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到底研究什麼？——關於「民國文學」研究的三個誤解

從「中國現代文學」到「民國文學」，文學史命名方式的改變，標誌著學界對「現代」的認知向縱深推進。「民國文學」的意義，是恢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有的廣闊性，在更宏大的視野中重新審視「新」「舊」文學的價值，如此也必然帶來文學史觀及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變革。

要說明「民國文學」研究的內容，有三組關係亟須清理：（一）「民國文學」與當前其他民國文化現象的關係；（二）「民國文學」與「現代性」的關係；（三）「民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的關係。透過這三組關係，「民國文學」研究的目的、意義和史學邏輯可以自然呈現，而關於「民國文學」不必要的誤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當前文化中的三個「民國」

在「民國文學」受到關注的時候，大眾文化中也出現了「民國熱」，形成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交相呼應的假象；而在「民國文學」提出之前，學術圈內「民國史」研究已初具規模，也讓人感覺似乎「民國文學」是「民國史」研究的一個分支。「民國文學」與此二者之間絕非全無瓜葛，但總體來說三者彼此獨立。就當前「民國文化」現象之「民國」的內涵而言，實際上包含了三個不同的「民國」。

第一個「民國」，是「想像的民國」，即大眾文化中存在的「民國」。將大眾文化中的「民國」稱為「想像的民國」，是因為這個「民國」無須史實準確，只需擷取民國文化中的一些碎片就可以創造出某種「民國景觀」。想像民國的基礎不是懷念歷史上的民國，而是滿足當下的某種文化需求，它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創造。譬如陳丹青提出的「民國范」，呼應了當代中國人的「無根」焦慮，當下社會知識、信息更新頻繁，卻難有一種能內化到人的生命當中。也因為此，民國人物殘留的士人傳統，混合剛剛萌發的現代氣質，具有格外的吸引力。

陳丹青「民國范」畫作

第二個「民國」，是「政治實體的民國」，主要出現在「民國史」研究當中。「民國史」的出現，針對了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近現代史」——其本質是「黨史」研究。作為一種歷史視角，「黨史」無可厚非，但由於其過於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致使歷史上的「民國」缺少完整形象。固然，中國共產黨在近現代史上功勛卓著，但「民國」作為1912-1949年間中國的合法稱謂，也是不爭事實，研究「民國」的歷史，在有為前朝修史傳統的中國，不僅有據可依也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有別於「黨史」研究，「民國史」研究的中心對象是中國大陸曾經存在的「中華民國」，該歷史時空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是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三個「民國」，是「民國文學」研究所關注的「民國」，它可以概括為「文化共同體的民國」。其所針對的是多年來經由「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而建構起來的歷史秩序，如「新文學/舊文學」「現代/傳統」「嚴肅/通俗」等知識序列，以及其下形成的審美定勢和歷史偏好。因此，「民國文學」研究的目標不是為某種文學「翻案」，而是「重估一切價值」，在民國框架下重新審視各種文化、文學間的聯繫與爭執，重建歷史理性。民國文化的迷人之處在於其「混亂」和「嘈雜」，在並不漫長的歷史時空中，不同聲音匯聚在一起形成眾聲喧嘩的效果。然而喧嘩並不浮躁，現代中國的所有創見都能在這種喧嘩中找到依據；關於中國未來的種種探究也可以在其中受到啟示。民國文化生態是中國近代文化「大爆炸」的一個標本，它如何形成、有怎樣的內在規律以及創造了怎樣的文化價值是「民國文學」著重研究的內容。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過於強調歷史的變革性，人為地在歷史中建構一系列對立和衝突，民國文化生態的價值反而沒有被充分挖掘，其不足反映在當代文化之中便是知識界在面對歷史基本問題時的割裂和對立，如當代文化中的「左/右」之爭，根本是由於歷史認知的膚淺和偏狹。如果學界在認知近代歷史時，避免「進步/落後」「新/舊」等類似觀念預設，「左」與「右」完全可以在歷史中得到和解。

理清當前文化中的「三個民國」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譬如，認為當前大眾文化中的「民國熱」是為曾經的國民黨政權招魂，實際就混淆了「想像的民國」與「政治實體的民國」，大眾文化完全按照大眾的情緒流動，「民國熱」僅僅反映了當下的某種懷舊情緒，與國民黨、蔣政府並無多大關聯。而認為「民國文學」就是研究「國民黨文學」，實際是忽略了民國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意義，以「共和國文學」的經驗取代了民國的史實。至於認為「民國文學」研究的目的是美化民國，這就將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混為一談，如此認識缺乏學術研究的基本常識。凡此種種，形成的原因有時是大眾文化混淆視聽，明明是穿鑿附會卻做出一副有根據的樣子以冒充學術研究；有時則是學術研究者自身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而製造噱頭。但究其本源，三個「民國」涇渭分明，不難辨別。

回到歷史的方法:

「民國文學」與「現代性」問題

「民國文學」這一說法給人最直觀的感覺，似乎是在有意針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這也很容易引起的擔憂，便是「現代」是否可以輕易被拋棄———這其中已隱含有批評的意味。

