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以來的西方當代中國研究

劉 杉：金融危機以來的西方當代中國研究2008 年的金融海嘯沉重打擊了西方經濟學，並從學科內外兩個方面衝擊了緊跟經濟學的政治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體系。社會科學各個學科與現實世界發展的鴻溝問題開始更為學界內外人士關注。近 20 多年來，美國社會科學界，特別是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領域對現實世界一系列的失察和失誤，受到公眾和政府官員更多的詬病。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 (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領域是近年來飽受學界內外批評的領域。過去 20 多年來，西方學界以唱衰中國為基調，給西方各界描繪的基本上是一個貧窮、落後、愚昧、政治制度專制、經濟制度缺乏西方式自由、政治體制也不昌明的中國，甚至是一個「即將崩潰」的中國。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的歷史，一次又一次地使西方研究者對中國的預言破產，使得很多對中國的權威性分析完全不符合中國後來的實際。金融海嘯之後，中國的發展與西方各國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困境所形成的對照，使來自各方的質疑和批評愈加激烈。這次金融危機使西方社會科學內部長期積累的各種問題激化。以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為代表的一些過去長期被西方社會科學主流體制和規範邊緣化的學術領域，過去幾年來開始反思自身的特性，探尋未來的發展空間。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的學科發展狀況。一、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依然受主流學術體制的掣肘現代社會科學學科體制和主流規範的制約，長期以來嚴重壓縮了包括中國研究在內的區域研究領域的學術發展空間，是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偏離中國實際發展的體制性原因。從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看，當代中國研究是以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研究為主，既包括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學、社會學，也包括人文學科中的歷史學、語言文學和文化研究等各主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門綜合性學科門類，具有多學科整合的特性。當代中國研究的這種學術特性與西方現行學科體制強調細化研究、研究內容碎片化的現狀是背道而馳的。現在的歐美社會科學大都按照學科設置，其學科劃分的一個發展趨勢是： 學科內分支學科數量的劇增和研究內容的高度細化( hyperspecialization) 。學科的分化和細化必然產生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的學術領地，發展出本學科領域的一套語言符號體系，在學者中形成往往具有很強排他性的學術山頭。具有跨學科合作甚至多學科整合特性的當代中國研究，在很多方面與這種學術體制是格格不入的。同時，多數當代中國研究者也無法像一些學者心目中「荒江野老屋中」的「素心人」那樣兩耳不聞窗外事。雖然當代中國研究必須立足於深厚的人文歷史知識基礎，但很多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卻具有政策研究特性，注重對熱點問題的研究和跟蹤。而西方社會科學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認為，高尚的學術是遠離現代熱點問題的，研究是否具有政策的適用性則不是學者應該考慮的。現行社會科學學科體制使多數學者拘泥於狹小的研究專業領域的理論發展，不是以公共關注的問題為研究對象。而且，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很多方面要依賴政府和政府引導的社會資金的資助，常常與國際政治鬥爭相聯繫，因而在很多時候是與崇尚清高、獨立和正直的知識分子主流品性不相容的。當代中國研究在很多人眼裡不是一種陽春白雪的學術正途，而是朝市之俗學。從理論發展和創新的角度來看，西方社會科學追求普適性理論的發展和研究結論。西方當代中國研究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卻沒有重大的、具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理論貢獻給西方學界。這與拉丁美洲研究、非洲研究、蘇聯東歐乃至對中國大陸以外的東亞區域研究都曾經有重大理論發展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式來看，理性選擇理論特別是形式模型方法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發展，給包括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在內的主要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構建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也對大學的學術標準提出了更高的「科學性」要求。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科學主流強調理性研究方法，講求研究模型的簡潔精緻( parsimonious)和研究結論的可重複性，對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常用的，以表意性、描述性為主的傳統規範性研究持排斥態度。從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幾十年的發展歷史，是努力在學科規範和研究組織方面融入主流學科的同時保持自身特色的歷史，是一個努力擺脫邊緣化地位的過程。很多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努力按照主流的偏好來選擇中國研究的具體課題，運用主流喜好的研究方法和熟悉的概念、模式和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問題。但由於當代中國研究本身的特性，這一努力不僅使得當代中國研究有陷入知識碎片化和孤島化的危險，而且融入主流的成效十分有限。