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遠明】美國并吞菲律賓過程中在香港之部署——以美國領事活動為中心（上）

　　［摘要］香港淪為殖民地後，美國在港活動愈趨頻繁。時至美西戰爭前夕，美國駐香港總領事的委任及其活動為美國軍事行動提供了重要支援；在港英當局奧援下，美國方面對菲律賓香港委員會開展輿論、情報及司法等鬥爭，並思考戰後如何利用華人開發菲島；為策應香港部署，廣州、上海、新加坡與馬尼拉等地美國領事與香港展開合作，加速并吞菲律賓。上述行動構成美國在東南亞擴張的重要環節，香港成為美國在遠東擴張之戰略要點,是菲島以外不見硝煙的「戰場」。

　　［關鍵詞］美國領事；香港；菲律賓；美西戰爭；東南亞

　　［作者簡介］鍾遠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史專業2013級博士生。

　　本文刊載於《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3期。

　　香港淪為殖民地後，美國在港活動愈趨頻繁。時至美西戰爭前後，美國為并吞菲律賓，利用香港特殊地位策劃系列部署，構成美國加速東南亞擴張的重要環節。上述問題潛藏於論述美西關係或菲律賓革命等有關文章中，片段零散，隱晦不彰[1]。原始檔案及當時報刊顯示，作為派駐遠東的重要外交代表、一眾美國領事不僅親歷事件，更深度介入其中。筆者擬以此為視角，論述19世紀以來美國如何利用香港為其東南亞擴張服務，以期加深對美國遠東政策歷史演變的認知。

一　美國東來及其駐港領事職責

　　自香港開埠以來，美國對香港的態度相當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遠東商貿環境與美英關係。英國割佔香港初期，各種基礎設施仍屬草創階段，「為求設備方便，有的行商寧願前往黃埔，不來香港」[2]。誠如時任美國駐港領事弗雷德里克·布希（Frederick T Bush）所言，依英國在殖民地實行的政策，香港「無法成為進行任何重要貿易的港口」[3]，在鴉片戰爭後一段時期內廣州與澳門於中外商貿中的傳統優勢仍在[4]。與此同時，自1812年英美戰爭以來，英美關係仍長期處於緊張狀態。作為新立之國，美國財力有限，其遠東貿易相較於英國，只能望其項背，須追隨英國在華擴張以圖利益均沾，但兩國在遠東的競爭已隱然形成[5]。基於前述，儘管美國於1843年設置香港領事，但設領之初只由該領事官在其住所處理事務，直至20世紀初，方將總領事館遷至雪廠街9號[6]，且人員編製相當簡單。香港地理位置雖優越，但「美國出於對英國的防範，軍艦寧可駐泊澳門，也沒有將英國控制的香港作為建立『太平洋商業帝國』的支點」[7]。而美國謀求遠東利益仍循外交策略，「以期無須用香港」，「得奏同樣的事功」[8]，可見美國當時對香港重視程度有限。

　　然而香港在英國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的推動下，逐步成為中國沿海的重要商貿中心，時任美國駐港領事詹姆士·琪南（James Keenan）直言，香港作為中國各港口航線之終站具備諸多優勢，香港對諸如美國國家及其財政、美商利益「均有極大好處」[9]。加之廣州排外情緒強烈，澳門苦力貿易衰落等客觀因素影響，各國在遠東的注意力開始移至香港。1869年，美國駐澳門領事被撤銷，該領事館物品遂由美國駐港領事接收[10]，正如領事報告所言：「澳門對華貿易佔比極小，且此處離香港如此之近」，「關閉此處領事館亦不會感到極大不便」[11]。自此廣州與香港遂成為美國在華南派駐領事的兩個最重要的城市[12]，其中香港於1898年升格為總領事[13]，成為繼上海之後第二個設立美國總領事館的中國城市。

