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東沒來，ISIS卻來了
伊斯蘭國組織的迅速崛起是近來國際新聞中的熱點，與過去常常是一盤散沙、零打碎敲的其他恐怖組織相比，他們既有錢、有地盤，還有教義上的號召力，並且還進化到了非常熟練地使用各種社交媒體的地步。這就像是一個來自中世紀的德古拉伯爵，卻全身披掛各種現代通訊工具四處製造恐怖。
尤其是當它衝擊到西方文明的腹地歐洲時，就更加吸引眼球。然而這個世界其實非常實際又市儈，最近對巴黎的襲擊造成了100多人死亡，但沒有多少人還記得，去年6月這些恐怖分子曾一次性屠殺了1700多名戰俘，當然關鍵在於戰俘並非歐洲人。根據新出爐的2015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主要活躍在非洲的博科聖地，所造成的危害甚至遠大於伊國組織。
然而，這一組織的興起不僅是非洲下層民眾的抗爭、自我封閉的文化背景、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恐怖主義相結合的產物，其所危害的對象也主要局限在貧困的非洲下層民眾自身，這樣自然無法激起主流世界的關注。理論上人人生而平等，但在特定價值體系之內，每個現實中的生命都有一個血淋淋的價格標籤。
現在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當直接面臨這股黑浪衝擊之時，才日益感到了這股勢力的恐怖。西歐今天的情勢，真有點像羅馬帝國面對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兵臨城下時國勢飄搖的冏迫。過去歐洲作為與中東直接接壤的地區，其抵禦中東宗教極端化其實有一件非常規武器，就是某些推行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或半世俗政權。
在此類之中又分成兩組，一組是阿聯酋與沙特等親西方的中東油霸，一組是原來的軍事強人政權，如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扎菲等。這些政權的存在基礎，既是傳統阿拉伯世界宗教派系權力的實際化，與政教合一傳統的延續，又是過去舊殖民地統治時期分化治理的結果。這些政權的存在，當然可能未必具有多少政治與民主上的合法性，卻構成了當地政治、宗教乃至人文社會生態圈微妙平衡的條件。
然而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通過海灣戰爭重創伊拉克，以及歐洲推動民主化的高歌猛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越發志得意滿並盲目樂觀，認為只有並且只要推動中東的民主化，實現其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很快就能幫助他們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後，激進的小布希採取「進取的自由戰略」，2003年除掉了薩達姆，並藉此東風強行推動中東的民主計劃。到了2010年末，隨著突尼西亞發生社會騷亂以來，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等國，也都相繼發生因民主化而產生的動蕩不安。
我們姑且不去討論伊斯蘭本身與民主化是否具有內生性的衝突，但起碼有一點必須非常清楚，即具有西方文化基因的民主概念，對於任何傳統的伊斯蘭國家而言，都是一件舶來品。並且，中東國家傳統政治文化極具特殊性，其政治與宗教的不可分割性、保守性、封閉性以及嬗變的緩慢和長期性，都是以小布希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家所嚴重低估的。
這樣就產生出民主的悖論，即在宗教、文化與社會資源嚴重受限並且單一化的情況之下，倉促上馬的民主選舉，其結果卻很可能成為西方民主乃至整個西方文化的大敵。這是因為揠苗助長之下的諸多國家中，還沒有形成成熟、多樣性、包容的宗教與文化圈，尤其重要的是不少這類國家，甚至連基本的生活乃至生存資源都嚴重匱乏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貿然推行民主，就往往會造成民主的災難與權力的真空，讓恐怖主義獲得了發展的良機。
反之，從無論是台灣、韓國等的順利民主轉型中看到，社會資源、秩序與政府的有效管理，確實優先於民主本身。像美國這樣出兵推翻一個政權，其實要遠比再建立一個實現有效治理的政權要容易得多。問題是現在中東一片亂局，美國倒是拍拍屁股早就撤軍走人了，剩下一堆爛事都攤到了毗鄰的歐洲頭上。我看現在歐洲人也逐漸醒悟過來了：這還不如以前呢。
（作者是新加坡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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