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沈雅梅：美國怎麼了？

沈雅梅：美國怎麼了？

作者： 沈雅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

來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站 「智庫青年共同體」公眾號推薦

2017年的美國在新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帶領下，內政外交之路均走得踉蹌，顯得焦慮不安，以至於美國的多個盟國開始把它視為一個「心不在焉的大國」，轉而探尋適應「脫美新常態」之道。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革，國際社會依然需要引領者，中國將如何應對美國之變並置身於當今世界，備受各方關注。

美國聯邦政府是美國國家權力運轉的中樞，行使最高行政權力的白宮則是聯邦政府的「神經中樞」，本應是帶領美國前行的「領頭雁」。然而，自從特朗普入主白宮以來，他言行不羈，施政始終處於「碰壁——調整——碰壁」的循環，政府內部充滿纏鬥。連特朗普的「精神教父」、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也感慨：「從未有一屆美國新政府像特朗普政府這樣在執政頭一年生出如此多的變數。」

短短八個月內，特朗普的主要幕僚如走馬燈般更換，暴露出白宮領導力不足的困境。大體來看，核心決策圈形成了以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為代表的親信派、以總統高級政策顧問米勒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派、以副總統彭斯為代表的傳統保守派、以國務卿蒂勒森為代表的全球主義派、以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和財政部長姆努欽為代表的華爾街派，以及由白宮幕僚長凱利、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和國防部長馬蒂斯等組成的退役軍人派。各派之間除了路線之爭，還在關鍵的人事安排上互相否決，造成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等部門要職至今仍有大批空缺。官僚體系領導層的「內鬥」、「人荒」及「斷檔」之弊並存，政治內耗嚴重，導致內外政策評估遲遲難以完結，決策的不確定性突出。

截至9月底，特朗普已簽署60項法案，但他主動發起的立法倡議均未有重大突破。醫改替代法案鎩羽而歸，旅行禁令三度改版，修建美墨邊境牆經費無著，稅改方案仍在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及移民改革立法尚未啟動。這一方面是由於特朗普所依託的共和黨在奧巴馬時期篤行「為反對而反對」，並沒有發展出可行的政策主張，缺乏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處於分裂邊緣、隊伍青黃不接的民主黨主要依靠反對共和黨來維持團結，政治上更趨僵化。兩黨惡鬥不休，嚴格按黨派劃線投票，行事效率低下。

目前，雖然特朗普在核心選民中的支持率高達80%以上，執政基礎相對穩定；但他的普遍支持率已跌至36%的歷史同期最低水平。此外，他還面臨「通俄」、利益衝突、親信干政、收受外國政府錢財等調查和指控。執政路上「地雷」密布，哪一顆被引爆都可能演化為特朗普的生存之戰。

2016年底《時代》周刊把特朗普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並稱之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這其實混淆了「時勢」與「個人」之間的因果關係。特朗普並非美國分裂的製造者，他只是捕捉到選民對生活現狀的憤怒情緒，順勢摘下美國對待全球化的虛偽面紗，並直接把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中存在的深層傷疤展示於人。美國本身的問題很多，遇到時代衝擊和挑戰，特朗普的作用是加速了這些問題的釋放。

一是政治分裂從政治精英階層向全社會蔓延，民粹主義成勢。信息化浪潮中，選民不再純粹地基於黨派歸屬站隊，而是因具體議題而異。他可能對醫保問題趨左，同時在槍支問題上轉向右。他若投票給某一個黨，可能並非出於熱愛，而是對另一個黨派的擔憂和厭惡。他如果不滿於某項政策，未必是基於對政策優劣的評估，而是對美國的社會制度產生了懷疑。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希望推動的移民、醫保、減稅等各項改革都非常棘手，不僅難以有效緩和矛盾，反而容易激化社會情緒。

二是經濟分裂阻斷社會的上向流動通道，「美國夢」破碎。伴隨中產階級縮水、就業結構失衡，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危及白人的主導地位等趨勢，低教育程度的白人工人階級成為最悲觀的群體。據統計，這部分人中只有44%的人預期子女會比他們自己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而超過半數的黑人、拉丁裔和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抱有同樣期望。特朗普試圖取消奧巴馬醫保、對富人大幅減稅等，已經從情感上傷及了藍領階層。

三是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回潮。大規模移民流動帶來資源分配和就業競爭壓力，激化了美國人的本土主義和反精英情緒，對全球化產生反彈，「白人至上主義」尤其引起白人的強烈共鳴。8月12日弗吉尼亞州暴力衝突事件後，特朗普連續三次表態，不顧引起政治風暴，把責任均攤給衝突雙方，有為「白人至上主義」壯膽的作用，這固然暴露出特朗普政權與美國「另類右翼」運動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但背後更深層面上是全社會存在的種族主義與文化多元主義的對抗。