　　結合香港情況，美國駐港領事職責主要如下：向國務院報告美國在港貿易、船隻進出港口情況，救助美國在港貧困海員，處理華人由港出境赴美事務等[14]，活動主要集中於拓展遠東的商貿利益與該國公民事務範疇。隨著英美關係日趨緩和升溫，美國更願意將其亞洲戰艦部署於香港，並首度於香港建立海軍出納室，認為此舉「必不可少」[15]。以1903年至1906年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對遠東列強軍艦情況的連貫統計為例，美國部署華南沿海的艦艇主要停泊於香港[16]，並多次利用炮艦對廣東及華南沿海地區進行武力恫嚇[17]。美國在華南沿海軍事力量的增強，客觀上為駐港領事日後的政治或軍事干涉提供了堅實後盾。

　　1897年9月，朗斯維爾·懷爾德曼（Rounsevelle Wildman）接任美國駐香港領事，翌年升格為總領事[18]，成為美國通過香港并吞菲律賓的先兆之一。美國駐港領事在政治、軍事及情報等方面展開前所未有的積極行動可謂始於懷爾德曼。懷爾德曼曾在英屬海峽殖民地擔任領事，能力出眾，並著有若干關於東南亞民俗風情傳說的書籍[19]。他任職香港領事後，正如前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所言：「香港領事一職為他獲取對華貿易知識提供了極大便利，亦是其必需的一步。」[20]懷爾德曼亦據此將其對華歷史的理解認知及在華遊歷的心得體會寫成《中華開門——唐人錄記書》（Chinas Open Door: A Sketch of Chinese Life and History），主張中國應對列強門戶開放，接受現代文明洗禮，並揚言「炮艦、堅定認真與外交手腕將為我們在中國市場提供立足之地」[21]。這樣一位有過任職海峽殖民地經歷的「中國通」，讓其任職香港領事便順理成章。

二　戰時美總領事在香港策劃的系列鬥爭

　　懷爾德曼接任駐港領事後，遂為其職位升格展開行動。1897年10月，基於總領事許可權及比照新加坡領事升格等理由，懷爾德曼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將香港領事升格之要求。他認為香港作為重要的英國殖民地，諸如尼德蘭、瑞典和挪威等國都派駐總領事到港，「美國領事館作為香港最重要的領館」，「實在不應淪於夏威夷及秘魯之後」[22]。翌年1月，國務院批准上述要求，懷爾德曼自信地認為總領事「如同在美國領地般在英人中成為自豪的源泉」[23]。升格舉措客觀上為駐港領事在美國并吞菲島過程中展開的一系列周旋交涉提供了相當便利。

　　懷爾德曼到港之初即關注菲律賓革命黨屬下的香港委員會（Philippines Hong Kong Junta），而菲律賓革命黨外交代表阿貢西洛（Felipe Agoncillo）亦曾數次拜訪懷爾德曼，就美菲結成攻守同盟反對西班牙進行商談。菲方請求美方提供2萬支槍和20萬發彈藥以作支援，並誓言以馬尼拉海關及兩個省作為擔保。懷爾德曼對此未敢造次：一方面他擔心相關信件會落入非友好勢力手中並見諸報端；另一方面向美國國務院請示下一步行動[24]。助理國務卿托馬斯·克萊德勒（Thomas Cridler）告誡領事切勿結盟，指示為菲律賓革命黨提供軍火「將不可能」[25]。然而事態發展超乎預料，1898年2月15日「緬因號」事件爆發，4月15日美國向西班牙宣戰，美國海軍亞洲分艦隊司令杜威（George Deway）率艦於香港集結，後因英國宣布中立[26]，艦隊移至新界大埔對面中國海域的大鵬灣[27]。期間在新加坡美國領事的安排下，美國總領事懷爾德曼與菲律賓革命黨代表會面，後者提出欲隨同艦隊前往菲律賓，但由於杜威艦隊已離大鵬灣，未能成行[28]。

