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德國貢獻了康德，也產生了希特勒｜陳樂民

已故知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前歐洲所所長陳樂民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對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性格有獨到的分析，能給讀者啟發，值得一讀。

來源：看世界

文／陳樂民

像德意志這樣古老而優秀的民族，為人類貢獻了那麼多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出現了康德、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等等文化巨人的民族，怎麼竟出了一個混世魔王希特勒，致使幾乎整個歐洲都陷於慘絕人寰的水深火熱之中？

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結束60周年，這個老問題仍然不能迴避;而且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的反思更加深入，更加要追根問底。這誠然特別是一個歐洲問題，但是，有些深層問題，可能也應該對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有相當的教益。

所以且讓我們暫時放一放希特勒，翻一翻日耳曼這個民族的歷史。

德意志民族的前天

當日耳曼民族在19世紀的歐洲國際舞台上相當活躍，普魯士甚至在同英國、法國、奧地利、俄羅斯等列強爭雄的時候，恩格斯曾對這個民族還在生成時期的特徵作了深刻的解剖，說到他們的個人才能和勇敢，愛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它具有一種衝決性的「生命力」和「想像力」，可以才可能使垂死的羅馬世界年輕起來。

在中世紀的後半期，日耳曼民族在西歐腹地儼然成了散見各地的「主人」。鬆散的「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儘管裂變為眾多的邦國，但它們由於共同的民族性而凝成的特殊的「民族主義」卻是在這個條件下形成的。

「民族主義」首先是一種對外情緒，眼看著歐羅巴有很大分量的盎格魯-撒克遜和法蘭西都率先建成了享有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就連一些「邊緣」小國如荷蘭等地也已自成一體了，只有日耳曼民族（當然還有義大利）卻由於種種原因遲遲成不了名副其實的「民族國家」，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為許多參戰國划了界，唯德意志卻更加分裂了。所以，民族統一就成為全民族的頭等政治夙願，成了德意志人的一塊心病，以致偉大的詩人歌德慨嘆道:

「德國？她在哪裡？我們怎麼才能找到她的整體？德國人是博學多才的，但是這個國家卻是另一回事。」

當法國人在孕育和發動革命的時候，德國人正在運用大腦，構建「哲學體系」;革命的消息傳來，使德國人頓感興奮。

但不久拿破崙的大軍卻開到耶拿和柏林來了。康德的學生費希特對法國革命的熱情立刻化為對拿破崙的抗議，他連續發表了13篇《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為「復興德意志」而吶喊。他呼籲德國人要做「當之無愧的德意志人」，要「自強」，負起「民族責任」，他說德意志民族自古以來就是最優秀的民族，它的文化是出類拔萃的，就連它的語言，儘管有人譏諷它「奇特古怪」，也是最傑出的人類語言，他提出要把德意志的精神傳播到其他地方……

費希特是哲學家，而這些演講卻儼然是富有激情的民族主義宣言，用人人能懂的語言反映了、也符合了當時德意志的民族心聲。

19世紀中葉，歐洲各地發生了一場連鎖反應的「革命」，並以失敗告終。發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也失敗了。這場革命的目標即如詩人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在1840年創作的，在民眾當中流行的《德意志人之歌》的一句歌詞:「統一和法律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國！」

在20世紀的「冷戰」期間，德國一分為二，互為「敵國」，在聯邦德國一方北方古城呂貝克的東西交界處樹立起一塊非常醒目的大路牌，路牌兩面寫著同樣的字「統一和法律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國！」

德意志民族的昨天

這裡，必須談一談德意志（或日耳曼）民族主義的特殊性。從上面所說的來看，有一點十分明顯，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主義是瀰漫於各邦國的社會上的，幾乎遍及上中下各階層。

上層，尤其是執政層對內追求權力的集中，對外推行軍國主義，「國家主義」表現得尤其徹底。參與「反法聯盟」打敗拿破崙之後，民族野心急劇膨脹，先後通過普丹、普奧和普法戰爭，趁勢第一次統一了德國，建立了以俾斯麥為首相的德意志帝國。

