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夏志清令人生疑的地位

裝可愛的夏志清

關於夏志清，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勒口上寫著：夏志清是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和權威。發掘並論證了張愛玲、張天翼、錢鍾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使此書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之作，影響深遠。

這基本上

就是我以前對他的了解，可能也是大多數知道夏志清這個名字的中國人對他的了解。2007年1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有篇夏志清的訪談，我拿到便看，看了便想：為保留對夏先生的尊崇計，真希望我沒有看到這篇訪談。這是一個典型的「見光死」，或曰「口開神氣破」。

從這篇訪談中可以知道，夏志清是一個說話經常需要問號和驚嘆號的人：「哎喲！你的個子真高！以前只是外國人高，現在中國人也這樣高了，真是了不起！」「你的頭髮這麼長多久了？現在允許的嗎？」「這個相機要多少錢？這麼貴！要小心，紐約會有人搶的。」「不用閃光燈嗎？還可以拍得這麼清楚，真是了不起！」

這些問句和驚嘆句可以反映出，夏志清對於當下中國極端無知，對於夏志清這樣一個老者，所有的落伍我們當然都可以當「不知者不怪罪」來加以原諒，可是，這樣一來，他的學術判斷的準確性，就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了。他根本就沒有好好了解過中國，對於中國現代文學還有什麼發言權？斷裂的文學研究只能導致片面的判斷。此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夏志清知道，但他願意模仿一種年少無知、好奇心重的樣子，因為他覺得這樣可愛。如果是這樣的話，又不能不讓人對他的學術判斷的嚴肅性產生懷疑了。

夏志清可愛處還不僅如此，他對記者說：「夏濟安死了以後，我給他的信都保存好了，一封都沒有少。不像張愛玲把我的信丟了一大半。他的日記生意好得一塌糊塗，9個月的日記寫的是他如何愛女學生的事情。魯迅、郁達夫的日記都很差，都是空的。《夏濟安日記》重版以後，銷路很好。大陸也出過了，你去買兩本。幫我捧捧場。」

這話實在太孩子氣。八十有六的夏老先生放縱和撒嬌，諸如跟兒孫打牌時耍耍賴什麼的，都是無傷大雅的，只是那末兩句，委實讓人替他難為情：「大陸也出過了，你去買兩本。幫我捧捧場」。您以為這話從您老人家嘴裡出來，就不是庸俗了嗎？一樣。原來他貶低魯迅和郁達夫的日記，都是為了幫乃兄夏濟安的「生意」捧場。談論中國文學時，夏先生那麼高蹈，可是，高蹈了一頓，落到私事上，卻恁般低俗，落差恁般大，自己不怕跌壞嗎？

強烈的流芳千古意識

記者問張愛玲晚年不再寫作是不是跟創造能力衰退有關係，夏回答：「……她一方面身體不好，沒有錢，靠稿費，靠版稅，而且她不肯寫，名氣太大了——我的身價不同。普通的人寫一篇小文章沒有關係的嘛，有的人名氣大了以後，會覺得這些文章用不著我寫的。……她其實可以找一份稍微清閑一點的工作，做設計師她也可以的。這個事情她真的喜歡做的，那時美國還沒有很流行中國人做的衣服，做起來不得了。」對於張愛玲的不肯從俗和隨喜，夏先生是頗有些不以為然的，因為他本人非常樂於從俗和隨喜，他把「普通的人寫一篇小文章沒有關係的嘛」貫徹到自己身上，就成了隨便說說話給老兄捧捧場，「沒有關係的嘛」。

對於張愛玲把他的信丟了大半，夏老先生似乎也有點孩子似的懊惱，懊惱的原因，當然是書信集出不全了。只是不知張愛玲對此是否感到遺憾，因為到底怎麼丟的並不清楚。在後面的訪談中，夏志清自己倒是說道：「她沒什麼朋友，她只感激胡適，別的人她不提的。我和宋淇這樣的朋友，她都不大提的。」「我請她吃飯，她不來。」

有個作家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最噁心張愛玲晚年寫封信還要煞有介事地保留底稿，處心積慮地為書信集的身後出版作準備。說得真是痛快。張愛玲那些信件，除了證明她生命的枯槁之外，實在並沒什麼價值。偶爾有一兩句對某人某事的小牢騷小刻薄，因為寫時就想著要留給後世去出版的，想也是對著歷史而發的了，那尖刻便近乎發嗲，想想不免令人發笑。不過，張愛玲的聰明，的確是預支到死後了，今人不是果然把那些書信捧得跟什麼似的了嗎？