　　美西戰爭打響後，杜威艦隊在攻打馬尼拉過程中一度與美國政府通信中斷[29]，美國駐港總領事擔負起美國政府與海軍之間的通訊任務，並多次往來於香港與馬尼拉之間。總領事一方面應杜威要求，利用美國海軍新添置的「麥卡洛特」號（McCulloch）和「南山」號（Nanshan）等將阿吉納爾多（Emilio Aguinaldo）等人從香港運往菲律賓策動起義[30]。另一方面則利用「扎菲羅」號（Zafiro）等艦隻維持香港與馬尼拉之間的通訊，這些艦隻成為杜威艦隊唯一的對外聯繫管道，向國務院報告戰況，同時也為艦隊提供後勤供應[31]。總領事還親自帶阿吉納爾多登上「麥卡洛特」號前往菲律賓，但拒絕他帶槍登船[32]。因應戰爭需要，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成為美國奪取菲律賓的前沿基地，工作頓時繁重起來。開戰之初，焦慮情緒瀰漫，大批志願者涌往領事館，為安撫眾人情緒，總領事為此通宵達旦工作[33]。由於工作量極大，美國駐港領事館原有工作人員難以應付戰時接踵而來的各項事務：數百封來自國會議員、政府部門和報章的信件充斥領事館，詢問總領事關於菲律賓問題的解決之道，總領事對此只能拒絕回應[34]。總領事只能增聘包括在港美國公民在內的人員分擔戰時領館事務，並不惜從自己的薪水中提供相應的額外資金[35]。他坦言：「攻佔馬尼拉後，領事館工作量倍增」，「數以百計的美國人通過香港前往馬尼拉，所有人都需要領事服務??自開戰以來，許多美國商業公司的眾多信件紛至沓來，商人們為其商品尋找市場，拜託我為此引薦和提供個人幫助」，「領事服務本與菲律賓軍政府之武器彈藥及危險人物無涉，然而無論我擔任何職，我的時間都傾注於執行軍政府的要求，這似乎已超出領事章程中的職責。」[36]及後，美領館接管西班牙駐港領事館事務，總領事愈加申訴領館人手不足之苦，且飽受輿論攻擊[37]。不過，對此他一概承受，認為這是「領事館的責任」[38]。美國駐港領事館在美國部署戰爭過程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可見一斑。

　　菲律賓革命黨通過香港委員會，以香港為總部遙控菲律賓島內的起義，隨著美菲矛盾日益尖銳，與菲律賓革命黨在港展開鬥爭的重任便落到美國駐港總領事身上，其戰線遍及輿論、情報與司法等領域。美西戰爭伊始，美國方面確曾助菲律賓革命黨返回島內發動起義，懷爾德曼為其運輸軍火，策應美軍行動，而阿吉納爾多等人在報刊上一再以此宣稱美國駐遠東外交官員曾許諾其獨立，如今美國卻反悔，故譴責美國背信棄義。其他菲律賓革命黨成員則在巴黎、華盛頓等地積極活動，爭取包括美國反帝國主義聯盟的同情與支持[39]，企圖影響美國總統大選[40]，期許民主黨獲勝後能扭轉對菲政策。美國國務院一度亦對此類宣傳將信將疑，是非難辨，告誡總領事「禁止做任何保證」[41]。而被事件推至風口浪尖的總領事懷爾德曼隨即否認曾許下承諾以及曾討論過美國對阿吉納爾多之政策[42]。他一方面向國務院詳盡解釋事件來龍去脈，包括對諸如協助武器運送、領事館會商以及往來信函等作出清楚的解釋證明，力避嫌疑。他指出，寓港富裕菲人出資襄助反西事業，希望成為美國公民；然而阿吉納爾多及其小圈子懷有獨立自主的野心，故擅自組織政府，「未有兌現在給領事館信件中對美國駐港領事許下的承諾」[43]，對阿吉納爾多等人予以了譴責。另一方面，總領事認為菲律賓革命黨領導人欺騙美國媒體，發表不實言論，將自身塑造成「為獨立而戰的領袖」[44]。他選擇在媒體正面迎戰菲律賓革命黨，對坊間關於雙方結盟及許諾獨立的質疑予以堅決否定，逐點反駁[45]。例如，針對香港報章《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刊文披露有關美西戰爭內幕，美總領事投書報章，逐點指出文中失實之處，並揚言將向香港法庭申請對該文的禁制令，迫使該文作者認錯道歉[46]。其時坊間流傳美總領事與阿吉納爾多的合照，懷爾德曼認為其目的在於著力破壞港英當局與總領事之互信，實現從香港偷運武器到馬尼拉的目的[47]。總領事為此提供真實照片，力證此前流傳的合照為偽造，否定革命黨關於美菲合作的說法，影射阿吉納爾多為「陰險小人」[48]。儘管總領事在輿論宣傳戰中未令持異見媒體改變報道方向，但至少令美國國務院接納他的解釋，並對總領事與菲律賓香港委員會的鬥爭予以信任和支持。

