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忠明：解放思想的根本在於理論的突破———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許忠明：解放思想的根本在於理論的突破標籤：解放思想 ● 許忠明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同志代表中央明確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因此，解放思想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用系統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解放思想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解放思想有一個根本問題，這就是理論。只有實現理論的不斷突破，才能從根本上解放思想。 ( http://www.tecn.cn )什麼是理論？為什麼需要一個理論？西方國家有沒有一個根本的指導思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理論？這是深化解放思想的一個重大問題，必須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否則，無法理解「理論是解放思想的根本」這一重大理論課題。 ( http://www.tecn.cn )毛澤東同志把理論和理性認識結合在一起，對理論做出了較為全面的概括，理論的認識「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並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後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再次對理論問題作出闡述，「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正確的理論應該既反對經驗主義，又反對教條主義，實際上就是反對主觀主義，從而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 http://www.tecn.cn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個理論？對這一問題，恩格斯在指導歐洲工人運動的時候，談到了理論的重要性。德國工人的優越性，「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哪些所謂『有教養的』階級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第二個優越之處，就是德國人參加工人運動，差不多比各國人都遲。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依靠人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位思想家而確立起來的」。列寧的回答則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在《怎麼辦？》一文中提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斯大林則指出，「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 可以說，無產階級政黨正是靠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灌輸」，才得以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一個「自覺」的階級，才登上歷史的舞台。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就不會有共產黨的執政。 ( http://www.tecn.cn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理論——毛澤東思想，衝破了王明等人的教條主義束縛，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 http://www.tecn.cn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在這期間形成了鄧小平理論，指導和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些人認為，三個代表理論太過膚淺，時間太短，不能算作珍品，我則認為不然。以江澤民在執政期間變化而言，提出這個理論功不可沒，它實現了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的真正轉型，有力地鞏固了鄧小平理論的成果，繼續推進了改革開放的現代化事業，成為新一輪解放思想的出發點。實踐證明，什麼時候我們堅持了正確的理論，我們才能解放思想，也才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理論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失去了理論的創新和活力，解放思想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根本。 ( http://www.tecn.cn )西方國家有沒有一個指導思想？如果有，它是什麼？一般人都相信，他們在言論和行動上比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度，強迫別人被認為是不道德和罪惡的，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但這不能說明他們就沒有一個佔據主流的指導思想，恰恰相反，他們不僅有，而且從思想到行動，始終在這個行為準則的指導下活動，這就是「普世價值」。這種普世價值的外在表現就是允許和追求多元化，它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憲政、分權、法治、寬容」等等在內的多種追求和精神。沒有人知道它是否絕對正確，是否能維繫恆久，也沒有人知道它是否「適合」於世界的每個角落。但有一點是不容任何人否認的，那就是今天的普世價值是人類對過去上千年的種種錯誤和愚昧價值的總結，是無數的思想者在野蠻和殺戮中學習到的成果。我們應該珍惜和尊重今天的普世價值，無論美國或歐洲如何在各自的對外政策中詮釋和利用它。 ( http://www.tecn.cn )當前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理論？這是一個關係到改革開放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也是處於十字路口的中國必須回答的問題。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從一卷卷的馬克思主義、一本本的毛澤東思想、一篇篇的鄧小平理論到一句句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折射了我們黨理論的重要變化，反映了時代對理論的要求。理論的變化軌跡清晰可見，其內容一直在濃縮，但其哲學的意蘊卻在不斷擴大，黨的理論為思想解放正在提供日益廣闊的空間。黨的十六大上中央明確指出了一條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我們要突破前人，後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因此，「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那些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 http://www.tecn.cn )筆者以為，這段話說的非常精彩，道出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多少年來，我們一直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我們的指導思想，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卻經常斷章取義，隨意解釋。對於馬克思主義，我們的基本態度是，一要堅持，二要發展，這沒有錯，但關鍵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的什麼東西。筆者以為，現在我們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曾經具有巨大的歷史合理性和進步性，對於打破對馬克思主義的迷信和教條主義，解放思想具有重大意義，但是今天已經落後於時代。我們堅持的應該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因為基本原理具有不確定性的缺點，而根本精神則是明確的、一貫的。 ( http://www.tecn.cn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就是徹底的、無畏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種根本精神的闡述隨處可見，並且是一貫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恩提出，「……實際上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馬克思指出，「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指出，「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發生和消滅、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的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過是這一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而已。」馬克思的整個學說中最高的目標就是共產主義，那麼共產主義是什麼呢？「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定義是非常謹慎的，他把共產主義始終看做是對現狀的不斷否定。由此，筆者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任何原理和實際內容，都應當放到根本精神的審視之下。換句話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任何內容都不得和其根本精神相違背，否則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 http://www.tecn.cn )杜光老人在《超越馬克思主義，迎接百家爭鳴》一文中引用郭羅基的一句話很有意思，「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句話俏皮而深刻。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就不會堅持馬克思主義，因為堅持帶有排他性，任何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窮盡真理，因而也沒有一種理論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我們尊重馬克思的創造性勞動，尊重馬克思主義，就應該放手讓它成為廣大民眾自由研究的對象，讓各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同其他各種學術派別一起，在百家爭鳴的環境里經受考驗。這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正確方針。筆者以為，我們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為指導，從理論的具體內容上真正超越馬克思主義，否則中華民族根本就無法有尊嚴地昂首前行，中華民族若不能在理論上自覺地超越馬克思主義，則中國社會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根本沒有辦法走上一條康庄大道。 ( http://www.tecn.cn )一個新的百家爭鳴的高潮正在向我們走來，接受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已成為大勢所趨。我們的理論有沒有勇氣包容、承認普世價值？有沒有智慧發展普世價值？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問題。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都存在一種共性因素——文化共性，也都在相互交流中被作為普適性的文化得到認同。同時，各個國家和民族也都在為世界性的共性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例如日本的柔道已經成為奧運中的世界性體育項目，而中國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成為構築文化的基本原則。借口中國特色而反對普世價值，是對馬克思主義根本精神的背叛而不是堅持。創造中國特色，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把普世價值、普遍原理、科學技術等應用於中國，讓它在中國發芽、生根、開花、結果。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般和個別的關係，它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只有把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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