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電影很多,被感動的卻極少
我愛看電影,卻少被感動,電影越看越多,感官卻愈加倦怠,思想愈加麻木。
早時看電影總能給我驚奇,尤其是小時候,曾經發自肺腑地愛上過《紅色娘子軍》中的「吳瓊花」,崇拜過「李向陽」,要說小時候最愛的電影,當屬《東歸英雄傳》,結尾處從背上撕下地圖的段落,我總莫名地感動。
年幼時的感動都很純粹,小孩子只有對未來的好奇,而無人生經驗的總結,愛看愛聽愛信,隨時準備著為「善良正義」貢獻出自己「純潔的感動」,記得小時候去禮堂看《媽媽再愛我一次》,看完第一場,幾個小夥伴就哭完了一捲紙巾,然後等著第二場重放,再哭一次。
但近些年來,感動自己的電影越來越少,更別說讓人感動到哭,大多數電影不過掃下幾眼,大致就能判斷其水平如何,意圖何在,大多數國產電影皆是如此。所謂感動,不過是重拳朝心口猛擂幾拳的招數,譬如《唐山大地震》中母女最後相認,哭得稀里嘩啦,不能自已。
眼淚和感動往往被本末倒置,明明應該因感動而流淚,卻偏偏變成了用眼淚來替代感動,好像不哭幾下,就是不肖子孫似的。
真實的感動總是發人深省的,令人反思的,沒有反思的感動,並不值得人哭。
《阿基里斯與龜》是我的私愛,讓人感動又反思。導演北野武,在我看來,是一部理應在新世紀電影史留下名字的作品。
主人公真知壽自幼家境殷實,喜愛繪畫,隨後父親破產自殺,母親將他送到叔叔家寄養後也隨即跳崖,生活的不幸並未動搖真知壽繪畫的決心,他與理解自己的女人結婚生子,為了畫作的成功不惜一切代價,甚至無懼死亡。而直至最終,真知壽也沒真正賣出過一張畫。
如果單純從人物的塑造上來看,真知壽可謂是不折不扣的悲劇人物:人被命運所迫害,卻渾然不覺,往往更能得到作為「旁觀者」的觀眾的憐憫。真知壽對繪畫的熱愛無可置疑,他上課時畫,在家裡也畫,為了畫巴士,乾脆站在路中間將巴士攔停;女兒死了,他心裡不是悲痛,而是突然產生了靈感,用女兒的遺容搞藝術實驗。
真知壽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高更,兩人唯一的差別在於是否「成功」,藝術的「成功」是個很值得玩味的概念,由於藝術沒有一個確定不變的衡量標準,來標識出水準高低。藝術評價永遠脫離不了人的主觀感受。而對於現代藝術的評價,且不說客觀標準,就連表達真誠的個人感受都變得困難。因此,影片中那個小攤主不經意說出震耳欲聾的一擊:「藝術是最大的騙局。」在現代藝術時期,藝術的高低在於「闡釋」的力度,先有「闡釋」而後有「創作」,就好比先流眼淚,再去試圖感動。而作品的成功其實已經與藝術水準無關。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真知壽一次次滿懷希望帶著作品去畫廊,畫廊經紀人一次次用各色各樣的理由拒絕他,一次次讓真知壽嘗試新的理念,卻一次次告訴他已經落伍,真知壽似乎永遠追不上藝術最頂端的潮流。當他曾經的夥伴已經成為街頭塗鴉大師時,他試圖募仿在商鋪的捲簾門上作畫,卻落得被警察勒令刷白還原的結局。截然不同的命運,永遠錯失的認可,無不說明現代藝術「成功」的關鍵——不可控制的偶然性。彷彿一個單純的孩子遭遇一顆不知將其帶往何處的巨大黑洞。
北野武並未賦予真知壽反思精神,他的自我意識更像是某種本能的持續,無意識般的巨大力量,專註而持久。但這個人物並不虛假,現實中總能看到真知壽的影子,他對繪畫的執著就好比熱戀中情侶眼中的彼此,像一本永遠讀不盡的詩集,永遠隱藏著秘密的斯芬克斯。
