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的血肉人生》：輯二

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灕江出版社

堅守，需要韌性與智慧——王雷《戰戰兢兢的講台》序為王雷老師的教育隨筆寫序，這是王棟生老師交給我的任務，我欣然從命，不僅是因為王棟生、王雷是我的母校南師大附中的老師，我似乎有義務為之鼓吹，更因為我對王雷這個年齡層次的老師有特殊的興趣和關注。我一向認為，中國語文教育和改革的關鍵在於教師，而我對語文教師隊伍又有如下觀察：五六十歲老教師，像王棟生這樣的，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豐富的教學經驗和智慧，自然是目前中學語文教育和改革的頂樑柱，但他們即將退休，於是，就有了「『王棟生』以後」的問題。這些年中學陸續進入了一批二十多歲的年輕教師，無疑是教育的新生力量，但他們不僅存在一個不斷積累教學經驗的問題，而且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如王雷文章所說，他們自身就是在應試教育中培養出來的，走上教育崗位，就很容易「無師自通地一頭扎進應試教育的懷抱里」（《應試教育的報應來了》）。這樣，我們的目光，就不能不轉向王雷或比他年齡稍小的三四十歲上下的中年老師的身上。他們上大學期間，或直接受到80年代的啟蒙主義教育，或在90年代還感受到啟蒙主義的餘光，因此他們是能夠和王棟生們對話的；另一方面，他們在加入中學語文教育隊伍後，又直接承受著日趨嚴重應試教育的巨大壓力與誘惑，誇大點說，他們的從教，正好經歷了「教育墮落」的全過程（在我的感覺里，中國教育，包括基礎教育的大滑坡、大墮落是從２０００年開始的，於今已有十年歷史）。應該說，這一代教師的分化是最嚴重的，在壓力和誘惑下，有的迎合而高升，被應試體制培養為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還有人在艱難中堅守，王雷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們有時或許會有五四以後魯迅「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的感覺。因此，他們是最應該關注的，因為他們才是今天的中學語文教育和改革的真正骨幹和接班人，「『王棟生』以後」的路，還要靠他們去走，去闖。同時，他們也是最需要支持的，因為他們不僅承擔著教學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負，而且在當下中國基礎教育的體制內，事實上是被忽略、壓抑，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他們內心的焦慮、煎熬，恐怕是我們這些局外人所難體味的。因此，我越來越意識到，我，以及像我這樣的關心語文教育的學者、社會人士，應該關注這些教學第一線的中年教師，他們的精神狀態、語文教育思想和實踐，決定著中國中學語文教育的現在與未來。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期待視野來讀這本教育隨筆的，並從中看到了王雷老師，或許還有「王雷」們思想、精神的兩個側面。首先是直面現實，敢於說出真相，時時發出憂憤之聲的王雷。他的《語文教學，我的八個不明白》讓我讀得心驚肉跳——一、母語是人的第一素質，如此重要的學科在中學卻始終處於陪襯的地位，學校不重視，學生沒興趣，教師無奈何，究竟是為哪一般？二、學生學了十幾年語文，又是自己的母語，怎麼到頭來，語文素養還那麼寒磣，字寫得東歪西倒，書不肯讀，文章不會寫？三、一個人的語文素養是很容易被別人了解的，看他寫個東西，聽他說幾句話，再了解他喜歡讀什麼書，怎麼讀的，就很清楚了。如此簡單明了的事情，到了語文高考中，怎麼就變得那麼複雜起來了呢？四、語文應該怎麼學？多讀多思考，多說多練筆，僅此而已，哪有那麼多高深的理論？五、語文應該怎麼教？想方設法讓學生多讀多思考，多說多練筆，僅此而已，哪有那麼多玄虛的東西？六、語文應該怎麼考？幾篇文章閱讀，一篇作文，足以考出一個人的語文素養和能力，要那麼多花花哨哨的東西幹什麼？七、語文教學和考試沸沸揚揚改革了20多年，除了把教師改得越來越不會教，把學生改得越來越不想學，把青少年的人文素養改得一代不如一代，還改出了什麼呢？