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學與中華精神

我們今天為什麼關注老子、喜歡老子？甚至是運用老子？

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老師，說好聽一點是坐擁皋比，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吃粉筆灰的，就是教課，我在大學裡面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一門課，就是中國古代思想史，講中國古代思想史的時候，一般選我的課的學生都是30、50人的，反正學的人還是比較多。在教學過程中，我實行了一種比較自由的方式，現在考試，人家是閉卷，我就開卷，人家是限定題目，我就任選，只要是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思潮，都可以作為寫作的對象，交上來的考卷裡面有24篇選了道家範圍裡面的東西，說白了，主要就是兩個人物：一個是老子；一個是莊子，24篇在全部考卷裡面佔了80％。

當時我非常的疑惑，怎麼大家都選這方面的東西呢？是不是老子莊子的文章比較多，容易抄，現在不是時興網上偷懶嗎？天下文章一大抄。但往深處一想不對啊。講儒家的文章、講孔子的文章、講孟子的文章更多，為什麼大家不寫？

後來我終於悟出來一個道理，說明現在中國人，我們的大學生、我們的研究生都活得太累了，從很小開始就是爭取上好的幼兒園，然後競爭進重點小學、重點中學、一直到重點大學，到了大學之後又要為找工作、以後到海外發展尋找出路打基礎，所以又去考英語四級、六級，還要考計算機等等。本子越多越好。所以整天精神這根弦綳得非常的緊，整天都在為名利奮鬥。

社會是要有慾望，有慾望、有動力社會才會進步。但是另一方面，這裡還有一些缺陷上的東西，就是太緊張，太累了大家想鬆弛，那鬆弛到哪裡去找？一方面可能動漫可以、聽流行歌曲也可以。但是有的就喜歡中國文化。中國的文化裡面最能夠起到這方面作用的就是道家的東西。道家特別是道家的祖師爺老子說的那些學說實際上就是人們心靈的港灣、是精神上的慰藉，大家都想尋找避風港，所以這個時候從老子那裡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示。

我們不說老子本身的語言，就是我們現在許多流傳的話，實際上跟老子的那種學術精神是一致的。比如說：「煩惱多應常開口、是非皆因強出頭，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們也可以看到，地攤上、文物店裡面最暢銷的墨寶往往是鄭板橋的「難得糊塗」，還有就是「吃虧是福」。

這些東西實際上和老子的哲學、道家的人生觀、價值觀非常的吻合，所以魯迅先生說過：「中國文化的根底全在於道教。」他還說過：「懂得了道家，就懂得了中國的大半。」他這個觀點是不是能夠完全成立，這還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確實說出來一方面的真理。大家都要在文化裡面找，道家確實是最合適的對象，中國的文化，非常的豐富，諸子百家都有它的長處，比如說儒家、法家都有長處，但是相比而言，儒家顯得太迂腐，有時候太虛偽，有些話說得好聽，有時候實際上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所以說司馬遷講，「迂遠而闊於事情」。法家很管用，如商鞅變法，最後統一了六國。但是法家太殘忍、太刻薄、六親不認，所以這個東西也不是緩解人緊張情緒的東西。墨家好不好？墨家非常好，不過我覺得太天真，墨家有時候像一首歌唱的一樣，《讓世界充滿愛》。哪裡有這麼天真浪漫的事情？實際上人人都有計算之心，哪裡做得到「兼相愛，交相利」。兵家也是很管用的學問，但是我個人認為，它太陰損，你看36計的計策，不是「瞞天過海」就是「借刀殺人」，要麼就是「趁火打劫」。如果完全推廣開來的話，那就是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淪喪。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很好，大家都用《孫子兵法》，結果是人人都變成小人了。道家主張人和自然和諧，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又提倡人身心的和諧，是一方良藥。在社會競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有的時候無法依靠別人，誰也不能救我們，只有自己能夠救自己。這時候最好的東西就是道家。而講道家則必須回歸它的老祖宗老子。

我今天講的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我先簡單的做一個介紹，既然講了道家——老子，我們就要了解道家的基本情況，對老子這個人，對老子的《道德經》這本書有所介紹。這不是我今天講的重點，我想佔用三分之一的時間；第二部分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老子哲學裡面所體現的人生智慧，我想今天都非常的管用，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體會和運用。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老子和道家，這裡面分幾個小問題：第一個是道家的基本情況，簡單說一下道家的起源，道家的起源我認為是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它有它的傳統，它的傳統是什麼呢？就是道家和我們中國古代的隱士。（不是後來的隱士，那些都是假隱士）當時都是真隱士，我們有很多的傳說，比如說堯要把他的位置傳給許由的時候，許由覺得玷污了他的耳朵，他就跑到河邊，把耳朵洗洗。這當然是後世的追溯，但是從《詩經》裡面我們知道，確實有一種隱士的存在，《詩經》裡面有一篇是考槃，前面幾句是：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那個時候沒有卡拉OK和KTV可以唱，他就在那裡敲木頭盤自得其樂，他悠閑自在，並且表示不管外界如何變化，我的志向都不會改變，這是我所看到目前最早關於隱士生活的狀態。

到了春秋以後，這樣的隱士人數非常多，我們在《論語》裡面就可以看到，當時有很多的隱士，孔子為了推銷他的學說、他的理想而周遊列國，他路上遇到了許多人，名字都非常的怪，比如長沮、桀溺、接輿，這些人都嘲笑孔子，天下這麼亂，靠你一個人弄得過來嗎？還不如和我們一樣，悠閑自在的過日子。這種人當時非常多。孔子的態度當然是很不以為然，他說：「鳥獸不可同群」，「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對孔子也是瞧不起，說他是五穀不分，四體不勤，是一個書獃子。

他們是隱士的群體，這些群體生活在哪裡？都生活在蔡國、陳國、宋國、衛國。這些都是小國家，都是今天河南中部、南部和安徽的北部這一帶，這一帶是大國爭霸的夾縫地帶，這個地方秦國管不了，齊國管不了、楚國管不了，這個地方是統治相對最薄弱的地方，可以胡思亂想，也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個地方是隱士群體的大本營，也是老子和道家誕生的文化傳統的土壤。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具備了時代的土壤，春秋戰國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在這個變革中有一部分人得利了，有一些人進入了權利中樞，但也有一些人這個時候被邊緣化了，邊緣化的結果使得他們很失落，特別是原來是貴族身份的人，所以他們滿腹牢騷，可是又是「殺人無力求人難」，「無可奈何花落去」。他們看慣了潮起潮落，雲捲雲舒。看淡了、看破了。這些人自己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道家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也都當過官，比如說老子，老子是周王朝的守藏史，相當於今天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的館長。這個時候周天子的地位下降了，他自己都養活不了自己，所以給檔案館、圖書館文化單位的經費越來越少，老子這個館長當得很沒有味道。加上他有些想法又跟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不一致，所以他覺得難以為繼，所以就出關去。總之，老子原來是當官的，雖然是一個清貧沒油水的官，但是畢竟是官。

