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場會議與突破烏江

偉大轉折的前夜

二十世紀30年代前期，黨的「左」傾錯誤指導思想處於主導地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內正確和比較正確主張的各級領導人物不斷遭到排斥，最後導致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慘重失敗，不得不退出毛澤東等同志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而辛辛苦苦開闢的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進行史無前例的戰略大轉移。

猴場會議就是紅軍在戰略大轉移的長征途中遭受節節挫敗，繼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後，於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在貴州甕安的猴場（今草塘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在猴場會議之前，中央紅軍先後召開過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通道會議是在軍事形勢十分危急的情況下召開的一次會議。當時，中央紅軍經過湘江之戰，翻越老山界，到達湘西南的通道，蔣介石在通道東面的綏寧、城步，北面的靖州、會同、洪江、芷江一帶集結近20萬軍隊，構築工事，修建碉堡，布置了一個大口袋，等待紅軍往裡鑽。面臨五倍於己的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會合二、六軍團，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遭致可能全軍覆沒的嚴重後果。會議由周恩來召集，出席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李德。當時未成為領導核心人物的毛澤東應邀到會，並陳述了反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見。張聞天、王稼祥在平時交流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完全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通過湘江戰役的反思後也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同志。但是，因尚未在主要領導層中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見，會議最後只明確了立即西進貴州而不是北上湘西的進軍路線。

由於短促、緊急的通道會議只改變了急需明確的進軍路線，並未解決要不要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方針的分歧，因此，在紅軍進佔貴州東南角、緊鄰湖南靖州、通道的黎平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黎平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發等，李德因身體不適，沒有出席會議。會上，博古繼續重申了中央紅軍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當時敵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並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事實，進一步闡述了他在通道闡述的意見，正式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黔北的遵義地區進軍，在那裡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辯和反覆討論，最後接受毛澤東的建議，並在其發言內容的基礎上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黎平會議還討論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問題，對中央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初步的批評，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再召開會議，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即向黔北方向進軍，1934年12月底進佔烏江河畔的甕安縣猴場，並於當晚召開了猴場會議。這個會一直開到1935年元旦凌晨，一會跨兩年。這樣的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出席會議的除參加黎平會議的全體同志外，上次未出席會議的陳雲和李德也到了會。會上，毛澤東同志再次發言，繼續駁斥博古、李德的錯誤思想，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黔北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同志再次表示贊同這個意見，並強調紅軍應立即搶渡烏江，攻佔遵義。猴場會議作出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並最終在黎平會議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了轉兵貴州、進軍黔北，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猴場會議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有著深遠而重大的歷史意義和舉足輕重的地位。

長征初期，李德等人「戰略方針不放在爭取必要與有利時間同敵人決戰的原則上」，錯誤認為：「紅軍一定要達到指定地區（湘西）放下行李，然後才能反攻消滅敵人，失利是不可能的。」所以，長征歷時三個月來卻處處被動挨打。轉兵貴州，是中央紅軍長征初期為粉碎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在戰略方向上的大轉折。黎平會議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並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不利條件下應該轉移到遵義西北地區」。而以李德、博古為主的「三人團」在紅軍主力抵達烏江南岸時，仍堅持回師湘西，為此爭論不休。在此條件下，猴場會議重新討論了戰略方向和戰略方針問題，並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決定，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

而猴場會議最先開始了中央紅軍作戰方針上的轉變。「會議」作出的《決定》，其核心內容是提出了黨和紅軍「目前最中心的任務」，就是立即準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內轉入反攻，主要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從而實現作戰方針的轉變。

猴場會議可視為中國革命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挽救革命、挽救黨的遵義會議的預備會。從時間、思想、組織和政治上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最直接的準備，被譽為「偉大轉折」的前夜。

時間上，兩會只相差15天，如果不是猴場會議最後斬斷「三人團」揮師湘西的錯誤主張，果斷北渡烏江、直搗遵義，最後完成轉兵，就不可能保證黎平會議重大決定在貫徹落實上的連續性，也不可能有充裕時間最終使遵義會議得以勝利召開。