　　搜集情報用作對敵鬥爭是總領事在香港的又一項重要任務。情報大體可分為三類：列強關於美國奪取菲律賓的態度與行動、菲律賓香港委員會活動情況以及菲律賓革命黨人利用中國各口岸走私軍火的情形等。關於列強態度，以德國為例，即對美國舉動抱有敵意，並有軍艦在相關海域耀武[49]。為避免德國作出干涉，總領事亦在其中擔當一定的調和鼎鼐的角色，並將相關情況送達杜威與美國政府[50]。美菲關係日趨緊張，總領事亦將情報搜集重點轉移至菲律賓香港委員會。懷爾德曼藉密探調查得知菲律賓革命黨內部人員構成、分工及內訌分歧[51]，藉此對其進行分化瓦解[52]。當得知菲律賓革命黨出沒於澳門，澳門可能成為武器偷運地時，總領事趁機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將澳門納入其領事管轄區，要求國務院提供密探與炮艦支援覆蓋澳門，以應對有錢有槍的菲律賓革命政府，打擊菲律賓革命黨人在澳門之活動[53]。而美國海軍亦同意派美艦Don Juan de Austria號前往澳門「震懾壞分子」，「將令革命黨代理人不可能招募到從事軍事冒險勾當的人員」，總領事藉此呼籲國務院加大對香港的資金投入，切斷起義分子在港之聯絡[54]。此外，為減輕菲律賓軍政府鎮壓起義軍的軍事壓力，總領事嚴查菲律賓島內武器來源，「監視那些致力於運輸軍火設備進入菲律賓的船隻」[55]。1898年12月10日，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要求總領事嚴密監視革命黨從港偷運武器情況，並「採取有效措施制止」[56]。自美軍佔領馬尼拉後，在美方軍政當局資助下，懷爾德曼聘用不少英國人及華人充當眼線以監視菲律賓革命分子的一舉一動，挫敗他們從香港偷運軍火出境的企圖，並成功定位多個用於偷運軍火的海邊地點。相關情報亦與菲律賓軍政府共享，促成軍政府對走私人士及其同謀的逮捕拘禁，試圖從根源上切斷菲律賓起義軍的外部奧援，杜威與菲律賓總督奧蒂斯（Elwell S. Otis）盛讚其工作「卓有成效」[57]。其中最著名的案件莫過於扣押假冒美國船「修道院」號（Abbey）走私軍火案[58]。