莊子也是當過官的，莊子最早當過漆園吏，相當於養殖基地的主任、種植農場的場長。後來他不當了，因為這個官太小了，他每天跑前跑後，上級部門老是要來考核，一回兒填報表、一下子報數據，弄得他很煩，所以不願意當。可是莊子還有一個機會當大官，特別大的官，人家是讓他去當楚國的宰相，他也不願意去，大官也不好當，「伴君如伴虎」，整天生活在刀光劍影的恐懼之中，說完就完了。所以他覺得宰相這個官大是大，權利大。但權利大的同時也意味著風險大。所以他也不願意當。莊子想當的就是不大不小的中號官。中號官比較好，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有權可以簽字買單、有機會出國考察、有小秘投懷送抱。但是時代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所以他最後乾脆就不當了。這樣一來，中國少了一個平庸的官僚，而多了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莊子不當官之後，他的生活原則也有特點，他叫做游世，怎麼個游世法呢？就是遊戲人間，就像葉倩文的歌，「誰也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何不瀟洒走一回」。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評價當局，不要去冒犯大人物，意思是我表面上和芸芸眾生生活在一起，實際上我心理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憤世嫉俗兼以指點江山是不可以的。嵇康處世不行，在那裡「薄湯、武而非周公」，得罪了別人，結果被司馬昭給殺了。

道家的誕生既有歷史的傳統、又有當時時代文化的要求，道家屬於失意的人群，但是這些人有一個特點，他們都是貴族，當時知識都在他們的手上，他們站在歷史和哲學的高度上，來對自然規律進行探討，對社會現象進行反思、對自己人生的意義進行認識，特別是對生存的方式進行了體悟，這種理論性的東西就成了道家的學說，而它的學說精華的內容就保存在老子和莊子那裡。

應該說他們自己還有一點個人的私衷，他們非常想把自己的書和思想流傳下去，不然的話他們為什麼要寫書呢？老子也好、莊子也好，都是有書留下來的，就是說明他們希望用自己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去指導大家如何生活。所以成了獨立的思想學派，這是道家的起源。

我們再說他的分化：道家和任何的學派一樣，都有一個發展和演變的過程，最早當然是老子，老子之後就按兩條線發展：一條線就是南道；他的代表人物就是莊子，把老子對自然的思想發揮的淋漓盡致，更加徹底的保存下來，這是道家的原生形態。《漢書·藝文志》所說的道家指的就是這部分道家。所謂「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但也有很多人不願像老子、莊子那樣生活，他們有另外的追求，就是北道，在北方地區流行。北道後來又慢慢變成了漢代的黃老哲學，黃帝是外王、老子是內聖。比如說竇太后，我們都看過《漢武大帝》，知道那時候太后比漢武帝還厲害。北道的敘述在哪個地方有最集中的體現？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裡面有幾句話就點明了北道（黃老）的特徵，即是「因陰陽之大順」，「兼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與時遷移，因物變化」，把儒家和法家的核心內容拿過來，然後與時俱進，不斷變化，最後達到「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一看這就不是正宗的道家，是戴著道家的帽子和面具來做法家。所以司馬遷把老子和韓非子放在同一個傳里。

我們還是回到對老子本人的認識。歷史上有三個老子，這表明老子這個人太玄妙了，神龍見首不見尾，在司馬遷這個時候對老子已經講不清楚了，所以他在《老子列傳》裡面寫了三個老子：第一個老子就是周朝圖書館的館長。叫老聃，這個聃，是大耳朵、耳朵大的意思。所謂老聃者即是長著大耳朵的老傢伙、老頭子的意思，然後變成他的名字了。

第二個是老萊子，是楚國的大隱士，《24孝》裡面有老萊子這個人。他活了100多歲，他很孝順，儘管自己年紀也七老八十了，但依舊穿嬰兒的衣服，然後搖著玩具讓父母高興，也就是綵衣娛親的出處。這個人也算是老子。

還有一個老子就是戰國的時候周太史儋，這是第三個老子。但是司馬遷對這三個老子是有所取捨的，儘管他寫三個老子，但是他把第一個老子重點寫。把後面兩個老子一筆帶過。說明司馬遷是把老聃看成是正宗的老子，關於老子的生平和《老子》這本書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在上個世紀初，北京大學兩個大學者打擂台，一個很厲害是胡適，另外一個也很了不得，是梁啟超，胡適說老子是春秋時代的人，《老子》一書也誕生於春秋時代，梁啟超說太史儋才是老子，雙方都擁有大批的粉絲，而且是超級粉絲、超級玉米。支持胡適觀點的有任繼愈、郭沫若等。支持梁啟超的觀點有范文瀾、馮友蘭等。很遺憾當時沒有電視，要是有電視，肯定比現在的易中天、余秋雨還要紅火。

中國的文化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叫做5000字的文化，老子《道德經》是5000個字，《孫子兵法》也是5000多字。《周易》也是5000字左右，《論語》稍微多一點，但同樣不過15000字而已。這5000個字相當於我們今天一篇很短的文章，論文都算不上，更比不上我們那些領導人做的報告，5000字做報告肯定連總結成績都不夠用的。起碼得3萬個字。這說明什麼問題？幾部五千字的書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根所在。它顯示了一種現象，先秦時期書寫在簡帛上，材料珍貴，所以作者斟字酌句，惜墨如金，寫出來的東西非常的精彩，到了宋代的時候，由於印刷術的發明，東西就差一個層次了。到了郭沫若魯迅用毛筆寫作的時代，又比蘇東坡時代差很多。像我這個時代用圓珠筆鋼筆寫作，東西就更加的差了，現在的人用電腦，快是快了，水平似乎更提不上檯面。也就是說，書寫工具越進步，人的智商越退化，寫出來的東西越水。現在的文章很多，你抄我，我抄你，沒有什麼原創性。但是這5000字可了不得，而想要讀懂也很不容易。