思想上，猴場會議統一了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認識，為遵義會議最後戰勝「左」傾錯誤路線凝聚了力量。猴場會議起因於黎平會議後關於紅軍戰略方向的新爭論。經過這兩次會議較量，政治局內大多數人的思想已趨於統一，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力量佔了多數，正確主張完全被政治局所接受，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認為問題已經解決。時為政治局常委的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已與毛澤東在意識上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集體，思想上基本實現了高度統一。

組織上，猴場會議開始取消李德等「三人團」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決定》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奠定了基礎。會議還特彆強調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一決議，實際上初步結束了李德等人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從而為遵義會議最終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改組黨和紅軍的領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政治上，猴場會議《決定》重新恢復了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政治主張，恢復了紅軍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宣傳發動、組織武裝，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的三大任務，改變了李德等「左」傾冒險主義把紅軍的任務只限於單純打仗的錯誤軍事觀點。由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恢復，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難，取得了突破烏江天險、四渡赤水、攻克婁山關、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等一個又一個勝利；由於加強宣傳、組織武裝、幫助群眾，建立地方政權，不斷建設軍隊，紅軍才得以由小變大，逐步站穩腳跟。

猴場會議後，中央紅軍決定立即強渡烏江，直取遵義。

中央軍委1935年1月1日下達命令，紅軍分三路強渡渡江。一路是紅一軍團第一師和紅九軍團，從餘慶縣回龍場渡江。一路是紅三軍團，從開陽縣茶山關等處渡江。位於甕安縣境內的江界河渡口屬中路軍突破烏江天險之處，由紅一軍團紅二師先行強渡，保護隨軍委縱隊一道前進的中央領導人過江。突破烏江之戰，由周恩來、劉伯承、葉劍英等軍委領導研究制定作戰方案，由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軍委副總參謀長、作戰局局長張雲逸親臨前線指揮。1月2日上午9時，擔任中路突破任務的紅二師四團一面在大渡口方面搬運架橋材料佯攻，一面主攻距渡口下游500米處老虎洞。以三連連長毛正華為首的8名紅軍突擊隊員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冒著刺骨的寒風細雨，躍入烏江拉繩架橋，由於棕繩被敵人的炮火打斷，架橋沒有成功。前線指揮員決定以竹筏繼續強渡，但竹筏撐到江心，被激流掀翻，先游過對岸的7名突擊隊員（1人被水沖走）只得游回。第一次強渡沒有成功。3日上午9時，軍委副參謀長張雲逸到前線指示緊急渡江。紅軍在大渡口前方仍用小股部隊佯攻以迷惑敵人，主攻渡口老虎洞前的三隻竹筏，在強大火力掩護下，如離弦之箭沖向對岸。昨夜偷渡過去的5名突擊隊員也隨機撲向敵人，敵軍頓時陣腳大亂。紅軍乘勢佔領灘頭陣地，並掩護第二梯隊幾十隻竹筏強渡烏江。左邊大渡口的守敵，見其右翼失守，一片混亂。紅軍幹部團工兵二營200餘人在火力掩護下乘勢架起長300米、寬5米的浮橋，使主力部隊快速衝殺過江，守江之敵不堪一擊，全線崩潰。3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軍委縱隊和第一軍團、第五軍團從浮橋上勝利渡江。

強度烏江戰役，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憑藉烏江天險堵截紅軍於南岸並予以徹底消滅的黃粱美夢，使紅軍從此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突破烏江勝利，是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第一個較大勝利。戰後，由鄧小平同志主編的《紅星報》刊發了《偉大的開始——一九三五年第一個戰鬥》的文章，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紅軍強渡烏江對於遵義會議能及時、順利召開，使中國革命發生偉大轉折的意義和作用。

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和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一段歷史鏈條。這些會議一環緊扣一環，每個環節對黨的歷史發生的偉大轉折都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偉大標誌。偉大導師恩格斯說過：「歷史的發展是合力的作用。」中央紅軍長征在遵義會議所引發的黨的歷史性偉大轉折，便是這一合力產生的結果。猴場會議介於黎平會議和遵義會議之間，是遵義會議的直接前導。可以說，沒有猴場會議的承上啟下，就不會有突破烏江戰役，更不會有遵義會議的召開和黨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猴場會議以她在革命征程中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意義，必將同遵義會議一道載入我黨我軍的史冊，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