　　美總領事與菲律賓革命黨的鬥爭亦延伸至香港法庭。當時菲律賓香港委員會成員在香港法院提起告訴，指控美總領事懷爾德曼侵吞該組織獨立經費墨西哥鷹洋47，000元，總領事對控告予以否認並提出抗辯[59]。上述款項所購武器則存放於一家在港德國公司，菲律賓革命黨曾多次計劃奪取，但在港英當局協助下，美總領事挫敗了上述計劃[60]。而曾經協助菲律賓革命黨走私軍火至菲律賓的英國人約瑟夫·格萊姆（Joseph Grime）控告以阿吉納爾多為首的菲律賓革命黨未支付戰爭期間他為該組織積極奔走所應得的酬勞，並於法庭上披露彼此交往詳情，同時也對事件中對抗美國政府的美國公民作出指控[61]。實際上，該官司背後有美總領事的身影，正是由於懷爾德曼此前向菲律賓軍政府提供情報，這位英國人才於1898年11月5日在馬尼拉落網[62]，遂促成前述控訴，為打擊協助起義軍的個別英美人士為首的軍火走私集團提供了司法依據[63]，配合了菲律賓軍政府對起義軍的鎮壓。最終兩起官司均以菲律賓革命黨人敗訴告終[64]，總領事在香港法庭可謂取得完勝。

　　英美聯合是美國駐港總領事縱橫捭闔的關鍵。佯裝中立的英國事實上則通過港英當局為美國的行動大開方便之門。戰爭伊始，儘管香港當局須對美西兩國嚴守中立，但美國艦隻卻可自由往來於香港與菲律賓[65]，美方對此大加讚賞，正如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有言：「英國在美西戰爭中的對美態度令我印象深刻，自此我懷著深沉且感激的回憶」，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兩大分支聯合起來，我們將能橫掃天下」[66]。美菲矛盾激化後，美國視菲律賓香港委員會為菲島之亂源所在[67]，亟欲除之而後快，曾多次敦促英國採取行動。英國在媒體的報道中雖顯得態度曖昧[68]，多番向美國表示「未曾在港覓得革命黨的蹤跡」[69]，背地裡卻與美總領事暗通款曲：港英當局向美總領事示好，為其監視菲律賓革命黨人在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並派偵探對革命黨展開追蹤。美總領事亦藉此呼籲港英當局對上述「危險分子」予以驅逐，而當美方要求港英當局對菲律賓革命黨在港總部進行監視時，對方欣然表示「樂意效勞」[70]，美國密探亦不斷對菲律賓革命黨人在港組織進行監視[71]。前述菲律賓革命黨人在兩起官司中的敗訴都離不開美總領事與港英當局的暗箱操作，懷爾德曼曾明言：「殖民地政府對我的工作深表同情，前港督曾反覆向我支招：一旦我能抓獲任何違反或試圖違反殖民地法律的革命分子，此人將會被委員會按章完全驅逐（出境）」[72]，同時港英當局亦禁止革命分子出境[73]。總領事乘此東風，推動「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在香港之聯合」，顯著標志是1900年4月英美聯合舉辦的一場棒球友誼賽。當時在港英人就美西戰爭支持美國之熱情高漲，為籌款捐助在戰爭中犧牲的美軍將士，棒球友誼賽應運而生。美國駐港總領事、港督以及一眾英美在港海軍要人悉數出席盛會[74]。總領事懷爾德曼在提交國務院的報告中亦呼應英國的訴求，鼓吹英美在亞洲的聯合[75]。港督卜力更是施展影響，造就美西戰爭的有利局面，「推動英語民族的更緊密聯合」[76]。英美在香港關係熱絡，美國積極響應英國釋出的「善意」，為美國并吞菲律賓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是美國在香港乃至遠東利益拓展的現實需要。

三　立足香港，如何看待和利用菲島華人

　　美西戰爭後，美國并吞菲律賓的大局已定，在《排華法案》背景下，如何看待及利用作為菲律賓最大族群之一的華人成為美國開發菲島的現實問題。作為美國駐港總領事的懷爾德曼日常處理眾多華人由港赴美事宜，加之通曉東南亞事務，他對華人問題有自己的思考，並試圖影響美國的華人政策。