真知壽對事物的反應是反常且令人驚訝的,他沒有常人的思維,取而代之的是對藝術的敏感。用藝術去替代生活是極為危險的,因此真知壽的夥伴會為了藝術,開車載著顏料撞牆,只為尋求藝術偶然間的魅力。真知壽讓黑人拳手沾著顏料錘擊自己的妻子,用溺水窒息的方式尋找靈感;女兒死了,對他而言不是悲痛,而是開啟了他新的藝術靈感,路遇車禍,他想的不是救人,而是畫下現場,搶救這轉瞬即逝的突發時刻。
觀眾在影片中無時不刻感受到令人震驚的意外,真知壽之所以讓人覺得反常,不過是因為藝術思維與現實邏輯之間的巨大鴻溝,用生活去替代藝術,得到的是平庸,用藝術去替代生活,得到的是荒誕。
北野武偉大之處在於,他始終是幻化為藝術與生活的雙重身份來指引觀眾的,他一邊扮演著真知壽,一邊扮演著普羅大眾。
北野武往往給人兩種截然相反的印象,有日本評論家說他像一隻「鐘擺」,始終在無情無義的暴力殺戮與極度純情的幽默與愛之間搖蕩。他時而像今村昌平一樣冷酷無常,又時而像黑澤明一樣具有人道精神。人的兩面性在北野武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北野武雖然矛盾,但又有著令人感動的「純粹」與「利索」。他的電影從來不拖泥帶水,該殺的時候毫不手軟,各種格局器械無所不用其極,但他溫情起來,又保留著孩子般的童真。真知壽就彷彿像是一個從來沒有長大的孩子,生命在他的幼年就已停滯不前。在片中的一個段落里,真知壽找做妓女的女兒要錢買油彩,遭到女兒的冷嘲熱諷。他怯生生的模樣不像是生而不養的混賬父親,倒像是在母親面前犯了錯的孩子,隨後他又在廁所門口被混混敲詐,乖乖掏錢的舉動同在遊戲室被勒肥的小孩並無二致。
在故事的結尾,北野武從真知壽的身份中跳出,像博愛的上帝一般讓猶如「迷羊」的真知壽頓悟覺醒。真知壽一生在馬蒂斯、沃霍爾、蒙德里安等人陰影下反覆遊盪,終於意識到現代藝術不過就像是手中的可樂罐,當殘破的可樂罐被標上高價,似乎也就獲得了現代藝術的認可。後現代的商品社會下,人的反思精神被桎梏,一切被關注的事物都會被不可避免地過度詮釋。藝術可以關聯任何事,卻偏偏與藝術家本身毫無關係。
真知壽從來沒有真正學過繪畫,畫室的老師不過是在巴黎遊學的混混,而那個被他戴了一生帽子的原主人——所謂的大師,也不過是父親慷慨捧出的成果,而他其實早就成為了所謂的「畫家」,小時候的隨興畫作《比目魚》與《大公雞》都已被悄悄賣出,只不過沒有署上他的名字,只說是一個早夭的天才,極具升值潛力。
北野武壞壞地告訴大家,真知壽出售可樂罐的跳蚤市場,其實與現代藝術市場毫無區別,不過是出售破爛的地方。任何看似「返璞歸真」的形式與任何看似「震耳欲聾」的創意,都是令人可笑的破爛兒。阿基里斯最終也無法追上龜,藝術永遠也無法追上解釋。
故事的最後一個鏡頭讓我動容,真知壽的妻子回來了,告訴他要買他的作品,兩人最終在鏡頭深處漸行漸遠,真知壽將可樂罐丟掉,妻子將它一腳踢飛。真知壽終於擁有了生活,慘痛的代價早已留在過去,真知壽身上散發出希臘英雄般的崇高與堅韌,對英雄而言,受過的苦都是不值一提的,連心酸都沒有必要。
藝術的本質不過是崇高人性的回歸,不是嗎?(來源|24樓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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