比如說老子講了句很有名的話：「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什麼意思？這是形容詞意動的用法，就是「以……為……」，不管穿什麼衣服你都覺得好，你穿西裝覺得舒服，穿牛仔褲也覺得很好，不管穿什麼都好，這是「美其服」。不管吃什麼，是肯德基還是麥當勞，還是吃面都好。這就是「甘其食」。可有位先生卻理解為吃可口的飯菜，穿漂亮的衣服，這位先生說的正好和老子的思想相反。另外老子不同的觀點也會有不同的解釋。剛才主持人講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般解釋為：能夠講出來的道就不是永恆的道。能夠說出來的名也不是永恆不變的名。但也可以標點和理解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有正的一面，道又有非的一面。合起來才是永恆的道（常道）。名的正面、加名的反面，才是常名，應該說這樣解釋也通。5000字，怎麼讀都能讀出自己的味道和自己的理解，但是也不能亂讀。

第一部分還有一個小問題要講一下，就是《老子》這本書裡面的四大板塊，這四大板塊是不應該這麼說的。為什麼？老子最反對強求一律。但是現在沒有辦法，為了講課方便，為了理解容易，就往往列出板塊，分清條目。

第一板塊就是道的問題，也就是說以道為主宰，和天下萬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論，道到底指的是什麼東西？老子認為道是天下萬物的總源頭，也是天下事物發展的一個總規律、總動力。所以他的思想裡面非常多的內容就是論述這個問題的。老子強調道是永恆的、無限的。同時也是不可言說的。我們的感官是無法感受的。因為老子講的很明確，道是硬想出來的名字加上去的，他是講不清楚的。但是為了講方便，我給他稱之為道，這個道是勉強說的。但是這個道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他談道來歷，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它比天地還早。可以為天下母。即是天下事物的根本。道小到承載在每一個灰塵當中，道又大到承載在天地宇宙之間。大可以無限，小也可以到非常的微觀。自然界那種滄海桑田的變化，社會上國家的興衰存亡、個體的生老病死，在這裡起作用的都是道。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描繪道是什麼樣的東西，人在自然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春秋戰國是我們中國哲學的高峰時期，思想發展最輝煌的時期。假如說孔子講仁義是人的發現。法家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政治術的成熟，就像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對西方政治學術完善的影響一樣，那麼，道的提出在中國歷史上標誌著哲學的突破，也就是說中國在這之前是沒有哲學的，就算有哲學，都是帶有神學的東西，比如說天人感應，只有道把中國真正的哲學概括出來，這是標誌。

第二就是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相互轉化、循環往複的樸素辨證法。老子看來，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都是對立統一的，沒有長就沒有短，沒有高就沒有下，沒有難就沒有易，只有難的存在，才能看到易的可貴，只有長的存在，才能看到短的特徵。同時，老子認為這種對立存在不是永恆不變的，它是變化的。所以他說事物都在向他相反的方面轉化。所謂「禍兮福之所依，福兮禍之所伏」。事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一定會走向反面，所謂量變到質變。「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意思就是富貴不要緊，但是不要驕傲，否則就會自取其咎。這裡講的就是變化。

第三個板塊的內容是「無為而無不為，以退為進，以柔克剛」，老子為什麼為統治者喜歡？就是以退為進，以柔克剛的政治謀略。弱者道之用，表面上是柔弱的，但是最後柔弱是可以打敗剛強的。這裡的話很多，比如說老子喜歡用水來做比喻，「天下莫柔於水」，水是最柔軟溫順的東西，但是「克堅強者莫之能勝」。什麼意思？真正能打敗最堅強的事物，恰恰是水，水才是最厲害的。日常生活裡面，水滴穿石，再硬的石頭也可以穿透。表面上最柔弱，實際上最堅強。所以說「進道若退」。

第四個組成部分就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的社會理想。老子他認為老百姓之所以難管理，是因為上面的統治者太有為了，太有為，有時就會胡作非為妄自亂為，於是種種的制度來了、措施也來了，弄得很複雜，結果什麼也弄不好。在老子看來，清心寡欲，一切無為，最好的方法就是什麼措施也不用。吃什麼、住什麼都滿足，最後落實到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這一點我們做到了，現在大家都住在高樓大廈里，各個鄰居都不認識了。雞犬之聲是聞不到了，變成聽到了家裡唱家庭影院、卡拉OK的聲音，可見老死不相往來是可以做到的。

下面我們主要重點講一下老子的人生智慧，我覺得這在今天非常的有價值。老子的人生智慧，我想可以歸納為一個精神、四項原則、最後是一種理想。一個精神是什麼精神？就是自然精神。這個自然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大自然，像前兩天我們浙江來的桑美特大颱風。當然，自然更不是具體的事物。老子看來，所謂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種狀態。自然的狀態是什麼？你就依從它去生活，該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事物各有自己的本性。你不要強迫去改變它、改造它。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活法，你也不要強求給人家整齊劃一，也不要以你自己的方式來改變別人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

老子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主張不要刻意的表現憐憫愛惜，鼓吹仁義道德。因為天地一旦有仁義之心，就會按照自己的規律去辦事，聖人也會以仁義道德的標準去強迫大家去做事，老子認為這是很不應該的。表面上野獸吃草，人吃動物的肉是很殘忍，但是它確實反映了一種自然的本性，是大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生物鏈，你要打破這個生物鏈，你要打破這個平衡，就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人孝敬父母、關懷下一代是人的本性，你用不著用這種孝、慈去重新搞一套，說得輕一點這是畫蛇添足。說的重一點這是多此一舉。

老子就強調：生活應該是返璞歸真，木頭裡面的精、最核心、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朴。所以他強調以自然界的規律去對待它，在平常的生活中要以平常心去對待。他強調「甘其食、美其服」。不要強求意志的改變，這是老子的自然主義的精神，這種東西貫徹在老子的思想，就是尊重自然，按照事物本來的運行規律來辦事，既不有為，而要用無為的手段來達到無不為的目的。更加不要妄為，因為有為有時候會妄為，有時候會亂來。一切都要做到因勢利導，一切都要符合自然。

我們很多東西都是我們事先給它規定的模式，這是違背事物發展的本性。我看過一個文章，講中美的教育觀念不同，美國的學生是學什麼然後考什麼。中國人是怎麼學呢？是考什麼然後學什麼。考什麼先定一個方法、價值，然後強迫你去學、教你怎麼做。這就是考什麼來學什麼。所以我們的兒童、我們的中學生年輕時大多是天才，都是國際數學競賽金牌、銀牌的得主，但到最後諾貝爾獎都是花落他家。是華人不能得獎嗎？不見得，朱利文、李遠哲、李政道、丁肇中不也得了？無非是大陸人沒得而已。可見問題出在大陸的教育體制違背自然，拔苗助長。