對於流芳千古，夏先生是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的，訪談所配的照片上，夏先生笑容可掬，把「集夏志清學術成果大成的英文版《中國文學論集》」雙手捧在前面，儼然勞模的大紅花。夏先生似乎設計好了要以這樣的pose在歷史中定格，照片上夏先生那煞是自得的意態，實在讓人忍俊不禁。

夏老先生流芳千古的意識似乎特彆強烈，後面的訪談中，他說：「最好像喬伊斯一樣一生只有幾本書，最佔便宜呀。」夏先生所說的「佔便宜」指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流芳千古了。可是，作家若是老想著流芳千古，就難免會舉輕若重，乃至於把自己壓死了。

三大令人生疑的學術問題

在學術問題上，夏先生訪談中令人生疑處有三：一是對於中國現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評價，二是對於魯迅的評價，三是對於自身的評價。

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弄不起來」的原因在於作品太長。

夏先生說：「中國的白話詩，中國人都不承認。這個最吃虧了。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中國的戲劇只有曹禺出名，別的人都沒有啊。中國電影大家捧場，給大家一點希望。但是像張藝謀這種人捧的人太多了，美國人的批評不嚴的，所以很難講，美國人講的生意好的不一定是好片子。所以最後講好壞，還是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決定的，自己的良心決定的，中國文學只有中國人自己講……現在要講研究世界文學，只講中國就沒有意思。」

此話漏洞百出。

「中國的白話詩，中國人都不承認」——這一判斷是根據什麼作出的？

「這個最吃虧了」——誰或者什麼吃虧？

「中國的戲劇只有曹禺出名，別的人都沒有啊」——不多說，單說一個老舍的《茶館》，您讀過嗎？「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您以為您是誰啊？敢情中國文學全靠您罩著呀！「洋人看中國書看得少的時候，興趣很大；看得多了，反而沒有興趣了……《西遊記》翻譯一點點，大家覺得很好，後來多了以後，就看得很煩，中國人不覺得什麼，洋人就覺得長，而且人名又都差不多，看不下去。所以，中國文學弄不大，弄了很多年弄不起來，要起來早就起來了。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

橫豎都是他的理，中國文學洋人看得少，他說不出名；看得多了，他又嫌濫，令人厭煩。厭煩的理由也很簡單，首先是長，其次是人名差不多。據此，又得出了「中國文學弄不起來、要起來早起來了」的喪氣結論。

要說長，難道西方作品不長嗎？要說人名差不多，西方譯作中那些冗長複雜且面目相似的人名難道不一樣折磨著中國人嗎？

原來夏先生還在替西方對中國實施著文學殖民主義呢。作品不被接受，可能是作品本身的問題，可能是文化差異的問題，也可能是讀者的問題。洋人不喜歡，就一定說明我們的作品不好嗎？因為名字的麻煩就不去看，這隻能說明讀者有問題。

夏先生為中國文學「弄不起來」所找到的癥結也太簡單，如果真如夏先生所言，那中國文學要「弄起來」就太容易了：一是往短里寫，二是模仿張資平，用英文字母為人物命名。兩樣都很簡單易行。

只是夏先生在訪談中就中國唐詩的短也發過話的：「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中國文學，你到底該長還是該短？夏先生是長了挑長、短了挑短，長短都不行，總之，沒有他所認可的長短合度的作品。

夏先生對於中國文學的評價最可笑的是這一句：「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也沒有關係，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法國的《包法利夫人》大家都在看」嗎？中國的《紅樓夢》「你不看」嗎？「不看也沒有關係，」因為，「中國沒有一本書大家必須看」，可是，世界上有哪一本書是大家必須看的呢？

對魯迅的評價——魯迅的可憐之處在於洋文沒有學好。

夏志清說：「魯迅還是很低。魯迅學問並不好，兄弟兩個人，他弟弟的學問比他好。說起來最可憐，他是洋文沒有學好。」夏志清為魯迅「學問並不好」所給出的理由是「洋文沒有學好」，國內現在考研考博實際上就等於考外語的白痴做法，倒是可以從夏先生這裡獲得輿論支持了。這個推論實在低級而又武斷，如果夏先生前番是倚老賣老，此處就是倚洋賣洋了，因為很顯然，夏先生洋文是很好的，那麼，思維稍微延伸一點，他關於自身學問的暗示我們就不難領會得到了。

這個「說起來最可憐」，尤讓人聽著刺耳。憐憫別人需要先衡量一下自己，夏志清有餘裕去可憐魯迅嗎？夏志清是非常注重流芳千古的問題的，那麼，就按他的價值標準來看，在名揚四海流芳千古方面，99個夏志清疊羅漢都無法望魯迅項背，所以，魯迅用不著夏先生可憐。而得不到夏先生的垂青，魯迅也沒有絲毫的不幸。