八、以上問題無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怎麼就好像大家都約好了似的，一起犯糊塗，還犯得津津有味的？說的都是事實，講的都是常識，但就像那件皇帝的新衣，無人說破——因為已經見怪不怪了，已經懶得說了，還怕被人說自己「偏激」、「多管閑事」。但王雷不能視而不見，不能無動於衷，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因為他覺得這一切和自己有關，他也有責任。於是，又有了這一番沉痛的話：「課堂上，面對五十多個活生生的生命，我常常感到戰戰兢兢，無所適從，我不知道我該講些什麼和怎麼講」。當看到那一雙「迷惘的眼睛」，從中「讀到的是孤獨和無助，痛苦又麻木」，「我突然明白了：在這裡，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沒有誰脫得了干係，我同樣參與了這場可怕的謀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站在教室的講台上，我戰戰兢兢……》）——真正打動我，讓我感到震撼的，正是王雷的這一發現。因為關於中學語文教育的批評、牢騷，我們已經聽得多了，但像王雷這樣把自己擺進去，追究自己的「罪責」的，不說絕無僅有，大概是少而又少的。但這卻是一個真正的教師的必然有的態度：因為他是以學生的生命的健全成長為自己的使命，並且在教師工作中尋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他必須為學生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負責。因而對在現行教育制度下，學生和自我生命的異化，他必然是極度敏感而痛苦的；因為他又面臨著儘管對現行教育體制的弊端有清醒的認識，作為一個普通教師卻又不得不、不能不遵從其規則的矛盾，他的每時每刻的有罪感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正是這樣的源於有罪感的責任意識，才讓我看到了希望。這至少說明，在王雷這樣的教師這裡，心還沒有死。而在我看來，中國基礎教育，語文教育的最大問題，教育改革最嚴重的危機，就在於絕大多數教師的心已經死了。他們或者在教師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意義，也就不再追求意義，而以教育為謀生手段，其中最好的也是聽從指揮，做好規定自己做的事情。更多的則是在混日子。還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轉而支持現行體制，力圖從中謀取私利。「哀莫大於心死」，當今之中國，還有多少人願意談論語文教育？！因此，王雷寫這麼厚厚一本書，我還這麼正兒八經的評論，都是在說無人說的傻話。不過，即使無人說，也還是要說；這就是王雷和「王雷」們的另一面：「反抗絕望」。我還是贊成王雷的這一選擇：「中國的教育現實需要我們作深切地批評和自我反思，並更應有切實的行動」，「我們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周圍已經存在的某些空間，這樣的空間實際是存在的，我們應該一起來努力擴大這個空間。」（《對誰負責？負什麼責？（附討論）》）我注意到王雷的這篇文章，寫於2004年。不知道王雷老師今天是否還堅持這一點？因為從2004年到2010年，六年間，王雷說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了。如王雷所清醒地估計到的，這些年中國基礎教育的最大變化，是應試教育的邏輯已經「內化」為學生的「自覺要求」了；今天王雷這樣的教師還要進行改革的行動，首先就要遭到學生的反對，更不用說他們背後的強大後盾——那些望子成龍已經失去理性的家長們了。但我們都是孔夫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人生哲學的信徒：只要還有一點空間，我們就還要行動。誰叫我們是教師呢，只要我們還在當教師（王雷說，他除了當教師，已經不會做別的事了，這是實在話），而且心還不死，我們就總要在教師工作中尋求某種意義，於是，我們也就要在不同程度上堅守我們的某種教育理想。