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韓國人又準備「申遺」了

一說起「申遺」，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韓國人。

一名韓國小朋友從首爾一座寫滿漢字和韓文的幕牆前走過。（新華社/圖）

韓國人又準備「申遺」了！《北京日報》11月18日的報道稱，這一回，他們瞄準了漢字匾額。說起來，這些年來挑動我們神經的韓國「申遺」項目真是不勝枚舉。有一個「申遺控」的鄰居，難免會讓中國人很不爽。什麼都是韓國人的，那「拷貝貓」（Copycat）是不是韓國人的啊？

生氣歸生氣，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講道理。

國產劇《女醫明妃傳》熱播時，一些觀眾就發覺它和韓劇《大長今》的畫風相似：都講宮廷女醫的故事倒也罷了，明朝皇帝穿得和朝鮮王一樣一樣的。難道說，「韓服」也是從「漢服」抄來的？

「韓服」是韓族的傳統服飾。現代韓服主要由赤古里上衣、巴基褲和高腰裙組成，這也是我們最熟悉的韓服形制。

李氏朝鮮風俗畫家申潤福所繪男女服飾，與現代韓服幾無差異。（網路圖）

根據現有史料，韓服的式樣最早能上溯到朝鮮半島的三國時期。

當時，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服飾雖各有特色，但大體呈「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格局，可劃入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系統。不過，它們與現代韓服的樣子實在差得有點遠。

在高句麗古墓壁畫中，男子頭戴插鳥羽的帽子，身穿交領左衽短襦和大口窮褲，而女子則著交領左衽長袍（袍下現褶裙）。（網路圖）

在講述新羅歷史的韓劇《善德女王》里，兩位公主的襦裙和帔帛乃仿唐制。

那麼，韓服是怎麼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呢？毫不誇張地說，同期的漢族服飾是這一過程的幕後推手。在歷史上曾先後統一過朝鮮半島的政權分別是新羅、高麗和朝鮮，它們的服飾都曾深受同時期漢族服飾的影響。

新羅自真德王三年起「始服唐朝衣冠」，到了文武王四年，連婦女服飾也被規定依從唐制。

到了高麗王朝，其服飾在近五百年內發生過三次「變臉」：初期，高麗繼承統一新羅時期的舊制，故間接受到唐宋漢服的影響；中期，高麗開啟了世子入元為質和聘娶蒙古公主的「親元」模式，使其服飾盛行「蒙古風」近百年；後期，辛禑王下令改依明制，恢復了漢族服飾的「樣板」地位。

明初，高麗大臣李成桂廢王自立後，建立「朝鮮」。此後，李氏朝鮮延續高麗的「親明」政策，一直以藩屬國的身份對明行「事大」之禮，並通過「請服」與「賜服」的頻繁互動，實現服飾的全盤「漢化」。正如朝鮮人崔溥的《漂海錄》提到：「蓋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

現代韓服是以李氏朝鮮的服飾為底本進行改良的，但基本沒有跳出明朝漢族服飾的「窠臼」。

可以說，韓服的演變多以漢族服飾為藍本，而最佳藍本又往往來自中國王朝的賜服——「賜服」正是宗主國對藩屬國的一種賞賜形式。

在中國王朝的朝貢體系中，不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幾乎從未缺席，而李氏朝鮮甚至是明朝最得寵的藩屬國，在明亡後乃以「小中華」自居，雖向清稱臣，卻堅持沿用明制，以繼承漢文化的正統為傲。幾與明清相始終的李氏朝鮮延續了五百年，距今不遠，顯然會給現代韓國的文化打上深刻的「大明烙印」。

和服為什麼就沒事？

東亞諸國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古代中國的影響。比如說筷子，韓國人用，日本人也用。奇怪的是，關於韓國人抄襲中國的流言很多，而關於日本人的就很少。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不妨還拿衣服來說吧。現代和服脫胎於奈良時代，在平安時代經過較大的修改，並於江戶時代最終定型。也恰恰是在奈良時代，日本接受過大量的唐朝賜服且仿照唐《衣服令》來規範朝參之服，開啟了服飾「唐風化」的進程。只不過，和服在演變過程中很早就轉向個性化發展，並逐漸內化了漢族服飾的影響，所以它如今的樣子已和漢族服飾的形制很不一樣。

