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潄溟引導我進入儒學

06-21

梁潄溟引導我進入儒學

許錫良

說來話長，我對孔儒的認識，由崇敬到拋棄再到批判，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的。我開始讀小學時，是「文革」時的「批林批孔」運動，那時所能夠看見的漫畫都是被醜化了的孔子，所能夠聽到的故事都是醜化孔子的故事，自然是不能夠當真的。隨後不久，「文革」就結束了，進入1980年代之後，孔子與儒學都被重新評估，待我1986年考入大學時，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已經陸續滿是來自台灣、香港新儒學的書籍，我對梁潄溟的關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的。

那時我讀到梁潄溟的《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書時，很為他的學說動心，再聯想到「文革」時「批林批孔」那些的毀滅性的破壞，深感中國人如果拋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就會遭受如此的厄運。梁潄溟先生當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自負，他頗有中國傳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氣概。有一次，他在抗日期間的香港遇到生命危險，然後他寫信給他兒子說：「《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後來讀到《孟子》中的句子「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才知道，凡儒家學者都是有如此氣魄的。比如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說自己逃走的目的是要「留吾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只不過梁潄溟比較有霸氣而已。這種霸氣孟子當年就有，梁潄溟作了繼承而已。但是，當這種霸氣遇到另一個更霸氣的毛澤東時，情況又會是怎樣的呢？

最令我當時痴迷的就是1953年9月在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梁瀨溟以政協委員列席參加這次會議，他以農民的代表自居，猛烈批評毛澤東是翻身忘本，把工人送到九天之上，把自己革命的本錢的農民送到九地之下。毛澤東向來以農民代表自居，這次居然被一個要被革命的對象扮演農民代表的角色向自己挑戰，毛澤東當場大怒。我最早看到毛澤東怒罵文章是在《毛澤東選集第5卷》里，那篇《批判梁潄溟的反動思想》，後來據說這部文選還是錢鍾書先生親自翻譯成英文版的，這個御用翻譯的機會還是托他老同學胡喬木的特權才弄到手的。為了學習英文，當時我還在圖書館借到過英文版的這部選集第5卷，翻譯得確實不錯。

早在1953年就敢與毛澤東拍桌子對罵，確實是有骨氣。後來，我又看港台新儒家代表，每次談及中國「文革」時孔儒命運時都要提到兩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說他最沒有骨氣，另一個是讚賞有加的梁潄溟先生，說他是保持了儒學風骨的人，是最後的儒者。因為他在1974年全國批林批孔運動中，保持沉默，拒絕公開表態，並表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對梁潄溟先生自然也是肅然起敬，當時我對錚錚鐵骨的梁先生佩服得簡直是五體投地。也就是在那時，我開始關注儒家文化，讀《四書五經》，開始了對孔儒的崇拜。這也是我後來投考孔子家鄉的曲阜師大研究生的重要原因。

然而，後來隨著閱讀的深入才知道，梁潄溟先生敢與毛拍桌子，只是一時衝動，並不是真正在捍衛一種道義，一種人格，隨後梁潄溟先生完全向毛澤東投降了，甚至對待毛用君主聖上的姿態，對他表示仰之彌高之情，崇拜有加。這種心情完全不是被迫的，而是發自內心的。比如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前夕，他還說：「中國社會原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兩大主要成分，中國革命亦即由這兩種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個農民而非知識分子，或只是一個知識分子而非農民，均難以領導革命。到韶山後乃曉得毛主席實以一身而兼有此兩種身份或資格——既是真的農民又是學識豐富的大知識分子。其他的人，誰能若此乎？」，看得我直瞪眼。而且，在意識形態上開始緊跟毛，認為儒家文化的大同世界與佛家的出世思想與共產主義是完全兼容的，並且以共產主義者自居自豪。在「文革」時，極力贊同「文革」，1966後他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表忠心，說「主席此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所必要。……當紅衛兵之來臨,我以擁護此一大運動之心情迎之。」其實與毛澤東拍完桌子之後，他就後悔了。為了彌補自己頂撞聖上的罪過，儘管當時一邊受到毛的批判，一邊卻還以被批判的身份積极參加當時對胡風的批判，真是助紂為虐。直到1980年文革已經結束了快5年了，毛也去世了近5年，梁在給言申夫先生的信中言及當年與毛衝突的事情，仍然深表懺悔之意，稱當時是「言語冒犯」，是一種犯上行為，完全是以臣下的心態，在表達自己的意見。完全與孟子那樣的霸氣不同。看來，儒家的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志」只是說給別人聽聽而已，一輪到自己就完全不同。

那麼，梁潄溟當年拒絕批判孔子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確實拒絕參加，但是拒絕參加的理由卻在《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論孔子》的長篇大論中，其理由是孔子及儒家不是不可以批判，而是要按照馬克思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來批判，因為當時流行的批孔言論「其實往往違反了馬克思主義而不自知。」梁認為正確的批孔應該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武器，在文中，梁說：「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精神就在其破除一切教條主義。凡執著於社會發展史五階段說者，無見於中國社會歷史屬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生產方式者，不可能於中國社會文化有認識，不可能懂得什麼是孔孟之道。於此而言批判孔孟，可能是魯莽滅裂，脫離了馬克思主義。」至此，梁潄溟作為最後一個大儒的偶像轟然倒塌。在儒學領域再無偶像級人物，可供資借。

當然，讓我反思儒學，更重要的還是現實社會。儒學那一套學說，早已經不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就個人學術思想來龍去脈來說，每個人都有一個過程。我也關注到當代所謂又一大儒蔣慶先生十年前在鳳凰衛視作節目時談及自己由自由民主人士歸入中國儒家，說其心路歷程很複雜，一時不好細說，即使主持人讓其概括簡要地說說，他也故弄玄虛，至今未見他如何解讀這段心路歷程。

尼采曾經說過，通向智慧之路有三個必經階段：一是合群期，崇敬、順從、仿效比自己強的人；二是沙漠期，束縛最牢固的時候。崇敬之心破碎，自由精神茁壯生長，重估一切價值。三是創造期，在否定的基礎上重新進行肯定，但這肯定不是出於某個權威，而僅僅是出於自己，我就是命運。

每個人的求學經歷與思想歷程都是不同的。尼採的重估一切價值，並不等於摧毀一切價值，而是要不斷創新。儒學在中國的使命已經完成，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民主大潮，只有踏過孔儒這段歷史的斷垣殘壁，才能夠得到新生。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