四是文化和價值觀分裂。很多中下層白人既被全球化快車甩下，又不願擁抱多元化，他們形成了一場把責任推給社會或政府的文化運動，追隨者日眾。美國人在文化和價值取向上越來越分為難以相容的兩個群體，彼此交流很少，埋下了與多元、包容、平等和開放等世界潮流反道而行的元素。

沒有制度是千秋永存的，也沒有霸業是堅不可摧的，美國能否找到擺脫歷史積弊、實現全面振興的出路，特朗普政府尚未對此作答，但全世界都能感知美國從「美國痛」回歸「美國夢」的那份焦慮。

特朗普上台之初，急於兌現競選承諾，倉促行動，就對美國外交造成劇烈衝擊。例如，他頒布針對部分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加大驅逐境內非法移民、叫囂發動貿易戰等，兼具孤立主義傾向和進攻性，一時間幾乎把伊斯蘭世界、鄰國、歐盟以及美國所有的經濟競爭對手都變成了美國的鬥爭對象。特朗普還延續他無視「政治正確」的一貫、非常規立場，主張自由貿易應更加「互惠」、聯盟關係應更加「平衡」，否認氣候變化，放下價值觀外交訴求，這些令美國的盟友擔憂特朗普可能將親手終結美國七十年來悉心創建和維護的國際體系，進而把對世界的領導權拱手讓人。

隨著美國國內外形勢演變，特朗普外交主要以內政為驅動，同時受到外部影響，其偏激言論趨於回歸傳統，但仍表現出以下三方面的焦慮感。

第一，特朗普主攻國內，有意在國際上卸下領導全球事務的沉重負擔。他對國際合作不感興趣，不願參與全球治理，準備大幅削減外援經費，減少繳納聯合國經費，淡化多邊主義。在不到一年時間裡，特朗普已經退出或者威脅退出多項國際協議，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等等。在「獨善其身」的焦慮感中，美國正在成為「國際規則」的最大破壞者。

第二，當國內議程受挫而自身支持率下滑時，特朗普求勝心切，在外交上有急功近利的一面。例如，由於美國社會中確實存在一股強烈的反自由貿易的政治情緒，特朗普堅守經濟民族主義路線，把美國的貿易赤字、製造業外流、失業等問題歸咎於全球貿易規則和多邊協議不公平，試圖代之以雙邊協商及單邊政治施壓，並在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框架下保留了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權利。打「經貿牌」，糾正「世界受益，美國吃虧」的對外貿易局面，被特朗普用作隨時可揮舞的大棒。

第三，特朗普傾向於把世界看成非黑即白的棋盤，把外交看作一局定勝負，並把國際關係「商品化」，有明顯的「零和交易」思維。他發動對敘利亞空襲，威脅撕毀伊朗核協議，強化對伊朗制裁，對朝鮮發出要「傾泄炮火和怒火」的威脅等，均有追求絕對獲益的算計在內。這份尋求獲益最大化的焦慮感可能造成美國對國際危機的回應缺少靈活性，進而有導致相關危機升級乃至失控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今後是否會踏上其前任們的老路，「帶著導彈去尋找問題」，仍是一個潛在風險。

總的看，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分裂與混亂，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和國際形象，也制約特朗普政府對國際事務進行戰略思考的能力，導致美國外交上分心嚴重。美國在亞太、歐洲及中東的盟國對此最為敏感，對美國的不滿增多，擔憂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會隨美國「一超」領導意願和作用的衰退而加速走向終結。他們一面告誡美國避免採取會造成重大代價的對外政策，一面開始在國際議題上開始尋找新的聯盟，西方聯盟感情在疏遠，裂痕在加深，陣營在分化。世界主要力量之間圍繞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等議題展開新的博弈，將為大國關係及地緣政治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美國仍然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對象國，關係到我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中國要確保我國和平發展的內外環境，就需著眼於長遠，穩住中美關係，發展中美合作。要看到，隨著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內部對華強硬力量仍在上升，中美關係的風險敞口始終存在，兩國在經貿、台灣、南海、朝核等問題上的較量仍將持續。同時也應注意，中國積極運籌和主動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已經提升，中國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堅持與剋制就是這一主動性的體現。中美應繼續深化高層溝通，夯實對話機制，加強國際協調，發展合作，管控分歧，同舟共濟，在全球化過程中攜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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