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子中：日本人口發展對中國有何啟示？

日本是中國的鄰邦，37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長著1.26億人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37人,人均預期壽命87歲,人均國民收入47870美元。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近來日本面臨嚴重的人口問題,其做法和經驗值得認真研究並從中吸取有益的啟示。

當前日本面臨的人口問題

二戰快結束時,日本人口約有7200萬，戰後很快出現生育高潮，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四五個孩子,也即後來所謂的「團塊世代」。此後,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出台了《優生保護法》，實行少生優育、計劃生育。上世紀50年代,生育率降低一半，60年代就接近更替生育水平，總人口也接近1億。70年代中期生育率開始低於更替水平。當時日本認識此一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逐漸調整生育政策。日本戰後70年的人口政策以1974年為轉折，前30年是抑制生育，效果顯著；後40年是鼓勵生育，卻收效甚微。在鼓勵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沒有在更替水平穩定下來，而是繼續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雖然近十年來日本出台不少鼓勵生育的措施,但收效甚微,2014年僅為1.42,遠低於更替水平2.1，而國際公認低生育陷阱的生育率為1.3。2005年日本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儘管此前人口仍在緩慢增長，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由低生育率引起的各種人口問題逐漸顯露，展望前途更令人憂心忡忡。

90年代以來日本一系列抗老催生的政策措施相繼出台。抗老方面有《高齡者保健福祉推進十年戰略》（1989）、《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1995）等。催生方面的政府文件更多，無非創造條件讓青年們易生、易養。如1994年的《天使計劃》創建幼兒托育體系，計劃十年內增加50萬個托兒名額設施；1999年《新天使計劃》，鼓勵平衡工作與家庭的關係，使青年有多一些時間在家裡照顧孩子。進入本世紀，人口負增長越來越緊迫，政府的催生動作更現頻繁，2003年通過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內閣設立少子化擔當大臣，負責協調與提高出生率相關的人口、勞工、教育、社會福利等工作，2004年提出《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等，內容包括產假一年，從沒有薪水到給一半薪資；從懷孕、產前檢查、生產、托兒、養育到小孩求學，政府全面介入補助，兩歲以內的孩子每月補助5000日元；第三胎每月1萬日元補助，到12歲為止；商家提供父母購物折扣，已有一萬多商家響應。近幾年又加大獎育力度，但效果不佳。2005年日本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後，一場「舉國參與的人口加法革命」在日本各地展開。日本總和生育率從2005年的1.26提高到2007年的1.3，日本2014年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即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數）為1.42，目前還難以斷定這是生育率回升的開始。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日本要保持人口水平，合計特殊出生率必須達到2.072。但因為已積累30年內在負增長的潛能，日本人口規模萎縮之勢已成定局。

日本人口發展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1.人口發展是一個長周期的過程。日本是長壽國家，人均預期壽命87歲。一個人要經歷被撫養教育期20年，為社會工作的45年，退休後老年生活15-20年，而婦女生育則集中在20－39歲的20年。如果以20-39歲作為一個生育周期，本周期的生育母體在前40年內逐年出生，本周期所生育的女性又將成為後40年的生育母體。一旦形成生育率上升或下降的趨勢，其慣性會延續數十年。日本上世紀40年代計劃生育（當時叫優生保護），70年代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緩慢增長到2005年，歷時近60年才出現現實的負增長。人口發展要做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日本為穩定人口，90年代以後才大力提升生育率，已經有些晚了，即使很快提高到更替生育水平（實際上這也很難），也難逃人口萎縮的命運；只有在一段時間內提高到更替水平以上，才有可能保持目前的人口規模。日本為什麼加倍補助第三胎，是耐人尋味的。

2.適度人口是個虛擬的理論概念。一個國家的人口容量不僅受資源環境約束，更受制於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科學技術水平，而這些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一個國家的人口不僅是人口數量，還有年齡性別結構，以及由人口構成的社會生態，包括經濟、社會、生活、人口再生產等複雜關係，這一切是在實踐中發展形成的一個整體，不可能人為設計和實現一個適度人口。日本的資源環境有限，世所共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人提出日本人口適度規模是7000萬左右，按此設計本應壓縮人口規模，推進人口萎縮，但日本卻在70年代提出了靜止人口的目標，進入90年代以後更是全國動員，大力提高生育率，憂心忡忡，恐懼人口萎縮，近年來更形成舉國參與的人口加法革命，試圖保住現有人口。日本的人口變化足以說明歷史形成的人口及相應的社會生態是一個整體，單就數量控制人為設計和尋求適度人口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做法。

3.人口問題是社會經濟發展問題，是政治體制和文化思想問題，也是社會生產體制問題。馬克思主義關於「兩種生產」的理論認為社會生產包括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物質資料生產已完全社會化、市場化，人口生產和再生產過程本質上也是社會過程。人的一生勞動階段作為勞動力是社會化、市場化的；老年階段有社會提供養老年金，是社會性的，又有部分要求個人投入強制性養老保險，是市場性的；但是人口的生產和再生產責任，雖然也有部分教育費用由國家（社會）支出，但很大一部分仍停留在個人和家庭的範圍。新生人口撫養教育成為社會勞動力，家庭要擔負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很高。在經濟全球化競爭激烈的條件下，日本終身僱傭制幾近崩潰，工作沒有保障，生活壓力加重，養育子女的費用激增。日本雖已借鑒國際經驗，開始大力改善醫療、托兒、教育、婚前婚後生活環境，但是日本政府在催生方面的支出，還遠不如抗老方面，因為老年人有投票權，政治家不敢不重視。看來在物質生產、勞動力使用、養老方面都實行社會化、市場化的情況下，對社會再生產的重要部分——人口再生產，生育孩子並培養成勞動力，已不可能簡單推給家庭和個人，國家和社會必須承擔主要責任。中國人本來有重視家庭倫理、養子孝親、世代繼替的傳統文化，但在計劃生育和市場經濟雙重衝擊下，這個傳統現在看來很讓人憂心。未來中國要保持一定的人口，靠什麼樣的機制值得研究。

4.日本是中國人口發展的一面鏡子。日本是世界前十位人口大國之一。日本人口只有中國的1/10，但人口密度是中國的2.5倍。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島國，卻是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大約47870美元（2012），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91.86%。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均國民收入大約7380美元，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兩個國家都曾經實行抑制人口的政策，日本是上世紀40－70年代，70年代中期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後就提出靜止人口的目標，90年代開始大力催生，提高生育率；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真正實行計劃生育，80年代採取嚴厲的行政措施控制人口過快增長，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特別是教育的普及和城鄉人口流動，生育率迅速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截至2014年，兩國實行著完全相反的生育政策，日本是催生，是全民參與的人口加法革命，至今效果尚不明顯；中國是全民參與的人口減法革命。好在2015年中央放開二胎政策，但到底效果如何，仍有待時間加以檢驗。

日本人口發展面臨的少子化、老化和人口萎縮問題，以及他們為此採取的對策，應當作為我國的一面鏡子，值得我國對照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