建設好的大學，這是強行定下來的目標，口號是十年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現在北大、清華，還沒有進一流呢。讓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一挑戰，還僅僅是招生環節的挑戰，就有變成國內二流之虞，且不要說世界一流了。世界一流不是你自己封的，不是訂目標來做的，所以現在許多真正有水平的教授不願意做工程，我們的學術研究叫工程，清史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都是設計好了你去做。而不是按照科研自身的規律來做，比如說科研，我有三年一篇文章都沒有寫，都在讀書找資料，但是後三年我寫了很多文章並且都發表了，這考核怎麼做？按前三年的情況，你考核不合格，你教授就下崗了，或者是降為副教授了，你說這樣能真正搞出優秀的科研成果來么？這是違背自然的規律做事，是和老子的自然精神完全背道而馳的，中國人口頭上是尊重辯證法，但是真正做起來最不尊重辯證法，完全是人為的，主觀的設定。所以我覺得老子自然精神很重要，他的所有理論和觀點都是從自然精神派生出來的。

四項原則：第一，老子主張對任何事情都持獨立思辨的態度，持批判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很重要，人云亦云很糟糕。如果沒有這一點，這個社會不會發展，只會原地踏步，老子對事物用自己的眼光看，你可以說他看得不對，但是你不能批判他獨到的眼光。老子最恨的就是無為的對立面有為，因為有為往往會導致妄為，妄為就是胡作非為的亂來。人們最害怕就是道德虛偽，這一點老子看到了。

老子和莊子不同，老子很多思想是關於治國，他主張治理，他說治大國如烹小鮮，意思就是治大國就像煎魚一樣，魚是要吃的，也就是國家是要治理的，但是要講究技巧，也不能說把魚放進去之後隨便的翻，把魚都翻爛了，所以要小心翼翼，盡量不要干涉它，讓它自己熟。所以老子最討厭社會上那些漂亮的名詞和說法，他和儒家是不對頭的。他沒有把法家放在眼裡，主要的對手是儒家，儒家主要講禮義，老子對禮評價最低，他說禮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說這個社會既不忠，又不講誠信是動亂的根源，你越強調規章制度的時候、越說和睦誠信的時候，往往是這個社會最不講規章、制度的時候，最不和睦誠信的時候。所以他說了，老百姓難管理是上面導致的，上面的人今天一個想法、明天一個主張、後天一個法律，弄得人家無所適從，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以他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法律越來越多，道德反而就銷聲匿跡了。就像美國人打反恐戰爭，現在恐怖是越來越多，之前是中東，現在是很多地方都搞。

所以他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我印象很深刻，「大道廢，有仁義」，破壞了自然，才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比如說母子、父子、兄弟大家不和睦的時候，這個時候才提倡孝道、提倡尊老愛幼，然後「國家昏亂有忠臣」，國家快要垮台的時候社會才會出忠臣，岳飛出現的那個時候，正是趙構這樣的投降派和秦檜那樣的惡人當道。在唐太宗貞觀之治這樣的時期，就不會出現岳飛這樣的人。

所以老子說得很深刻：一個社會越是提倡什麼、或者說越是宣傳什麼的時候，正好說明這個社會最缺乏的就是這個東西。這是老子獨到的見解，他講了「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方無隅，大器晚成」。意思是真正的大象是沒有影子的象，無邊的象，可以積小，同時也可以積大，我想老子對這個社會的轉變、批判是非常有力的。我們有時候就是被虛偽、造假的東西所迷惑、所干擾，這是很明顯的。

東漢的時期最提倡孝，每個皇上的謚號都要有孝，比如說孝文帝，孝武帝，統治者提倡了名教、道學、往往成了偽名教、假道學。孝道做得最好的人實際上並不孝，那當然是假孝。有一個人偷人家的東西，被人家發現了，他就開始逃，追上以後，小偷以為要被痛扁一頓，那個人卻說，老兄，你偷的東西不多，你沒有發現我們家還有許多好東西，現在我給你送過來了。這看似是對盜賊的寬容，但實際上是沽名釣譽，可是那個人居然還成為了典型，成為了東漢王朝上下學習的榜樣。因為被人家偷了，還送人家東西這樣的道德境界一般人是達不到的，而且也沒有理由達到。所以要大力表彰，這個東西很糟糕。

包括我們的社會上有一些現象我認為按照老子的標準、老子的批判精神也應該質疑和否定，如宣傳一個人熱愛工作、投身事業這是應該的，我們的社會需要弘揚這種風氣，但是不要過分，他父親死了，他也不奔喪，他老婆生孩子，也說是工作忙離不開。這是很不恰當的。因為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妻子也不愛惜、對自己的父母也不關懷，那他愛工作完全是裝出來的，我想連一個基本的人情都沒有的人，他能對事業工作真正負責？他肯定是懷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所以說這種假道學我們不應該提倡。老子的批判精神有時候使我們清醒，對有些人的做法、表現可以打一個問號，如果社會提倡正氣的話，也該是合乎自然、合乎人情的，而不是有為製造出來的虛假。顯而易見，老子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值得重視和肯定的。

第二個原則就是變易原則，也就是辯證原則。老子講一切都是對立的。也就是說長和短是對立的，高和下是對立的，前和後是對立的。第二個他講一切都在變。第三個一切皆有利弊，無論怎樣。好的一面包含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包含好的一面。所以利和害是兩個方面，有利必有弊，沒有單純的利也沒有單純的弊。

有一句成語我們非常的熟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有一個老人丟了馬，有人去安慰他，他說，這不見得是件壞事，過兩天公馬把母馬給勾引過來了。人們又來慶賀他，他卻說，這未必是好事。後來他兒子騎馬的時候掉下來了，摔斷了腿。人們又過來慰問，他說，這也未必是壞事。再後來打仗征軍，他兒子因為是殘廢，不用去，結果去的人全部死掉了，而他兒子就活了命，逃過一劫。

可見，你要爭取其中一個單純的利和單純的害是沒有的。最典型的是洋務運動，我們覺得鬥不過人家，我們就學人家的船堅炮利，不去學西方的近代制度和近代思想。張之洞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個路子。甲午海戰說明什麼問題？光學技術是不行的，因為西方的先進技術是建立在先進的制度和先進的文化基礎上。你要麼就都學，要麼都不學。