誠然俾斯麥的專政不斷受到馬克思、恩格斯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尖銳批判，然而他實現了「統一」，搞了一部「帝國憲法」，還搞了當時號稱先進的「福利政策」和以軍工為主的工業化，使德國廁身強國之列，卻是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民族的自驕心理的。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階段，威廉二世擴張主義的「世界政策」贏得了全國普遍的「擁護」，連當時代表先進力量的社會民主黨在上下一致的戰爭狂熱中，也不敢或不能多說什麼。

而下層的所謂「平民民族主義」，卻表現為極端的狂熱和非理性，在相宜的氣候下勇往直前以至於不顧一切，在另外的氣候下又可以表現為悲觀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德國士兵在前期的激昂與後期德軍連連失利的頹喪便形成了同一民族主義的兩種極端。

德意志民族本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即汲取教訓，覺悟到上層的對內專制對外窮兵黷武的民族主義與下層的狂熱、躁動，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一旦在特定的情況下結合起來，相互激蕩，就必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但是一戰後德國沒有足夠的反思。

從1919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間的德國魏瑪共和國，是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孱弱氣力的「共和國」。當時十分沉重的戰爭賠款等條款使已然筋疲力盡的德國人民不堪重負，也加重了他們的民族情緒。

以致民族主義由失望轉向了渴望出現「救星」式的極權人物以解危困的情緒，加上朦朧而又原始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上無控制無引導的漫遊浮動，於是就為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提供了可以滋生的土壤。

希特勒又一次成功地實現了上層的獨裁和擴張的民族主義和下層的蒙昧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的結合，比以往更加變本加厲，把民族主義推向極其反動而殘忍的種族主義。伴隨著整齊劃一的「嗨，希特勒！」的是兵燹、是戰爭、是滅絕人性的屠殺;而結局是人所共見的給人類帶來空前劫難，他個人也身敗名裂。

所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沒有「斷層」，就德國民族主義這一面說沒有本質的不同;就戰爭而論有三點不同:

一是參戰國的「排列組合」不同;

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列強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對希特勒納粹主義的討伐和把它徹底粉碎;

三是結果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國際聯盟」的弱點太多，戰後遺留問題基本上沒有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徹底結束了希特勒的統治，作為戰勝國的美，蘇，英，法汲取了一戰後的經驗教訓，對戰敗的德國實行「佔領」，一方面加強「管制」，另一方面也扶助其發展。而德國的歷史從而有了新起點。

「四國佔領」使德國一分為二，美英法佔領區隨後合併成為實行近代市場經濟、民主立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蘇聯佔領區的東半部成為實行蘇式社會主義制度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直到40年後蘇聯東歐解體，民主德國民眾一舉推倒「柏林牆」，湧向聯邦德國，急速地促進了兩德的統一進程，最後根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民主德國數州併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而實現統一。

這段最近十幾年的當代史已是人人皆知的事了。重要的在於不管統一以後由於東西方几十年來在各方面巨大差距而存在許多麻煩，德意志長久的民族夙願是終於實現了。 德意志民族的今天60年前希特勒的徹底覆滅，為德意志民族帶來了新生的前所未有的契機。中世紀小邦林立的「神聖羅馬帝國」、俾斯麥統治下的德意志帝國、凡爾賽條約後的魏瑪共和國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等等，都成了歷史的陳跡，德意志人從長期的夢魘中蘇醒過來，不斷反思過去，由淺入深地清算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狂熱的民族主義，以致發展成為極端罪惡的納粹主義，重新譜寫歷史。

德國人之所以能這樣做，有國內和國際兩方面的因素，都是決定性的。從國內看，戰後在聯邦德國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的政治秩序，本來從宗教革命、啟蒙時期繼承下來的人文傳統得以發揮，被希特勒宣布為「非法」的政黨政治重建起來了，納粹統治初期避居國外的反納粹力量，包括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紛紛回歸。

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是一個關鍵時期，社會民主黨的幾次代表大會一次比一次明確地提出與納粹劃清界限，宣布德意志的民主力量應該繼承和發揚歐洲的理性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傳統，實現與其他民族的和解，結束對立。

