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的題材與設計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社會秩序的建立需要以制度為基礎。而且，制度也存在於社會的各個方面，可以表現為多角度、多層次的，也可以根據統治階級的需要加以變革。玉器的佩帶在其上古、中古及近古時代也都有一定的佩帶制度。周王朝以「禮」制社會，而「事鬼敬神而遠之」，強調了各族之中自己祖先神的擁有，在其信仰中消除了對遠古祖先和眾神的禮拜，這一點與商王朝宣揚「眾神共處、祖先共尊」的宗教信仰相駁。同時，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建立，也將周王室、王族推至社會統治的核心。這樣一來，王室中的成員的佩玉也出現了制度化。據《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

由此可見，不同的玉器，象徵不同的身份、地位，在使用上也由某種制度劃分。另外，有一種組玉佩在西周中期大為流行起來（在《玉器的題材與設計——上古篇》中已經介紹過），通過繁縟的組合方式，與艷麗的色彩搭配，佩帶起來形成非常美觀的視覺效果，也突顯的身份的高貴，和莊重的氣質，這種組玉佩的使用一直延續的東漢末年以前。在這期間，玉佩的組合方式不斷的被加以變化，並根據佩帶需要逐漸完善，也形成的制度化。其實，在東漢時期用組玉佩的使用制度也是非常完備的，據《後漢書·輿服志》記載：

「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至考明皇帝，乃為大佩，沖牙、雙（王禹）、璜，皆以白玉。」

這段話說明了東漢組玉佩的組合設計方式，以及各部件的名稱。但是，黃巾起義以後，社會秩序混亂動蕩，東漢的中央政權已然沒有了實質性的統治權力。典章制度廢弛，皇室、諸侯王和高級貴族專用的佩玉制度蕩然無存。不過，有一點我們要注意，佩玉（特別是成套的玉佩）制度畢竟是禮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直觀地體現了佩戴者的社會地位。所以，佩玉制度才一直得以發展，只是會經過高潮與低谷而已。

魏晉復興的組玉佩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

「至明帝始複製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這兩段話分別出自摯虞的《決疑要注》和《隋書·禮儀志》，裡面均提到了一個人的名字——王粲。那麼這個王粲是何許人呢？據史料文獻記載王粲，字仲宣，三國時期魏國人，籍山陽高平（今河南焦作）。《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裡面這樣寫道：

「魏國既建，（粲）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

從上面三部文獻記載中可見，王粲對曹魏的典章禮儀制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王粲對佩玉「識其形，乃復造焉」，以至於魏晉及隋唐的佩玉「今之佩，粲所制也」。那麼從考古資料來分析，南京仙鶴觀東晉墓出土的組玉佩，得以證實佩玉制度的復興。這組玉佩的整體結構由2件珩、2件璜、1件玉沖、2件珠組成。組玉佩構件分成上中下三排，頂端是一件玉珩，起到提梁的作用。玉珩造型設計成四孔蝙蝠形，其下垂三列。中間為一件玉珩，造型同樣是蝙蝠形，下端為一件梯形的玉沖。頂端玉珩兩旁各系一件側立的玉璜，玉璜上端有1個穿孔，下端有2個穿孔。每件玉璜下各垂一玉珠。行動起來玉珠撞擊玉沖，可發出清脆的聲音。從這組玉佩的結構設計上看，這一時期的組玉佩造型與組合上，都與前朝出現了差異。與周王朝與漢王朝相比，王粲設計的組玉佩結構做了調整，簡化了許多，構思也精巧簡單。色彩搭配也不似周王朝的組玉佩艷麗，玉佩上雕紋飾者很秒，多為光素無紋，而漢王朝的組玉佩上多琢刻有精美的紋飾。另外，從相關考古資料來看，魏晉至隋唐時新出現的玉佩種類主要有：蝙蝠形、飛碟形、梯形、半圓形玉佩及雲頭形。佩帶方式一般位於腰部以下，佩掛於革帶上，懸垂於身體一側。

王粲創立玉佩制度的目的，無非是恢復「尊卑有度」的社會秩序。因為，從其時代背景分析，可佩戴組玉佩的人，只是身份和社會地位較高的皇室成員、王公貴族和高級官僚。另外，王粲組玉佩的設計結構，雖然不同於前幾朝代，但從其組玉佩的組合形式觀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參考與借鑒了周、漢王朝的組玉佩設計。

舶來品——玉帶

南北朝結束後，中原迎來的隋唐長達 年的統一，玉器也近入了近古時代。作為等級制度體現的載體，玉帶以創新的品類出現在社會之中。完整的玉帶是北朝時期出現的，北周時已趨於成熟。北周為鮮卑人所建政權，即所謂胡人政權。古文獻中曾將帶具稱為鮮卑，可見鮮卑與帶具之間關係密切。另故宮所藏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所制的鮮卑頭，實為一帶具的銙頭。所以玉帶相對而言，確為一舶來之物。