根據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瑪麗亞 － 依芙·芮妮( Marie-Eve Reny) 2011 年的研究，當代中國研究被排除在主流學科之外的狀況多年以來一直沒有改變，與中國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二、當代中國的發展凸顯西方主流理論和方法的困境西方的常規學術理論和分析邏輯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失靈，不僅有學科體制掣肘的原因，也是很多學者在理論、方法和立場上沉湎於西方刻板的基本研究框架和思維習慣的結果。首先，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無法解釋當代中國的發展。現代西方社會科學是一個高度發展的體系，學科複雜、理論繁雜且體系完整，但其理論體系的主體基本上是建立在對西方世界各個方面歷史發展的總結基礎之上的，並沒有在非西方國家獲得足夠的驗證，甚至通常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無關。當把西方社會歷史發展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用來解釋甚至指導很多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時候，它必然顯露出固有的局限性。從歷史和現實來看，西方學術界，包括一些權威性學者的理論分析，關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文化和制度基礎有很多錯誤看法。一個世紀前馬克斯·韋伯就斷言： 以儒教為基本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傳統是東亞現代化發展的障礙。雖然這個論斷現在已經沒有太大的市場了，但新的權威性教條還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西方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本看法。西方權威的經濟發展理論學者往往立足於西方經驗和理性分析而堅持「制度優先論」。多年來，現代西方主流學者，以及世界銀行和國家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以「華盛頓共識」為基本指導思想，對中國發展有相當經典性的誤判，如認為中國計劃經濟改革不應該走漸進改革的道路，而需要通過激進的全方位、休克療法式轉型，認為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不適合市場經濟的要求等。實際上，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中國在諸如私有財產的保護和平等市場參與等關鍵的制度設計和運行方面一直就沒有正確過，中國也缺乏公平有效的司法制度，因此理論上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是不可能的。從政治學理論來看，西方比較政治學家們迷戀的民主化進程也沒有在中國得到系統的驗證，包括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中產階級的政治崛起，從而導致公民社會發展，並進而產生制衡政府的民主化發展的理論。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在治理體制、市場體制、法治、自由民主體制和金融體制等多方面違背西方理論的基礎上取得的。實際上，西方的主流理論往往是與發展中國家現實不相符的。實證證據表明： 在北美和西歐以外的很多國家和地區，正式制度很少是按照設計的方式運行的。其次，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方法無法適應當代中國研究的需要。西方學界對當代中國發展研究經常出現誤判，除了西方的常規學術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以外，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邏輯經常性的失靈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很多學者認為： 現代美國經濟學和政治學主流所偏重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於美國和西歐國家的穩定系統具有較強的適用性，很多假設可以進行科學論證。但是，在分析不具有穩定特性的系統時，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效能極為有限，而且基本上沒有預測系統的突變和發展的能力。今天的中國就正是這樣一個處於轉型中的、龐大而複雜的系統。由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之內的很多制度結構處於轉型之中，不具有穩定性，對今天中國的研究實際上不應該照搬西方社會科學的主流研究方法和分析邏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管官員在總結世界各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發展的時候指出：對很多國家的社會現實問題進行研究，人文研究或文化分析比現代社會科學的實證性研究更符合實際。從世界各國各地區社會科學發展的情況來看，對研究對象的理性考據，以統計分析和博弈論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方法，的確是社會科學認識客觀世界的重要內容，是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必需。但至少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對人類社會，特別是對所研究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知識，對當地社會與制度現實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從對中國研究這一類的區域研究來看，對歷史文化和社會的深入認識乃至親身體驗，可能是減少誤解和誤判，準確認識中國發展，正確理解中國經濟體制變革、政治發展和社會變遷內在動因所必不可少的。區域國別研究歷史發展的一些成功經驗，包括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蘇聯和日本情況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就是因為重視被研究國家本地語言和文化因素的緣故。再次，當代中國研究的基本研究立場存在問題。雖然中國的發展歷程充滿各種矛盾和謎團，研究上的不足是無法避免的，但西方學者對中國分析的一些失誤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於，很多學者在基本研究立場方面無法客觀地觀察中國的實際發展。一些人還是保有某種揮之不去的冷戰情結，以一種揭露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敵人的心態來研究中國。