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TY-【現代心理學對人性的研究與解讀】

06-21

——以「小悅悅」事件為例，提升群體事件洞察力

一、悲慘事件回放

時間：2011年10月13日下午5點多鐘

天氣：風雨交加

地點：佛山南海大瀝鎮廣佛五金城

人物：2歲女孩小悅悅、18個路人和撿垃圾阿姨陳賢妹

事件：小悅悅外出玩耍，不慎在馬路上被一輛麵包車撞倒並碾壓，隨後肇事車輛逃逸；幾分鐘後又被一小型貨櫃車碾過。7分鐘內，18個路人經過小悅悅的身邊，都對此冷眼漠視，無一出手相救，也沒有一人撥打110或120。只有第19名拾垃圾的阿姨陳賢妹上前施以援手，把小悅悅救起，隨即小悅悅被送去醫院全力搶救，但因傷勢過重，最終於21日0時32分去世。

「小悅悅事件」的報道

影響：此條新聞被國內外媒體紛紛報道，引起了軒然大波。如美國CNN將此條新聞登上了頭版，日本朝日電視台也在時政欄目中專門點評此事。國內很多意見領袖、網知名友紛紛表示這是我們近些年來由於經濟發展速度過快、過分追求物質享受而引發的集體道德淪陷。甚至有國外媒體直接評價「中國現在是一位金錢富翁，但是毫無疑問，同時也是世界上精神最貧窮的國家」，「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已經到了崩潰的地步」等等。小悅悅的遭遇震驚了全社會，也牽動了億萬人的心。一些大型網站也以「請停止冷漠」發布官方微博號召廣大群眾引以為戒，紀念離開我們僅兩歲的王悅小朋友。體制內也有聲音針對「小悅悅事件」，呼籲民眾要進行認真反思，採取積極有效的行動，努力提升全社會道德水平。

助人為樂一向是人類社會中的美好事物之一，也是社會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著名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者達爾文曾指出，「經過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有利他天性的生物更有可能促使他們的物種留存下來」（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也通過實驗證實了這一觀點。在人類的發展歷史上有甚多這樣的例子。如，抗日戰爭時期，國難當頭，一些仁人志士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喚起全體民眾的覺醒，組成聯合統一戰線，積極抗日，保家衛國，讓國家和民族得以保存下來。同時，通過對年幼兒童經過長期的觀察和研究，許多西方的社會學家也證明了人類天性中有利他行為的傾向。然而，2011年10月13日下午廣佛五金城發生的這起「小悅悅事件」，7分鐘之內有18個路人經過，竟然無一人出手相助，甚至沒有一人給120、110打一個電話，這讓我們震驚的同時，不得不反思：為什麼會發生「小悅悅事件」？這件事不僅僅是見死不救，更多的反映了當前的社會現象，這一社會現象，折射出的人性讓我們羞愧和難以接受。人性到底為何如此「冷漠」和「殘酷」？發生質變了嗎？在此，筆者想從心理學的角度與大家探討和分享，以「小悅悅事件」為例，希望通過對此事件的進一步解讀，讓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人性的弱點和心理現象，提升自我覺察能力，自省自斟，不斷培養健全人格，以避免類似「小悅悅事件」的悲劇重演，並對社會群體事件有更人性的洞察。

二、心理學角度的解讀

台灣著名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提出，現代心理學可分為兩大領域：一是人格與社會心理學，二是實驗與認知心理學，人格、社會、實驗、認知也因此成為了心理學的四個支柱，其它的心理學分支都是在這四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格是指「穩定的行為方式和發生在個體身上的人際過程」([美]JerryM．Burger，2004)。人格心理學從個體本身出發，探究個體內在的特徵如何影響個體的行為與心理；人格心理學主要有六大流派，本文重點運用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論來解讀。社會心理學是對人的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規範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根據個體本身的特性，探究個體與社會的種種關係，目的在於了解各種社會因素對個體及群體行為的影響；實驗心理學探究研究方法問題，所有的心理學研究都是以它所提供的方法為基礎；認知心理學探究的是過程和機制問題，它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心理現象發生的規律（侯玉波，2008）。

（一）自然環境有可能影響利他行為的發生

「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沒有出手相助有可能和當時環境有關。事發時真是風雨天的黃昏，且事發地點是個嘈雜忙亂的五金市場店鋪經營區，根據有些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發現，在一定的時間內，個體只能對一定數量的刺激作出反應，過多的刺激會促使一個人的利他行為減少。「人們較有可能在晴朗的天氣里幫助他人，而較少在寒冷和颳風的天氣里幫助他人」（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此外，不知是因為噪音可能破壞了一個人的心境，或分散了人們對他人需要的注意力，或噪音的刺激讓人們難以承受等，有噪音的地方，也會使利他行為減少。

