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君子風範

蘇軾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文藝通才，是詩人，其詩瑰麗宏博；是詞家，其詞開豪放一派；是散文家，其文議論風發，取義精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書法家，列蘇黃米蔡之首，至今猶是法書範本；是畫家，畫作歷代收藏家視為拱璧；是美食家，東坡肘子等至今造福吾國吾民。也是一位有作有為的行政人才，無論作京官或地方官，所在均有建樹，如杭州西湖蘇堤等遺澤，至今為民所用。在對待王安石變法上，以國脈民命為重，不作朋黨之爭，為當時及後人多不及。

孔子稱君子朋而不黨。「不黨」是儒家重要行為準則。朋黨是一種排他組合，一旦陷入朋黨之爭，便以朋黨利益為利益，朋黨是非為是非，所謂「黨同伐異」。朋黨中人，無分良莠，不問是非，一概重用，一切優容；朋黨外人，無分良莠，一概排斥，一律罷黜，甚至迫害有加，造成無窮恩怨，無窮爭鬥，無窮內耗，國家利益，民族存亡，人民福祉，一律置之度外。國難當頭之時，這種內鬥，往往造成歷史浩劫。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是東漢滅亡的重要誘因。中唐牛（僧儒）李（德裕）黨爭，使李唐中興之望終成泡影。明季黨爭不絕，尤其以東林黨與閹黨之爭，釀成許多人間悲劇；滿州大軍逼近南京，南明小朝廷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朋黨間仍不能捐棄前嫌，共同對敵，救國家也救自己，黨爭仍然如火如荼，使任何有效抗清鬥爭成為不可能。

北宋朝廷也是在不斷黨爭中走向滅亡的，宋人劉克莊《跋山谷書范滂傳》中稱：「黨禍，東都（東漢）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所謂本朝（宋）又次之，實在是為當權者開脫。宋哲宗紹聖元年，章惇為相，指斥司馬光等元祐間當政者為奸黨，一律貶逐出朝，蘇軾也在黨人之列。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為相，將司馬光等120人列入奸黨名錄，立碑於端禮門，後增至309人，是為黨人碑。

北宋政治一開局就不好，為防止軍人造反，實行所謂內重政策，將大量軍力集於中央，並對軍人、士人實行優養，除犯謀逆大罪，一般重罪輕判或者不判，形成軍不堪戰，士不勵行，官貪吏污的局面。北宋擁有當時最大的版圖，最發達的經濟，最多的人口，仍然是內則財用不足，民生艱困；外則武備不足，強寇深入，不僅與遼、金等強敵有戰輒敗，就是對付蕞爾西夏，也捉襟見肘，勝少敗多。

這就使得一些不甘屈辱的皇帝，希望有所作為的臣僚，亟思改弦易轍，走出一條富國強兵之路，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運動便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登場。宋神宗寧熙二年（1069）王安石拜參知政事，力主「變風俗，立法度」，神宗以為然，變法從茲開始。

王安石新法，不無是處，但他急功近利，輕躁冒進，謀之未熟，籌之未善，倉促上陣，迅速在全國廣泛實行；兼以知人不明，用人不當，如用呂惠卿等筲小。一則笑話說：王安石問計於人，如何將洞庭湖水排干，變為桑田？其人答曰：另挖一洞庭湖可也。新法雖有績效，弊亦隨之，受到司馬光為首，包括蘇軾在內的舊黨反對。由於舊黨有高太后，曹太后支持，王安石於寧熙七年四月罷相，八年二月復出，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重新主政，不分青紅皂白，盡廢新法。因人廢事，因人廢政，不管其是否合理，是否有利國計民生，這也是朋黨鬥爭的典型手段，蘇軾大不以為然，憤而稱司馬光為司馬牛。

蘇軾因反對新法，幾至殺頭。他雖名逮舊黨，但不意氣用事，不以朋黨是非為是非，一概否定新政，而是棄其不合理者，行其利國利民者。又與司馬光等人產生矛盾，不久又被貶出汴京。蘇軾與王安石是政敵，或者說是對手，但他與王仍維持著良好私交，不因政治歧見毀棄友誼，這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時人、後人難以企及的。王安石罷官後閑居養病，蘇軾還專門去看他，有詩記其事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不以私誼廢公，不以公事棄友，不因政治見解不同成敵，這才是群而不黨的君子風範(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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