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蘇軾在詞史的貢獻

唐德鑫

　　內容提要：蘇軾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本文從其思想、人生觀、文藝觀等入手，並透過其作品的風格創新、特色、意境、詞學淵源及其詞學改革、流派、歷史影響等方面的分析，較為完整地剖析其整個詞學體系的嬗變過程和詞學創作的脈絡，對其在中國詞史的重要地位和貢獻略作芻議。

　　關鍵詞：蘇派詞；詞學觀；豪放派；蘇軾貢獻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別號東坡，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詞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式（文、書、畫等）奇才。據研究，蘇軾進入詞壇較晚，蘇軾在《與鮮於子駿》信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謂「近卻頗作小詞」，即指熙寧八年（公元1075，四十歲）所作《江城子·記夢》、《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詞，此在《東坡樂府》中亦得到印證。然而短短几年的關於詞的創作中，蘇軾的才華就已得到巨大的體現，在後來的整個詞學生涯中，蘇軾的詞學更是形成了獨特的風格乃至派別，持續而深遠地影響著整個中國詞學史。前人關於蘇軾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在大量關於研究蘇軾對於中國詞史貢獻的文獻資料中，或囿於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於其文藝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約而同地人為割裂蘇軾本人（包括其出身、閱歷、思想等）與其作品之間的玄妙關係的探討，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學分析蘇軾在詞史上的貢獻。據此，筆者試圖以蘇軾的思想作為主軸，以其作品作為副軸，對蘇軾的詞學成就進行研究。

一、蘇軾的思想及其詞學觀

　　蘇軾出身禮儀簪纓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響，加上天生對於繪畫、書法等文藝的秉賦，這些都深刻地影響著蘇軾本人的藝術創作思想，乃至於形成其本人獨特的藝術創作理論和審美觀念，而這種種觀念又不斷地滲透在其詞學作品之中。

　　詞學在晚唐溫庭筠、馮延巳、南唐後主李煜等人「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的成功轉型以後，「詞為艷科」幾成定論。宋初由於天下舊亂而入治不久，綱紀敗壞，士風頹廢，文人詞作相互酬和，粉飾太平，形成了帶有卑弱浮靡之氣的「西昆派」局面。蘇軾之前，北宋詞壇依然盛行晏殊、歐陽修等被號為「詞中西昆」的詞學風格，而實質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遺風，只有到了一向主張創作不落窠臼的蘇軾手中才大發光彩。

　　首先，在蘇軾思想中，一種以「挺立士風」、「有補於世」的道德自覺和「載道」精神成為指導他本人藝術創作的核心思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續絕學，為萬事開太平」（張載 語）的儒師精神也正是蘇軾本人的終極理想，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早年的蘇軾洋溢著一股積極入世的情懷，在《沁園春·孤館燈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之際回憶道：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樽前。

　　在該闕詞中，蘇軾回憶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時的意氣風發，暢想著能夠憑籍自己的「胸中萬卷」，努力「致君堯舜」，實現古聖賢的大同理想。也正是這種積極樂觀的「入世」情懷，蘇軾作品中要求一種「載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顯得愈加濃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 他在射獵中抒發著自己的豪邁：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場殺賊，為國捐軀，這正是這種濃烈的「載道」精神和努力踐履傳統「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滲透和潛在體現。

　　其次是蘇軾詞學觀中的「務實」的思想。他在《答謝民師書》明顯提出作品反對「貴華而賤實」的藝術理論，而是認為作品應該「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還進一步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1]，強調作品中對於生活的真實感受，強調了心靈感觸的至關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所寫「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洋溢著對於其第子由的無限懷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中所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中，對於亡妻的悲痛追憶等等，這些都是現實凝結在作者心中深深的傷痕印記，化成了他本人最為真摯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強調的「革新獨創」的精神。在《跋吳道子地獄變相》中，蘇軾這樣表達自己對於繪畫的藝術見解：「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這也是蘇軾本人向來所秉持的一種不落窠臼和追求脫俗的藝術境界。比如蘇軾本人「以詩為詞」的詞學本體論的見解中，他認為詞應該從詩歌中解放出來，然後再「細琢歌詞穩稱聲」[2]，使之韻律可歌，這本身就是一種創新精神的體現。此外，他本人對於「檃栝詞」的開創、本人自度《賀新郎》詞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詞協音律」的藩籬等等，如後人評價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3]，都體現了其本人詞學觀中的革新和獨創的開闢精神。