與西方的「Modern」或「Modernity」相比，「現代」一詞在中國與政治有更複雜的聯繫。1949年後所編纂的「新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從被要求「運用新觀點，新方法」，以便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相匹配。在此背景下出現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被後來學者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1961年國家開始籌編新的新文學史，幾經周折後才於1979年、1980年陸續出版，這便是唐弢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唐編文學史在立項之初使用何名現無史料可究，但僅就其出版後的定名而言，也可認為從「新文學史」改為「現代文學史」是國家認可的結果，其後用「現代文學」來指稱歷史上的「新文學」便成為學界慣例。相較於「新文學」，「現代文學」這一稱謂更加中性、且與西方學術話語接軌，但當「現代文學」僅僅指稱「新文學」一脈，則歷史的豐富性被簡化，與此同時政治的意味開始進入到歷史敘事當中。簡言之，「現代」是中國政治修辭的一個部分。

20世紀80年代，隨著「重寫文學史」運動的出現，文學史整體視野、文學評價的標準都潛移默化發生了改變，這種行為是重新建構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然而，8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視野、新方法層出不窮，但鮮有成果對「現代文學」特指「新文學」的格局提出質疑，學者們只是為「現代」賦予新的內涵。這也為90年代出現的「現代性」討論的混亂埋下了伏筆。當「現代文學」特指「新文學」的格局沒有發生改變，無論將「現代」視為「革命」———或是「啟蒙」，都無法改變其被人為建構的事實，換言之，如果失去政治外力的推動，兩種「現代」內涵都缺乏合法性（legitimacy）基礎。

結合「現代」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接受史，其權威地位的獲得依賴於「超凡魅力」的基礎，因為是中國當代政治話語體系中的一部分，「現代」具有了超越其他術語的權威性。但「改革開放」打破了中國政治話語體系的連續性，雖然「現代」的地位並沒有發生改變，其內涵卻出現了巨大變動，這無疑大大損壞了「超凡魅力」的基礎。90年代「現代性」討論的根本，是知識界對「現代」內涵的公開討論，其本質是「現代」被剝奪了「政治寓言」的功能。當然剝奪它的不是知識分子的理論自覺，而是當局的有意之舉。這種舉措表面是因為「保守主義」思潮的興起，但其內核則是「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實踐環節後的必然現象，意味著中國80年代之前的有著確定發展模式的道路告一段落。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有著政治寓言作用的「現代」曾經所起到的凝聚人心的功能逐漸喪失，而傳統文化的感召力和撫慰效果則更有意義。

「現代」失去政治功能之後，「現代性」大討論本可以形成知識分子對「現代」的重新認同，但由於缺少理論自覺和積累，這次關於「現代性」的大討論並沒有達成共識。在「現代性」討論中，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立場極其複雜，討論也失去理性的基礎：有人抱著自我檢討的心態對其進行政治反思；有人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表示深深懷疑；有的則直接以西方理論對現代史進行重新建構……凡此種種，都說明「現代」在中國的「無根」狀態，要重新獲得整合學科和知識分子的功能，「現代」需要一個被重新認同的過程。

對「現代」重新認同的唯一辦法是走進歷史，重建歷史理性。今天，對「現代」依然抱有深厚感情的人，多數是80年代啟蒙思潮的倡導者或者擁躉，他們希望藉助「現代」的旗幟繼續踐行啟蒙的歷程。但在80年代語境中生長出的啟蒙思潮並不具有完整的啟蒙精神，特別是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具有明顯非理性的特質。譬如，持80年代啟蒙思想的學者多數拒絕舊體詩詞、非新文學作品進入現代文學史，目的是體現「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這種建立在文學史霸權之上的立場，不是一種開放的心態，自然難以獲得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與舊體詩詞相類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諸如「國民黨文學」、抗日戰爭期間的「正面戰場文學」、日本侵華期間的「漢奸文學」等，因為政治原因沒有為學界充分了解；而文言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等則因為「現代」觀念的狹隘，也沒有為學界充分研究。由此造成中國現代文學總體視野並不開闊，很難完成令人信服的「現代」認同。

以「民國文學」替代「現代文學」，不是要拋棄「現代」，而是為了消除「現代」分裂後形成的各種偏見和爭執，重建歷史理性。關於「現代性」問題的討論，從西方來到東方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轉變：在西方，「現代性」研究從來就是歷史研究，無論其探討的問題多麼理論化，但基本依據必然是歷史；而在中國，「現代性」成為一種觀念，相關討論常常變成觀念之爭，這其實是中國學術在這一領域尚未發展成熟的表現。「現代性」討論的根本應該是對「『現代』是什麼」的追問，其本質是歷史反思，而不是理念推廣，世界上並沒有亘古不變的現代性標準。

文學史研究的「升維」:

