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念祖：憶我的祖父章太炎

　　陷《蘇報》案

　　就像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祖父一直在不斷地摸索、尋找振興國家發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主張走維新改良的道路，但也碰了不少釘子。後來祖父被推薦到《蘇報》報館工作。

　　《蘇報》原是一家以日僑出面開辦的報紙，1900年由陳范接辦並「以鼓吹革命為己任」。1903年，引起清政府極為不滿的，一是該報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祖父作序），二是祖父撰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因這兩篇文章筆鋒犀利、影響深遠。尤其是文中稱光緒皇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這極大的刺痛了清政府的神經。清廷決意鎮壓。由於蘇報館地處上海租界，因此清政府照會租界當局，要求協助緝拿、引渡在《蘇報》上發表言論反對政府、鼓吹革命並污衊皇帝的國民。拘捕對象牽涉到蘇報館的老闆陳范，以及蔡元培、章炳麟和鄒容。

　　陳、蔡在得到消息後即外出躲避。章和鄒當天都不在。鄒聞風後也未回到住地。但祖父在上海沒有落腳之處，當晚仍回到報館。聽說有人要抓他，他也不在乎，照樣吃飯睡覺。直到第二天工部局的警探來抓人，祖父非但不跑，反而問道：「你們找誰？」對方答「找章炳麟。」祖父便說「章炳麟就是我。」遂被捕。其實祖父也知道應保存（自己的）革命力量，並能預見到被捕的後果，但他還是低估了此事的嚴重性。

　　1903年7月，租界工部局應清廷的要求抓人，《蘇報》被封，催生了「蘇報案」。於是便出現了在中國的地盤上由政府做原告、老百姓做被告，洋人做裁判的奇怪局面。按照清廷的如意算盤，第一天由租界工部局在上海拘捕犯人，第二天將犯人「引渡」押解至蘇州，第三天押解南京，第四天就準備行刑了。清廷欲置章、鄒於死地，但「引渡」最終未能實現。1904年5月經租界公廨會審，章、鄒分別被判處監禁3年和2年。

　　自投身於反對清政府腐敗統治以來，祖父曾七次遭到清廷追捕。每遇此祖父都選擇出逃，惟此次（「蘇報案」）因為他認識到「革命要流血犧牲」、「要濺血了」，反而表現出「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的大無畏氣概。

　　鄒容與祖父相差十五歲左右，故兩人的友誼屬忘年之交。當鄒聽說祖父被捕入獄，就來投案自首，情願與祖父共患難。其實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們都不肯這樣做，都很「傻」。

　　在監牢里，兩人的革命鬥志還是很高昂，並附和作詩表達彼此間的深厚友誼。如這首：「平生禦寇御風志（鄒），近死之心不復陽（章）。願力能生千猛士（鄒），補牢未必恨亡羊（章）。」

　　主筆《民報》

　　1906年，在鄒容死後一年多祖父也出獄了。出獄當天，孫中山安排了同盟會會員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門口迎接，並於第二天上船去了日本。當時革命形勢高漲，因此祖父在到達時受到了隆重的歡迎，現場有上千人，其中留學生很多（約600多人），同盟會會員也不少。這與他第一次（1899年）到日本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時只有幾十個留日學生。

　　筆是祖父擅長的革命武器。故到日本後即受邀擔任《民報》（同盟會機關報）主筆，主持與改良派（《新民叢報》）展開論戰，並擔任該報第7—18期的主編。而後陶成章也編過幾期，接著祖父又續編了第23、24兩期。再後來該報被查禁了。

　　文字收功

　　武昌起義後政局比較混亂，僅江蘇就有五個都督，反正誰都可以拉山頭做都督。其時祖父在與革命派、立憲派的交往中，主要靠的還是個人的影響力，如與江蘇巡撫程德全，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等在人事問題上進行協調，妥善安排。之後祖父還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各方會議，參與了包括確定國名國都、國旗等一些重大事項的決策。關於國都，祖父主張定北京，不贊成定南京（起初祖父的想法是定都武昌）。在國旗的問題上，祖父主張採用「五色旗」（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一）。當時祖父還寫過一篇《中華民國解》，為「中華民國」四個字做了注釋。後來在啟用陽曆等問題上，祖父的觀點與孫中山有了很大分歧。他並非不贊成改用陽曆制，而是反對此舉的議定程序（認為應提交更具全國代表性的國會討論通過）。祖父對孫晚年的一些做法也並不認同，不認可孫北上聯俄。儘管如此，中山先生對祖父始終是很尊重的。1912年2月祖父即被任命為南京臨時政府樞密顧問。後來又被任命為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