與此相應的是，很多學者對西方文化、西方社會體制和道德優勢抱持著自信心。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很多學者就一直把中國當作一個非正常國家。甚至西方社會的主流民意都對中國持負面的看法，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守規矩、製造混亂、不成熟的國家。一些人的研究習慣性地站在道德和制度高地俯瞰中國。多數對中國的研究是立足於一種新「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立場之上的，把中國的改革開放看成是中國力圖變成像西方國家一樣自由、民主的過程。這突出表現在他們把中國各種大型的社會動蕩都解釋成中國人民對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努力追求。西方金融海嘯之後，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優越心態有減弱之勢，但由於中國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客觀存在，西方學者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認為西方社會體制和道德優於中國的基本立場還是沒有根本改變。三、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積極應對危機，努力把握髮展機遇2001 年的 9. 11 事件，使西方的社會科學界開始理解包括中國研究在內的區域研究的重要性。金融海嘯之後，西方社會科學的反思使得當代中國研究在與主流學科的矛盾和衝突中獲得了更多的寬容，學科的體制矛盾得到緩解。當代中國研究不再被認為是對社會科學發展無足輕重的研究領域。面對來自學科內外的挑戰和給予的機遇，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從多方面入手，積極應對，並在過去幾年裡取得了一定的進展。1． 重視政策性研究，努力貼近中國的實際很多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加強了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在 2011 年最後一期的西方中國研究旗艦期刊———英國的《中國季刊》上，新一屆的編輯班子闡述了《中國季刊》的新編輯理念，認為在今天的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人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歷史，對中國的文學、媒體方面的興趣在減小新的《中國季刊》將吸引與政策相關的文章，並列出了從 2006 年到 2011 年五年期間《中國季刊》發表文章中下載次數最多的六篇作為學者投稿的參考。實際上，李侃如等學者已經把工作的重點放到智庫的政策研究之中。很多學者也積極在《外交事務》，在包括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和胡佛研究所在內的智庫主辦的政策研究期刊上撰文分析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和問題。一些帶有實踐指導意義的書籍則通過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出版。全球化信息時代研究技術手段的改進，也使當代中國研究有了一些技術方面的新特性。互聯網和智能手機一類交流工具的普及，給以政策研究為主的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提供了方便。很多學者對用專業期刊以外的渠道來研討學術問題重視不夠，或無法迅速反映當代中國的相關問題。而現實是研究成果的發表渠道已多元化，觀點和看法已能夠實時交流。這些渠道包括網路文摘、電子郵件論壇、博客、播客( podcasts) 和推特( twitter) 等。這方面較為著名的例子，包括電子郵件討論群「中國政極」( Chinapol) 和「穿山甲政極」( Pangolin-Pol) ，以及彭慕蘭和華志堅在 2008年初建立的「中國節拍」( China Beat) 博客等。不過，已有一些學者廣泛運用 MSN 和 Skype等即時溝通工具，實時交流研究成果和個人觀點。2． 加強與中國元素的正面互動加強與中國元素的互動，縮短與中國實際的距離，也是西方當代中國研究努力貼近中國現實的一種發展。近十年來，華人學者在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中的角色越來越彰顯。這在中國經濟研究方面表現為與華人學者合作的主流學者增多，華人學者獨立研究的成果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方面，華人學者數量增多和研究質量提高的情況也很顯著。在國際學術會議和《中國季刊》、《中國研究》和《近代中國》等主要學術期刊上，常常出現華人學者的論文占多數的情況。很多用英文發表的當代中國研究文章很快就被翻譯成中文，甚至有時是中英文版本同步面世。大陸學者也積極在西文的當代中國研究期刊上發表文章，在《外交事務》、《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上發表對中國發展的看法，在主流出版社出版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成果。近幾年來，中外學者的交流和互動日趨頻繁，在國際關係研究和比較政治領域尤為引人注目。2012 年，被外界稱為中美兩國政府重要「智囊」人士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聯合署名發表了《中美戰略互疑： 解析與應對》，互動性地探討了中美關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崔立如與美國的中國問題智囊沈大偉和法國的歐洲議會中國問題智囊顧德明，在義大利的《國際觀察家》期刊上就中國的改革發展進行了探討。一些學者公開表達了對中國的正面看法。包括沈大偉在內的一些著名當代中國研究學者不顧「政治正確」的學界潛規則，公開對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表示了讚賞。李侃如的《應對中國的挑戰》一書則從正面描述了中國的民意。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一書，更是給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關鍵時期作出的一些艱難決策以相當的理解。當然，對中國的負面觀點還是能夠在西方朝野和學界內外繼續贏得很多掌聲。一些人迎合西方對中國發展的負面心理呼籲對抗中國； 另一些人和國際機構則從負面看待中國的發展，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在即。3． 努力彌補與主流學科規範的鴻溝還有一些學者則立足於當代中國研究深厚的人文基礎，努力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拓展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研究領域。