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長樂路如此重要？
城市
每個人的命運，也是這條馬路的命運。
跟很多初到上海的美國人一樣，長樂路最初在 Rob Schmitz 眼中也是跟一些很大、很有歷史感的標籤聯繫在一起的，標誌是那個錦江飯店——據稱毛澤東來上海的時候住過，裡面有當年為數不多的恆溫游泳池，那裡還是《中美聯合公報》的簽署地——1972 年，尼克松總統與周恩來總理在這裡發布的這個公報，標誌著中國和美國結束對抗，這是冷戰時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與長樂路平行相距不到 200 米就是著名的淮海中路，這是上海最繁華的街道之一，美國駐上海的總領事館就在那裡。
長樂路在 20 世紀上半葉歸屬於法租界，前法租界是來到上海的外國人最喜歡的那部分上海。那個時候長樂路叫蒲石路，在共產黨接管這個城市之前，住著很多顯赫人物。
Schmitz 把家也選在長樂路，這是一個叫「匯賢居」的樓盤，這個由七棟高樓組成的小區開發者是來自香港的大名鼎鼎的李嘉誠，在 2010 年的時候，它差不多是上海浦西售價最貴的樓盤之一。「其中一座有 40 層樓高，如果把整個社區丟到我的家鄉明尼蘇達州，匯賢居會是全州第七高的建築物。但在上海，它不過是編織在數百棟形形色色摩天大廈之間的一組小塔罷了，」Schmitz 說。
Schmitz 的辦公室在與長樂路平行距離不到 1 公里的南京西路上。那是浦西另外一條著名的商業街，從靜安寺到他辦公室所在的人民廣場周邊，也是大上海繁華所在。
長樂路「有所保留」，Schmitz 說的是這裡的建築，道路小，晚上很少人，相比於南京西路上那些緊密排列的建築高樓，這裡的老建築舒適宜人，「這裡不會讓你感覺生活在一個有 2400 萬人口的大城市，能把你從現實中抽離出來。」Schmitz 喜歡在這條路上散步，梧桐樹蔭，咖啡館，潮流店，茶屋，沿街排列。
Rob Schmitz 是 NPR（美國國家公共電台） 記者，1996 年，他先是作為和平志願隊的志願者在四川自貢鄉下教書，後來到成都做記者，最後到了上海。
他趕上了中國變化劇烈的 20 幾年時間，做志願者時，他二十齣頭，拿著一百二十美元的月薪，超過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口。他記得居住的小鎮周圍貼滿了亮紅色標語「女孩也是人」，專用來警告那些因重男輕女而謀殺嬰兒的農村家庭。
Schmitz 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是 2010 年，中國發生了「驚人的轉變」，即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數以千萬的中國人白手起家擺脫了貧困。上海當年正在辦「世界博覽會」，與早年世博會舉辦城市通常擁有的勃勃雄心一樣，上海也正在經歷它的巔峰時刻。海寶——世博會的吉祥物——也比他在 1990 年看到的標語要可愛一些，雖然都是提醒大家今日中國正確的方向，以前是不殺女嬰，現在是要大家相信城市生活更美好。
那也是長樂路事後讓很多人回憶起來充滿留戀的時間段之一。
熊麒在長樂路完成了最初的時尚啟蒙。
「雜誌上看到的陳冠希、藤原浩等明星身上的潮物在長樂路都能看得到，」熊麒說。他的家位於南昌路思南路口，距離長樂路只有 10 分鐘步行距離，他過去經常到長樂路上的向明中學打籃球。
長樂路在這一段時間裡成了潮流首選之地。2006 年陳冠希和 Tom Chung、Michael Chung 聯手在長樂路 139-11 號上打造的 ACU 鞋店是中國內地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多品牌和高端球鞋集合店，也是全上海唯一發布限量球鞋的地方。