（二）關於人性的心理學實驗

關於「人之初是性本善，還是本惡？還是無善無惡」？自古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困擾著人們，並引起普遍爭論和探究。在中國，儒家哲學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戰國中期的孟子最先主張「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他認為人生來就具有天賦的「善端」，具有一種先驗的道德觀念的萌芽，這是人異於禽獸、高於禽獸的本質的特徵。國外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和法國哲學家盧梭。而我國戰國中期的思想家荀子卻主張「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他認為，人生來性就是惡的，後天教育可以由惡變善。國外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歐洲思想家奧古斯丁、馬基雅弗利、霍布士、叔本華等。基督教《聖經》里的原罪說也是一種典型的性惡論。而同樣是我國戰國中期的告子又主張「無善無惡論」，他認為：「性無善與無不善也……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國外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首推英國近代思想家洛克的人心白紙說。該學說認為人之初，根本不存在善與惡的問題。善與惡的是非觀念和道德品質，都是後天的社會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

「只有當人性的某些特質在社會生活中轉化為行為方式，產生了對他人有利或有害的影響，就有了善惡之爭」。人性的善惡之爭，實質就是人性的自私與無私、利己與利他之爭。人性到底如何？心理學家為此做了大量的心理實驗，其中著名的心理實驗如下：

1、「好撒馬利亞人」實驗

通常來說，虔誠的宗教信徒常會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不過這些樂善好施的行為是否能夠始終如一呢？有心理學家對此提出了質疑。1973年，美國普林斯頓的心理學家約翰·達利和C·丹尼爾·巴遜針對宗教信仰對助人為樂的影響做了一項值得關注的心理實驗。受試是一群全球頂級神學院的實習牧師，請他們依據「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準備一篇佈道詞，並將他們分為A、B兩組。「好撒馬利亞人」寓言源自《新約聖經》「路加福音」（10：25-37）：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受了重傷，躺在路邊。有祭司和利未人路過但都不聞不問。惟有一個過路的撒瑪利亞人不顧隔閡，動了善心幫助他，在需要離開時自己又出錢把猶太人送進旅店。在以猶太人為主體聽眾的《聖經》宣講中，「撒馬利亞人」一般說來含有貶義，因為在民間，撒馬利亞人與猶太人互相不交往長達數百年。耶穌用這個寓言說明，鑒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因為猶太人自己的祭司和雖然是神職人員的利未人都見死不救，仇敵卻成了救命恩人，見義勇為者。寓言的末尾鼓勵大家都要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梵高的好撒馬利亞人故事油畫設計圖

這些實習牧師準備好佈道詞，心理學家告知他們需要到另外一棟距離不遠的建築內去佈道，並要求他們按照統一路線走過去，在途中事先安排好一名看上去顯然需要幫助的人，這個人頭朝下倒在一個門口，雙眼緊閉。每位受試經過他身邊時，他都會發出一聲足以讓人聽到的呻吟，並咳嗽兩聲。心理學家暗中觀察這些實習牧師，想要知道他們會不會言行一致，以幫助那名男子履行自己在佈道詞中所宣講的內容。實事上，雖然這些實習牧師走在去佈道的路上，且佈道的內容還是成為一名「好撒瑪利亞人」是多麼重要，但A組有一半的受試者徑直從這名男子的身邊走過，有些人其實是從他身上跨過去的。心理學家要求B組實習牧師他們必須儘快趕去佈道。這一次，竟然只有10％的實習牧師停下來對路邊的男子伸出了援助之手。這項實驗結果證明人們對路人的關注遠不及對自己是否守時的擔憂，揭示出許多與人性有關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人們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快節奏的生活如何助長了漠不關心的社會文化。當今社會現實也呈現出「說得好未必做得到」，「知行合一」更難，而這是我們嚮往民主的人士必須倡導和追求的，「嚴於律己、率先垂範」才能服眾，才能影響民眾。

「小悅悅事件」前18路人中的幾個店鋪當事人事後聲稱：「當時正在忙幹活，不在現場，沒有看見」，而小悅悅就倒在這些當事人的店鋪附近，有些當事人甚至都走過她的身邊，瞟了一眼。可見人性的「利己主義」、「自我中心」的弱點在實驗和現實的驗證和檢驗下，暴露無疑。而第19名路人撿垃圾的阿姨陳賢妹，身為社會底層，出身卑微，卻勇於救人，擁有一顆高尚的靈魂，正如耶穌用「好撒瑪利亞人」寓言說明的那樣：「鑒別人的標準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弱勢群體的道德力量不可小視。