除了和服，日本在建築、語言等方面也保留了明顯的「唐風」痕迹。

然而，孤懸海外的日本經常遊離在「華夷秩序」之外，甚至很早就萌生了「對等外交」的意識，如日本聖德太子給隋煬帝的國書，在開頭就毫不客氣地稱「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書」。在經歷了入侵朝鮮半島卻被唐軍大敗的白江口海戰後，日本才徹底服氣，老老實實地派出遣唐使，用百分百的努力來學習漢文化。

此後，由於與元朝斷了正常邦交，與明朝的邦交也斷斷續續乃至徹底中斷，日本就再沒有過全盤「漢化」的時候了，這使其在發展民族文化方面較韓國走得更遠。

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加工能力向來為人所稱道。以漢字的使用為例，東亞文化圈中曾通行漢字的國家，如韓國、越南等，都陸續廢除漢字，而日本沒有，儘管它在上千年前就發明了平片假名（有別於漢字的日語表音符號）。但使用漢字卻未妨礙日本發展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反倒成了它對現代漢語進行「反輸入」的橋樑——我們所熟知的很多科技文化辭彙（諸如「科學」、「民主」）和網路新詞（諸如「正太」、「蘿莉」）都是從日本傳入的。

日本人吸收發展文化的能力強，韓國人就真的是喜歡抄作業的拷貝貓嗎？

事實上，曾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韓國「非遺」項目——江陵端午祭風俗、暖炕技術和拔河運動，在形式、內涵乃至起源上都跟中國扯不上太大關係。

江陵端午祭是韓國江陵一帶民間祭拜吉嶺大神的民俗活動，在內容上類似薩滿文化的成分更多一些，也不是韓國的全國性節日。（網路圖）

韓國暖炕為「通炕」，是一種地熱式採暖技術，而中國火炕多為「邊炕」或「半炕」。（網路圖）

韓國村民和遊客在「金堤地平線節」上參加傳統拔河比賽。

另外，「申遺」既非「商標註冊」，也不同於「專利申請」，並不具有排他性。即便是同源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的國家也可以各自申報，互不相礙，更不受先後順序的影響，這是因為傳承與流變的過程可能催生不同的文化特質，它們都值得尊重和保護。

日韓兩國雖然都曾大力學習漢文化，但其歷史過程有很大不同。

韓國的最後一個封建政權——李氏朝鮮，深受明朝的影響。到了清朝，朝鮮使臣進京朝貢時甚至還穿著「山寨版」的大明服飾。可以說，正是李氏朝鮮近五百年的全盤「漢化」讓現代韓國保留了相當顯著的漢文化特質，但這一特質也是現代韓國比較抗拒的。

而日本對中國「大抄大搬」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唐朝，在上千年的改良中，已發展出獨具民族特質的文化，甚至不需要通過廢除漢字來撇清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就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力。

另外，這與中國人看待韓國與日本的心態不同也有關係。

在歷史上，中日之間常常是一種對等的外交關係。然而，在過去相當漫長的歲月里，中韓關係幾乎一直是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係。不少中國人看待韓國時仍殘留著一種「自古以來」的優越感。試想一下，小弟居然剽竊大哥的文化去「申遺」，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中國人也不能忍。

很多中國人把「申遺」誤當成爭奪文化發源地的途徑，而這種誤會可能也恰恰反映了一種對本國文化不自信的態度，即需要通過確認文化發源地來鞏固優越感。

然而，在當今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輸入，這種優越感往往顯得底氣不足——我們甚至對自己的文化也沒有足夠的認識與了解。比如，中國的「二十四節氣」於11月30日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試問我們身邊有多少人不問度娘就能按順序背出「二十四節氣」呢？這恐怕值得所有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