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後，我見到了「活的」李鴻章

李鴻章在課本上是個過分分明的「雙面人」，也許在是「國賊」還是「重臣」的問題上，「當局者」中國人尚不能分辨，但是「旁觀者」外媒卻一目了然……　 攝影家約翰·湯姆遜1867年至1872年間在中國遊歷，拍攝了很多精彩的照片，這些中國和中國人的影像，如今成為珍貴的歷史檔案。湯姆遜為李鴻章拍了人物照，並這樣評價：「他是漢族最偉大的兒子，也是我遇見的漢人中最優秀的楷模。他有6英尺高，舉止穩健而高貴，相貌極為英俊，眼睛烏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兩撇深棕色的鬍子，顯示出堅定的決心。」

6英尺，相當於約1.83米。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也注意到李鴻章「從體型看，他比絕大多數人都高」。李鴻章的身高也成為當時的國際媒體關注這位中國政治強人的重點。1896年，李鴻章訪美，《紐約時報》記者專門求證過他6英尺的身高，「由於年老體衰，他有點駝背，看上去沒有那麼高。」

100多年後，姚明加盟NBA，外國人再次對一個中國人的身高發出驚嘆，並稱之為「中國巨人」。這種對身高的打量，其實是一種隱喻，它內含了薩義德所說的東方主義的視角：原來中國人也可以長這麼高啊。自1792年英國派馬嘎爾尼使團向乾隆皇帝賀壽，遭受必須下跪的「歧視」以來，西方與中國的相遇，最終演變為形形色色的侵略，李鴻章的政治生涯，大部分都用來處理清帝國內外交困的局面。毫無疑問，他是那個時代最懂外國的政治家，也是在西方世界獲得讚譽最多的中國官員。但是，這裡的「懂」和「讚譽」，都有著複雜的含義。

李提摩太：他能越過眾人看到遠方

李提摩太（1845年-1919年），英國傳教士，1870年開始到中國傳教，他在中國翻譯書籍，並創辦了山西大學。他和洋務運動一代（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戊戌變法一代（康有為、梁啟超）甚至革命一代（孫中山）都有交往，在不同時期，他都對中國產生了影響。

李提摩太第一次與李鴻章接觸是1875年。當時，李鴻章在煙台準備簽署中英《煙台條約》，而李提摩太則負責照料浸禮會在煙台的醫院。李鴻章的很多士兵由於患熱病和痢疾來醫院診治，李提摩太將一些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帶給了李鴻章，讓他分發給他的隨員和護兵。為此，李鴻章派人送來一封信表示感謝。這時的李鴻章，正處在湯姆遜所稱的「高貴、英俊」時期，他回信感謝洋人，體現出當時中國官員不多見的良好教養。

1880年，中俄發生衝突，中國國內對俄作戰的呼聲高漲，巡撫曾國荃被派往沿海組建軍隊迎戰俄軍。李提摩太寫了一本主張和平的小冊子，題目是《和議論》，這年8月，他離開當時的傳教地山西去北京，準備就這個問題向高層上書。李提摩太給每一個衙門都寄了一份小冊子，但是他的舉動引起了主戰派的敵意，上面發布命令，稱任何倡言和議的人都將被視為叛徒，會受到嚴厲處罰。9月，李提摩太路過天津，受到了李鴻章的接見，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李鴻章。李鴻章對李提摩太在山西主持賑災表示了感謝，但是對他的傳教事業不以為然，他說：「你們的信徒圍在你們身邊，是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親朋通過為你們服務謀取生計，一旦停止對這些當地代理人支付報酬，他們就會一散而去。」李鴻章不懂基督教，但是他懂中國人，也懂當時很多中國人為何「信仰」基督教，那就是要有實實在在的好處。李提摩太的傳教經歷也證明了這一點，開始非常不順利，後來打開局面，靠的是用消炎藥來治病所體現出的優於中醫的效果。

1887年，李提摩太再次來到天津，這次他又寫了一本小冊子《現代教育》，介紹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7個國家教育發展的情況。李提摩太曾在北京的高級官員中散發這個小冊子，當然他也送了一本給在天津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李提摩太建議清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並為此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這個建議，李鴻章的答覆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李提摩太說，這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李鴻章問：「什麼時候能見成效？」「需要20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噢！」李鴻章回答，「我們等不了那麼長時間。」

我們無法假設，如果當時推行了現代教育改革，清政府是否可以避免垮台的命運。如果從1890年開始算，20年後就是1910年，雖然清政府即將壽終正寢了，但是畢竟擁有一個可以搞現代教育的周期。不過對李鴻章來說，眼前有太多的危機，很難有從容的心態來做長遠的打算。