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從人的利己本性角度分析人的行為動機，從理論上證明了「利己行為」也可以「利人」，「利己」的動機不僅是正當的，而且為了市場正常運作也是必要的。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既然是與生俱來的，只要利己行為發生在不違背現有法律、不危害社會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就是完全正當的，在道德上也具有合理性。但過度的自利就會導致自私，危及他人及社會。同時也與人的「惻隱之心」的本性和社會主流價值觀提倡的「慎獨、仁慈和正義」等美德格格不入。過度的自私自利，在道德上應予以拒斥。

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其所生活的環境，所交往的人都會對我們的身心言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即便是一些微弱的氛圍，也能對我們產生意想不到的作用。人類一方面依存於群體，另一方面又渴求自身的利益，看似十分矛盾。但人類對群體的依存，正是為了更有效的維護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也是為了種族的延續和優化，這一點從生物進化「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角度來說無可厚非。但人具有社會性，人在實現自利時，必須顧及他利，否則自利也是難以實現的。為此，我們提倡時時覺察人性的弱點，努力克服人性的弱點，向撿垃圾阿姨陳賢妹學習。

２、廣泛的旁觀者針對緊急情形的反應調查

1964年3月13日早上3點紐約昆士鎮，28歲的酒吧經理吉娣下班回家途中被素不相識的歹徒莫斯雷當眾襲擊並最終被刺死。據報道，歹徒刺中了吉蒂，她曾反覆尖叫，大聲呼救，先後驚動了兩邊建築物內的38名目擊者，他們起床開燈驚嚇了歹徒，歹徒逃離，然而並沒有一個人下樓保護受害者，幾分鐘後歹徒又返回再次刺傷吉蒂，又離開，最後還回過頭來再刺她。整個襲擊過程長達35分鐘之久，這38名目擊者看見吉蒂躺在血泊中，甚至沒有打電話報警，最後等歹徒走了，最後一名目擊者才給警察打了電話，而這時吉蒂已經死了。這件事經過《紐約時報》披露，震驚了美國社會，新聞評論人和其他學者都認為這38人是紐約人變態和不人道的證據，一些心理學家對此也感到疑惑不解，也有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旁觀者的淡漠是特定社會情境下的社會心理現象，而不是人性的本能反應。

為此，心理學家約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內著手開始了他們的實驗研究，以檢測他們的假設。這個實驗內容為不同環境下，「廣泛的旁觀者針對緊急情形的反應調查」，挑選了紐約大學的72名選修心理學課程的學生參與實驗。研究者每次將一名大學生受試帶進實驗室，分配安排在單獨的房間內，告訴他們這項實驗內容涉及都市大學生個人問題的討論，讓他們自認為自己是2人、3人、6人討論組的成員之一。要求每個受試在自己的房間內通過對講機向其他成員訴說，每次只准一人按照安排好的順序講話。交流過了一輪以後進行再第二輪，每個人對其他人的談話發表評論。並告訴受試在他們進行討論的時候主試不在場，「因為主試在場會影響討論進行」。這些不知情的受試其實聽到的每個小組裡第一個發言者實際上都是研究者的助手、一名研究生假扮的，而且他的發言都是事先錄製好的，他是本次實驗所假設的「假裝癲癇病發作，說話語無倫次的求職者。第一輪他說適應紐約生活和學習的難處，並坦誠自己在壓力的打擊下經常會出現半發作的癲癇（羊角風）狀態。到第二輪該他講話時，他開始變聲，而且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斷斷續續，結結巴巴：「我想我——需要——如果誰——能——幫幫我——因為——我——我現在——真的——不——行了，如果誰——能幫我——幫我出去——那太好了……因為我——我犯——病了，我的——的確——需要——幫——幫助，誰——來——快——幫我—一一下（哽噎）……我要死——了我……要死——幫——」（哽噎，然後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

實驗結果：以為是2人談話組的受試，有85%的學生衝出房間去報告有人發病，甚至遠在病人不出聲之前；以為是3人談話組的受試，有62%的學生這樣做；以為是6人談話組的受試，只有31%的學生這樣做。事後詢問這些受試學生，其他受試在場是否影響到他們的反應時，他們都說沒有，他們確實沒有意識到潛意識的巨大影響。實驗結論：受試認為旁觀者越多，越不會及時給予幫助。實驗證明了假設：正是因為一個緊急情形有其他的目擊者在場，才使得旁觀者無動於衷。這就是社會心理現象旁觀者效應，指當有人遇到緊急情況需要救援時，在場的旁觀者越多，站出來主動伸出援手的機率越小，救助行為出現的可能與在場旁觀人數成反比。