王雷認為，要在日常教學工作中堅守教育理想，首先要有自己的語文教育觀。這也是我深以為然的。因此，我讀王雷的教育隨筆另一個關注點，就是他在長期閱讀和教育實踐中形成的屬於自己的語文教育觀。他在這方面的許多精彩論述，都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試圖作一個概括，他對中學語文教育大概有四個堅守。一是堅守基礎語文教育的「人性」：「教育的實質是人的教育，而應試教育的實質是非人的教育，這是他們的根本區別」（《應試教育的報應來了》），「語文應該是最具人文關懷的一門學科」，「作文就是做人」（《誰在寫？為什麼寫？》），語文教育的核心是「以文化心」，不能「動心」的知識灌輸與能力訓練都是失靈魂的「殘缺的教育」（《殘缺的教育：動腦動手不動心》）。二是堅守語文教育的「詩性」：「人是尋求意義的動物，人是尋求詩意的動物，只有在詩意的狀態下，人才出場」（《也說「沒意思」》），「青少年應該和詩歌結下不解之緣」，它「培養審美趣味」，陶冶性情，讓學生的「頭腦、精神直至靈魂變得澄明、豐富、深刻和美好起來」（《語文教學：呼喚詩性——詩歌教學隨想》）。三是堅守語文教育的「生活性」：「教育就是生活」（《教育理想主義者存在的理由》），「為什麼不引導學生去關注和思考發生在他們身邊的精彩紛呈的事件？我們天天看到、聽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現實，為什麼不能進入學生的視野，進入語文、作文，乃至高考的試場？」（《柔性暴力和話語霸權》）四是堅守語文教育的「書卷氣」：「中學語文教育的任務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讀書人，文化人」（《語文教學：呼喚詩性》），「語文課是幹什麼的？很簡單：讀書！教師和學生一起讀！」（《語文教育：建構學生的精神世界》），「讀書是一種習慣，習慣是一種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就是人的命運，也是民族的命運」（《讀書是一種習慣》）。「語文教育的『北』在哪裡？在閱讀和寫作，在思考、對話與交流。」（《〈語文考試說明〉該壽終正寢了！》）我擔心這樣的摘句式的概括敘述，會遮蔽了王雷老師論述背後的生命氣息：對他來說，這都不是抽象的理論、理念問題，而是連接著活生生的教學和社會實際，這裡有他對中國教育和社會的審視與批判，遠慮和近憂。關於最後一點，我還想做一點發揮。正如王雷老師所說，中國語文教育問題，說複雜也簡單，現在是衝出迷霧、脫虛就實、脫繁入簡、還原常識的時候了！語文教育其實就是三件事：讀書、思考、寫作，打下基礎，養成習慣。說得更簡明一點，就是「讀、思、寫」三句訣。語文教育的理念與實踐確實存在各種分歧，爭論至今不斷；但其實大家還是可以找到「最大公約數」的，在我看來，這三字訣就可以成為共識。我們是不是可以放下分歧，拋棄一切花架子，實實在在地在「讀、思、寫」三件大事上下工夫；如果再進一步，得到體制的保障，無論是語文教學評估、教師培訓，還是高考出題、評分，都圍繞著「讀、思、寫」來做文章，或許中國語文教育還有希望。當然，這又是一個理想主義的預期。我們還應面對現實。這一點，王雷是看得很清楚的：中國語文教育不僅自身的問題多多，而且在更深層面，還連接著中國的社會體制與國民性，因此，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拉鋸戰還將長期持續下去，每一個有理想、有良知的語文老師還必須在人的教育與非人的教育之間長期掙扎。王雷不無沉痛地說：「我設想的是通過一代人兩代人的努力，改變基礎教育的面貌，這個設想看來是完全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後記：太陽從來不怕別人批評》）。那麼，王雷老師是積二十年教學的經驗，才懂得「中國國情」，從而懂得了中國的改革、基礎教育改革、語文教育改革的空前艱巨性的，他也終於接近了魯迅對中國改革的認識。魯迅當年就說，要準備「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忽然想到?十》）。