唐代時對玉帶的使用，已經有了相應的規定，《新唐書·車服志》（卷二四）：

「其後（指高宗顯慶元年），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 石帶銙八；黃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

「唐代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而已。」

由此證實在唐代玉帶的使用，與官階、身份的等級需要相符合，也說明玉梁寶鈿帶比金梁寶鈿帶等級更高更為珍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發現十條玉帶，其中九條玉帶銙由銀盒盛裝。銀盒上有墨書，對玉帶銙的玉色、形制、帶銙數量，以及是否有帶扣（稱為玦）皆有明確的記載。《新唐書·李靖傳》中曾寫道：

「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銙，七方六圓，銙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唐韋端符《衛公故物記》對此副玉帶作了更為說細的描述：

「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傅雲，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些也。」

以上記載的玉帶為方形帶銙七件、半圓形帶銙六件。另外，除了何家村窖藏發現的玉帶外，陝西省長安縣南里王村、河南省陝縣西崖村、西安市丈八溝均出土過唐代玉帶銙。這些玉帶主要由帶銙（半圓形銙、方形銙）及鉈尾、帶扣組成。其結構設計，應是鑲在一條革帶之上，纏於腰間，可帶給佩戴者華麗高貴之感。有些玉帶無紋飾設計，帶有紋飾的設計主要獅紋，或伎樂紋，其中獅紋玉帶比較少見。獅紋栩栩如生，蹲、坐、立、行各種姿態表現的淋漓盡致。伎樂紋主要表現的是胡人奏樂，與胡人舞蹈的藝術形象。胡人為身著胡服，盤坐在圓毯或方毯上，演奏各種樂器，如排蕭、橫笛、和鼓、拍扳等，或舞動石國的胡騰舞。另外一些帶銙則有胡人獻物等紋飾題材。這些題材一是反映生活內容，二是彰顯出社會的開放，和文化交融的內涵。因為，獅子本不產於中國，胡人的舞、樂也與漢民族的傳統舞、樂不同，能將外來文化設計在玉帶之上，可見唐代社會、文化、思想的開放、融合。這種紋飾也不在是單純的裝飾性圖案了。

對於紋飾的琢刻工藝，唐代的玉帶沒有採用平雕和淺浮雕，而採用較深的浮雕工藝。用以突出紋飾的輪廓和圖像化感覺。在器表周邊也不加裝飾，只由邊沿向內琢成斜坡，通過光線折射，使主體紋飾的形象生動自然。

玉帶的發展

美國學者顧立雅曾對中國文化有這樣的觀點：

「中國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是獨特的，其最顯著的特徵是不曾中斷的發展能力，這一特徵似乎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華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商文化，如同所有的偉大文化一樣是一種折衷文化，它受到多方文化的滋養，但這些影響與技術，一旦被接受，即面臨著與入侵中國的任何哲學，任何宗教和任何人同樣的命運，他們被依據中國的國情而吸收、發展，然後轉化為該文化的有機部分，從根本上保持著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

玉帶就是如此，經過 百年的時間，不僅沒有因制度改革而淘汰，反而最終呈現出漢文化的世俗特徵。明代的玉帶開始根據文武官員的品秩不同而不同。明代劉若愚的《明宮史》中記載：

「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銀（金及）花，六品、七品銀，八品、九品烏角。」

制度依然存在，所以載體也因文化的穩定，持續下來。下面筆者簡單介紹一下明代玉帶的題材、設計與唐代玉帶的差異之處。

明代距今僅六百四十餘年，其時代的玉帶也較為多見，第一點就是紋飾題材的差異。明代的玉帶紋飾較唐代玉帶的紋飾取材更廣泛，動植物題材、人物題材類別更多，還多了文字題材。因此題材的內容更具有民族特色，世俗性更強。龍紋、鹿紋、雲鶴紋等為獸紋的主要內容，花卉紋以吉祥花草為主要表現題材，人物紋飾則有百子、百臣的圖案，喜字、壽字圖案的表現意義則更為直接。另外獸紋中也有獅紋，但與唐代玉帶獅紋寫實風格不同。明代玉帶的獅紋則是更藝術化的獅子，或更為直接設計為舞獅。第二點則是工藝設計的差異。唐代的玉帶使用較深的浮雕工藝，再利用邊沿凹陷，營造視覺的立體感。明代的玉帶使用透雕工藝，甚至可琢透出兩層或三層的圖案紋飾。利用多層不同的圖案，形成層次感，突出主題，並且有動態的視覺感受，亦真且亦幻。明代玉帶形制多為三台、六桃、七排方、二輔弼、二鉈尾，共二十件，有時也略有變化。明定陵出土的十件玉帶則是明代玉帶最高規格的表現，也說明玉帶的佩帶制度在明代依然存在。

玉器在承載文化的同時，也鑒證的了制度的存在與實施。上述的玉器，每一個題材，每一個設計，也不無關係的說明，玉器最終的表現是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