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責任 儘可能誠實地理解我們的時代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1905-1983），著名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同時也是20世紀法國首屈一指的社論撰稿人和專欄作家。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主要作品有《歷史哲學導論》《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論自由》等。

《歷史意識的維度》

作者：【法】雷蒙·阿隆

譯者：董子云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知識分子的鴉片》

作者：【法】雷蒙·阿隆

譯者：呂一民 顧杭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2年6月

《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作者：【法】雷蒙·阿隆

譯者：楊祖功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06年9月

記得在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法國思想家當數薩特。薩特不僅寫哲學書，也寫劇本、小說，才氣縱橫遠在一般哲學家之上，而且還積极參与公共生活，其形象滿足了很多中國讀書人對西方大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想像，於是引得大量讀書人讀他的著作。而在薩特大行其道的時候，他在巴黎高師的老同學，被稱為「最後的自由主義者」(阿蘭·布魯姆語)的雷蒙·阿隆卻不怎麼知名。當然也有慧眼獨具的出版社那時就出過他的代表作《社會學主要思潮》，但似乎沒有什麼影響。法國當時就有人講,如果阿隆離他的時代遠一點，他本來是可以成為我們時代的孟德斯鳩的。

我在九十年代初最先讀到的是《雷蒙·阿隆回憶錄》，沒有幾天就讀完了，大呼過癮。那種痛快的感覺跟後來讀阿隆的朋友以賽亞·伯林在歐美大力推薦的《往事與隨想》很像。赫爾岑的自傳比阿隆的更厚，文筆也更好，讀起來也是難以釋卷。如果說赫爾岑的自傳是一位十九世紀著名思想家對動蕩時代的觀察與反思的話，那麼阿隆的自傳就是二十世紀一位重量級思想家對極端年代的銳利觀察與診斷，也可以說是他留給未來世代的遺言。後來國內阿隆著作的翻譯漸漸增多，他的自傳又出了新版本，目前主要著作差不多都翻譯成了中文，如《知識分子的鴉片》等。尤其冷戰結束以後，阿隆的很多判斷被證明頗具先見之明，用當代著名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話來說，阿隆嚴守理性，與各種狂熱、激情對峙了幾十年。

最近「輕與重」叢書收入了阿隆的《歷史意識的維度》，讓我有機會再次閱讀阿隆。這位二十世紀的見證人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有什麼意義和啟示嗎?

歷史意識

人類是其生活時代的行動者

阿隆年輕時就立志要成為哲學家，他探討歷史當然跟普通的歷史學家不一樣，總是離不開哲學的思路，《歷史意識的維度》就屬於歷史哲學類的著作，但是讀起來一點也沒有乾巴巴的感覺。我們知道阿隆的博士論文以《歷史哲學引論》之名出版，而相隔三十年後的《歷史意識的維度》可以看做他的歷史哲學的發展。標題里的「歷史意識」是關鍵詞之一，可以看到他早年留學德國熱心學習現象學的印跡。阿隆在這裡講的歷史意識，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對每個集體而言「人性、文明、民族、過去和未來、建築和城市經歷的變遷所具有的意義。」如法文版序言所言，阿隆是要通過這個觀念，說明人類不論其境遇和心境如何，首先是其所生活的時代的行動者。阿隆的一生中繞不開這個事件：具有那麼高度教養的德國人怎麼會選出希特勒那樣的人當元首，並走上法西斯的道路。阿隆作為真正的啟蒙之子，他要用理性的力量來對抗歷史決定論。

比如他在書的第一部分討論歷史的哲學和歷史意義等。阿隆當然不是在給我們像老學究上課一樣滔滔不絕地闡述一套歷史學綱要，他通過對修昔底德這位他心目中的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是如何敘述和評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解讀，想反駁兩種解釋：一種是歷史決定論，另一種是神定論(providentialiste)。在具體反駁的過程中他的論敵有湯因比、斯賓格勒等西方著名思想家，與他同時代的傑出思想家梅洛·龐蒂也被他點名。阿隆的主張非常清晰：「聲稱自己預先就知道了終極的意義和救贖的途徑，是用知識和行動上冰冷的進步替代歷史神話。」「如果人類停止了探尋，如果人類自以為已經道出了最終的結論，人類也就喪失了自己的人性。」阿隆絕不是虛無主義者，他並非不承認歷史的意義，而是主張一種歷史多元論。他之所以利用修昔底德作為一個偉大範例，就是為了給分析「歷史意義」(sens de l"histoire)找一塊敲門磚。