約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內針對旁觀者效應做了一系列的實驗，在實驗中，受試或是一個人進行實驗，或者同多名一起進行。實驗包括從房間的排氣口排出煙，一個女人摔倒並受傷，一個女生突然抽搐等。研究者記錄下在這些情況下受試是否干預，如果幹預，要花多長時間才行動。實驗均表明在有他人在場時，救助行為都會受到抑制。這進一步證明了他們的觀點：旁觀者效應的發生「更多是在於旁觀者對其他觀察者的反應，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於一個人『病態』的性格缺陷中」。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心理現象呢？心理學家認為，對某一件事來說，如果是個體被要求單獨完成任務，責任感就會很強，會作出積極的反應。在緊急情況下，如果只有他一個人能提供幫助，他會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因而很容易對求助者給予幫助；但如果有其他人在場，那麼，個體處於一種「匿名化「的狀態，提供幫助的責任就會減小，也就是說提供幫助的責任會擴散到其他在場的人身上，個體不清楚到底誰應該主動採取行動。而且個體不去幫助求助者的心理代價會減少，見危不救、見死不救產生的罪惡感、羞恥感會彌散到其他人身上，由大家共同分擔，產生「罰不責眾」的心態，所以旁觀者效應也被稱為「責任擴散」效應。況且，有時候旁觀者甚至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從而產生一種「即使我不去幫助，也會有別人去幫助」的想法，這樣更容易造成等待別人去幫助或互相推諉的情況出現，當然減少了利他行為，造成「集體淡漠」。同時，在突發緊急情況時，人們缺乏一定的心理準備，也缺乏具體的應對舉措，更是不太了解現場真相，如有其他人在場時，人們都試圖觀察別人的行為舉止以澄清事情真相和自己的模糊認知，企圖從他人的行為中尋找自己行動的線索和依據。

「小悅悅事件」發生的地點廣佛五金城佔地面積約40萬平米，商鋪2000多間，在全國五金集散地中享有盛名，這是一個規模龐大，人流密集的地方。事發之時，短短的七分鐘內，相繼有19個路人陸續經過，可見這件事的旁觀者不是少數。

3、服從權威實驗

1963年，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進行了這項具有創新意義而又很有爭論的研究，探討了人們關注的這個問題。米爾格蘭姆首先通過廣告和郵遞徵求信招來40名不同年齡和職業的男性被試在耶魯大學進行一次有償的學習實驗。告知被試實驗的主題是研究懲罰與學習效果的關係，兩人一組，並抽籤決定一人當老師，一人當學生（通過預先設計，被試總是抽籤扮演老師，而事先安排好的助手總是抽籤扮演學生）；老師的任務是朗讀配對的關聯詞，學生則要記住這些詞，然後，老師提出一個詞，讓學生從給出的4個詞中選擇一個正確的，如果選錯了，就要給予電極懲罰。每錯一次，老師就需要將電擊的幅度增加一級。

實驗的第一步是讓被試老師親自將「學生」牢牢的綁到電椅上，並在他的胳膊上綁上電極。「學生」的面前有一個標有A、B、C、D選項按鈕的裝置，這是用來回答被試提出的種種記憶問題的。之後，被試老師會被帶到有著電擊裝置的房間，坐到一台巨大的嚇人的控制台前，那上面有30個電鈕，每個電鈕上都標有它所控制的電壓強度，從15伏直到450伏。老師和「學生」彼此看不見，但可以通過有線電訊保持聯繫。米爾格蘭姆會通過一面單向玻璃觀察被試的行為表現。剛開始的任務還算簡單，但是，隨著單詞記憶數量的提升，「學生」的出錯率越來越多，被試老師在指出他的錯誤後，隨即給予電擊。75伏時，「學生」會發出呻吟聲；隨著電壓的增高，「學生」喊出聲來：「電擊已經弄得很痛了」；慘叫：「我受夠了，放我出去！」、「我有心臟病，我要立即退出實驗！」，「學生」哀求，猛擊桌子，撞擊牆壁；最後停止叫喊，似乎昏厥過去了。在整個實驗過程中，主試不斷督促被試老師：「你必須繼續下去，必須予以電擊。」主試還說，一切責任由他承擔，與扮演老師的被試無關。

