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皮革廠」的老闆們還會跑路嗎？
跌宕起伏
還記得語音里的這個現象級廣告么？這段直白的推銷廣告一時間風靡全國，卻沒有幾個人知道廣告詞里的老闆和皮革廠確有此事。更沒有多少人知道詞曲背後的溫州跑路潮。
2011年起開始的跑路潮把溫州模式推上風口浪尖，其中最常聽到的便是「溫州模式已經過時」的論斷。溫州炒房團、企業倒閉、地下錢莊的負面新聞更引來溫州模式的污名化、妖魔化——這座城真的日暮途窮了嗎？
不，溫州仍然是那個溫州，只是時局的變化讓這裡也跟著有了很多改變而已。她所代表的中國民營經濟，仍然是支撐起中國經濟增長的脊樑，也是增進民富的最佳手段。
今天的文章，就讓我們隔著時間的窗口再看溫州。
高度集中的社會經濟體制在浙南從來就不是密不透風的。改革開放前，溫州的許多地區允許農民外出謀生，一部分靠出賣手藝、勞動為生，另一部分則從事小生意，如倒賣糧油票。
改革開放前溫州人對於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的種種反彈大多出於生存的考慮。而且溫州政府也不是計劃經濟的忠實執行者，反倒在一定範圍內網開一面。改革開放前的溫州就像體制下偷偷生長的異苗，一旦體制鬆綁，便開啟了野蠻生長。
溫州相對偏僻，卻也相對自由。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釋放鬆綁體制信息後，頗有經商傳統的溫州橋頭人率先將江蘇等地的紐扣批發到鎮里賣，結果被一搶而空。在巨大市場需求的強烈刺激下，橋頭人走南闖北，哪裡有紐扣存貨就奔向哪裡進貨。
隨著紐扣生意在這裡越做越大，1983年，橋頭紐扣市場正式掛牌成立。雖然橋頭鎮地處山嶴，但這並不妨礙四面八方的顧客前來採購，小小的山鎮成為了調度全國紐扣資源配置的樞紐。
國營工廠與溫州農村專業市場並非懸隔，專業市場賣國營工廠小商品反倒意外解決了商品滯銷的問題。
橋頭紐扣市場是改革開放初期溫州十大專業市場的縮影。雨後春筍般湧出的專業市場帶有很強的專營性和地域性，如柳市經營低壓電器、金鄉製造徽章、蕭江生產塑編——一地專營一商品的專業市場模式開啟了溫州商品經濟的進程。
早期的溫州經濟模式被比喻成「一輛車子，兩個輪子」：輪子是為「家庭工廠」和「專業市場」，兩者一起馱著「商品經濟」這輛車狂奔行進。這種比喻就道出了當時很普遍的「前店後廠」的模式——一條市街兩邊的排屋，面街的是店，屋後就是家庭工廠。
「十萬供銷員跑市場」是早期溫州經濟的一張名片。供銷員每次外出往往帶有幾十家家庭工廠的小商品樣品，到各城各鄉推銷，回來時帶幾十個業務合同，通知家庭工廠進行生產。
此外，供銷員還負責捕捉市場訊息，比如某大城市商場的某種產品銷路不錯，便買回溫州，令家庭工廠鑽研仿造，再以更低的價格佔領市場。
但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82年初，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次經濟整肅運動鋪開。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猶如一股寒潮，吹入了商品經濟剛剛起步的溫州。
1982年嚴厲打擊投機倒把
個體經濟最為活躍的樂清柳市成了經濟整肅的首要對象。
整肅前，柳市有八位人物在各自的經營領域做得風生水起，分別是五金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線圈大王鄭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礦燈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電器大王鄭元忠和舊貨大王王邁仟。
整肅開始後，八大王接連被安上「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等罪名，其中六人於當年鋃鐺入獄。
農民企業家的一時落難給溫州的民營經濟澆了一盆冷水。但改革的閘門一旦開啟便無法關閉。改革仍是主流，保守的意識形態終究沒有殺出回馬槍。
1984年，溫州政府抓住中央一號文件「國家要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的指示，為八大王翻案平反。隨後，溫州的民營經濟再次步入正軌。
總之，1978-1984年，溫州農民自導自建的專業市場與家庭工廠遍地開花。溫州一腳踩下商品經濟的油門，在當時的全國一馬當先。
1984年，溫州被正式列入首批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名單，其發展獲得了中央政府層面的支持。
14個沿海開放城市
1985年，解放日報刊登《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並同時配文《溫州的啟示》，至此「溫州模式」被正式提出。
與此同時，溫州的城鎮化也在快速完成。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了農民可自理口糧到集鎮落戶，隨後農村與城鎮這座銅牆鐵壁般的閘門被打開缺口。
龍港鎮政府歡迎農民進城搞建設，至84年底就有3省7縣的5000多戶農民、職工、幹部到龍港落戶。農民城由農民建，在移民人口的建設下，昔日被江南的鰲江人視為窮地方的龍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僅僅只是溫州民間主導城鎮化的一個縮影。
