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漢學家如何批評中國當代文學？

德國漢學家如何批評中國當代文學？

——探討中國當代小說之三

李遜達　刊發時間：2008-06-07 12:44:30　光明網-光明觀察 [字體：大 中 小]

　　作者：李遜達

　　記得還在2006年當時舉辦的「當代讀者最喜愛的100位華語作家」的公選活動接近尾聲時，當代德國著名漢學家沃爾夫岡·顧彬教授接受了《環球時報》記者呂鴻的獨家專訪。通過這次面對面地交流，讓我們了解到中國當代文學在外國學者、教授的心目中

，究竟是一種什麼狀態，又到底出了哪些問題，讓中國讀者不再選擇閱讀小說，不但中國小說不讀，外國小說更不讀，堅持長期閱讀小說的群體急驟地在縮小。當時許多國人讀後大有汗顏不已之感。

　　德國人在世界上向來有嚴謹、刻板、一絲不苟之聞名，所以要想通過這位當今德國最負盛名的漢學家、翻譯家和詩人、現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對當代中國文學作出真實的評價，那是需要有一定承受能力的。事實也是如此，當他毫不掩飾地說，中國當代文學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時，那時，我真的大為吃驚。

　　顧彬認為中國文學獲不了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是有這樣的原因。他從歷史角度分析，一些外國作家獲獎主要基於政治因素或文學因素。他認為當前生活在中國境內的中國籍作家為政治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性不大。他們可以選擇的唯一道路是高水平、高標準的文學道路。但是在這方面，目前中國作家恐怕連奧地利、瑞典和冰島的作家都比不上。這些國家的不少作家是為了文學而不是為了政治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政治不是文學，一個用文學題材來從事政治的人，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

　　顧彬還認為文學最重要的對象是語言而不是內容。語言包括內容，而內容不包括語言。沒有好的語言，就沒有文學。這顯然是代表西方的一種觀點，和中國的觀點是有衝突的。我們則認為內容決定形式，顯然這兩者是無法相一致的。這顯然不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所致，而是意識形態所決定的。但顧彬也不得不承認，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著名作家裡爾克、策蘭的作品至今仍擁有很多讀者，其內容雖不是以政治為主，而是以語言為主，他們的語言非常了不起。但他們的作品也會涉及到社會、甚至涉及到人、人類的存在，不過這些作品不是那些表面、浮淺的政治性作品。

　　這是顧彬自相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偏面地強調文學語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語言和社會並不是無關的。筆者認為這些矛盾算不了什麼。

　　儘管顧彬的觀點存在一些不足，但他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忠告還是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他以為，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學外語，但是現實是，仍然很少有中國學者能夠用外語公開闡述、討論自己的觀點，他們還需要一個翻譯。另外能同時具有2種、3種、4種以上外語能力的年輕人或學者還不多。在歐洲，能掌握10種以上外語的學者很多，他們根據原著深入自己的研究。如果我研究中國哲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我一定要去看原著。但是在中國不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根本不會德文，他們不看原著，只看中譯本；不看馬克思的原著，而大談馬克思主義，這是什麼學問？這些出於德國學者之言，真讓我們中國學者該自慚形穢，自嘆弗如了。

　　顧彬接著又坦率地說，掌握中國的語言、中國文化就像伸展出了一翼，掌握了外國的語言、外國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另一翼。擁有了這一對翅膀就能飛得高、飛得遠，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翼，飛行的高度、距離都是有限的。

　　最後，顧彬毫不客氣地直指中國作家的一些不是。他說中國作家大部分對語言不認真，覺得語言只是一種工具。但對作家來說，語言應該是一切。恢復好的作文，也是中國作家的任務之一。中文專業應有助於學生及社會伸展出「雙飛翼」中那厚重、堅實的一翼。

　　中國當代文學確實出現不少浮躁現象，我認為都是借中國當代文學之名追逐利益之實所惹的禍。就拿那個公選當代100位作家活動來說，無不是背後有人在商業炒作。當時又爆出了內中有三名排名在歷代文人蘇軾、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之前的，竟然是當今三位青春文學寫手。這不是帶商業性的惡意炒作又能說明什麼呢？這真是當代中國文學被商業異化的一種悲哀！

　　但筆者認為，當前中國文學最大的悲哀依然是以自我為主的意識形態，總要排斥外來的價值觀不一的意識形態，從而不自覺地陷落到巨大的政治漩渦中去又難以排脫，因此社會矛盾激化和衝突是必然會發生的。

　　一方面承認社會形態是處在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卻又要求用正統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來處理價值觀衝突，再加上長時期受到極左思想的壟斷，很難會去思想繼續解放，很難會與時俱進。那麼每當社會要改革和發展，是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阻力。而這種阻力必然會反映在改革開放上、社會法制建設上、社會公平上、貧富差距上。特別是我國有好多重要的法規，至今為何遲遲不能出台，就是關係到某些利益集團的利害關係無法在人大制度下得到理順。每一個法的背後都是關係到權利者的公平與否的較量。每一次法的修訂應該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次進步。但人大代表的選舉、名額、參政意識和能力、以及社會地位等等，他們之間的落差是那麼地明顯，其結果導致在不完整的法律面前，是不可能人人平等的。如果執政黨只強調黨的思想意識形態，而勢必淡化了法律意識，這樣的結果是達不到依法治國的目的，只能重走專制思想的老路。

　　那已經走到窮途末路的階級鬥爭思想，曾貫穿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形態發展的歷程，但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已表明是走不通的，至今已被建立和諧社會的科學立國思想所替代，那麼社會主要矛盾應當表現在哪裡呢？顯然找准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才是執政者的重大目標，而不應當把以往歷史遺留下來的那些思想意識老問題，再在各個文藝領域裡繼續下去。

　　在5月29日《南方周末》上，刊登了記者王寅和馬筱璐和來訪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訪談的文章：《諾貝爾獎不是退休金》。當訪談結束時，突然記者向帕慕克提了這樣一個令有關部門非常敏感的問題：你在談到中國文學的時候，提到了魯迅、莫言，其實還有一位同樣獲得諾貝爾獎、用中文寫作的作家高行健，你讀過他的作品嗎？顯然，記者是有備而來的，並不是帕慕克首先提到他，而此人曾對中國來說，是有一段很不愉快的往事，雖然已經過去，但這個結仍沒有解開。

　　帕慕克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高行健的同情和好感。他說：「我見過高行健。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充滿悲傷的人。我很遺憾他所遇到的某些困難。我希望有一天他能夠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一個原本是道道地地、完完全全的中國作家，為何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充滿悲傷的外籍人呢？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會接受他，就像當年接受音樂家馬思聰的英靈從美國回來一樣，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子，只要他願意回來，沒有理由不接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