甲午海戰中我們的軍艦比他們多，我們的炮口比他們的大，但日本的軍艦速度比較快，另外他們的炮也射得快。雙方各有優勢，這樣，打下來應該是平手吧。但是事實證明我們是打不過人家，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人家日本的軍艦可一艘都沒有給打沉。鄧世昌這樣的民族英雄有一個生動的情節，就是沉下去的時候，他有一個寵物狗來咬住他的衣服不讓他沉下海去，他把愛犬按下去，狗也死了，他也死了。一個軍艦的艦長，怎麼打仗的時候還帶狗啊？所以說這是有問題的。戰前日本人在觀察，結論是中國的軍隊是可以被打敗的，憑什麼？憑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來。中國軍隊硬體不錯，軟體還有問題，什麼細節？平時不打仗的時候軍艦上面都掛著大褲衩，這一點說明軍隊沒有真正備戰的意思，所以有一本書講細節決定成敗，有時候細節就可以看出一個軍隊的面貌。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問題，因為當時清朝是腐朽的朝廷，是慈禧太后統治下的，這麼多的軍艦給他，他也打不了勝仗，所以今天講每個事物發展過程都是兩方面的，比如說我們經濟發展的很好，但是我們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壞處就是破壞生態、破壞環境，以環境生態的污染作為代價。我們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但是它往往是犧牲了相當大的弱勢群體的利益作為前提的。我們在引進許多的新觀念、新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丟掉了我們民族不少固有的美德。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事情有弊害就不去做，關鍵是我們要把害處控制在最小的範圍。總之，老子提醒我們，要辯證的看問題，要把利和害作為一個共同體統籌對待。

第三個原則就是適度的原則。儒家叫中庸之道，道家沒有中庸這個詞，但是精神上是互通的。少私寡慾，老子的本意是「私」的成分少一點，慾望不是不可以有，但是要相當的寡。並不是說慾望和利益必須全部排斥，他所說的就是要掌握一個度，降低到不影響別人，而自己健康發展的境地。

中國文化有一個傳統就是求全問題，什麼都要求全，要做到圓滿，葯裡面有十全大補酒，九全就不行，宴席是滿漢全席，全是好東西，講究全勝戰略，但一味求全也會有弊端，求萬全就會投鼠忌器，就會優柔寡斷，就會患得患失，就會瞻前顧後，這樣的話你就會喪失機會。許多問題上，往往面面俱到，競爭上要做到通吃不漏。什麼東西都是他一個人獨吞，人才上要做到求全責備，這是我們思想上的誤區，老子的觀點正好幫助我們糾正這種誤區。

老子說缺的東西、少的東西往往是完整的，表面上是彎曲的，實際上是直的。表面上是空的一塊，實際上是滿的，舊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新的。在現實當中我們也經常發現，我們女同志的衣服一放三年，如果再穿出去，就過時了，是舊的了；但再放一段時間，卻又成了新的了。如30年代的旗袍，現在看又時尚了。最有趣的是那句廣告詞，「多則惑，少則明，簡約而不簡單，利郎商務男裝」。這句話正與老子「少則得，多則惑」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時候就是要用有限的資源經營合理的配置，突出重點。

我老是想一個問題，我們常常說，做好人難，因為好人要求全，像我們人到中年這樣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對孩子來說要做好父親、對妻子來說要做好丈夫，對父母要做好兒子，到單位裡面要做好上級、好下級、好同事，在社會上要做好公民、遵紀守法，跟朋友交往要做好朋友，七好、八好、九好，這麼一來就完了，什麼都想做好，面面俱到，結果活得非常的累。壞人就好辦了，要陞官就跑官賣官，要發財就坑蒙拐騙。心無旁騖，集中精力去做，結果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老子講這句話，「少則得，多則惑」，有時候男的非常的優秀，長的個子1米80，公司單位是外資，月薪是幾萬、幾千。女孩子願意和他好的太多了，他挑花了眼，多則惑么，一拖就變成了鑽石王老五了。少則得了，反正我也普通，不會有太多的選擇，看對方差不離就行了，結果娶妻生子，過上溫馨的家庭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老子的哲學也經常被用上。如女同志都比較勤勞節儉，易拉罐、汽水瓶都收起來，要賣給收廢品的。我說這個東西不能收，你要學學老子，揀破爛的人就是靠這些東西生活著，如果他們撿不到東西，維持不了生計的話，走投無路，就會去搶劫。

捨得捨得，有舍才有得。我小的時候聽老人講《三國演義》，說周瑜是一步三計，諸葛亮是三步一計，但最終一步三計的玩不過三步一計的，就是因為周瑜是多則惑，諸葛亮是少則得。不要求全，要做成事必須是掛羊頭、賣狗肉。羊頭是招牌，狗肉才是真貨，如果你既掛羊頭又賣羊肉，那就非賠本不可。

第四個原則就是柔弱原則。柔弱原則非常的重要，老子認為，「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意思是你越不爭，你得到的東西就越多，就是要以退為進、要欲擒故縱，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當他沒有太強大實力的時候，他韜光養晦，他裝孫子，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社會上很多的說法都與老子這一原則相吻合，比如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高於岸，流必湍之，人處於眾，讒必隨之」，又比如說，槍打出頭鳥，真正有能耐不在於你敢做敢為，而在於你不敢做不敢為。當兩個副局長都爭著當正局長的時候，第三個不爭的人往往漁翁得利。

老子的核心就是和諧理想，我覺得道家、儒家都講和，中國講和諧社會，我們傳統文化裡面的和諧就是我們今天建設和諧文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資源，但是道家比儒家還要高明。道家講三個和：第一就是人與自然之和，天人之和；第二個人就是人際之和，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第三個就是個人的身心之和。

這實際上有三個特點：一個是包容性，和諧首先要有寬大的胸懷、能夠寬容，所以老子說：「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這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你能耐再大也不能包打天下。所以道家文化里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江河不擇溪流故能成其深，泰山不卻微塵故能成其高。

道家的包容性很重要，越是地位高、越是有錢的，越低姿態、放低姿態「天之道，常善之物故無棄物，常善之人，故無棄人」。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是沒有用的，也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用的。所以與孟子的觀點也剛好實現了統一，孟子的觀點就是人才有兩種：一個是賢者，賢者就是品質比較好，但是能力比較差，就讓他們進人大、進政協，他們的道德可以做楷模；還有一種是能者，他們的能力非常大，但是他們有毛病，你就讓他們去當局長、當主任。這叫做「尊賢使能」，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可見老子和儒家有許多相通的地方，老子強調的是沒有完全沒有用的人和物。所以他說「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塔頂必須有塔基，貴的人是靠大多數老百姓給你捧上去的。所以我覺得和諧首先是包容。