在這種情況下，有佔65%的26個被試老師服從了實驗者的命令，雖然他們聽到了「學生」叫喊哀求，顯出極大的痛苦，但還是按照主試的命令，不斷加大電壓等級，直到450伏。實際上「學生」並沒有受到任何電擊，呻吟、喊叫和拳打腳踢等等，都是事先錄製好的，實驗時僅是播放錄音。被試老師對這一切一無所知。這項實驗結果令人震驚和不可思議，因為本實驗前，米爾格蘭姆曾經讓耶魯大學的學生對實驗結果做過預測，平均預測結果僅僅是1.2%，也就是40人中只能有半個人會將電壓等級調到最高。實驗結果遠遠出乎意料，很具有諷刺意味。

實驗揭示了：在通常情況下，「當一種要求用命令的形式出現時，人們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必須服從的壓力」（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尤其是那些地位高、有威信的人所說出的話和做的事更容易引起別人的重視、確信並仿效。一旦權威者認定了某事，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就可能成為人們處理類似事件的參考標準，這就是權威效應，也叫權威暗示效應。而如果一種命令是違反社會道德的，甚至是慘無人道的，一旦是由權威者發出，人們也習慣於服從，因為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敢做惡，既然權威者發話，人們就有理由把責任推卸到他們身上，而把自己當做僅僅是執行者而已，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受不到良心的譴責。這現象可以從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種種滅絕人性的行為中取得明證，文革中的打砸搶、武鬥行為也是明證。

美軍營地虐待俘虜

權威效應的負面效果對個體來說更多的則是一種經驗，影響個體今後的行為，尤其面對緊急情況時，人們在採取救助行動前，更有可能思前慮後，優先考慮明哲保身。比如2004年南京法院審判的「彭宇案」就影響深遠：當事人彭宇因為扶起被撞的老人卻被老人告上法庭，還被判罰13.6萬元（最終賠付4萬元）。法庭這樣的處罰產生了強烈的負面權威效應，以後類似的事件不斷見諸報端，加上全社會對此事的熱議，無形中也放大了「善有惡報」帶來的負面效應。「小悅悅事件」中，就有路人事後對記者坦誠：「別人都不敢去救，我也不敢去救了」，這裡面就含有恐懼心理。而恐懼什麼呢？為什麼會發生呢？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榮格認為人們的恐懼來自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人類遠古的祖先在以往的歷史演化進程中，為了生存，與自然災害等抗爭遭受了心靈的驚嚇而作為共同經驗留存在記憶中，世世代代遺傳給了後人，並被壓抑在了每個人的潛意識中，所以每個人都有恐懼的天性。潛意識無時無刻不影響人們的行動，在集體恐懼心理的基礎上，遇見緊急情況時，人們優先考慮的當然是保護個體的利益不受損失和傷害，再聯繫客觀現實社會的具體教訓，讓人們深感「行善有風險」，「出手要謹慎」。做好事還遭惡報，誰還敢冒險救人呢？

4、相符實驗（從眾心理實驗）

1952年，社會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設計實施了一個實驗，研究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響，而違心地進行明顯錯誤的判斷。他找來被試大學生，讓他們對一些相對清楚的視覺刺激物進行判斷，尤其是讓被試清楚地意識到，別人的意見與自己看到的東西完全不一樣。阿希讓5、7、9名男大學生被試分組輪流坐在一張會議桌周圍，並依次指定為1到5、7、9號。實際上，只有6號是真正的被試，其餘的都是阿希的助手，但是6號本人是不知情的。主試事先準備了18套卡片，每套兩張，一張上畫著一條標準線段X，另一張上畫著3條長度不等的線段a、b、c，其中只有一條與線段X等長。主試讓幾個被試依次回答線段a、b、c哪條與線段X等長。前6次，主試的助手都作出了正確的回答，被試的回答也正確。但從第7次起，幾個助手都異口同聲地說出了一個錯誤的答案，該被試回答了，他開始迷惑，顯得無所適從甚至驚慌失措。實驗結果是，被試居然平均有33％的人次屈從於群體的壓力，選擇助手們的錯誤答案；有74％的被試至少做了一次從眾的判斷；僅有1/4——1/3的被試沒有發生過從眾行為，保持了獨立性。可見「相符現象是一種較為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是人一種直接的、感性的心理反應，不能與隨波逐流和喪失原則混為一談」（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