2008 年李晨和潘瑋柏從陳冠希手中接過 139-11，打造了 NPC。2010 年 NPC 招聘，接近 40個人面試最終選了 3 人，熊麒是其中一個。「我讀高中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NPC，」熊麒如今成為這潮流策動地的一員了。
那時候被熊麒認為是潮流文化最濃的階段。NPC 發行限量品的前夜，店鋪晚上關門前，門口經常排滿了長隊。有次一大早長樂路上就擠滿了三四百人，隊伍密密麻麻佔據了道路兩旁。
類似這樣的潮流盛宴在長樂路上時有發生，總會聚集著上海以及全中國愛好潮流文化的年輕人，他們一邊排隊一邊分享和炫耀著彼此的收藏。在當時年輕人的心中，「上海的潮流圈，大家說得出名字的只有長樂路，」 熊麒說。
這也是髮型設計師潘於蘭2009 年選擇在長樂路開店的原因，潘於蘭的兩隻手腕佩戴著黑色和金色的裝飾品，露出的兩隻光手臂和脖子上文滿了紅色和綠色刺青，「那個時候長樂路是潮人一條街，」他說。這多少和 2004 年盧灣區政府在長樂路延中綠地下打造的「都市風情街」分不開，這個地下商場開滿了各式潮流服裝店、玩具店。NPC 創始人李晨把這裡形容為「一個地下城市，一個屬於年輕人烏托邦一樣的存在」，他說，「大家都說這裡是中國潮流文化的一個發源地。」
Schmitz 偏愛長樂路也是因為這裡有著像 Godhands 一樣的小店，面積不大，但每家都有各自的特點。不過，長樂路正發生著變化。不少小店相繼歇業，取而代之的是像星巴克一樣的連鎖品牌店。過去路上的各式中餐也「升級」成了日料、法國餐廳。
他把這一切理解為城市「士紳化」的必經過程，隨著城市不斷發展，租金上漲，小店最終都會因為無法支付租金而被淘汰出局，而實力強大的連鎖店、開發商則會重新定義街區的面貌，「這很可悲，但不可避免，」Schmitz 說。
在 Godhands 工作的劉菁某次出差兩月回來後，附近關了 4 家店，「很誇張，當時我們覺得長樂路是不是要倒閉了？怎麼店都不見了？」 那是 2016 年。劉菁在這條路上工作 5 年多時間，她印象中一直撐到最後的只有 2-3 家潮店，包括 NPC、上野眼鏡和 Godhands。在她看來，這條街容不下「不夠酷」的店。
越來越貴的租金讓那些潮流小店生活艱難。
長樂路上的 Godhands 理髮店
長樂路的租金甚至開始高過一些大 Shopping Mall 的租金。潮流媒體 HYPEBEAST 的生活文化編輯 Ben Chueng 說，10 平方米的潮店 MU821 租金為 2.5 萬，上野眼鏡 5 萬，NPC 10 萬。潘於蘭說他的店在長樂路租金每年的漲幅都在 7-8%。
值錢的一樓沿街店鋪，租金通常是 2 樓的兩倍。潘於蘭最開始為了節省成本只租下了 2 樓，直到 4 年後才又擴張到了 1 樓。要想判斷一家店在長樂路的生存狀況，看看他們的樓層就一目了然——生意不錯的到一樓，撐不住的換到二樓。
潘於蘭認為自己是沾了長樂路鼎盛時期的光，從 2004 的都市風情街開始，好光景持續了近 10 年，2013 年開始，潘於蘭明顯感覺到人流減少，有一年過年期間店鋪仍在營業，但街上卻空無一人。潘於蘭把這歸結為租金上漲，店鋪則把租金轉嫁到商品上，嚇退了部分客人，加上 2010 年以設計師和潮牌為主打的三期新天地購物中心開幕都加速了長樂路的衰退。
幾乎同時期，NPC 的營業額也從最多時 100 多萬一月，下降到了 40 萬左右。
潘於蘭（左）在長樂路 Godhands 理髮店內
「大開發商對一個地區有想法，他們喜歡大的連鎖品牌進駐，當地的租金就會跟著上漲，小店最終會因為沒辦法付租金，被趕出去。對上海這樣的城市來說，這是很正常的事情，」Schmitz 說。