第二個老子強調的和諧具有差異性，差異性就是從道的自然狀態講，世間萬物，千奇百怪，什麼形態都有。這裡要承認他的差異，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活法，幸福沒有一種統一的衡量方法，而是自我感受、自我感覺，不能強求一律。我們在北京看到最幸福的人不是那些當官的，當官太忙了，也不是我們這些大學教授，整天到晚填報表、寫論文，最幸福的是北京的那些老大爺，夏天的時候二兩二鍋頭、一碟花生米，逛逛公園遛遛鳥，他們才是最幸福的人，老子是特彆強調差異性的，這是和諧的第二個層次。

和諧最後一個層次，也是核心的層次，老子認為要有平衡性，差異是應該承認有的。不能強求一律，但這個差異太大了，也會出問題，所以老子也講治國，還要做人，他講過一句非常典型的話，天之道就好像拉弓，高者抑之，低者仰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意思就是東西多了拿一點出來，東西不足則要設法加點進去予以補充。他強調要追求一種動態的平衡，老子這種平衡觀裡面包含了超越、制衡的理論，意思就是說第一要抑制你權力過大，第二是抑制社會上的貧富差距太大，如果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話，這個社會肯定不是和諧的社會。老子認為，事實上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和合理，但是卻要做到相對的公平和公正，成為一種動態的、相對的平衡、和諧。所以老子的學說表面上是一種純粹的哲學理論，但是它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人生智慧，這種人生智慧大的話可以推到治國，小的話也可以凈化人的心靈，來提高大家的修養、完善自己的人格。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許多東西至少有兩條可以強調一下：一個就是對慾望有所節制，特別對貪慾要抑制，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道滿足就不會有屈辱，知道該停止的時候就停止，就不會有任何的危險。所以他強調，你一定要知道滿足。因為當你有1000萬的時候，你就想有2000萬。其實，1000萬也好、2000萬也好，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只是數字的概念，因為你用不了這麼多，你也花不了這麼多，在銀行帳戶裡面由2字變成了3字，後面再加一大串零而已。就是這樣的概念。

第二他告訴我們要未雨綢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慎終如始。老子的話，3000年里，不光是很好的哲學文章，也是很好的文學文章。我想用老子的這種智慧去面對錯綜複雜的社會，面對競爭日趨激烈的狀態，你會使自己變得更加睿智和高明，用最清醒的頭腦，擺正自己的位置，然後更好地生活，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的王國。

老子哲學性與天道中華精神文化

雅斯貝爾斯於1949年出版《論歷史的起源與目的》，提出了「軸心時期」的理論；又於1957年出版《大哲學家》，首列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為「思想範式的創造者」，並將老子列入「原創性形而上學家」。的確，孔子和老子是中國文化在「軸心時期」實現「哲學的突破」的兩個開創性的偉大哲學家。

孔子所創建的「思想範式」，不同於蘇格拉底、佛陀和耶穌所創建的「思想範式」，即其不是古希臘哲學那樣的思辨理性，亦不是佛教的追求「涅槃」出世和基督教的依靠「上帝」的救贖，而是一種以「仁者愛人」、「智者知人」為中心的「道德性的人文主義」的思想範式。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孔子堅持著他自己的使命，要在世間建立一種人道的秩序」，「在他的思想中，引導他的是人間社會的統攝理念」，他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現世的可能性之中」，他所追求的是在現世或世間「建立一個新世界」[①] 。這種人文主義的、堅持在現世或世間「自強不息」地追求和實現「厚德載物」的道德理想的精神，就是「中國的精神」或「中華精神」[②] 。

老子作為「原創性形而上學家」，他的哲學雖然「原創性」地賦予了「道」「德」以新的意義，主張「自然無為」、「柔弱不爭」，提出了與儒家不同的價值取向，但亦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從世界歷史來看，老子的偉大是同中國的精神結合在一起的」，「雖然兩位大師放眼於相反的方向，但他們實際上立足於同一基礎之上」。這「同一基礎」就是老子與孔子都主張在現世實現人生和社會的理想，他們對於現世都「保持著樂觀的心境」。「在這一心境之中，人們既不知道佛教輪迴給人構成的威脅，因此也沒有想要逃出這痛苦車輪的內心的強烈渴望，也沒有認識到基督教的十字架，那種對迴避不了的原罪的恐懼，對以代表著成為人類的上帝的殉道來救贖的恩典的依賴。」[③]

莊子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充符》）我們可以說，僅從中國哲學內部視之，孔、老思想如「肝膽楚越也」；而若從世界歷史或世界哲學的宏觀眼光觀之，則孔、老思想乃「立足於同一基礎之上」，他們共同開創和奠定了中國哲學的思想範式和基本傾向。

孔子創建了一種以「仁者愛人」、「智者知人」為中心的「道德性的人文主義」的思想範式，而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形而上學還沒有系統的理論建構。老子的偉大就在於「原創性」地建構了一種「性與天道」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同中國的精神結合在一起」，成為儒、道兩家共同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普遍架構。

一、「道」是天地萬物之「本根」

老子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在老子之前，「唯天為大」，此「天」雖然與「地」相對而言（因而含有「自然之天」的意義），但主要是指最高的神或「上帝」[④]。老子哲學的「原創性」，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地並不是恆久存在的，在天地產生之先就已經有「道」存在了。「道」是天地之「根」（《老子》六章），萬物之「母」，「淵兮似萬物之宗」（《老子》四章）。「宗」就是宗主、根本或根據。

老子哲學的「道」，不僅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源，而且是天地萬物的總根據。如張岱年先生所說：

關於宇宙哲學，西方分為「本體論」和「宇宙論」兩個部分。「本體論」（ontology）……講萬物存在的根據。「宇宙論」（cosmology）……講天地起源、宇宙變化的過程。老子提出的「道」有這兩個方面的含義，兩者是相互結合的。[⑤]