　　因應美國開發菲島的需要，懷爾德曼既借重華人，內心又歧視華人。他認為菲島排華實屬有害無益，「香港、新加坡和婆羅洲的繁榮正有賴於在歐洲管治下無限制地輸入華工，海峽殖民地多年來鼓勵華人移民」[77]，無須恐懼華人坐大，「香港與新加坡（的華人）即為明證」，「沒有充足理由相信，在理智、自由及正直的政府管治下，華人能夠與日本人匹敵，更遑論在利用西方文明器物優勢上能快速趕超了」，「華人對形勢的真實狀況永遠是矇昧無知的」[78]。據此，面對自然條件優越的菲律賓，美總領事向美國國務院建言菲律賓「對華人放行，更應鼓勵華人移民」，以此效法海峽殖民地，「華人的湧入將有助於群島的穩定，更是發展的保證」。為此他還就許可華人豁免階層（Exempt Class）進入馬尼拉事宜親赴菲律賓，令其「與香港在菲律賓之利益產生更緊密聯繫」[79]。此外在菲律賓金礦開採問題上，美總領事亦認為礦藏要成功開採非用華人不可，「事實上島內工業無法擺脫華工」，美國白人勞工根本不可能在菲律賓氣候中工作。本土菲人採金手法粗糙，「只可提煉遊離金，但其精華則完全忽視了」[80]，且行事詭秘，毫無準則可言，直指菲律賓島民惰於工作，易於滿足，無賺錢雄心，缺乏積極性與活力。相反華人勤勞肯干，「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商業，他們能在從未有商品流通的偏遠之地創造商品市場」。因此，美總領事極力反對在菲島施行《排華法案》，直言此舉不除，「菲律賓自然資源開發將毫無寸進」，意味著發展的停滯[81]。懷爾德曼大肆鼓吹華人「易於馴服」，美國可借華人之力發展菲律賓，而無受制於華人之虞，基於現實利益，他不認同將《排華法案》延伸至菲律賓。

　　然而在《排華法案》陰影的籠罩下，香港美總領事的合理建言只屬少數，恐懼華人勢力在菲律賓膨脹的，大有人在。時任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西奧多·羅斯福就認為將菲律賓交給阿吉納爾多等人並不意味著島民可自組自治政府，「島民只能置於混血華人財團的擺布之下」[82]。美國控制菲律賓後不久，軍政府在未得美國政府授權的情況下，強行排華。美政府官員感到錯愕，認為華工對當地商業及海軍建設具有價值，排華只屬臨時舉措[83]，但事後未有糾正。1901年，英美兩國就來自海峽殖民地華人是否能夠進入菲律賓一案進行討論，英方向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質詢《排華法案》是否已在菲律賓施行[84]；美方回應「無論華人來自中國或其它外國，均無法進入菲律賓」，但強調此舉為因應軍事需要的臨時舉措，並非美國國會《排華法案》的延伸[85]。但事實上，《排華法案》於1902年開始在菲正式推行。期間來自中國和菲律賓的反對排華之聲不絕，認為菲島情形與美國完全不同，其「工商業的發展，當時很需要更多的華僑參加工作。當時不少在菲的實業家和大公司都一致主張准許華工進入」[86]；「難以獲得廉價勞工的壓力與日俱增」，並認為美國應效法海峽殖民地准許華人自由進入，以緩解勞工壓力[87]，但美國政府依然故我，漠視抗議。而早在軍政府萌生排華苗頭之時，當局要求戰時逃離菲島的華人須出示原西班牙離境證件或由美國領事館發放的簽證方可返回菲島，向來反對排華的懷爾德曼質疑此舉「徒增馬尼拉複雜形勢」，「對於因戰火而逃離家園的真正馬尼拉居民而言是武斷、不正義的」，對上述舉措的可行性深表懷疑[88]。但美總領事的早故，更令合理之議無從發聲，華人的不滿情緒最終於1905年爆發為反美風潮[89]。