「正常」包括長樂路陝西南路路口正在修建的地鐵，包括工地邊上的星巴克，Schmitz 說他感到有些遺憾，「那些小店是大家去長樂路的原因，以前每 5 米就有一個小店，獨立又有趣，現在變成了一個大的商業區。」
「正常」可能也包括他說的「士紳化」。「我覺得長樂路變得更像是一個富人區了，」Schmitz 說。
時間久了，長樂路不再僅僅是那個藏著深厚歷史、如今充滿了時尚潮流感覺的街道。
更多秘密呈現在 Schmitz 面前。
Schmitz 的朋友送給他一個裝著 100 多封信的鞋盒。這 100 多封信橫跨近 40 年，最早的幾封信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通信雙方是一對夫妻，妻子住在長樂路 682 弄 70 號，丈夫（王銘）的地址則在 3000 多公里以外的青海勞改農場。
信件中展現出來的長樂路故事，很殘忍。
丈夫在 1957 年離開上海時，妻子剛懷上了家裡的第七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兒子。丈夫在信中知道了小兒子在長大，斷奶了、可以吃粥吃稀飯了，還知道了小女兒送人了——大饑荒來了，妻子不得已把她送給了鄉下產糧食的人家，妻子實在無力照顧 7 個孩子。「我被迫變賣掉我們所有的家當，現在只能領工商總局的福利津貼才能活下去。」妻子在信中說。
Schmitz 2012 年開始製作一檔播客節目，一直播到 2013 年，鞋盒裡藏著的悲劇故事是反響最大的一個。在上海住到第七年的時候，Rob Schmitz 2016 年整理了他播客的內容，出版了一本叫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長樂路）的書，被《經濟學人》評論為「微觀下的辛酸中國」。
辛酸總是各種意想不到——對於 Schmitz 的聽眾和讀者來說。
「戶口是我在長樂路上聽到最多的抱怨，」Schmitz 說，這也是他的美國聽眾所不能理解的「新知」。趙女士 1997 年從山東來到上海，成了長樂路上一個花店的經營者，她的大兒子六年級時到上海投靠母親，被上海比樂中學錄取，是班上的尖子生，但上大學的夢想在高中時戛然而止——因為沒有戶口，他必須回到山東讀高中。回到老家的大兒子已經不適應當地強大的應試教育，最終輟學。小兒子因為沒有父母照顧而得了抑鬱症，成了中國「問題留守兒童」。
在 Schmitz 講述的長樂路趙女士故事背後，是中國從 1997 年開始接下來的 10 年中，2.5 億中國鄉村人口離開故鄉，加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是中國 6100 萬類似趙女士的一對兒子這樣的留守兒童——大約佔中國兒童總數的五分之一。
在上海，有超過 40% 的外來人口，這意味著有接近 1000 萬人沒有戶口，他們的下一代都面臨著趙女士一樣的困境。「孩子中學的時候如果沒有父母的支持，會直接影響他們的表現和未來的成功，尤其中國的中學更為艱難，」Schmitz 說。
在 Schmitz 的視野之外，就在趙女士花店 100 多米外的弄堂里，住著和她一樣的外來人，來自江蘇的丁先生已經在長樂路和周邊收了 10 幾年的廢品。在他為我們講述的辛酸故事中，他經歷過兩次被「遣送」的歷史：一次被遣送到南京，當天他借錢逃回了上海，第二次被「賣」到了南通——當地接收站以 50 元一人買下來，再送到連雲港，繳納 200 元才獲得自由。
同一條弄堂里住了 30 多年的本地人秦先生，不用擔心 1990 年代讓外地人擔憂的「遣送」，但與趙女士或者丁先生的窘迫而局促的生活比起來，他的處境也並沒有好多少。現在他每天早上仍然過著倒馬桶的生活，「我沒有衛生間，只能往陰溝里倒，還能怎麼辦？」 在這裡生活的大半輩子，秦先生都只能在家裡放一盤水洗澡。他用「一塌糊塗」形容這裡的生活。儘管住在上海的中心，但卻過著難以啟齒的生活，一個不到 10 幾平米的廚房擠著 4 戶人家，燒飯必須等著同一個水龍頭。