　　其四是蘇軾追求「解放」的思想。這種「解放」的實質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並將這種自我解放的意識滲透到藝術作品中的過程，創作上則表現為作者對於傳統格律、傳統風格、傳統詞牌等的突破。誠如清代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蘇詞說，「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從《東坡樂府》中可以看出，蘇詞的題材不僅融入傳統的男女戀情、離合悲歡之類的色彩，還更多地出現了田園風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懷古感今以及詠物記事等內容，這是對於詞體裁的解放，格調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蘇軾在《與蔡景繁書》中曾說：「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這裡所說的「新詞」即指他對於「檃栝詞」的創作，而在《與陳季常書》中也說：「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 這裡所指的「新詞」又指他對於豪放詞的嘗試。葉嘉瑩先生認為蘇軾的作品中：「有馮延巳摯烈深沉的執著，有李後主滔滔滾滾的奔放，有晏殊情中的思德圓融，有歐陽修疏雋豪放的意興和柳永開闊博大的氣象。」在蘇軾手裡，詞體被解放，詞的境界被解放，詞人的精神被解放，正是這種強烈的解放思想的滲透才促使蘇軾成為繼往開來的「士大夫詞」的集大成者。

二、蘇詞的創作實踐及貢獻

　　蘇軾的思想融匯了儒、道、佛的三教精神，加之坎坷的仕途生涯，使之始終遊離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之中，逐漸在其「道德人生」和「學問人生」中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創作和藝術審美的觀念，在詞學創作中則形成自己獨特的詞學觀，並將之深深地融匯在他自己的詞學創作之中，表現為：

　　（一）蘇詞的風格特色

　　從晚唐溫庭筠、韋莊等人所開創之「花間詞」，到南唐後主李煜「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詞」，再到「富貴詞人」晏殊、「婉約詞人」歐陽修等人的詞的風格嬗變過程中，蘇軾不僅對這種「花間詞」和「士大夫詞」均有所繼承，對於柳永的「慢詞」風格有所沿襲，並且還對於豪放詞有肇創之功，對於婉約詞有所開拓，並直接影響到後來辛棄疾之豪放詞風、姜夔之「清雅」詞風等。

　　首先是蘇軾本人對於「豪放詞」的開創。據《四庫全書總目·詞曲類·東坡詞提要》言：「詞至晚唐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高度評價了蘇軾對於艷麗風格嬗變和豪放風格肇創的意義。諸如在傳誦千古的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中秋·憑高眺遠》之中，蘇軾縱橫恣肆，奔放洒脫，又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其詞格調雄健頓挫、激昂排宕，乃至於後世盛譽他「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4]，「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緲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5]。南宋蘇派詞人劉辰翁亦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這些議論都高度地評價了蘇軾的豪放詞創作和歷史意義。

　　其次是對於婉約詞的繼承和開拓。蘇軾的詞包羅萬象，體裁風格多元，在婉約詞方面也具有較高的造詣，並且難能可貴的是他還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婉約詞的藝術內涵和境界。比如他在《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似花還似非花》中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該詞被王國維贊為歷代詠物詞的最工，又如在《卜運算元·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全首：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對於極其平淡的景象，詞人卻能夠極其細膩地表達他的婉轉深情和傷懷情緒，極盡婉轉纏綿之思而不細碎，賦予詞以極其感人動情的藝術魅力，並且給人以《雎鳩》「哀而不傷」的藝術享受，難怪張炎在其著名詞評著作《詞源》中盛讚蘇詞「清麗舒徐，高出人表，為周（邦彥）、秦（觀）諸人所不能到。」其他詞作中，如《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被王士楨稱為：「恐屯田（柳永）緣情綺靡，未必能過。」《浣溪沙·道字嬌訛語未成》被賀裳評為：「不在"曉風殘月』之下。」以上均說明了蘇軾不僅局限於「花間詞」的繼承，還能夠脫其窠臼，不作無病呻吟之語，又能感人肺腑之深的新的藝術境界。

　　（二）蘇詞意境的開闢

　　劉熙載在《藝概》中評價蘇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誠然，他的詞幾乎囊括了從傳統的閨闈戀情、山水田園、詠物記事乃至於人生志趣、懷古感今之作，是故其詞的意境也豁然開朗，蔚然成觀。元豐二年己未 (1079，蘇軾四十四歲)，案《東坡年譜》「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彈劾所作詩文言涉訕謗，被逮。」經歷此「烏台詩案」，蘇軾的詞作和詞風也經受了一場大洗禮，也成為他人生藝術創作的一個里程碑，自此以後，蘇詞的境界獲得了巨大的飛躍，他的思想逐漸轉入「出世」的釋道空靈之中，此可從他元豐四年辛酉 (1081)作《東坡易傳》和次年即「築東坡雪堂，自號東坡居士。[6]」等得到資證。此後他一連創作了系列在歷史上被廣為傳頌的優秀詞篇。