　　祖父與宋教仁的關係很好，政見亦相近。宋極力主張、宣傳『議會道路』，而祖父「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言論也含有此義，不謀而合。所以1913年3月宋遇刺後，祖父寫下輓聯「願君化彗孛，為我掃幽燕」，來表達他心裡的想法。

　　是年6月祖父結婚。不久「二次革命」失敗。北京方面相邀，而他自己也想去北京發揮作用。於是8月進京，欲與袁世凱說理，並想用選舉的方法把袁世凱趕下台。結果一到北京即被袁軟禁在龍泉寺（巧的是祖父以前遭通緝，在家鄉附近避難的地方也叫龍泉寺）。

　　袁世凱曾贈祖父一枚開國元勛的「大勳章」，祖父拿來作扇墜，根本不當回事。祖父脾氣很大。他有發火的本錢，故令袁有所顧忌，只能隨他去，並吩咐手下任他砸、任他燒而不要去惹他。其間祖父絕食。後來幸虧有幾名學生幫著做工作，連哄帶騙的讓他進食。

　　「吳其為沼乎！」

　　祖父是一位愛國者，不相信聽命於外國。曾去東北（邊界）考察，著有《東北籌邊史》。他認為沙皇俄國「不友善」，進而反對「聯俄」。在孫中山去世後，祖父寫過一幅輓聯，「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本吾家故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祖父的愛國行動還包括把在日本的一些外國革命志士聯合起來，成立了「亞洲和親會」。該組織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國家。「九·一八」事件爆發後，祖父即發電報給二十九軍軍長宋哲遠，表示支持他們抗日，並要求他們不要把槍口對著學生。後來他又北上會見了張學良、馮玉祥，竭力說服他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甚為擔憂，當時曾大書篆軸「吳其為沼乎！」表達憂憤之情。

　　不拘小節

　　祖父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他的一些生活習慣也與眾不同。如對吃的很隨便，菜只吃擺在面前的，稍遠的就懶得去碰了，可能是嗅覺不太好的關係，他講話鼻音很重，抽煙又不論好壞，後來得了鼻竇癌。祖父外出後常常不認得回家的路，衣服很臟而且有異味。但他講起革命來往往是滔滔不絕，號召大家起來革命，也吸引了當時很多尋求革命道路的年輕人。其實在「蘇報案」發生前，祖父就寫過很多文章，都是鼓吹革命，揭穿「維新保皇」的面具。在日本期間也寫了不少的文章，為宣傳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祖父與祖母的婚禮在上海哈同花園舉行，家裡有一張當年他們結婚時的照片（現在杭州紀念館）。以前聽祖母說，婚禮當天祖父西裝革履，但他不習慣穿西服，所以皮鞋也穿反了（中國傳統的圓口鞋是不分左右的）。

　　章門子弟

　　祖父的入室弟子眾多，包括錢玄同、許壽裳、朱希祖、黃侃（季剛）、劉文典（舒雅）、汪東（旭初）、沈兼士、馬裕藻、龔寶銓、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啟明）、吳承仕等。其中吳承仕是唯一的「中共」弟子。

　　我父親遵祖父命，對章門的入室弟子一律稱「大哥」，學生稱「兄」。入「太炎講習會」的稱為「學生」。學生年齡最小的17歲，最大的73歲。因有社會資金支助辦學（蔣介石也曾兩次捐款），所以學生無需繳費。

　　身後哀榮

　　1936年6月祖父去世時，國民黨給予國葬，並派中央委員丁惟汾送來一萬元善後款（此款最終被用於辦學）。但祖父只願以五色旗覆蓋。由於當時沒有現成的五色旗，所以就用五種顏色的綢緞縫製替代。當時戰火臨近，祖父被暫葬於自家後花園。祖父去世時家境已不富裕，所以也沒留下什麼財產。

　　祖父過世後，祖母在上海辦了一家「太炎文學院」，也想做些延續中華文化的事情。

　　解放後，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田桓等諸多老先生聯名寫了一份關於將章太炎墳遷葬的提案遞交時任華東軍政府主任譚啟龍，然後上報至國務院，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同意。1955年4月，政府按照祖父生前的意願，將其墳墓由蘇州遷至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遺臣張蒼水墓旁。遷葬儀式很隆重。墓碑系祖父生前寫就。在日軍侵華時期，祖父的故居、墳地都完好無損，可見日本人對祖父也是十分尊敬的。但文革中，祖父的墳墓遭到了破壞，文革後才得以修復。

　　祖父的早年舊居在浙江餘杭，解放後即被政府沒收，並作為當地政府的辦公用房。我的高祖育有六個子女，當年都居住於此，被當地人稱為「章六房」。因居眾，所以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其實，此處只是祖父的出生地，小時候居住過，上學了師從俞樾，離開後就沒再回來過，因此居住的時間很短。

　　舊居已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