魯迅的缺陷和他的優點一樣明顯，這都是應該直面的，但無論如何，魯迅是偉大的，沒有人可以對一個偉大的作家如此輕慢和不在話下，包括八十六歲的夏志清先生。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對於信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中國文人會造成什麼樣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夏志清在訪談中還說：「《傷逝》寫的是許廣平之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沒有人提過。這是真事情，大家不敢講。他們研究了半天，不敢去問他，真是的。沒什麼難為情，他又沒有太太，不出名以前也有女朋友。沒有人提，真是奇怪。開始看《傷逝》，就覺得很有真實性，你感覺到了嗎？他的經驗就是靠自己嘛，《肥皂》里的老頭就是他自己。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虛構能力和創造能力是沒有的。」

夏志清斷定「《傷逝》寫的是許廣平之外的另外一個女朋友」，並「奇怪」沒人敢說實話，意思是只有他夏志清敢說實話。可是，您既然敢說，何不把那個人的名字直接說出來呢？這不還是等於沒說嗎？這不還是讓人「奇怪」嗎？所謂「奇怪」，實際上是夏志清自己在裝怪象而已。

夏志清對於魯迅的評價過低，許多人以為體現在對《阿Q正傳》的貶低上，這次訪談中夏志清也提到了《阿Q正傳》，認為它「是現代中國小說中惟一享有國際盛譽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藝術價值而論，這篇小說顯然受到過譽：它的結構很機械，格調也近似插科打諢。」他在這段話中對於《阿Q正傳》的藝術性的批評，我倒覺得並無不當。《阿Q正傳》整個敘述的根基的確不穩，忽東忽西，時庄時噱，飄搖不定，給人一種不太謹嚴的感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薩賓娜說：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媚俗。我想說：我不是反對夏志清的學問，我是反對他的倚老賣老的姿態。

對自己的評價———人家跟我走的。

體現在夏志清對於記者的一些回答之中。記者問夏當年對作家的評價現在有沒有改動，夏回答：「沒有改變。人家跟我走的，我自己不改。」如此自負！

記者指出夏對一些作家的評價和正統的評價總是有很大出入，夏說：「學問方面講起來有很多，自己要有主見，要有智商，不要跟著人家走。所以你要學我的話就要這樣。」您以為您是誰？還真拿自個當回事了。既然號召「不要跟著人家走」，幹嗎還希望別人學您呢？記者王寅當時的心情，大概也如我差不多吧？他說了一句：「學是學不像的，學就是聽別人的。」出於一個訪談者的分寸，王寅這話回得已經不能再好了。夏志清只好含糊應對：「好壞自己決定。」

再聯繫到前面提到的「小說我捧了以後，大家承認了一點」一句，夏志清的自我評價就非常明白了：我就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火車頭，我是不可逾越的，中國文學要獲得世界的承認就靠我夏志清了。

是的，夏志清的確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作出過貢獻，是他最先給了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以重新評價，但是因此，他就成了祖師爺了嗎？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仍然可以肯定，而不是假定：沒有夏志清的推舉，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依然能起來。

夏志清的研究在領域內的確具有歷史性意義，夏先生的學問，說無獨到之處是冤枉他，但也實在沒有達到如此自詡的程度。那麼，他哪來這份自信呢？答案是：給國人慣的。

漢學家打個噴嚏，文壇就感冒

近幾年，中國什麼都要「入世」，什麼都要全球化，經濟「入世」了，足球衝擊世界盃了，文學當然也要衝擊世界盃，可是，諾獎遲遲不頒給中國，使中國人嘴上總短了點什麼，於是，每一個從國外來的與華文圈有關的會說話會寫字的人都成了全球化的代表，都成了虛擬的「世界文學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國內不時掀起「某委員回來了」的亢奮。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似乎就靠這幾個人了，所以，他們一到中國，都能代表世界，都是站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都特敢說話。

慣於對內妄自尊大對外謙恭有加的中國人，一向是越敢藐視自己的人，他們越買賬的。偏有那會長眼的，「有智商」的，中國人給個鼻子，他就真的蹬著上臉了，越發要以自己的巍峨來襯出中國人的渺小。奴性的形成不僅在於奴隸主培養了奴隸，而且在於奴隸培養了奴隸主。漢學家打個噴嚏，中國文壇就要感冒一陣子。

中國作家總覺得僅有中國讀者是不夠的，充其量只是個窩裡橫，逞強一定要到外面去才行，於是才來了這些吊胃口的人。欲速則不達，超越一點，悠遠一點，結果可能還好一些。中國作家要警惕所謂漢學家，不聽他們的，或許還能有點長進，越聽他們的，反倒不知道怎麼寫了。

（winzi／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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