相符實驗（從眾心理實驗）

相符現象又叫從眾心理現象，常被稱為「羊群效應」，指個體的認知和行為通過向社會壓力妥協讓步而符合群體的、社會的標準和規範。它既有積極的意義也有消極的意義。它的積極意義表現為在很多情況下，個體認知和行為符合公眾或多數人規範，有利於步調一致，整合資源，提高活動效率，實現目標。而他不利的一面就是，針對同一件事，人們的言行舉止容易感性地隨大流而不去獨自思考事件的意義；即使是錯誤的言行，如果大多數人贊同，個體也很容易附和或默許。這是因為人們普遍具有社會比較心理，關心他人是如何評價自己的。一般來說，人們都儘力要像他人那樣去做相對社會性安全的事情，以免自己的言行舉止不當遭到他人的嘲笑。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個體沒有應對經驗，無從下手，容易驚慌失措，更擔心去做沒有預料的、超出常規的行為，會不會顯得比他人愚蠢可笑，所以通常會左右觀察在場的其他人的反應，以決定自己如何去做。這種相符效應會給人帶來很大的壓力，尤其是對於那些習慣了從眾的人，還會形成一定的心理模式，即使在單獨行動時，仍然會按既有的行為模式去表現。

「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並不是同時集體圍觀者，而是在7分鐘內先後陸續經過此地，但他們都沒有主動採取救助措施，甚至都沒有打一個120或110電話，這些行為就是變相的從眾，這可以從他們事後對記者的表述中看出：「別人都不敢去救，我也不敢去救了」，「我以為別人已經報警了呢」等。這樣的心理現象類同於1964年美國紐約發生的酒吧女經理被害案中，當時公寓中的38個目擊者的行為反應，這就是負性的相符效應。

5、破窗效應實驗

1969年，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進行了一項實驗，他用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做道具，把其中一輛摘掉車牌、打開頂棚後，停在相對雜亂的社會底層集聚的紐約布朗克斯區，結果當天這輛車就被偷走；把另一輛完好無缺的汽車停在中產階級社區加州的帕洛阿爾托，結果一個星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鎚子將這輛汽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在意料之中，僅僅過了幾個小時，它就不見了。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破窗效應」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一幢建築物被打破了一塊窗玻璃，且沒有及時更換維修玻璃，那麼經過這幢建築物的路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而不由自主地去打爛更多的窗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們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行為就會滋生、蔓延、猖獗。這一效應啟示人們，任何一種負面現象的存在，都會產生暗示效果，傳遞著某種信息，從而導致不良現象無限蔓延擴展，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這就好比「千里之堤毀於蟻穴」。

2004年「彭宇案」發生後，社會熱議很多，很多人為彭宇抱屈，認為彭宇案判決有問題，但主流民意並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而是選擇了沉默和不作為。後來全國各地類似的事件不斷發生，正義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得到應有的張揚，做好事被誤解甚至要承擔莫須有的責任，這樣就讓善心被傷害，善行流失，冷漠橫行。可見「彭宇案」的判決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發酵為「破窗效應」。2歲幼童小悅悅兩度被汽車碾壓，血流遍地，呻吟掙扎，經過的18個路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沒有一個出手相救，這也正驗證了「冷漠」在人群中的傳染。

（三）外部現實社會與人的社會化的交互影響

1、社會心理學中關於人的社會化

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社會交往，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地生活。從出生到死亡的過程，也是每個人從自然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個體通過與社會的交互作用，知道了社會或者群體對他的期待，並逐漸具備實現這些期待的條件，且將外在於自己的社會規範、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標準，適應並吸收社會的文化和要求，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成員，更好地生活，這一過程就是社會化。人的社會化內容相當廣泛，而建設和諧社會與個體道德社會化的程度密切相關。在此筆者以「小悅悅事件」為例，解析個體道德社會化過程與社會風氣的關係。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正麵價值取向，起著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道德具有時代性，不同時代的道德觀念都會有所變化。道德社會化的過程就是個體將特定社會所肯定的道德規範逐漸內化的過程。由此可見，社會風氣尤其是特定社會的文化、大眾傳播媒介對人的社會化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2、人格心理學中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論

19世紀中葉，德國的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提出了能量守恆定理。這個定理說明，「能」實際上是一個量，它可以相互轉換，但不可以被消滅；當能在一個系統的某部分里消失時，它就一定會在該系統的其它地方出現。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分析流派的鼻祖弗洛伊德贊同了這一定理，由此開創的「動力心理學」便是研究人格中能量的轉換與改變的。