　　總的考察，蘇軾豪放詞的意境多汪洋浩蕩，奔放恣肆，猶如天馬行空，自有不可羈勒之勢。如《白雨齋詞話·卷六》評價說「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此極超曠，而意極和平。」最著名的是他元豐五年貶黃州以後作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起句便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作者眺望浩蕩大江，與周邊蒼莽大地所凝合成的壯麗圖軸，胸中不禁激起無限愁思，問道在綿延的時間軸上，尚余多少風流人物？而這些人物卻已早早被這浩淼江水和滄瀾之浪淘盡矣！起句便將無限的歷史時空完美地凝結在作者的筆端之中，同時也一吐作者沉積多年的胸中塊壘，使人強烈地感受到作者博大的胸襟和豪邁的性情。據劉尊明先生研究，他認為蘇軾「以寫詩的豪邁氣勢和勁拔筆力來寫詞」「 格調大都雄健頓挫、激昂排宕。[7]」使詞作彷彿「挾海上風濤之氣」（《花草蒙拾》），如《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筆勢如「突兀雪山，卷地而來」（《素庵手批東坡詞》）；《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格力挺拔，語句遒勁。正是這種「詞家李白」的境界才使得後世形成了獨特的「蘇門四學士」和「豪放詞派」等追崇群體。

　　蘇軾是個詞作的「千手觀音」，在婉約詞方面，蘇詞的境界又變得婉轉而不妖艷，柔情而不頹廢，感愴而不傷神。譬諸在他貶居黃州，而在定惠院寓居所作《卜運算元·缺月掛疏桐》一首，意境上，「缺月」「疏桐」「漏斷」「孤鴻」幾個意象的組合，塑造了一個極其幽邃和靜謐的環境，襯託了極其寂寞、孤苦的心境，最後又以孤鴻自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透出一絲凄愴的寒意，極盡哀婉纏綿之情思。正如胡寅在《酒邊詞序》所言：「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於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輿台矣。」此並非溢美之詞，而正是指出了蘇軾對於柳永、晏殊、李煜、馮延巳和歐陽修等人以來的「慢詞」、「富貴詞」、「花間詞」再到「士大夫詞」的脈絡遞承和弘揚革新，一變「伶工之詞」的格調和境界，這可以從《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減字木蘭花·春月·春庭月午》和著名的《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等作品考察中得出，而這也正是他本人在《與鮮於子駿書》中所說的「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的婉約詞的創作。

　　（三）蘇軾的詞學改革

　　上文中論述到蘇軾詞學觀中的革新思想，這種革新思想滲透在作品中則表現為蘇軾本人對於詞學體裁、韻律等方面的革新。宋代劉辰翁在《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這正突出了其對於詩詞歌賦等各種體裁在融會貫通基礎上滲透至詞學的創新之處。據筆者統計，在蘇軾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詞中，其主要革新貢獻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體裁的革新。蘇軾在四十歲左右才進入詞壇，那正是「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年代，而他在《與鮮於子駿》信中說道：「近卻頗作小詞，……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文章提及的「小詞」，當指熙寧八年所作《江城子·記夢》、《雨中花·初至密州》、《江城子·密州出獵》等詞，這充分說明了蘇軾一開始就以扭轉詞壇浮誇頹靡之風為由而進行嘗試了。由於蘇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 劉熙載《藝概》），其體裁遍及懷古、政論、閨闈、悼亡、詠物、言志等等，於是一新天下耳目，一辟宋詞新局面。如他最早的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里，其恢弘志氣足以使「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如其著名的詠月作《水調歌頭·中秋》則被王國維譽為「宋詞第一」， 又如元豐元年（1078），蘇軾在徐州太守任上所寫的五首《浣溪沙》，不僅堅持了他一貫的「以詩為詞」的詩學本體論，還加入了俚語，使之具備濃烈的鄉村生活氣息。

　　二是詞學韻律的變革。長久以來學界對於蘇詞是否「協律」的問題頗有微詞，筆者在此做點芻議。考之於《醉翁操·自序》中對於「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中「節奏疏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的評價和「細琢歌詞穩稱聲[8]」、 王灼「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9]」等條，歷史上基本認可蘇軾本人知曉音律的結論。然而像李清照等以為蘇詞「不諧音律者」、「句讀不葺之詩」的見解實正是陸遊：「先生非不能歌，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和宋人王灼：「東坡先生非醉心於音律者。[10]」所言。而蘇軾的這種大膽的革新也正是其本人努力於詞的解放的理想，是其對於「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的現實踐履，強調不以韻律的邊框限制而束縛詞的境界。