李提摩太再一次見到李鴻章，已經是甲午戰敗之後了，李鴻章被視為戰敗的主要責任人，很不光彩地賦閑在家。1895年，不少地方發生了排斥和傷害傳教士的事件，李提摩太要找清政府交涉，請李鴻章寫信，把他引薦給恭親王奕和總理大臣翁同龢。去李鴻章家那天是9月17日，「總督異乎尋常的熱情，堅持要我留下來陪他共進晚餐」。這時的李鴻章，內心想必是孤獨而煩悶的，他需要一個合適的傾訴對象。他說，皇上毫無主見，完全依賴少數幾個擁有最終決定權的顧問;包括張之洞在內，都反對他同日本議和，鼓吹戰鬥到底;《新聞報》（上海的一份報紙，受張之洞資助）對他的攻擊是不光彩的;朝廷各部門的大臣稱西方教育是「鬼子學」，對那些在西學上有造詣的人，政府是不會授予官職的……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對張之洞反對他議和頗有微詞，讓人不由聯想到上文中提到的李提摩太散播的「和議論」，李提摩太對李鴻章是否產生了影響呢？

9月23日，李提摩太再次拜會李鴻章，李鴻章的英文秘書畢德格（Pethick）說，這對前總督真是一個安慰。這一次，李鴻章繼續抱怨：只要權力還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裡，所有的翰林和維新之士都將無所作為;滿族人無足輕重……9月26日，李提摩太拿著寫給翁同龢的信再次拜會李鴻章，請他幫忙改一下。李鴻章建議說，在跟這位總理大臣見面時，先要拍拍馬屁，恭維他一番，然後「把問題一股腦地提出來，請他切實回答」。這是在教李提摩太中國的政治哲學了。

1896年，李提摩太乘坐法國郵輪迴國休假，在船上他遇到了要出使歐洲的李鴻章。李鴻章此行是去歐洲出席俄國沙皇的加冕典禮，兩人在船上有過幾次談話。李提摩太在教會工作和中國當時的改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此顯赫的人物，卻坐二等艙，這讓李鴻章吃驚不已，因為他的秘書們旅行，都是乘坐頭等艙。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李提摩太受邀和李鴻章、奕一起討論山西傳教士被殺問題。這是他和李鴻章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對李鴻章作了一個最終評價：「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無數中國官員中最偉大的一個，從體型看，他比絕大多數人都高;從智力看，他更在眾人之上，能越過他們的腦袋看到遙遠的地方。」

李鴻章是李提摩太在中國傳教期間拜見次數最多的中國官員，他們關係相當密切，在一些事務上互相幫助。但讓李提摩太遺憾的是，李鴻章儘管對他在賑災、著書等方面頗為肯定，但他卻從來不承認基督教為中國做過一點好事。他對李鴻章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很是不解，求教於畢德格，畢德格說：「誰能從荊棘叢中收穫葡萄？」 在文化和信仰上，李鴻章完全是傳統的，儘管他對基督教帶來的副產品，比如西醫、慈善觀念等並不排斥，但是他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始終充滿了警惕，在這一點上，他和李提摩太之間，橫亘著一道不可能溝通的鴻溝。

李提摩太有非常天真的一面，《馬關條約》簽訂後，為了安慰李鴻章，他甚至提出了一個可以賺4億兩白銀的方案（中國對日賠款白銀2億兩）。他一直是一個和議派，主張清政府嚴守與外國簽訂的協議，以避免引起戰爭，他甚至建議清政府聘請伊藤博文來改革，照搬日本的改革方案。和他相比，李鴻章要現實得多，他懂得與外國的戰爭很多都難以避免，他想贏得一個較長的和平期來發展洋務，但最後歷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李鴻章對周圍的環境非常不滿（比如怒斥他們不懂外部世界，甚至連中國的古代經典也讀得不好），但又無能為力，他只能做一個修補匠、一個滅火隊員。荊棘和葡萄是很好的比喻，對李提摩太來說，清國滿地荊棘，很難收穫葡萄，而對李鴻章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他深處其中，孤獨和無力感，恐怕要遠甚於李提摩太。

《紐約時報》：李鴻章帶來的禮貌問題

1896年8月28日下午2時，李鴻章乘坐「聖路易斯」號郵輪抵達紐約。此後的幾天，《紐約時報》對李鴻章訪美進行了連續的、大篇幅的報道，包括消息、特寫、觀察、訪問等。從這些報道可以看出，當時的美國是把李鴻章訪美當作大事在辦，接待規格達到最高級別。如今，當初的「新聞」早已成為歷史，但《紐約時報》刊登的幾次有關李鴻章的對話，仍可以把我們帶回當時的現場。

