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看地球 | 影響世界格局的五大變革

06-21

文 | 項兵，長江商學院創辦院長、中國商業與全球化教授

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推崇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義「神話」破滅，五大變革將會深刻地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與競爭格局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世界經濟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繁榮的30年，以美國統領的西方模式借全球化浪潮而廣受推崇。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的解體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終結論」的提出，使西方人的理論自信、道路與制度自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進入21世紀，單極世界格局被逐漸改變。原因之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世界經濟版圖多樣化和多元化。另一個原因，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國家經濟與社會。最初，人們認為這只是經濟的周期性調整，但過去五年來所暴露的各種結構性發展矛盾使越來越多的人深刻地意識到，「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

種種跡象表明，世界可能已悄然進入到一個大變革時代。以全球視野來看，我認為以下五大變革將會深刻地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發展與競爭格局。

第一，發展模式或將走向「和而不同」。

過去三十多年，主要國家都將市場經濟視為可行的工具，這是全球經濟繁榮的一個核心基礎。圍繞市場經濟機制，不同國家又形成了各具特點的發展模式，主要可以分成三類：

其一，以美、英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過去30年的經濟繁榮或始於「撒切爾主義」的全球推行。1979年，撒切爾夫人採納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領導英國率先啟動經濟改革，採取了國有企業民營化、放鬆管制、金融自由化、推動全球貿易和減稅等一系列經濟措施。1980年，里根效仿撒切爾夫人的做法在美國實踐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則與英國等西方經濟大國聯手推動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自由貿易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取得30年持續高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

其二，以西歐諸國為代表的多種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rgracy）。與英美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不同，這種模式重視社會福利、機會均等與包容性增長。歐盟成員國（英國除外）的基尼係數普遍較低，社會相對比較和諧，展示了在實踐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可以實現包容性增長與社會的和諧。

其三，西方主流媒體把中國的發展模式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其特點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重大作用與國有企業在許多行業的壟斷與主導地位，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尚未起到根本作用。在鄧小平先生領導下，從1978年起中國致力於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後，趕上了經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這班「快車」，中國也因此成為過去十年間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過，迄今為止，只有紐西蘭一個西方國家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所有其它西方各國認為中國實踐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等西方主流媒體認為這屬於「國家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從貿易、投資、跨國公司在中國、本土消費市場、企業管理模式等多方面來看，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外開放程度超越了許多發達國家，這或許是中國模式的另一大特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西方推崇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神話」破滅，上述三種發展模式所潛藏的深層次結構性發展矛盾是：

其一，絕大部分西方民主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嚴重，已達到難以為繼的狀態。根據IMF數據，截止2013年底，美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為105%，日本高達247%，歐盟28國的整體比重為87%，歐元區高達93%。金融危機使西歐的發展模式遭遇重大挫折，「歐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矛盾更加突出，「歐債危機」使諸多國家的福利社會制度達到難以為繼的局面。英國是唯一新自由主義佔主導地位的歐盟國家，其收入與財富不均也是歐盟國家中最高。南歐諸國的財務危機說明，西歐諸國所實踐的高福利制度可能是一件「奢侈品」，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負擔得起。

其二，全球性收入與財富不均加劇，貧富差距矛盾突出，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面臨巨大的挑戰。1990年，美國的基尼係數為0.359，2012年這個數字攀升到0.474，為西方民主國家中的最高值，遠遠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2010年，1%的美國人佔有17.42%的社會總財富（1978年的比例為7.95%），前10%的高收入人群賺取了46.3%年收入（1978年的比例為32.44%）。可見，美國的民主制度也無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在中國，2004年的基尼係數高達0.479，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的0.491，2013年回落到0.473，依然是經濟大國中最高的國家之一（僅次於巴西）。

面向未來，全球經濟若要實現真正的復甦與健康發展，主要經濟體可能首先要對發展模式做出重大變革。確切地說，我認為上述三類發展模式都需要做出必要的調整。收入與財富不均更為嚴重的中美兩國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社會福利元素來實現包容性增長，而債務危機較為嚴重的南歐國家則需要縮減福利轉向新自由主義，以市場為原則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兩大模式向中間地帶漂移可能會成為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一個重要趨勢。由此可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被徹底終結，全球的發展模式將進入到「百花齊放」或「和而不同」的時代。

第二，新社會契約2.0版。

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打破了封建社會自上而下的君臣關係，形成了國家管理者對公民負責的新社會契約，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契約的一個重大突破。如今，上文所言的發展模式面臨巨大壓力，與之關聯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可能面臨一定的挑戰。

其一，絕大部分民主國家的主權債務難以為繼。老百姓希望維持現有福利並夢想爭取得到更多的福利，政府任何緊縮的財政政策都會招致選民的不滿而導致政府更迭。但事實上，在高福利需求下，多數西方國家無法長期維持財政收支平衡。在巨大的結構性弊端下，西方社會高增長、高福利的發展時代或許已一去不復返。在我看來，西方社會在現有的契約關係下解決主權債務危機的難度非常之大。

