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國，是否有過一份「鄭和世界地圖」

1300年《赫里福德世界地圖》，至今保存於英格蘭赫里福德教堂，為中世紀最大最詳細的世界地圖。

人口稀少的小鎮上，教堂附近的墳場里挖出一塊近600年前的明代圓形銅牌，這讓李兆良63歲後的生活發生巨大轉折。他曾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古老的銅牌既是一生中「最大的收穫」，也就此陷入爭議的漩渦。

李兆良從小就是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的「粉絲」，到現在，仍在追各種熱播偵探推理劇，並以找出編劇漏洞為樂趣。這塊「流落」至美國東部墳場的銹跡斑斑明代銅牌，同樣激發起他的探究心。隨著研究深入，李兆良越來越相信自己正在「偵破」一樁歷史懸案：發現新大陸的人是鄭和，而在鄭和的環球航行過程中，他還繪製了第一張詳細的世界地圖，原地圖雖已亡佚，但信息保留在100多年後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里。2012年和2013年，李兆良把研究寫成《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和《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兩本書，先後在中國台灣出版。其中《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今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簡體字版，收入一套以地理學和地圖學為主題的「輿圖館」叢書。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右為中國台灣版（2012年出版）

「書中挑戰了世界史上的三大經典學說：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利瑪竇把西方的地理知識帶來中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毛佩琦在序言中總結。

和2002年寫出《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一樣，李兆良的書推出後在東西方掀起波瀾，有人邀請他出席國際學術論壇，有人斥之為「民科」，也有「粉絲」堅持在他博客中留言點贊。「這是我認為遇到的最富挑戰性、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經歷了四五年爭議後，遠在美國的李兆良依然「鬥志高昂」，自信滿滿。他認為，圍繞他的書與相關歷史展開的爭論，不僅是中與洋、真與假之爭，還關乎國民性和國家發展。在他看來，這對中國人特別重要，「坦白講，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是沒有脫離自卑的心態」。

600多份古地圖上的新發現

2006年，李兆良在北卡羅來納州小鎮上買到的這塊宣德銅牌，直徑7厘米，中間有一個小方框，上面鑄著「大明宣德委錫」六個字。古文中「錫」通「賜」，李兆良認為這是「大明宣德皇帝委賜」的意思。《明史》記載，歷代皇帝登基都會派使節通報給外國的國家元首。恰好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宣德五年，這時宣德皇帝朱瞻基繼位還不算太久。

銅牌出土地點是美洲大陸原住民印第安切諾基人的居住地。李兆良轉了一圈後發現，鎮上人口稀少，但很多方面與中華文化有某種「巧合」。比如切諾基人的鄰居、靠海岸的卡托巴族人以擅長製造精美陶器而聞名，成就不僅超過同時代的歐洲人，某些陶器式樣和中國宣德年間的三足宣德爐相似。切諾基人的旗幟是明代的北斗旗，對「熊」的名詞「yong」與吳語、客家話一樣。他由此大膽假設：宣德銅牌是鄭和船隊帶到美洲，並賜給當地土著人的。如果這個推論成立，歷史也將改寫：是1431～1433年間下西洋的鄭和發現了美洲大陸，他比公認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早了差不多60年。

自1761年，法國漢學家德·吉涅最先提出「中國人最早發現美洲說」，類似討論就在東西方持續。早些時候，英國退役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不僅是鄭和的「骨灰粉」，更是認為，鄭和才是世界環球航海第一人，他比哥倫布早了70多年發現新大陸。與稍顯陳舊的「鄭和發現美洲說」相比，李兆良由此衍生的《坤輿萬國全圖》作者研究，顯得更有顛覆性。

一直以來，關於《坤輿萬國全圖》的公認看法是，明代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中國學者李之藻共同繪製了這張詳細的世界地圖，而其「母圖」，據推測是1570年的《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

但李兆良在細看《坤輿萬國全圖》時，卻發現很多蹊蹺。其中一個令人費解的地方是關於歐洲的記錄。利瑪竇來自歐洲，理應非常了解歐洲，但《坤輿萬國全圖》上的歐洲資料卻出奇貧乏，而且沿用的還是古地名。尤其是他的祖國義大利，與《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中佛羅倫薩佔了整頁地圖相比，《坤輿萬國全圖》隻字不提當時著名的佛羅倫薩、米蘭等大城市，也沒有當時的天主教領宗地。「利瑪竇能這樣疏忽嗎?這與他來華傳教的目標完全不符。」李兆良認為，「光從這點看，《坤輿萬國全圖》的作者不可能是利瑪竇，也不可能是歐洲繪圖家。」

