士釗寫給自己的調停信後，於1967年3月10日鄭重回信一封，婉轉地拒絕了章的建議。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安吉。毛澤東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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