2000年龍港鎮的勞動力中心市場。龍港的崛起也吸引了，廣大的外地勞務人員前來求職
彼時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如龍港鎮一樣對外開放，如1984年龍灣建立了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1988年瑞安、甌海、樂清、平陽、蒼南和永嘉被設為沿海經濟開發區。溫州從這個階段起，開始整體地擁抱中國與世界。
80年代末，國內姓「資」姓「社」的迷霧還未完全散去，南來北走的溫州人卻讓溫州的市場經濟進入了「早熟」。
80年代末90年代初，溫州本土基本完成資本積累。進入90年代，溫州經濟則亟需一個新的契機以實現進一步騰飛。
終於，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打破姓「社」姓「資」的藩籬；同年，中共十四大又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溫州人立刻抓住1992年這一契機，掀起二次創業的浪潮。
首先是粗陋的家庭工廠向現代公司轉型，並開始股份制改革。溫州的一批知名企業集中從90年代起一一誕生。現代企業的建立一改過去家庭式工廠灰頭土臉的形象，頗有國際化企業的風格。但是轉型後的溫州企業仍有濃厚的家族色彩，直到現在仍是溫州企業升級需要解決的問題。
溫州人耳熟能詳的本土品牌集中誕生於90年代，其中有你熟悉的嗎？
二次創業的熱潮還體現在私人投資大舉進入原本屬於公辦的領域。民辦學校、民營交運等興起，市民生活盡顯「民營色彩」。
第三個表現是溫州經濟強烈的外向性。廣大的溫州人集體尋往外地開商鋪、開辦工廠或承包工程。
不同於以往的單打獨干，國內溫州人的經商模式已開始從個體商販向商圈經營轉換。溫州店逐漸擴張成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商貿城，「工廠+專業市場」的溫州模式開始自溫州本土向外克隆。
瀋陽溫州城
可以說，南方談話後的「二次創業」真正推動形成了規模化的溫州人經濟，溫州也初步形成了「強鎮拱縣、強縣拱市」的都市圈格局。
在市民層面，經濟的騰飛也讓溫州變得很時尚。「其俗務外飾而好游觀，宴會必豐腆」，愛美似乎是溫州人的天性，在90年代中壯大的鞋服製造業正好迎合了這一心理。
此外，許多外來新潮事物搶灘登陸溫州，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溫州人重奢靡，講排場的嗜性。
「二次創業」的熱潮過去，21世紀以來，溫州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愈顯突出：主要是工業進程領先而工業質量相對滯後、農村工業化進程領先而城市化相對滯後、經濟發展領先而人的整體素質提高相對滯後。諸多「相對滯後」也為溫州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慘跌埋下了伏筆。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民營企業扎堆的溫州首當其衝，進入了一段經濟低迷期。
當民營經濟已深陷泥潭之時，央行於2010——2011年加息，這更是讓眾多脆弱的企業資金鏈斷裂。
2011年起，跑路潮與企業倒閉潮呼嘯而來。溫州經濟遭斷崖式跌落，過去令人驕傲的溫州模式引來無數質疑。
08年溫州經濟增速陡滑，曾一度低於全國GDP平均增速。
根據各市及全國統計信息網整理
背後的原因其實不難分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溫州的經濟是民營企業主導型，政府的監管與支持不能說是到位。民營資本生存和壯大的風險極大，一遇上金融危機，民營資本的不穩定性和非理性缺點就被放大。
一旦企業面臨破產，與民營企業資本相互依存的溫州民間借貸鏈被「拔出蘿蔔帶出泥」，接連斷裂。
神曲《江南皮革廠》侵權也好，玷污也罷，作為一個社會真實的記錄，的確反映了08-13年溫州的跌落與迷惘。金融危機中，金融網中的每一個溫州個體都是受害者，創造過民營神話的這座城市陷入困境其實是一曲中國人都該哀嘆的悲歌。
2013年溫州經濟觸底反彈，開始回溫。
過去被停擱的事業被重新拾起：五水共治下水環境的改善、金改後企業的重新振作、市域鐵路的攻堅和大拆大整下市容的改觀等著實令人欣慰。復甦既然伊始，跑路潮的沉鬱基調便已成過去式。
締造過光輝創業史的上一代溫州人，是名垂青史的企業家也好，是販夫走卒也罷，恰恰是不能被否定的。
他們白手闖出來的溫州模式，和同時出現的蘇南模式一起，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雙璧。
因草根而生，萌動於改革開放前，發軔於80年代，狂飆在90年，迷惘在危機中，現在又迎來復甦。溫州從改革之處的混沌之中闖出一條路，不可不謂蘊含著一種奇妙的力量。
這種力量，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對中國的未來卻是極有價值的。沒有人能一直保持百米賽跑，溫州也一樣。
對溫州的發家史心存歷史溫情，對溫州的當前困境理性批判的我們希望：等哪一天溫州的年輕人選擇「回溫」，那溫州形勢才真正算是回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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