如德國的韓博天與美國的裴宜理就力圖從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和建設年代建立和發展的制度傳統來理解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體制和政策。年輕一代的當代中國研究者憑藉他們在新的學術規範下所受教育的優勢，努力把理性選擇、統計分析、博弈論、現代社會調查方法更好地融入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之中，力圖從學術規範方面彌補當代中國研究與主流學科的鴻溝。墨寧( Melanie F． Manion) 、賀斌( William Hurst) 和社會學界一些學者的研究是這方面的代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在研究方法方面積極探索的努力，集中表現在三代當代中國研究學人 2010 年聯袂推出的《當代中國政治： 新的資源、方法和學科策略》一書中。此外，甘思德等人則把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情況與相近或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進行比較，力圖從真正的比較研究視角拓展中國研究的廣度。四、西方當代中國研究人員結構發生變化1． 中國的發展使西方各界對中國研究產生濃厚興趣雖然關於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還是爭論熱點，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是很多人認可的現實，而西方多國正身陷衰退泥潭。這使得越來越多的西方各界人士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實際上，不僅中國的發展給人的印象深刻，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環境保護等方面存在的各種問題、矛盾或謎團，也使中國研究更為引人入勝。與西方社會更為相關的問題還包括： 中國的發展對西方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意義如何？ 中國影響力的提升對西方國家在全球的影響力，乃至對各個西方國家本身的政治經濟體制發展的意義何在？ 中國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體制是否會擊垮以新自由主義為意識形態的自由市場體制？ 中國是否會在將來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並用中國的治理方式取代美國的治理方式？ 很多西方人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中國，實際上也是出於一種對西方世界走向衰退的憂患意識。2． 當代中國研究隊伍擴大，人員構成開始發生變化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是一個開放性的綜合性學術研究領域，有關當代中國各方面的發展都包括在內。例如，當代中國的政治和政府研究是以比較政治學為主要學科領域的，但比較政治學領域的資深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很難像一般的學科門類或學科分支一樣主導研究的範圍，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研究人員學術地位和研究成果進行具有約束性的權威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都可以從事相關的研究。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都有原來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半路出家、把研究的重心轉向中國治理體系分析的情況。實際上，不僅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者很容易把中國研究納入自己的學術耕耘計劃，歷史學也成為從事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主力學科。2010 年在西方各國廣為流傳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的基礎性讀本《21 世紀的中國》，就是加州大學的爾灣分校歷史教授華志堅( Jeffrey Wasserstrom) 撰寫的。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為專業方向的《近代中國》( ModernChina) 雙月刊，近年來也開始注重當代中國的政策研究。關注當代中國發展的彭慕蘭2011 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 AHA) 主席，成為繼賴德烈、費正清、魏裴德、史景遷之後第五位出任這一職位的中國研究學者。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代中國研究在歷史學領域的地位。除了傳統學科以外，很多西方國家在大學的商學院和法學院等職業學院也招聘了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和教師。當代中國研究在西方社會科學中邊緣化的情況有了一定的改變。3． 多方面的投入使得學術研究與非學術研究的界限開始被打破從當代中國研究的成果來看，學術界與非學術界的界限開始模糊。那些對中國有關方面具有體驗和感悟的人士，對當代中國各個方面發展有興趣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員、金融顧問、法律人士、諮詢專家和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也紛紛加入當代中國研究的陣營，通過自己對中國的考察和分析，推出有相當學術水準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一些很有社會影響力甚至學術影響力的當代中國研究成果是由這些學界外的研究者創造的。如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站站長馬利德( Richard McGregor)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研究，以及倫敦《衛報》駐華記者沃茨( Jonathan Watts) 對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分析。當然，由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博大精深，沒有完整的知識體系和豐富的體驗，對中國的研究是很難真正符合中國實際的。當代中國研究科班出身的學者在與社會各界的競爭中，還是具有明顯優勢的。