「《坤輿萬國全圖》就像一幅現代中國地圖不畫北京、上海，而列上長安、江寧，同樣不合理。」他決定用「刑偵推理的方法」，尋找各種證據，試圖揭開古地圖背後的秘密。此後7年時間，幾乎每天工作14小時，往來於美洲、亞洲、歐洲的圖書館、博物館、原住民保留區，前後比較了600多份古地圖;對地圖上的特別地名也都親自印證。此外，為了方便一手文獻查閱，還學習了切諾基語、卡托巴語、拉丁文、中古英文等。

幾年下來，李兆良發現大量存疑之處。《坤輿萬國全圖》上1114個地名中有一半，包括美洲的地名，不僅沒在《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中出現，有些也從未出現在任何歐洲繪製的地圖和文獻中。在《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中，他一共列舉了十大證據，來證明該圖不是來自歐繪地圖，而是基於明代中國鄭和時代的信息繪製。「《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文獻，藍本是一直以為失佚的鄭和地圖，利瑪竇時代應該還存在。現在鄭和地圖原圖已經不存，但信息保留在《坤輿萬國全圖》上。」

「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後，剩下的無論概率多低也是真相。」這是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經典表述，也被李兆良引用來作為判斷推理的依據。他認為，自己偵破了近600年來東西方交通史上的「大懸案」。

1602年《坤輿萬國全圖》(墨線版：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1570年《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由荷蘭製圖家奧特里烏斯繪製，圖上地名詳盡，被認為是《坤輿萬國全圖》的藍本

人人有權構建歷史?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出版後，也有不少學者對李兆良的一些觀點和論據發表不同看法。寧波大學教授龔纓晏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質疑李兆良根據「鸚哥地」這一稱謂做出中國發現澳洲的判斷不太嚴謹。對此，李兆良在科學網上作出了回應，「實際上是西方的錯誤」。

毛佩琦也說，他的結論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比如既然認為鄭和到過美洲，且是《坤輿萬國全圖》「母圖」作者，為什麼宣德五年鄭和下西洋的親歷者，在航海實錄中隻字未提美洲?之後的「四夷」書，也沒有出現《坤輿萬國全圖》中標註的任何美洲地名?李兆良的解釋是，明清民國之間，中國文獻失佚非常嚴重，文獻不存不等於沒發生。

李兆良的研究也受到不少中國內地網友的關注。天涯論壇上，至今還有關於他「鄭和發現美洲說」的質疑貼，跟帖留言達100餘條。更有激進者，直接將《坤輿萬國全圖解密》與《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起，列為「民科代表作」。

在「豆瓣讀書」這本書的條目下，很多人打一星(滿分五星)，但看上去這些打一星的人互相之間似乎有關聯，甚至可能是一些「馬甲」。一位打了兩星的讀者在短評中寫道：「質疑的部分有點價值，建構的部分就真的民科氣十足。關鍵不是觀點對錯，是方法和邏輯混亂。就算論證了那些地理上的發現不是西方人最早做出的，轉手就把榮譽全部授予中國人是什麼鬼?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日本人的航海史就這麼被刪除了?李教授這代人，內心深處還是揮不去的中西二元對立陰影啊。」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其實和近年來國際上出現的一些書類似，主要強調古代中國人在航海上的貢獻超過現代正統歷史學家認同的範圍。」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解釋，所謂正統，是指歷史學家圈子裡大部分人認同。從這個角度說，儘管李兆良不願將自己的研究與《1421：中國發現世界》相提並論，但在普渡大學獲得生化博士學位的他，本質上身份卻與加文·孟席斯相同，都是民間歷史愛好者。很多正統歷史學家可能會對他們「不屑一顧」，認為搞的不是歷史。