推門出去，就步入上海最潮流的繁華市井。但這繁華是別人的繁華，潮流與他們無關。
來自明尼蘇達州的 Schmitz 最終發現這個 21 世紀初的上海與 20 世紀初紐約的相似之處。上海有一半以上的外地人口，他們來自中國的不同地區，正如 20 世紀初的紐約，聚集著大量歐洲移民，說著相似又不盡相同的方言。
「長樂路上，來自四川、湖南、福建的移民方言令人難解，正如同 19 世紀義大利、法國、德國等歐洲移民大量湧入時的紐約。兩者成為充滿新移民的大熔爐，驅力都是貧窮，這些人願意承擔風險，野心宏大，為了重新開始而離鄉背井，甚至拋下一切。那些抵達埃利斯島的移民，正如同一世紀後的中國『外地人』，離開有記憶以來祖先就居住的農場，直奔此城，」《長樂路》這本書中， Schmitz 寫道。
第八年，《長樂路》內地中文版終於要出版了。
這 8 年時間裡，匯賢居「老住戶」 Rob Schmitz 從公寓窗戶望出去，北側就是長樂路，南側是雜草和流浪貓佔據的空地——在市中心，有這一大片空地，還點綴著燒毀痕迹的磚房，怪異。
這背後藏著一個更大的秘密——麥琪里。Rob Schmitz 在《長樂路》書中講了這個發生在十幾年前的故事：2002 年徐匯區政府將土地賣給開發商，當地 3000 住戶被要求搬離此處——本來舊城改造應該以原地安置改善居住條件為目標，居民因此而抗議，三年之後大部分居民已經搬離，還有為數不多的居民留在此地。在 Schmitz 的記錄中，2005 年 1 月 9 日，悲劇發生，三名拆遷隊員將汽油灑在一對 70 多歲的老夫妻家。
他們已經在麥琪里居住超過 60 年。
第二天早上，這對夫妻遇害。
2010 年，Rob Schmitz 剛剛開始他在上海的工作不久，就開始採訪還在這裡堅守的陳里長夫婦和另外四個家庭。他接觸到在這個轉型國家裡，差不多所有矛盾最集中的那個問題：拆遷，改造，強大的政府希望體現它的意志。
這是長樂路上最多的話題。
作家吳亮在長樂路長大，2001 年時候他看到為了「解決城市熱島效應，提供市民生活的場所」——住在他對面的同學從弄堂里搬離，建成了街心花園。
而最能引起話題關注的則是那些被視為年輕和潮流地標的潮店也面臨著同樣的搬離。2017 年 7 月 2 日，NPC 創始人李晨在微博表示由於不可抗力，整條長樂路可能會在半年裡被拆除的消息，「八年了，見證了一個時代，長樂路的興衰，NPC 的起落……」他在微博上寫道，「長樂路對我們這代上海年輕人有著太多太多的故事。」
Godhands 在同樣的時間也得到了「不可抗力」的搬遷通知，這個給潘於蘭帶來第一桶金的地方，已經於 2017 年 12 月 30 日停止營業。
NPC 正在舉辦一個「知足常樂」的展覽，結束這個展覽之後，它也將在 1月 31 日關閉。
這是這條街上最後一間當年被稱為「潮店」的店了。
1996 年，現在是匯賢居的地方曾經著了一場大火。一位 10 歲的少年目睹了悲劇發生，他的父親在這場大火中喪生。20 年後，這位少年從康奈爾大學畢業，進入香港一間對沖基金工作。
Rob Schmitz 說：「他們的房子被搶了就是為了修我現在住的地方。我和他成為了朋友，我去香港每次都會看他。他現在 30 多歲了。」
一層一層包裹著的長樂路，無數的秘密和每個人的命運一點點顯露出來。
我們將在「房子和我們的生活」等多個欄目中繼續報道有關長樂路的故事。
作圖：林玉堯
題圖：unsplash，hypeb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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