西方各國政府和社會團體也對與當代中國相關的學習和研究制定了更多相應的政策，投入了更多的資源。美國政府還推出了加速美國學生留學中國的政策。當代中國研究已經真正成為一個多方積极參与的研究領域。五、當代中國研究的內容更新拓展步伐加快，影響層面提升1． 研究課題更新速度加快，跨學科研究受青睞由於中國的發展和變化，有關熱點研究題目也相應地在不斷發展和變化。從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研究來看，過去幾十年西方中國研究的熱門課題，包括政府發展與改革，中央與地方關係、政府與社會關係、腐敗和關係文化、民族主義、三農問題、公民社會問題、社會抗爭問題等，現在都有了很多的成果，不再是學術界眾所關注的熱點。現在雖然也有國家能力和中國的民族主義等研究成果推出，但多數研究是目標較狹窄的論辯性研究。這種狀況，給多學科參與及跨學科交流的研究課題、給其他學科和大學學術圈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從以研究歷史、文化和語言為內容的傳統漢學，到社會科學各個主流學科門類，很多原來不是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者也開始從事或努力涉獵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是對政治和政府的研究。實際上，在當代中國研究有如此重要的實際意義的今天，如果學者們還是拘泥於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門類，就很難拿出得到社會認可的研究成果。2． 研究內容的時效性更顯著由於中國發展和變化很快，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成果在出版之後往往很快就過時，不再符合中國的實際。同時，有關中國的各種研究越來越向深層發展，政府和社會對中國研究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很難像一些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一樣，有豐厚的老本可吃，而必須堅持不懈地觀察、分析中國的發展，甚至要不斷反思和批評自己以前的看法和觀點，並不斷地搜集新的數據，拿出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在 2010 年出版了兩部當今中國社會分析的著作之後，馬上就開展了新的五年期跟蹤性的數據收集、分析和學術寫作工作。多年以來，西方學者針對中國基層情況的數據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也一直在持續不懈。3． 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影響層面提升今天，西方各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從單純的對中國研究擴展到了運用中國經驗來指導國家發展，探討西方國家國內政治，或者以中國研究為基點，探討人類社會和文化歷史發展的宏觀研究層面問題。在運用中國經驗方面，「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是很多西方學者熱議的內容。一些研究者開始認為： 中國可能給世界各國提供了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另一個可行的選擇。中國研究的成果也成為一些西方人抨擊本國政治經濟體制各種問題的武器，如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議會民主、黨爭和媒體對輿論的操縱造成的政府軟弱和決策不利局面的抨擊。一些學者在分析本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時候，也熱衷探討中國發展對當今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意義。歐洲有很多人已經放棄了要引導中國走向西方式「文明」國家的企圖，開始承認中國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要角色。美國的一些人則把中國研究融入對美國現在的分析和未來的展望之中。如扎卡利亞 2008 年出版、2012 年修訂再版的《後美國的世界》，以及布熱津斯基的《戰略眼光——美國與全球強國危機》。一些以美國衰退為主題的書籍也用很多篇幅分析中國的崛起，如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我們曾經是這樣的》，喬治·弗里德曼的《下一個十年：一個變化中世界的帝國和共和國》，以及被多位西方著名學者推薦的，宣稱包容性制度未來必將帶領美國繼續走向成功，斷言中國發展不可能持續的《國家緣何失敗》等。一些學者從幾百年東西方國際影響力此消彼長的宏觀歷史發展角度來探討今天中國發展對全球未來發展、對人類社會未來的意義。他們研究的一個中心內容是：近幾百年來西方處於世界秩序主導者的歷史是否會終結？2009年馬丁·雅克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近一兩年來出版的這類書籍，包括哈佛大學尼爾·弗格森2011年推出的《文明：西方與其他》和斯坦福大學伊恩·莫里斯2010年的《西方為何至今統治世界？》等。這些著作的考察視野涵蓋了近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人類歷史發展歷程。王元剛的《和諧與戰爭：儒家文化和中國的強權政治》則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角度對中國的對外政策進行了分析。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的《政治秩序諸起源》一書，也有相當篇幅分析中國治理模式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和傳承。從西方的歷史來看，重大社會理論在社會快速變化的時候往往呈加速發展趨勢。從近幾十年來的區域國別研究看，重大理論往往大多產生於社會高速變化、經濟快速發展之時。今天的中國正在進行多方面的發展和轉型，由於包括華人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對中國發展的關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為世界社會科學的理論發展提供了一片熱土。中國研究可能會像哈佛大學的裴宜理教授所展望的那樣，從一個單純的學術「消費領域」逐漸轉變為一個社會科學重大的「生產領域」。可以說，西方當代中國研究正處於一個前景十分廣闊的發展時期。（注釋略）網路編輯：張劍《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發布時間：2013-2-4 10: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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