「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結合，實際上是中國哲學的普遍模式，它是與中國哲學「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普遍架構和理論宗旨內在統一的。如果只講「本體論」，而不講「宇宙論」，那麼「天道」與「人事」不免成為本體與現象的「兩個世界」，陷入「本體實而不現，現象現而不實」的「自然之二分」[⑥]；如果只講「宇宙論」，而不講「本體論」，那麼「天道」只作為始源，而不足以成為「人事」應該如何的根據。只有把「本體論」與「宇宙論」結合在一起，中國哲學才肯定了「本根與事物的區別，不在於實幻之不同，而在於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萬有眾象同屬實在，不惟本根為實而已」[⑦] ，而「天道」也才能成為「人事」應該如何的根據。

老子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這是用「詩」一樣的語言否認了「帝」（上帝）的在先性及其最高權威地位，實際上否認了「帝」的存在。在老子哲學中，「道」、「天」、「地」、「人」謂之「四大」，它們都要「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在老子哲學中沒有「帝」或「神」的位置。老子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位無神論的思想家。如徐復觀先生所說：

在《詩經》、《春秋》時代中，已露出了自然之天的端倪。老子思想最大貢獻之一，在於對此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創造，提供了新的、有系統的解釋。在這一解釋之下，才把古代原始宗教的殘渣，滌盪得一乾二淨；中國才出現了由合理思維所構成的形上學的宇宙論。[⑧]

老子哲學是「自然主義」的，但它同時是一種不同於宗教的「人文的自然主義」。因此，它與「道德性的人文主義」是統一和互補的。

老子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此中「甚真」、「有信」，就是表徵了「道」的實在性，亦即儒家所說的「誠者，天之道也」（《中庸》），「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朱熹《中庸章句》）。「道」是真實無妄的，那麼由「道」、「氣」所產生的天地萬物和人的生活世界就也是真實無妄的（朱熹《中庸章句》：「陰陽合散，無非實者」），而不是由「心」所變現出來的空幻的「假象」。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這裡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實即由一氣分化出天地，然後由天地合氣而化生萬物（《老子》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就是講由天地合氣而化生萬物），這也就是《易傳》所說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繫辭上》），「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下》）。雖然儒、道兩家（以及道家學派內部）對於「道生一」或「道」與「氣」的關係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但對於「氣（陰陽）—天地—萬物」（至戰國中後期在天地與萬物之間加上「五行」）的宇宙生成模式是一致認同的，這成為儒、道兩家共用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論架構。

在《詩經》中已有「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小雅·巧言》）的詩句。莊子說：「陰陽於人，不翅（啻）於父母。」（《莊子·大宗師》）《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就是以「天地」為人與萬物的父母，其《說卦傳》亦明言「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大約作於同時的《黃帝四經》亦有雲「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十大經·果童》）。自此之後，這一觀念在儒、道兩家思想中一直延續，至宋代張載的《西銘》，其首句就是「乾稱父，坤稱母」，由此而形成「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

在「氣（陰陽）—天地—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中，「陰陽」是「氣之大者」，「天地」是「形之大者」（《莊子·則陽》）。《易傳》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變化，聖人效之」（《繫辭上》）。在這裡，「天地變化」成為聖人效法的楷模，它是真實的且含有「大德」的（《繫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由此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傳》），這兩句名言遂成為「中華精神」的集中表達。

二、「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老子》三十九章）這裡的「一」就是「道」，而天、地、人、物之「得一」就是有了「德」。「道」與「德」的關係，相當於後來儒家所講的「天道」（天命、天理）與「性」的關係。

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二十一章）「孔」的意思是大，以形容「德」。「德」乃是天、地、人、物所得於「道」者。「道」寓於天、地、人、物之中，其體現和作用就是「德」。《莊子·天地》篇云：「物得之以生，謂之德。」《管子·心術上》亦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故德者，得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這就是說，「道」與「德」是同一的，它們的區別只在於「道」是「所以舍」，而「德」就是得於「道」，亦即「道」所舍（寓）於天、地、人、物之中者。這種「道」與「德」的同一關係，相當於《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宋儒張載所謂「性與天道合一」（《正蒙·誠明》），「性即天道也」（《正蒙·乾稱》），程頤所謂「性即理也」（《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道與性一也」（《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韓非子·解老》篇云：「德者，內也」，「德者，道之功」。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云：「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這就是說，「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而「德」則是內在的，有形之物得到了「道」，或者說，「道」內在於天地萬物之中，就是「德」；「道」因天地萬物之「德」而體現和作用。蘇轍《老子解》云：「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容」就是德之容態、道之功能和體現。

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老子所講的「道」與「德」的關係，就是他所原創的「性與天道」的形而上學。老子建構這樣一種形而上學，不是出於純粹理性的思辨，而是要「推天道以明人事」，為其「自然無為」的價值主張作論證。「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講本體—宇宙論；而據此講「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就是講「人事」應該如何的價值觀。此即如王國維所說：「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虛』與『靜』是已。今執老子而問以人何以當虛當靜，則彼將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⑨]

「道之與德無間」，「性即天道也」，「性即理也」，這也是儒、道兩家共有的理論架構，而這也正是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和「內在超越」的特點。「天人合一」有多種涵義，其在哲學上的一個最重要涵義就是「性與天道合一」。人性論是中國哲學的「天道」與「人道」相交接的樞紐,人性論所要回答的人性「是」什麼的問題，實已蘊含著「人事」應該如何。朱熹曾明言：「天命之謂性……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朱子語類》卷四）。

「道」或「理」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而「德」或「性」則是內在的。「性與天道合一」，就是「內在的超越」或「超越的內在」。這在西方哲學和宗教的背景下可以說是一個「不通」之論，因為「transcendence」（超越）與「immanence」（內在）是與西方傳統的「自然之二分」（bifurcationof nature）為理論基礎的。如安樂哲所說：

西方的transcendence的基本意義就是形上實在論（metaphysicalrealism），就是柏拉圖主義（Platonism）。柏拉圖是二元論思想家，他要將真實的世界與我們參與其中的現存世界截然劃分開來。中國沒有這種觀念，中國哲學家關注我們參與其中的現存世界。……嚴格哲學意義上（strictphilosophicalmeaning）的「超越」，指的是一種完整的、不變的、永恆的時空之外的原則，這種「超越」與中國傳統思想沒有關係。[⑩]