　　三是新詞體和新詞牌的開創。首先是關於「檃栝詞」的開創。「檃栝」有度量之義，櫽括詞體乃指將詩文剪裁改寫為詞的形式。蘇軾是首先引申進了檃栝詞體並為之實踐的人，比如其《哨遍》櫽括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其《水調歌頭》櫽括韓愈的《聽穎師琴詩》等，這是蘇軾詞學的一大貢獻。他在《東坡樂府》中提及，在其剛開始嘗試時「人俱笑其陋」，後「使家童歌之，……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才感受到其魅力。曹冠在櫽括蘇軾《赤壁賦》序時說：「東坡采歸去來詞作《哨遍》，音調高古。」對其創作深表讚譽。其次是蘇軾自度新曲的貢獻。在「令引近慢」的詞牌格調之中，蘇軾不僅有所繼承、改造，可貴的是他尚能夠「自度曲」以開創新詞牌，比如對於唐代詞牌《浣溪沙》，蘇軾以46首之多高居唐宋詞作量之首，將一首並不起眼的小令詞進行大規模的創作；而其《水調歌頭》則得到宋詞作家胡仔「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的評價，並且後世為之附和了大量的「用東坡中秋韻」、「用坡仙韻」的《水調歌頭》「和韻詞」；《念奴嬌》一調自蘇軾以後，則出現了如《百字令》、《百字歌》等約20餘個的異名，而《赤壁詞》、《大江乘》等皆取義於東坡《赤壁懷古》一詞，成為宋詞長調中影響最大的名篇；更重要的是蘇軾還自度了《賀新郎》的全新詞牌，該詞牌又名《金縷曲》，清人又有名《雪月江山夜》者，最早見於《東坡樂府》，特別是在「南渡」以後，該詞牌對於辛棄疾、張孝祥、陳亮、劉過等詞林後學發揮了至為重要的影響，是故，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展示了蘇軾的才華及貢獻。

三、蘇詞在歷史上的影響、地位及其緣由探究

　　蘇軾為什麼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我們不妨先將視線轉移到宋史上以管窺蘇詞在其時的影響：徽宗年間，蘇軾已逝，據史料稱「徽宗年間，雖禁"蘇學』」，然「四海文章慕東坡，皆畫其像事之。[11]」文人學子願意冒著鼎鑊之禍而擁護蘇軾，足見其影響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時以「六君子」[12]為主的「蘇學」門派已蔚然成風，比如「蘇門四學士」中的秦觀，況周頤在《蕙風詞話》說：「少游自辟蹊徑，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蘇軾）者頗深。」夏敬觀在《吷庵手校淮海詞跋》中也說：「少遊學柳，豈用諱言？稍加以坡，便成為少游詞。」如此足見蘇軾對其影響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現辛棄疾、張孝祥、陳亮、劉過等「豪放詞」繼承者，並真正意義上形成影響深遠的派別。而實質上，蘇軾的種種影響與其本人多舛的仕途、複雜的思想和始終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著必然的淵源關係的。

　　另，重要的是，「蘇學」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六君子」時期，難能可貴的是「蘇學」的影響在封建史上從未間斷。據《中國詞史》[13]和《中國歷代詞研究史稿》[14] 等史料分析，北宋滅亡後，蘇軾詞派分為南、北兩個支派。一派行於北，盛行於中州，以《東坡樂府》為主，為蔡松年、吳激、元好問等名家所崇，該派作品多收錄於元好問《中州集》之所搜集；另一派傳於南，則為張元幹、張孝祥、陸遊、辛棄疾、陳亮等南宋詞人所崇，詞風激昂慷慨，陳詞激烈，頗有蒼莽遒健之勢。宋滅金興，乃至於明清之際，蘇軾詞的影響始終不曾衰落，從南宋陸遊、辛棄疾，金元好問，明袁宏道，清陳維崧、查慎行、納蘭性德等詞林後學的繼承，對於清初「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常州詞派」的影響等，一條清晰而完整的「蘇學」脈絡得以展現，或學其縱橫恣肆，或承其「載道」士氣，或摹其清婉雋永，或習其淡雅清麗等等。如此可見，無論是蘇詞中「豪放派」、「婉約派」、「清雅派」的形成還是後來的「南北分化」，蘇詞深刻地影響並改變著中國後世詞史的軌跡。