美方安排盧傑將軍到郵輪上迎接李鴻章，同去的還有曾在中國見過李鴻章的威爾遜將軍。賓主閑聊時，李鴻章突然問威爾遜將軍（下面是當時紐約時報的報道）：

「你在美國很富有嗎？」

擔任清國公使館秘書並協助安排接待的杜威先生向美方解釋道：「這在清國是個很禮貌的問題。」

威爾遜將軍顯得有些困惑。這時，有人幫他回答道：「他很富有。」總督又很快轉向盧傑將軍：「你呢？」，將軍的臉刷地一下紅了，並回答說他不富有。

「為什麼呢？」總督又發問，「退役將軍反而比現役將軍富有？」

這個問題總算逃過去了。總督接著又提出了下一個問題。他問盧傑將軍：「你多大歲數了？」「這在清國仍被視為禮貌問題，表明對此人真產生了興趣。」在清國待了7年並能說一口流利漢語的諾克赫爾先生解釋道。

盧克將軍回答說：「我已60多歲了。」並解釋道，美國軍人有一定的服役年限。總督也問了威爾遜將軍和其他將軍的年齡，並說他們都比實際年齡顯得年輕。

「這在清國是禮貌問題」，言下之意，在美國就沒那麼禮貌了。《紐約時報》118年前的這篇報道，展示了當時中西方文化和禮儀的差異。記者還很敬業地深入李鴻章乘坐的郵輪，挖掘他的生活細節，比如他最經常吃的飯菜是燕窩湯、烤雞、魚翅和米飯。在船上，李鴻章也非常喜歡和普通乘客交流，見人必問的三個問題是：「你是做什麼的？你能掙多少錢？你住的地方離紐約有多遠？」——這種對李鴻章的報道，是一種好奇的打量。人們爭相觀看來自中國的權貴，大家都喜氣洋洋，像過節一樣，記者甚至聽到人群中有人建議放假。

1896年9月2日，李鴻章在下榻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美國記者的採訪，共有12位記者參加。《紐約時報》在次日登出採訪的詳細內容。

問：「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許多的事情，您能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您認為我們做得不好的事呢？」

答：「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在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

問：「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答：「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有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麼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問：「閣下，您贊成婦女受教育嗎？」

答：「在我們大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並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問：「美國資本在清國投資有什麼出路嗎？」

答：「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大清國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聖的權力。」

問：「閣下，您贊成將美國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答：「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愛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時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一份偉大的報紙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種體現，而我們的報紙還承擔不起這份責任。」

問：「閣下，請問您對您本人的畫像出現在這個城市有何評論？」

答：「不怎麼樣，他們畫得不像。」（對話引自《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297頁）

李鴻章的回答，如今看來，稱得上坦誠而得體，而且也不乏幽默。和回答相比，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國記者的提問。當時的美國，雖然朝氣蓬勃發展很快，但在資本主義世界，畢竟只算後起之秀。美國記者曾設法讓李鴻章來評價美國和此前他所訪問的歐洲國家，以此來增強自豪感，這說明美國公眾的普遍意識中，對歐洲仍是崇拜的。但是在「答記者問」中，記者的問題，仍不經意間暴露出他們在面對清國來賓時，有很強的優越性。「您贊成婦女受教育嗎？」這句話的潛台詞是：清國婦女不受教育，是多麼落後的事情啊。在系列報道中，記者多次凸顯李鴻章的「禮貌問題」，向讀者展示了那些符合清國禮儀而在美國人看來又是失禮的行為。這讓人想起1792年馬嘎爾尼訪華，朝廷要求他向乾隆皇帝下跪，而他認為是一種侮辱加以拒絕，最後多次溝通後，改為單腿下跪。不到一百年，這國際禮儀的規則，已經天翻地覆，當時的話語權已經掌握在西方世界了。

李鴻章訪問美國時，已經是74歲的老人，他6英尺的身高也已經萎縮。在此前的歐洲行程中，這位大清重臣參加了沙皇的登基典禮，並達成了中俄合作的一些意向。6月，他來到德國，見到了俾斯麥，這時的俾斯麥已經81歲，成為「一介村夫」。俾斯麥是李鴻章的偶像，李鴻章有時候被稱為「東方俾斯麥」，但他知道，自己的成就不能和對方相比，在這次見面中，74歲的李鴻章還向俾斯麥請教在中國如何改革的問題。

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李鴻章有關引進外資和保障主權的看法很有先進性。如李提摩太所說，他越過了眾人的腦袋，看到了遠方——但可惜只是看到而已，他並沒有到達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