民族與帝國 戰後歐洲霸權的喪失

本書的第一、第二部分主要是反駁歷史決定論，是歷史哲學的精彩對決。被選入最新的阿隆文選里的第三部分也充滿洞見，比如談「民族與帝國」這個在我們的時代依舊沒有過時的話題，以及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中帝國和歐洲體系的毀滅等。在這種大變局中，他說一旦亞洲人掌握了曾給予歐洲人財富和權勢的生產和戰鬥工具，歐洲各國的優勢便會喪失。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證明了阿隆對世界史的這一觀察。在談到亞洲體系建立時，這位到日本訪問過的法國思想家對日本近代以來的變革做的描述非常精準。他說日本的工業化與德國非常相似，但是資產階級的理念和自由主義制度並沒有同時生長。日本把西方的技術文明插入到了原有的等級社會的秩序當中，可依舊保留了自上而下的權力機構，武士階層的領導階層控制著國家。明治維新時期建立的這種政治結構毋庸諱言也是為日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了伏筆。在談到日本在二戰時同時挑戰中國和西方的不可思議的戰略時，阿隆說這是註定要失敗的冒險，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忘記了「民主國家雖然行動遲緩，但在取得完全勝利之前，是不會停手的」。

阿隆在這裡強調了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大國都過分迷信機器的力量，卻忽視了隱藏在權勢與福祉背後的東西。半個多世紀前的這個判斷，我們現在再看，是否還是有針對性呢？阿隆寫過另外一本很有名的書，叫Plaidoyer pour L"Europe décadente(《為頹廢的歐洲辯護》)，以十足的底氣與自信為西歐的理念辯護，那是基於他對西方文明終生不變的堅定信念。儘管他知道經過兩次大戰，歐洲已經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主導權，但是作為一個歐洲文明的代言人，精通西方主要國家文化的大知識人，他對西方文明還是深具信心，所以他才能說一些東亞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忽略了西方文明的真精神。

哲人責任

擦亮一代知識分子的眼睛

《歷史意識的維度》中阿隆多次提到修昔底德，在講歷史的證據、推論及對象等的第二部分中，還用了一整章來討論修昔底德的歷史敘述，可見他對這位偉大的史學家的推崇。除了因為很多人覺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跟伯羅奔尼撒戰爭之間有類似外，阿隆也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一種修昔底德風格的歷史在二十世紀依然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嗎？」在他這位一生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歐洲失去昔日的霸權地位並被兩個強權主導命運的思想家看來，修昔底德在當代仍舊具有意義，因為當年的歐洲「尚未準備好超脫地看待當代的既成事實，也尚未準備好將戰鬥者們的痛苦和功勛遺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阿隆想自覺地肩負起反省二十世紀這個動蕩世紀的使命：「我們想要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還更想知道發生了什麼」。

年輕時就立志做哲人的阿隆，用「哲人的社會責任」作為最後一章的標題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阿隆看來，哲人首先應該對哲學負責，他越好地為哲學與真理服務，也就能越好地為城邦服務。「哲人是與自己、與他人對話的人。他這樣做為的就是克服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這就是他的本分，這就是他對於城邦的責任」：這樣說的阿隆令人想起蘇格拉底。

阿隆去世六年後，歷史證明了他的判斷的正確。當然，晚年他就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尤其是在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問世後，越來越多的人最終明白阿隆比薩特更為靠譜，準確地診斷了時代的病根。若要知道他為何能做到，我們還是讀他的書吧，尤其是這本《歷史意識的維度》，還有很多睿智和洞見等著我們去發現。

至於他最終成了二十世紀的修昔底德與否，還是留給讀者各自判斷吧。最重要的是他作為哲人，阿隆高度圓滿地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在被朱特稱為「黃金一代」（golden generation）的一代法國大知識人里，他對歷史的洞見至今閃耀光芒。本書新版問世後，法國有評論說，「(書里的)反思幾乎完全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

□王前（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特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