安樂哲的這個說法的確表達了「超越」在西方的「嚴格哲學意義」，也的確表達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不同。因為有這種不同，也就有了「內在的超越」這一在西方哲學看來是「不通」或「悖論」式的表達。然而，與西方哲學和基督教相比，中國的「性與天道合一」確實是既超越又內在的。「天道」具有超越性，而其與人的生活世界又有著「存有的連續性」[11]。這種「連續性」實際上是通過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結合來實現的，倘若沒有宇宙論的由「本根」而生成天地萬物，那麼「本體」就與「現象」或人的生活世界成為「自然之二分」。「德即道也」，「性即理也」，超越的「天道」或「天理」內在於人之中，此即為人之「德」或「性」。就「德」或「性」在人之中而言，它是「內在的」；就「德」或「性」與「天道」或「天理」相同一而言它又是「超越的」。因為超越的「天道」或「天理」就在人之中，所以人可以依靠「自力」而不必依靠「上帝」的救贖來實現人生和社會的理想。

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和「內在超越」的理論架構，最終指向「人事」應該如何。此即老子所說「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至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在「無極而太極……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之後推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人極」就是最高的價值準則。從本體—宇宙論，至人性論，再至價值觀，此即中國哲學「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主要理論架構，這一架構的原創性屬於老子哲學。

三、「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老子說：「道」的運行是「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老子》二十五章）。「不殆」是言其無窮盡，「周行」就是循環往複，由逝而遠，由遠而反（返）。這在《易傳》中就是由「一陰一陽」所推動的「反覆其道」，由「既濟」而「未濟」的循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彖傳》）。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對於中國精神來講世界乃是自然生起現象，生機勃勃的循環，靜靜運動著的宇宙。」[12]在這種宇宙觀中蘊含著對於「辯證法」的深刻理解，它也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剛柔相濟、能屈能伸，「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傳·文言》）、生生不息、永不窮竭的精神動力。

在宇宙的「生機勃勃的循環」中，各種相對待的事物都相反而相成，如老子所說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二章），「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老子》四十二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老子認識到，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是宇宙的「常道」，而人之「明」就在於「知常」，依循這一「常道」而行事；如果「不知常，妄作」，那就會有「凶」災發生（《老子》十六章）。因此，老子主張「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處無為之事」（《老子》二章）。所謂「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違反「自然」而「妄作」，要因順「自然」而行事，由「為無為」而達到「無不為」。

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萬物都朝相反的方向變化，這是一種客觀的規律；而「弱者道之用」則是對這一規律的把握和運用，即「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為襲常」（《老子》五十二章），這又體現了人之自覺明智和主觀能動的精神。老子的一系列主張可以說都建立在「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一原則的基礎上，其要點可分述如下。

因為「物壯則老」（《老子》五十五章），物極必反，所以老子主張「保此道者，不欲盈」（《老子》十五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從而為事物的發展留有充分的餘地。此亦如《易傳》所說「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象傳》），「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繫辭上》）。

事物的發展及其朝相反方向的轉化，都有一個從細小微弱開始的數量積累的過程，即老子所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因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所以老子主張見微知著，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即「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同上），此之謂「微明」（《老子》三十六章），亦是《易傳》所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繫辭下》）。

因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老子》七十六章），所以若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居守「柔弱」而「守柔曰強」（《老子》五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老子》四十三章）「守柔」是「無為」的一種體現，是覺悟了「反者道之動」之後對這一「常道」的一種運用。因為「弱之勝強，柔之勝剛」（《老子》七十八章）所以「守柔」是保持自身活力而立於不敗之地的真正的「強」。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老子》七十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八章），「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二十二章）。因為「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所以「守柔」就是不與「強梁者」爭強鬥勝，而是像「水」那樣處於眾人所不願處的低處，因其「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由此而「無尤」即立於不敗之地。

作為應對「強梁者」的一種策略，可以避其鋒芒，從反面入手而與之周旋，待其盛極而衰便可戰而勝之。此即老子所說：「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老子》三十六章）這也體現了「微明」的智慧，是「曲則全，枉則直」（《老子》二十二章），從而「柔弱勝剛強」的一種策略。

老子說：「事善能，動善時。」（《老子》八章）凡事物的發展及其朝相反方向的轉化，都有一個數量積累的過程，因此，「處無為之事」，待時機而動就是非常重要的。「物極必反」的觀念，不僅指導人們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要見微知著，能屈能伸，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而且激勵人們在最困頓危難的條件下也永不絕望[13]，因為「物極必反」，總有「否極泰來」之時，所以雖臨大難而不懼，雖百折而不撓，總是希望在前，抱著轉危為安、衰而復起的堅定信念。如莊子所說：「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莊子·秋水》）在此「聖人之勇」中，有著永不服輸、永不絕望、堅忍不拔、柔韌持久的精神。

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老子》十八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五章）這標示了老子與儒家的不同價值取向，即其主張「自然無為」，「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六十章），對民間社會採取少干涉主義，而儒家的仁義教化、禮制規範在老子看來不過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老子》三十八章），是在素樸之「道德」散失之後的一種「等而下之」的治理方式。尤其是「禮」，因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這就具有某種強迫的性質，失去了道德須是出於「自由意志」（孔子所謂「為仁由己」）的真實性，故老子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同上），又說「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老子》十九章）。在對仁、義、禮的批判中，又透露出老子與儒家具有某種相同的價值取向，即其所批判的只是仁、義、禮的虛偽和強制，是儒家道德在君主制下發生的某種「異化」現象，而其主張「忠信」之厚、「孝慈」之實是與儒家相同的。

老子雖然說「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但又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七十九章），「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這說明老子所主張的「自然」在本質上仍是向善的，老子所推崇的「聖人」仍是以民為本的。這與儒家所崇拜的「天」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儒家所推崇的「聖人」亦在於「敬德保民」（《尚書·康誥》），又是相一致的。不同的是，老子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老子對於善惡是非不像儒家那樣持一種確然自信的態度，這從消極方面說易流於道德相對主義，而從積極方面說又避免了儒家道德的絕對化和其排斥「異端」的局限性。老子的「德善」或「德信」更具有「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老子》十六章）的包容性。

《呂氏春秋·不二》篇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先秦各家所「貴」（即以什麼為最有價值）確實有不同，但亦如司馬遷所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各家的言路雖有不同，但都是為了人生的安頓、社會的治理，這是相同的。老子的「貴柔」，從消極方面講，如荀子所批評的「老子有見於詘（屈），無見於信（伸）」（《荀子·天論》），但它與儒家所推崇的剛健有為、積極進取亦形成互補的關係，這兩者正是中國文化的「一陰一陽」、「剛柔相濟」。《易傳》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文言》）「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繫辭下》）老子的思想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增強了柔韌耐久性，也為其「厚德載物」的精神增強了博大寬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