其二，西方政治制度誘發政府與政策性短期行為。由於民主政治對政權更迭的影響，在社會矛盾愈加突出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領導者為爭取選票而採取的短期行為達到了極致。比如，美國四年一次大選，總統考慮任何問題的出發點基本是四年為限。美國人更進一步認為其實政府是兩年一個周期，因為總統從第一任期的第三年就開始為連任而忙碌。

其三，難以實現精英治國，領導力匱乏。在信息高度民主化的今天，願意從政的西方社會精英越來越少。在美國，最優秀的人很少會首選到華盛頓工作。尼采（Nietzsche）擔心的民主制度會演變成二流人才治國的情景在許多發達國家正一步步顯現出來，至少難以實現「精英治國」。

其四，諸多西方民選產生的領導人缺少基層工作經驗。西方民主選舉制度中，要當選必須有非常強大的表達或表演能力。如今，許多發達國家領導人在當選後不久就出現了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尷尬局面，近年來民選領袖的領導力與執行力愈來愈不盡人意。相較之下，中國的政治體強調基層工作經驗，比如中國式的逐級升遷（村、縣、市、省、部、中央）和在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工作經驗，使得領導者可以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美國制度可以出現「里根式」（從演員到總統）總統，但我認為里根的優秀與成功可能是個案，不具有普遍規律。

美國的「三權分立」曾被視為是人類較為理想的一個民主政治制度和社會契約關係，但從最近二十多年的發展來看，這個制度解決不了社會收入和財富愈加不均這個根本問題。以中國歷史為鑒，在封建時期的社會契約關係下，「錢權」走到一起會加劇貧富差距，社會流動性降低，這是導致社會矛盾衝突與朝代更迭的一個根源。中國五大朝代（漢、唐、宋、元、明）大概每300年就會因社會矛盾而出現一次朝代（政權）更迭。美國建國至今才有238年，距離300年還有一段時間。比照中國，美國還沒有走過一個完整的政治周期就已經在這個「根」上出了問題。我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要想真正解決自身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就需要跳出現有的民主制度，構建新的社會契約關係。而這場變革，將可能改變西方人的價值觀——對自己，對他人，以及對世界。

第三，顛覆式科技帶來的格局變化。

人口優勢一直是打造國家競爭力的一個核心。沒有人口優勢，所謂的「金磚國家」可能連塊「磚」都不是。有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願意接受低工資，就可以在全球化中找到工作；有了人口紅利，也會有消費和國內市場支撐，長期的經濟發展便有所保障。

技術創新及應用能力也是重要的大國競爭力。例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的英國，借第二次工業革命崛起的美國。隨著信息技術、互聯網、移動通信、生命科學和3D列印等許多新技術普及應用，全球進入到被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新發展時期。與前次不同，在信息民主化的今天，「你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也會知道」，這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及其應用方面可以領先中國一代甚至幾代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了。特別是，在賣方市場結構下的技術創新更加重視消費應用，龐大的消費人群是技術創新及應用不可或缺的載體。

中國企業家一定要重視所有的顛覆式科技，加強學習和預判，尤其是顛覆性技術創新對未來的生活、工作與消費方式、企業管理、市場及政府等產生的影響。在此方面，西方的研究與判斷還是走在了我們的前面。目前，國內對於新技術的態度還主要集中在如何應用，停留在「點」的層面。而西方則更加註重結構性與系統性，能夠預判未來五年、十年的情況，目的是藉助新技術解決社會與商業的生態問題。

我認為，當全球化與信息民主化結合到一起時，只要中國在技術創新上和先進國家沒有「代溝」，在發展模式上不自亂陣腳，中國可以繼續依仗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人口紅利優勢並搭上全球化的「快車」，有質量、有內涵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只是時間問題。

第四，未來三十年全球經濟或將被中國化。

開放與改革是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中國經濟與社會變革發展的兩個核心邏輯。環顧全球，過去三十多年在經濟領域中國已被深度全球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中國積极參与國際貿易。2001年加入WTO以後，中國貿易依存度不斷攀升，至2006年達到65%的歷史高點。雖然此後有所下滑（2012年為47%），但仍遠高於美國（25%）、日本（28%）、印度（43%）等主要國家。

其二，中國積極引進大量外國直接投資。中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就是藉助外資投入建立的，2012年當年FDI流量已居世界第二（中國1211億美元，美國1676億美元）。

其三，中國充分開放市場，全球化既有「Made in China」，也有「Made for China」，更有「Made in China for World」。在日韓市場，很難看到外國品牌。但在中國市場，從沃爾瑪到家樂福，從寶潔到歐萊雅，從德國大眾到日本豐田，從諾基亞到蘋果，中國向全世界敞開大門。目前，跨國公司約佔中國商品進出口總額的50%，肯德基的母公司美國百勝餐飲51%的收入和利潤來自中國市場。根據《中國新聞周刊》在2012年的一篇報道，中國四大銀行及各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中心全部採用思科設備，思科佔有中國金融行業70%以上的份額；在海關，公安、工商、教育等政府機構，思科的份額則超過了50%；在鐵路，思科的份額達到了60%；在民航，空中管制骨幹網路全部為思科設備……。反觀思科的競爭對手華為，在美國始終打不開市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政府的狹隘思維和本土市場保護主義傾向——只有美國有國家安全問題？我認為，美國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在市場開放方面給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反面典型。