不知王雷老師，以及一切有志於中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朋友，有沒有做好「奮鬥幾代人」的精神準備，也就是說，不要指望在自己這一代，以至下一代就看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實現，這一點必須看穿，想透，如王雷所說，不要說「希望」，連「絕望」也不要有，因為「絕望」也是以「希望」為前提的，所需要的，是既不抱希望，也不表示絕望，就是實實在在地「參與」，就是要「只顧耕耘，不顧收穫」，或者用王雷引述的一位同事的話說，就是「與學生一起承擔苦難」，一起掙扎、努力（《人活著究竟有沒有魂靈的？——我的工作總結》）。這就用得著魯迅的韌性精神：認準一個目標，比如前面說的「要引導學生讀書、思考、寫作」，就認真履行，「與其不飲不食地履行七日，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補白》）。就是說，要把實現自己語文教育信念的努力常態化，變成日常生活化的持久戰。這裡有兩條原則，一是要「慢而不息」，一是要懂得迂迴、妥協，這就需要有教育智慧，學會在體制限制內、縫隙間，做自己願意和能夠做的事。這樣，我的這篇序言也就有了一個題目：《堅守，需要韌性與智慧》。——就以此語贈與王雷和「王雷」們。2010年2月21日—23日中國教育的血肉人生

作者：錢理群 出版社：灕江出版社

中國教育的血肉人生——梁衛星《成人之美》序讀梁衛星老師的這本「教育小說」，我總要想起魯迅的《夜頌》。魯迅說，人在白天日下，是戴著「人造的面具」，穿著精心設計的「衣裳」的，在深夜獨處時，就脫下了面具和衣裳，面對「赤條條」的自我。但還有皮膚——這也是掩飾物。於是，就要揭皮見骨，才露出血淋淋的真實。梁衛星小說里的每一個人物，在一開始，都戴著面具，穿著衣裳；但隨著小說情節的推演，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放下面具，脫了衣服，揭開皮，就讓我們讀者赫然看見了每一個人的「血肉人生」：它是血淋淋的，同時又是具體的，有血有肉的。這同時是作者自己的「血肉人生」——他確實如魯迅所說的那樣，無情地解剖著他的人物，更無情地分解著自己。於是，小說里的每一頁，每一行，都閃現著手術刀的寒光，逼視著每一個人物，又逼視著作者自己。這解剖的刀鋒更逼向我們每一個讀者：就在閱讀的此刻，我們也還戴著面具。於是，通過痛苦的拷問靈魂的閱讀，所有的人——小說人物，也是生活中的「海老師」、「賈老師」、「鄒老師」、「吳老師」、「孫老師」們，小說的敘述者「蘇老師」和他的同齡人「江老師」、「田老師」們，還有小說的作者梁老師，還有小說的序言作者錢老師，以及每一個讀者：張、王、趙、李……老師、非老師們——都「赤條條地裹在這無邊無際的陰絮似的大塊里」了。這正是我的，我相信也是每一個真誠的讀者的，真實的閱讀體驗：彷彿裹在無邊無際的黑暗裡，體味著其中的恐懼、清醒和溫馨。於是，我們都成了「愛夜的人」，而且開始有了「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重新打量我們熟悉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教學生活，再度觀察我們生活於其間的見慣不怪的教室，校門口，街道……就突然有了讓我們出一身冷汗的發現。這是「夜」中的「暗」：「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們（其中自然不可缺少我們這些「教育者」——引者注）當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燦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形成了燦爛的金色的光圈，像見於佛畫上面似的，籠罩在學識不凡的頭腦上。」這更是「白日」之「暗」：在「熱鬧，喧囂」的「高牆後面，大廈中間」，「瀰漫著驚人的真的大黑暗」。作者身在其間，甚至也曾沉溺，突然驚醒，卻苦於難以拔出，就想通過寫作以自救，或許也能喚起一二同道以相扶。於是，就給自己規定：要揭開陰暗的裝飾的一角，在醬缸上的金蓋上打一個小洞，抹去（哪怕只是部分地抹去）「鬼臉上的雪花膏」，還一個陰暗的真實。這是一個逐層深入的過程：由教育者（小說里的每一位老師、組長、主任、校長、局長）的陰暗——內心的與人際關係的陰暗，到教育的陰暗——體制的、權力結構的陰暗，到社會的陰暗——社會關係與體制的陰暗、改革的陰暗，最後到存在的陰暗——人性的、本體的陰暗。正是對這四大陰暗的追問與揭示，構成了這部教育小說的豐厚的內涵。