弗洛伊德認為人格是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之內包含著彼此關聯且相互作用的三個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個部分在不同時間內，對個體產生不同的作用。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這是「我」的自私部分，與滿足個體慾望有關，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慾望、衝動和生命力。是一個原始的、與生俱來的和非組織性的結構，是人出生時人格的唯一成分，也是建立人格的基礎。本我是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慾望的體現者，是心理能量的基本源泉，是本能的中心所在，為人的整個心理活動提供能量，強烈地要求得到發泄的機會。自我即是指現實生活中的「我」，是個體出生後，在現實環境中由本我分化發展而產生的。「自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滿足本我衝動——但以考慮情境現實性的方式進行」（[美]JerryM．Burger，2004）。個體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逐漸學會了不能憑衝動隨心所欲，他們逐步考慮後果，考慮現實的作用，並學習如何在現實中得到需要的滿足。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一書中把自我與本我的關係比作騎手和馬的關係，馬提供能量，而騎手則指導馬的能量朝著他想去的方向前進。但也有時會出現不合理的情形，即騎手必須得按馬自己所要去的方向來指導他的馬。超我是從自我中發展起來的，是人格結構的第三部分，代表社會的、特別是父母的價值和標準，是人格的理想部分，居於人格結構中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充分發展的超我有「自我理想」和「良心」和兩部分。「自我理想」與兒童心目中父母的道德觀念相吻合，是兒童獲得獎賞而內化了的經驗，要求自己行為符合自己理想的標準，也就是規定著的道德標準。「良心」則與兒童心目中的醜惡概念相一致，是兒童受懲罰而內化了的經驗，它規定自己的行為免於犯錯，負責對違反道德的行為做懲罰（內疚）。超我的主要功能是控制行為，使其符合社會規範的要求。

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關係圖

弗洛伊德認為，本我遵循著「唯樂原則」工作，弗洛伊德說：「我們整個的心理活動似乎都是在下決心去追求快樂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動地受唯樂原則的調節。」所謂「唯樂原則」是指想要什麼就要什麼，想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要，一點也不顧忌現實。自我遵循「現實原則」，如果不能在現實中立即滿足，它就會遷就現實。超我遵循道德原則，要求自己至善至美。

3、當前社會道德現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社會競爭日益激烈，我國的物質財富得到了空前的豐富，而精神文明的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尤其是價值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轉變，各種價值觀相互衝擊，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實現的思想影響下，加之社會轉型過程中積累的一些問題，造成人的私慾急劇膨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也趨向功利化、世俗化。道德的底線是法律，而當前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並不完善，「執法必嚴，違反必究」並沒有充分體現，類似「彭宇案」中的諸位救人行為不僅沒有得到肯定反而因故被法庭判罰要承擔責任，法律不僅不去鼓勵讚賞行善者，反而將其陷於既不道德也不經濟的窘迫困境，可見社會價值觀出了很大問題，以致當前社會現狀呈現的是信仰缺失、信任缺失的狀態，造成集體道德淪喪。為此也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關注，呼籲全民加強道德修養。

在傳統社會中，人的活動範圍相對有限，人際交往以及個體與社會的互動主要依靠血緣和地緣展開，人際信任的保障機制主要是彼此關係加上人格魅力，如良好的人品、聲望、學識等，這就讓大多數人非常注重個人修養的提升。而當今，隨著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個體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大，不得不更多地與陌生人打交道，有時與陌生人的交往僅此一次。傳統的熟人社會變成了現代的陌生人社會，彼此的關係難以覆蓋所有方面，人與人之間也很難在短暫的時間內彼此了解，產生鏈接，更別說互助互愛了。而廣州作為全國一線城市，人口龐雜、混亂，流動性快，認識率低，更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相對，漠不關心。佛山南海廣佛五金城的人情關係更是冷漠，有些店鋪至少都開5、6年了，隔壁和對面檔口的老闆和員工彼此都不認識，有的也只是面熟，交往很少：「平時基本上不來往，他們做他們的生意，我們做我們的生意」、「除了要去給客戶送貨、對賬、去銀行匯款，幾乎就不出檔口」。

4、個體和社會現實的交互作用

弗洛伊德的動力心理學認為，個體是一個複雜的能量系統，由「心理能」掌控本我、自我和超過的運轉和作用。人格可以獲得的能量是守恆的，人格中某一系統獲得能量後，其它系統就會喪失相應的能量。人格的動力狀態是由能量在整個人格中的不同分布決定的，而一個人的行為則取決於其所具有的動力狀態。本我是生理遺傳的心理表現，是生物進化的產物；如果能量停留在本我，個體的行為就具有衝動性，是個原始慾望人。自我是客觀現實相互作用的結果，是較高級的精神活動過程的領域；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自我所支配，個體的行為就顯得很實際，是個社會現實人；超我可以說是社會化的產物，是文化傳統的運載工具；如果大部分能量被超我控制，個體的行為就很有道德，是個良心道德人。在一個健康的人格之中，三部分人格能量基本均衡、協調，也必須依賴這三種力量維持平衡，才能保持個體的心理正常，生活平穩和順利。否則就會導致心理失常的產生，危及人格的發展。