「對於這類論爭，我一般都持寬容和同情的態度，這與我本人的歷史哲學有關。」江曉原說，他對歷史的看法也與許多歷史學家不同，認為歷史真相可以在理論上承認有，但實際上沒有人能夠得到，所有的歷史都是建構的，任何歷史學家都無權宣稱自己所說就是歷史真相。「真相只有一個，一旦這麼說就變成武斷，排斥了任何與之不同的觀點。當然，我這個歷史哲學觀點本書作者也不一定認同。因為他也認為，自己講的才是以前歷史學家沒看到的真相。」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一書還讓江曉原想起1999年出版的《光明之城》。該書記述了義大利猶太商人雅各在1271～1272年，由海道前往泉州經商的經過和見聞。著譯者稱，書是在義大利一個古老的家族發現的。但中文版出版後，裡面有很多細節與傳統歷史記錄，以及同時代的《馬可·波羅遊記》都不一致，很多人懷疑是偽造，但這樁公案最終不了了之。「我曾專門問過一些持正統立場的歷史學家，既然認為是偽書怎麼不寫文章質疑?結果有人不屑一顧地說，參加辯論是把對方『抬高了』。這種說法充滿傲慢與偏見。不提供學術依據而進行否定，本身就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很可能也會面臨這樣的命運。但沒關係，學術本身有爭議很正常，歷史就是不斷新發掘的。」江曉原說，與爭議相比，更值得警惕的是喜歡動輒對人冠以「民科」的做法，「我特別反對那種不是針對別人的具體說法進行學術辯論，而是先就指責別人是否有資格，這種態度是不合適的。在我的歷史哲學裡，誰都有權建構歷史。」

毛佩琦評價說：「他的論述是言之有理的，至少是動搖了這些經典理論的根基。傳統的論述，無法回答李教授的問題。」

江曉原也認為，李兆良的證據和當年引發軒然大波的孟席斯不一樣。另外，以往對《坤輿萬國全圖》的來源沒有產生過疑問，他卻從這個角度入手，認為利瑪竇依據當年中國人的地圖繪製了《坤輿萬國全圖》，「這種假說是相當大膽的，不管最後結論是否成立，對歷史學發展都是有利的」。

對話李兆良

我發表了多篇新論文，比書里的論據更有說服力

第一財經：毛佩琦先生提及《1421：中國發現世界》論據上有明顯問題。但不久前，有人將你的著作與《1421：中國發現世界》並放在一起說是「民科代表作」，你怎麼看?

李兆良：媒體經常把孟席斯引入訪問我的文章。其實，我們只是一般朋友。他要求我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香港分會演講，他講律師劉鋼「發現」的那張1418年地圖(真實性一直高度存疑)，我講宣德金牌和美國切諾基族的文化與明代中國關係。臨別照相恰好背景就是那張1418年大地圖。結果這張照片在外面流傳很廣，以訛傳訛，非常困擾。一般人以為我現在講的《坤輿萬國全圖》就是「1418年地圖」，非常冤枉。

我曾經對孟席斯提過意見，不要把確切的證明與還沒有證實的觀察混在一起，他沒有接納。結果人家質疑他不穩的、錯誤的闡釋，把確實的也一起打掉，很不值得。我們之間唯一相同的是認為明代中國人到過美洲。我更進一步說明代永樂時代測繪美洲和世界，有去有回，宣德時代有華人定居美洲開墾。我的證據是西方認可的。

第一財經：西方是如何認可你的論據的，可否再介紹一下?

李兆良：我在西佛羅里達州大學、南佛羅里達州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奧圖班大學講演，在場有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的教授和研究生，沒有人能提出反對意見。他們公開不講，私下跟我說，我是對的。一位中學歷史老師，也有法律背景的，說我的論證完全無懈可擊，符合刑偵的要求。聽過我的演講，他從完全不知發展到完全信服明代華人到過美洲。今年7月，我會在華盛頓的國際地圖學會雙年會上發表論文，題目是《中國人在西元1430年前測繪美洲》，該論文以高評分通過同行審評。這是西方認可的表示。

第一財經：但毛佩琦也談到，《坤輿萬國全圖解密》還是有可以完善的地方，你認為呢?

李兆良：研究是沒有止境的，永遠可以完善。以後總有新證據加固第一塊奠基石。我的書繁體字版出版已經5年了。最近我一直在《測繪科學》上發表新的論文，都是書裡面沒有談到的，而且更具體，更有說服力，以後會出版增訂本。

第一財經：現在可以提前透露一下你發現的新證據嗎?

李兆良：我從2016年7月開始，在中國測繪學院的學刊《測繪科學》上連續發表多篇論文。主要就是以《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地名地理考據，比較同時期西方地圖，定性與定量比較今日地理，比較中國歷史地理。更重要的是，發現利瑪竇自己的著作《中國札記》不同歐洲語言譯本中的誤譯，以及把整段歷史改寫的證據。沒有比這項發現更清楚、更有力的了。

第一財經：你在解讀《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的序言中「乃取敝邑原圖及通志諸書，重為考訂」時，將「通志諸書」解釋為中國材料，以此佐證明代中國人測繪了第一份世界地圖，但也有人質疑，歷史上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很發達，當時日本和印度也在海洋上很活躍，而利瑪竇又是從印度到的中國，他們是否也繪有地圖、並對利瑪竇也有影響呢?