它是文學的，是教育學的、社會學的，也力圖達到哲學的深度。對這位年輕的中學老師，可以說是一個沉重的挑戰和負擔，不僅是學識、筆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於是，作者寫得大汗淋漓，我們讀者也讀得心驚肉跳。但作者也因此成為一個「愛夜的人」；而如魯迅所說，「愛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獨者(孤獨是思想者的宿命——引者注)，有閑者（「有閑」即超脫，就能夠成為清醒的觀察者，批判者——引者注），不能戰鬥者（多疑的思想者很難成為「戰士」——引者注），怕光明者（因為許多「光明」都是偽飾和謊言——引者注）。也還是魯迅所說：「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與的光明。」這也是一位哲學家的概念：「盛滿光明的黑暗」。這是確實的：當發掘靈魂的深，挖出隱蔽的惡的同時，也必然遭遇同樣深藏的善。人性的善與惡，光明與黑暗，本來就是難解難分，糾纏為一體的。通體光明的教育的烏托邦世界，永遠存在於彼岸；此岸的教育從來和理想的教育是有距離的，因而總是黑與白，善與惡交織的。區別僅在於健全的社會裡，人性與教育能做到揚善抑惡；如果人性與教育都在揚惡抑善，那麼，這個社會就出問題了，而且是大問題。這也是生活在當下中國社會與教育環境中的作者，以及我們，最感痛苦的。儘管大環境出了問題，但我們自己卻要堅守揚善抑惡的人的底線，教育的底線，文學的底線。於是，作者在揭示筆下人物的惡的同時，又發掘著人性的善；在無情解剖以後，又有理解的同情。讀者感受著尖銳的疼痛，又體驗著悲憫的憂傷。——這都是更高的人生境界、教育境界和文學境界。我們應該為作者這樣的努力，表示感謝。——他的作品，讓我們感受到了「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語），我們將在絕望與希望的往返起伏中獲得教育人生的真實，而真實的人生是最珍貴的。最後，還要從我的專業——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說幾句。我把梁衛星老師的書歸為「教育小說」，這本身就是一個文學史的概念，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都和教育小說有著血緣性的關係。我曾經說過，五四新文學運動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校園文學運動，它最初的作者和讀者都來自校園。不僅是北京大學這樣的大學成為五四文學革命的中心和發源地，而且還有許多中學、師範學校，都成為各地方新文學的培育基地。這樣，反映大學與中小學學校生活的教育小說，就成為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並且產生了葉聖陶的《倪煥之》這樣的教育小說經典。而當代文學的研究者都知道，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代文學發展到新時期，第一篇標誌性的作品，就是劉心武（他當時是一位中學教師）的《班主任》，這正是一篇教育小說。但在我的感覺里（我不是當代文學的專家，不敢說有研究），以後主要給成年人讀的教育小說就逐漸邊緣化。因此，我讀到梁老師這本《成人之美》，不僅在觀察和認識當下中國教育問題上獲得許多啟示，而且還有一種文學史研究者的興奮，因為它在文學上提供了新的東西：不僅是前面提到的對中國教育人生觀察、剖析的銳利和深度，更創造了新的文學典型。在我看來，至少「海老師」、「賈老師」、「鄒老師」與作為敘述者的「蘇老師」，這四個典型是可以進入當代教育小說的人物畫廊的，每一個人都足以寫出有分量的「人物論」。因此，以自己的閱讀經驗和判斷，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這本《成人之美》是具有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的。2010年5月13日—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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