　　蘇軾為何能夠在歷史上形成如此深遠的影響和如此崇高的地位？筆者以為，緣由一：蘇軾本人對於傳統「大同」「忠恕」「綱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稟賦。由於蘇軾的思想從根砥上有著儒學的「載道」「匡濟」的理想，加上豪放豁達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大學」精神，又有「養浩然之氣」的孟子陽剛氣息，正是這一點使得後來的「蘇派」詞人深為感染，特別是在飄搖欲墜的北宋政權歷「澶淵之盟」和「南渡」以後，在「廢池喬木，尤厭言兵」的山河破裂歲月之中，「蘇派」愛國詞人正是在這種鞭策下延續著一種豪放不羈和「經時濟世」的精神和「忠國忠君」的思想。比如蘇軾在元豐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中所言「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其時他剛經歷了「烏台詩案」遭貶黃州，而他卻以極其闊達的胸懷面對這人生的際遇，在這種精神的深深地影響下，後世如陸遊《秋波媚》：「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台。悲歌擊築，憑高酹酒，此興悠哉！」辛棄疾《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等等，陸、辛兩人也正是在這種報國無門和遭遇貶官之際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其詞風對於蘇詞有明顯的沿襲痕迹。

　　緣由二：蘇軾本人多舛的人生歷程。從《東坡年譜》考察得知，從熙寧二年到元豐五年這十幾年間，蘇軾先後經歷了王安石「新政」和「上書神宗，論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貶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烏台詩案」後貶黃州團練副使和「築東坡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並「兩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變故：從「舊黨」到「新黨」、從「熙寧變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從輾轉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貶職黃州、常州、杭州。這期間，蘇詞的精神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轉入早年的「婉約」之中，並超越了早年的「婉約」之風，使之滲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間詞話》）的「士大夫」憂患觀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品格。此外，蘇軾本人的家學淵源（蘇洵、蘇澈等對其影響）、自身的天資稟賦、動蕩的社會局勢等等也成為影響其創造的相關因素。

四、結論

　　在蘇軾的整個詞學生涯中，受到其本人的人生閱歷、志趣等內在精神的影響，在秉承傳統詞學的基礎上，蘇軾通過對於前人的「鉤玄索要」和自己的艱辛探索，改革和開拓了詞的新模式和新境界，使得詞的風格、意境、體裁、韻律等得到大解放，並透過其獨特的審美觀、文藝觀和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等，深刻而持久地影響著「詞林後學」的探究和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軌跡，為中國詞學和詞史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1、《東坡樂府》蘇軾（北宋） 著 中華古籍出版社 1996

2、《中國詞史》 許宗元 著 黃山書社 1990

3、《蘇東坡軼事彙編》 顏中其 編 嶽麓書社 1984

4、《中國歷代詞研究史稿》 崔海正 主編 高峰 著 齊魯書社 2006

5、《唐宋詞十七講》葉嘉瑩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6、《試論蘇軾的人生態度》楊小燕 撰 選自《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報》2002年8月 第14卷8期

7、《論蘇軾的詞學觀點》 趙梅 撰 選自《淮陰師專學報》第14卷第3期（總第53期）

8、《談蘇軾的兩首檃栝詞》李新宇 選自《語文學刊》2002年第6期

9、《試論蘇軾詞創作在詞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熙庭 撰 選自《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5月 第3期

注釋：

[1]引自《(校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答謝民師書》(南宋)郎曄 注 世界出版社（台北）1960年 p559

[2]《侯鯖錄·卷七》趙令畤（宋）中華書局 2002年 p442

[3]《論〈碧雞漫志〉的詞學思想》 顏翔林 著 引自《文學遺產》 2003年04期

[4]《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晁無咎語》胡仔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年 p189-190

[5]《酒邊詞序》胡寅 撰 引自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冊 p58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年

[6]《東坡年譜》 王宗稷（宋）撰 中華書局 1993 p132

[7]《從用調與創意看蘇軾的詞史地位——以〈浣溪沙〉、〈水調歌頭〉、〈念奴嬌〉為例》劉尊明 載《文藝研究》 2007年第5期

[8]《侯鯖錄·卷七》趙令畤（宋）中華書局 2002年 p442

[9]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引自《詞話叢編本》唐圭璋編 中華書局 1986年 p87

[10]《歷代詩餘·卷一一五》引自 沈辰垣(清) 編 上海書局 1985年 p353

[11]《襄陵文集·卷十一·〈朝奉大夫充石文殿修撰孫公墓志銘〉》許翰 撰 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3年 p201

[12]指：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與李廌。前四者也稱「蘇門四學士」。

[13]《中國詞史》 許宗元著 黃山書社 1990 p224-228

[14]《中國歷代詞研究史稿》 崔海正 主編 高峰 著 齊魯書社 2006 p3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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