李兆良：我們只能憑地圖的文字是漢字來判斷。當然地圖信息來源不止華人，歐洲地理來自歐洲人。鄭和船隊上不只有華人，也有沿路國家的人，包括印度人、阿拉伯人等。他們有沒有參與測繪?可能有，但是沒有任何其他文獻或人文證據。美洲西部的地理只有中文地名與地理吻合。沒有其他國家記載，也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環球航行。繪製地圖時，要測量經緯度坐標必須到達當地。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國可以做，當然中國也可能藉助阿拉伯的天文技術。何況鄭和本來是阿拉伯後裔，但是他的成果是當中國官員時獲得的。

第一財經：你作為理工科學者，接連出了兩本為歷史定論翻案的書，卻被指為「民科」，對此你有何回應?

李兆良：支持我和反對我的人都有。反對的有不同原因，但基本都是利益問題，不願意放棄多年的「努力」。更多人是不關心的，以為這只是一段歷史而已，不體會這是真與假的原則之爭，是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話語權。今天，中國需要更多人講真話，真話沒有什麼需要謙虛的，不講真話反而是偽善。

有「民科」這詞，但是很少聽到「官科」這詞。可見造這詞，有維持既得利益的嫌疑。科學本無所謂官民，西方從來沒有「官科」「民科」之分。古今中外很多科學界有名人士，連學位都沒有。科學只有真假之分。「真」是可以通得過檢驗的。

有些人認為我「非科班」，不知這是何指?我覺得歷史研究也是科學研究。我師從諾貝爾化學獎的第二、第三代傳人，總有一點科學的底子。我看到的文獻在國內不容易獲得，比如16至17世紀的西方文獻和地圖，國內沒有引用過。我引用的西方首版原文，不是中文翻譯。我有一篇論文舉出利瑪竇《中國札記》的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中文翻譯有種種錯誤、漏洞。如果認為我引用的是「非科班」，那錯誤的中文翻譯應該怎樣歸類?

現在，我經常被歸入那類研究數據不嚴謹但是結論一樣的外國作者之中。我一再聲明，我的學術背景、取材、方法、論證與他們有極大不同。先給人戴帽子，分門立派，不看實際論據，對推動科研沒有正面的作用。學者都有獨立的思想理論，切忌一竹篙打一船人，學術界有這種想法，是不可思議的。把人的思想發展綁定在一個小範疇，很多問題得不到解答，是李約瑟之問、錢學森之問的根源。

第一財經：你在談到究竟是「西學東漸」還是「東學西傳」時，提到中國人的自卑心理。在你看來，1840年鴉片戰爭導致的自卑心理，到現在還沒有消除?

李兆良：我覺得還可以追溯到清朝初期，尊洋抑漢也是一種統治手段。坦白講，很多中國人到現在還是沒有脫離自卑的心態，經常「內外有別」處理事情，對自己人不尊重，對外國人優待。有些人企圖用自大去掩飾自卑。強大的經濟，沒有強大的文化自信支持是不穩的。中國古代科技、哲學很值得重新研究，現在很多人言必稱希臘，寧可看英文書、翻譯書，不看古籍，不願意看文言文、繁體字，把好東西都丟掉，很可惜。

第一財經：你經常談到偵探思維，另外還有哪些經歷與你後來做歷史研究相關?

李兆良：我從小對推理小說很有興趣，現在也經常看這類電視劇，以發現作者或編劇的漏洞為樂。科學研究不外觀察、推理、歸納、演繹。歷史記載有很多局限，尤其是中外交通史，不能光讀中國文獻，還要讀原文。西方文獻有不少因為語言文字的誤會引致的錯誤，也有因為利益故意改寫的。但是文獻不能掩蓋全部，總有漏洞。文獻等於供詞，裡面的矛盾漏洞暴露了證人說謊，我就可以偵查下去。

我是1943年11月生的，祖輩與孫中山先生有直接關係，是支持辛亥革命的。從小，我對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就很關心。小學四年級，覺得一個國家要有一種通用語言，在香港自學普通話。也向來對很多事情都有興趣，書法、太極拳、古詩詞文學，維繫了我中華文化的根。發生興趣後經常是要認真徹底地做。19歲，我與友人組織了香港第一個學生民族樂團，至今還每年演出，也是今天唯一還碰樂器的「元老」。63歲，因為獲得宣德金牌引起好奇進入歷史學，想不到成為我一生最大的收穫，也是我認為最富挑戰性、最重要、最有意義的事。不只是更正歷史，還希望對思維方法和交叉學科研究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