「民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

理清「民國文學」與「現代性」的關係，實際也間接地說明了「民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的關係。作為一個歷史概念，「重寫文學史」最初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一批上海學者針對極「左」思潮下文學史研究所存在的問題，為重建文學史研究新秩序而提出的一個口號。80年代之後，學界關於文學史問題的討論並沒有停歇，對此學界常用「重寫文學史」來概括，不過此時「重寫文學史」僅指關於文學史問題的討論。

「民國文學」與「重寫文學史」的根本差別，可從「重寫」二字說開去。「重寫文學史」的目標是文學史的「重寫」，無論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還是體現「文學現代化」的理念，其最終目標都是建構一個具有本質特徵的文學史敘事，「重寫」的意義是對歷史本質的不同認識，然而從今天的史學立場出發，歷史很難抽象出某種本質，建構某種本質化的歷史敘事，不過是植入了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由於缺乏歷史理性作為基礎，先入為主的文學史觀念，在90年代伴隨西方「後現代」理論的傳播，變得無所適從。面對「多元」史觀下生產的西方理論，研究者無從在歷史經驗中化解文學現象的內在衝突，從而造成文學史敘事的相互抵觸，形成研究的死結和僵局。

「民國文學」研究的目標則非但不是文學史的「重寫」，甚至主要還不是讓一些過去被遮蔽的文學現象重見天日，其終極目標如前文所講是重建歷史理性。因此，「民國文學」再提出的最重要的意義，不是為建構一個更加完善的文學史，而是提供一種認知歷史的視野和方法，也因此「民國文學」研究要求擺脫既有理論框架的窠臼，以更多元的方式進入歷史以加深對歷史的認知。譬如，在「民國文學」的視野中，「新文學」是否一定比「舊文學」現代，就不是僅靠語言或文體能夠說明的問題，而需要具體的歷史分析。其實，在過去的研究中已經出現了多元的聲音，如王德威提出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江弱水提出的「古典詩的現代性」等，就對既有文學史格局提出了挑戰；如果再往前追溯，甲寅派、學衡派、周作人等流派和學者，同樣對「新文學」的「新」提出過不同看法，如何看待這些不同聲音，學界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說法和解釋，這些遺留的問題正是「民國文學」研究的對象。

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在當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多元「現代」標準與一元文學史敘述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些問題，僅僅拋棄不同的「現代」價值預設還不能實現，這就不能不說到「民國文學」的方法論意義。「民國文學」的命名方式決定了它是一種「空間」式的文學史認知視野，更關注在一個具體的文化空間內各種文化現象之間的聯繫，而不將事物的前後聯繫作為首要考察對象。譬如在「一元化」的文學史視野中，雖然也重視同一時期不同文學現象之間的聯繫，但為了文學史敘事的需要，普遍會將文學現象設定為「主流」和「支流」，儘管經過文學史「重寫」，「主流」和「支流」的地位會發生調換，但這種文學史書寫格局及相應的文學研究方法論並沒有發生改變。「民國文學」研究不將文學現象的前後聯繫作為首要考察對象，相應也就打破了「一元化」文學史敘述，比如考察同一時期「新/舊」「嚴肅/通俗」「左翼/右翼」等相對文學現象之間的聯繫，就會打破既有文學史框架的秩序，這些曾被看作是截然對立的文化現象，在歷史中並非完全劍拔弩張———至少比想像中的對立更多元。如此則一個開放性的文學史研究框架也就建立起來，它會將研究者引入歷史的深處，捕捉歷史的細節，進而深化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認知。相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民國文學」研究的文學史觀是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側重「時間」維度轉向側重「空間」維度，進而實現重建歷史理性的目標。就此而言，「民國文學」可說是文學史研究的「升維」之舉。

結語

從「中國現代文學」到「民國文學」，文學史命名方式的改變，標誌著學界對「現代」的認知向縱深推進。中國現代文學史既有秩序的形成，是一代代學者不斷建構的結果，其主要目標是突出「新文學」在現代時期的價值和意義，進而對當代文學的走向產生影響。從最初的「中國新文學史」到「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的外延被壓縮，因此有關其性質的討論陷入了僵局。「民國文學」的意義，是恢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有的廣闊性，在更宏大的視野中重新審視「新」「舊」文學的價值，如此也必然帶來文學史觀及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變革。

「民國文學」研究所追求的多元歷史認知方式，可以將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討論導入史學的正軌。目前學界關於「現代性」的討論，常常陷入「中/西」二元對立思維當中，要麼過於強調「世界文學」的標準，要麼過於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從而將問題引入相對主義的泥淖。「民國文學」強調文學史的「空間」維度，目的是重建歷史理性以使關於「現代性」問題的爭論和分歧得到和解。「民國文學」的意義可以在具體的文學史研究中得到呈現，但其在文學史觀和文學研究方法論上的革新意義也值得梳理，這樣有利於澄清當下學界對它產生的種種誤解。

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摘自《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一份屬於高端智庫的精品學術文摘

智庫觀察——聚焦智庫重大研究課題

熱點專題——集萃學界最熱理論話題學術爭鳴——展示學術領域激烈交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