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後，立即出訪曾遭受納粹殘酷迫害和屠殺的歐洲國家。1970年12月在波蘭，在簽訂波德合作條約前，他先去了華沙無名烈士墓和華沙猶太區，各獻了一個花圈，在冰涼的地上下跪誌哀。

此舉震動了全世界，被世界輿論稱為「歷史性的一跪」，不僅僅是懺悔，而且是標誌著德意志人同過去徹底決裂，從狂熱的民族主義回到理性主義上來。

1975年聯邦總理施密特說，5月8日二戰結束是「擺脫納粹暴力統治」的日子。這種反思的精神一直貫徹下來，在兩個德國統一的日子裡，當時的科爾總理一再重申托馬斯·曼針對德國的擴張主義所說的那句名言:「應該是歐洲的德國，而不是德國的歐洲！」並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統一的德國將留在西方聯盟（指北大西洋公約）和歐洲聯盟中。

不久前在紀念二戰結束60周年的那些日子裡，德國舉國上下舉行了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聲勢浩大。

施羅德在憑弔魏瑪集中營時說:「雖然歷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德國最羞愧的歷史一頁中學得許多東西……這是德國的道義與政治責任。」這些話代表了德國人民的社會共識。

告別了那些長期的良知蒙塵、理性受壓的歲月，德意志民族優秀的一面彰顯出來了，二戰結束以來形成的持續不斷的反思文化使德國人民時刻保持著對任何新納粹苗頭的警惕。

德國人能這樣做，國際條件是不能忽視的。二戰後的形勢與兩次大戰之間的形勢大大不同了。

最重要的是兩條，第一，開始一段的「佔領時期」和相關的國際條約從外部保證了聯邦德國實行市場經濟和立憲民主體制;第二，歐洲聯合的趨勢反映了包括新生的德國在內的西歐國家和人民的願望，以和解和合作代替對抗，成為主流的政治思潮。

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急於擺脫「孤立」狀態，融入歐洲的呼聲十分普遍。阿登納順應了新時代的潮流，接受了法國倡議的「煤鋼共管」的計劃，從此開啟了從「歐洲共同體」到今天的「歐洲聯盟」的道路。

這裡要特別提一提曾被稱為「世仇」的德國和法國的「民族和解」，因為它有典型意義。法國的戴高樂和聯邦德國的阿登納以政治家的遠見，捐棄前嫌，在成立「歐洲共同體」的1958年9月14日舉行首次會晤，鄭重向全世界宣告以「合作」代替「對立」，並說法德合作是「歐洲建設的基礎」。

從此以後，兩國領導人的會晤形成習慣和「制度化」。隨著形勢的發展和需要，這類會晤頻繁進行，兩國歷屆領導人都要舉行這樣的高層接觸。重要的如1972年蓬皮杜和勃蘭特的會談，1974年吉斯卡爾和施密特的會談，1982年密特朗和科爾的會談，等等，更不要說近若干年來希拉克和施羅德的頻繁會談了。

這些法德會談固然反映了國家關係層面沿著「和解和合作」的道路的深入發展，但是它反映出來的則是歐洲民族主義特別是民族對立趨向消解的大局勢。

60年過去了，時代不同了，世界已經走上了「全球化」進程。對於德意志特有的民族性格，人們還作為善意的談資時常提起，但它已徹底告別了過去;那些日耳曼民族的優秀傳統，包括開頭恩格斯所說的古老而原創的民族特徵在新時代還在起作用。

一個號稱哲學民族的民族是善於反思的民族，今天德國早已經是歐洲的一員，曾經被納粹殘害的國家和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樣看待它了。最近，聯邦總理施羅德在一次紀念活動中說，勇於作自我批評的人能夠贏得朋友。可以說，反思文化已經成為這個民族的一個新傳統。

還在1978年，哈貝馬斯邀集50名知識分子以「知識分子的現狀」為題撰寫文章，文章普遍提到的一點是:德國的民主意識的發展曾經遭受過「歷史包袱」的困擾。今天它感到慶幸的是終於決然甩掉了這個「歷史包袱」，走出了截至60年前的近一個世紀的民族主義猖獗的時代。

（註：陳樂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