其四，企業管理模式多元。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均以自己的發展模式主導——美國是美國模式主導，日本幾乎是清一色的日本模式，德國是德國模式占統治地位。中國企業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方面做到了在兼收並蓄，包容百家，……，世界上各種企業主流的管理模式都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可見，中國在諸多行業的實踐是引領全球的。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在此過程中也積累了應對、擁抱全球化的豐富經驗。在企業層面，多年來我所倡導的全球資源整合和「以全球應對全球「的時代已經到來。在全球整合方面，過去IBM、GE、三星等一流跨國公司走在了中國企業的前面。但近年來，以聯想、華為、吉利汽車、三一重工、復星集團、雙匯食品、萬達集團等為代表的中國企業也正努力布局全球化運營。大量參與全球資源整合的中國企業的出現進一步增強了世界經濟被中國化的可能。

從歷史的角度看，歷朝歷代，只要中國開放，就實現了繁榮昌盛，盛唐就是個突出例子，開放的中國更有可能實現大國復興。未來，從自身發展利益看中國會繼續更加開放，堅持開放與改革的中國必然會對全球化產生重大影響，世界經濟被中國化將會成為一個重要趨勢。

需要指出的是，我所提出的全球經濟在未來可能被中國化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和陽光的觀念。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貿易國、第一大製造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及日漸重要的資本輸出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未來，中國倡導開放，一個互信、全面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有助於消除全球經濟失衡增長中的各種分歧和利益不均，有助於建立一個雙贏或多贏的格局。

第五，中國崛起對全球化的深層次影響。

中國的崛起已經改變了單邊世界格局，多邊主義也成為了近年來最受全球關注的概念之一。從G7到G20，從歐盟到東盟，從WTO到TPP……。不斷增強的多邊主義趨勢事實上與美國所倡導的單邊主義是背道而馳的，這也彰顯了美國對全球治理影響力的日漸式微。那麼，中國崛起過程中就需要考慮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真正「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以歷史觀和哲學觀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在「道」的層面的許多積極思想或將從價值觀層面對全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其一，「天人合一」的可持續發展觀。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在享受工業化所帶來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同時，氣侯變化、環境惡化等問題導致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如此下去人類走向滅絕都是可能的。面向未來，各國不僅要重視技術創新、城鎮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等有利因素，同樣可能需要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係，以確保實現可持續發展。古希臘以來，西方一直倡導以人為本。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天人合一」，重視人與天（自然）的共生之道，這是一種相對積極的可持續發展觀。

其二，「和而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當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之後致力於在全球範圍推廣其普世價值觀，不是「朋友「既是「敵人「。但從歷史觀看，世界從未被單一一種普世價值觀所主宰。相反，比照中世紀教會統治時期的歐洲，不同的發展模式，不同的夢想，才是世界和諧發展、產生不同人才、文明進步等一系列問題的一個先決條件。同時，多樣性可以避免整體犯錯的可能。

當今世界動蕩的原因之一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本土化所引發的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形同虛設， G7和G20也都無法協調大國之間的分歧與矛盾。全球事務由美國拍板的模式已無法繼續。面向未來，全球化向縱深發展過程中需要建立起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打造出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

中國傳統哲學和儒家思想講求「和而不同」，這與美國所主張的普世價值觀有著本質的區別。從倡導多元和包容的角度看，「和而不同「是更加積極的價值觀。中國「和而不同」的新哲學思想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更加積極的「普世價值」被用於全球治理，至少可以成為一個對現有價值觀的補充。

其三，人類集體短視行為。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從西方到東方，從政治到經濟，為了解決自身社會發展矛盾和人的利益問題，各國政府與商界幾乎都沒有長線考慮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人類的集體短時行為到了極致。沒有長線戰略思維，必然會產生危及人類生存的環境惡化和氣候變暖等重大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從治理結構入手，引入有利於長線考慮的因素。

中國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燦爛的文化和豐富的應對變革的經驗。以史為鑒，中國會比美國更加清楚導致朝代更迭的社會性顛覆因素，從而會從長線角度考慮考慮建立穩健、持久的發展模式。總之，在應對人類重大發展問題和全球重大挑戰方面，傳統中國文化在「道」層面上的思考是領先西方主流價值觀的。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天人合一」和「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和發展理念如果能夠被世界所重視和採納，從長線一百年、兩百年看，全球被中國化將可能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和包容性增長產生更大的正面、積極的價值。

我們已然置身於一個大變革時期。無論是現實賦予的任務還是歷史和傳統的召喚，大國崛起的今天，中國應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與擔當。正如古代中國為世界貢獻的四大發明和燦爛文化與文明，英國為世界帶來的工業革命，美國所帶來的創新。面向未來，中國有責任在解決人類發展與文明進步上做出更大的貢獻。從歷史觀和全球視野看，中國應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明確、直接的闡述自身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在制度形態選擇、新社會契約等方面堅持「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堅持「天人合一」的發展理念，讓世界更加理解和尊重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