本我是原始慾望人，自我是社會現實人，超我是良心道德人，可見，個體的道德體現在超我身上。美國心理學家雷斯特認為，個體的道德是類型特別的一種個體社會價值觀，它與協調社會中個體間的種種合作關係有關，也與解決個體間發生的種種利益衝突有關。個體的道德源自其自身的發展之中，是人格的超我部分，超我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通過內化道德規範、社會文化及價值觀念而形成，是人格中專管道德的司法部門，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個體的道德又源自社會環境，因為群居生活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特點，人們在交互作用中即需要競爭、合作和協調、又需要竭力避免矛盾和衝突，道德在這方面起著制約、調節的作用。而個體人格中超我軟弱的時候，自我容易體驗到罪惡感和羞恥感，產生道德焦慮。如果整體社會的道德標準都在淪陷，個體的道德焦慮就會減少，從而「心安理得」地去干一些事情。

隨著當今社會的變軌轉型，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各階層差異越來越大，個體承擔的社會壓力越來越大，貧富不均、貪污腐敗、拜金主義等現象層出不窮，各種價值觀相互衝擊，社會集體道德不斷在掙扎中淪陷。當個體原來的自我和社會現實發生激烈衝突時，為了儘快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保持人格的相對穩定，維護心理平衡，自我需要進行適當調整，由此超我，本我都開始變化。而人的本我，其實很難改變，那就可能調整超我，否則人格便會發生扭曲甚至分裂。這調整的趨勢必然會讓個體在繼續社會化和再社會化的過程中根據環境與自身狀況的變化而承擔新的行為模式，或者「有意改變原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建立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全國13所高等院校《社會心理學》編寫組，2003）。同時，因為當前整體社會的集體道德的日益淪陷，個體的作為良心道德人的超我從現實社會中獲得的道德能量逐漸減弱，以致個體的作為原始慾望人的本我不斷顯露、膨脹，為了再次繼續保持人格的相對平衡和協調，個體的作為社會現實人的自我在調和本我和超我關係中，再次扮演著十分困難的角色。正如弗洛伊德所說：「一仆不能同時服侍兩個主人，然而可憐的自我卻處境更壞，它服侍著三個嚴厲的主人，而且要使它們的要求和需要相互協調。這些要求總是背道而馳並似乎常常互不相容，難怪自我經常不能完成任務。它的三位專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個體的自我為了整個人格的利益與外部世界進行「貿易往來」時，不得不考慮當前外部現實社會的道德現狀，以及超我和本我的變化，不得不再次妥協、順從，從而變得越來越冷漠、自私自利，以滿足人格「健康」發展的長遠需要，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個體的利他行為的產生。如果社會成員中大多數都有如此傾向，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又影響、制約著整體社會道德文明的建設進展，讓身處其中的個體深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三、面對緊急情況，應對舉措

道德缺失，信仰缺失使得我們對生命少了幾分敬畏，使得我們對生活少了幾分虔誠。「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面對弱小的、無助的、躺在血泊中的兩歲幼童，或視而不見，或冷眼相對，見危不救，毫無惻隱之心的表現，也是對此的驗證。由此可見，加強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非常重要，迫在眉睫。互聯網上發出的「拒絕冷漠、傳遞溫暖」的公民行動更是人性的群體覺醒，但願小悅悅的不幸離開，真的可以喚醒全社會的道德覺醒，真的可以換來人們道德感的提升。（至於法制健全等問題不在此文研究範疇，請諒解。）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有些旁觀者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心有善意，想去幫忙，卻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做，心急如焚，手足無措，以致錯失良機，最終導致幫助延誤或悲劇發生。由此，筆者建議大家平時多學點心理學知識，了解人性的特點和弱點，尤其是多學點應用心理學知識，做生活的智者。同時我們要多接觸社會，了解社會現象，吸取教訓，多學習一些求生、防護本領，多準備一點預防措施。

當我們自己遇到緊急情況需要他人援助時，我們要努力保持鎮靜，觀察四周，積極尋求他人幫助。如果旁觀者漠視或猶豫，我們可以立刻大聲向他們呼救，呼救內容要具體明確，指向某個具體的旁觀者，直接請求其出手相助。比如：請這位帶眼鏡的朋友趕緊幫我撥打110、120，以喚醒他的責任感。

當發現他人遇到緊急情況需要援助時，我們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採取積極的救助行動。如果我們經過專業的訓練或者擁有某項救人的技能，比如會游泳可以救助落水人員，我們可以立即挺身而出，下水救人。如果我們不是專業人員或自身無力直接救助他人，我們可以協助別人一起去呼救尋求幫助，或立即撥打110、120。

（根據2011年11月11日本人同題講座講稿修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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