四　遠東各地美國領事策應香港行動部署

　　美國并吞菲律賓過程中，在香港展開系列部署與思考的同時亦離不開遠東各地美國領事的策應配合。在此期間，廣州、上海、新加坡與馬尼拉等地美國領事均與香港領事展開合作，加速美國并吞菲律賓的進程。

　　粵港毗鄰，美國駐廣州領事對於香港事務自不能置身事外，正如報章所言：「廣州領事所處口岸在中國是最難管的??陷入來自各國居心叵測的冒險家之困擾，就近的英屬香港??匿藏為數眾多的亡命之徒與陰謀家，如今的菲律賓叛亂集團即最為顯著」[90]。為此，時任駐廣州美國領事默為德（Robert McWade）與懷爾德曼展開合作。1900年4月，默為德接報有一批存放於香港的軍火將運往菲律賓起義軍手中。他未敢鬆懈，對該批軍火諸如數量、運輸船隻等相關情況展開調查，並隨即要求廣州官府予以配合，防止任何軍火從廣州運往菲律賓[91]。6月15日，默為德致信懷爾德曼，告知調查詳情，並提醒對方，該船隻原為英國船，屆時將以無國屬身份到港。此外，默為德還告知懷爾德曼，有兩名買主近期以商業目的為幌子購買兩艘船隻，相信其真正目的是走私軍火進入菲律賓；同時他還將走私船隻人員構成等詳情向懷爾德曼予以通報[92]，為香港領事採取措施遏制菲律賓起義軍提供了重要情報。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John Goodnow）則以其領事法庭裁判的身份策應香港領事的行動。自美菲爆發衝突後，為數不少的軍火從中國沿海口岸偷運至菲律賓。為此，美國駐華各地領事紛紛向清政府抗議，要求中方採取行動禁止武器運輸。古納更進一步指出問題出在「中國官員同樣地視若無睹，漫不經心」，並以領事法庭裁判的身份作出決定：「由於部分海關華員勤勉不足，缺乏誠信，中國應對任何運送武器至菲律賓的船隻負有法律責任」，評論說駐上海美國總領事此舉「將對菲律賓禁運軍火產生深遠影響」[93]。除此之外，懷爾德曼亦就扣押「修道院」號、滯留於南京的武器數量以及兩江總督幕僚余瑞雲參與走私等情況向古納彙報，請求古納就上述事件所涉人士向英國總領事報告，滬港兩地領事合作得以窺見[94]。

　　相較前者，駐新加坡及馬尼拉兩地之美國領事與香港領事構成美國并吞菲律賓過程中領事層面的「鐵三角」，正如菲律賓革命黨指責美國對獨立問題背信棄義，三地領事之名均赫然列於報章，彼此合作得以窺見[95]。美菲衝突後，美方更須嚴加防範新加坡這個「東方貿易重鎮向革命黨走私軍火」[96]，新加坡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見。恰逢時任美國駐新加坡領事E·斯潘塞·普拉特（ESpencer Pratt）如杜威所言，是一個「思出己位」的人[97]。如同諸多論著所言，阿吉納爾多此前在香港與美國海軍官員會面，及後普拉特與阿吉納爾多於新加坡進行密談，達成協議[98]。杜威更聲稱，普拉特告知他務必與阿吉納爾多合作，且認為菲人比古巴人更具自治能力，反被杜威認為他「期間寫了很多愚蠢的信件」[99]。而據投降美軍的前菲律賓革命黨領袖J·阿洛占力諾（J·Alojandrino）回憶，普拉特曾就此通過懷爾德曼請求與杜威進行會談，恢復阿吉納爾多與杜威之間中斷的談判[100]，由此引發兩位領事是否對菲律賓獨立許下承諾的巨大爭議[101]，兩人被描繪成施行「這一不幸的權宜之計的教唆犯」[102]，普拉特更揚言要對有關報道提出控訴[103]。儘管普拉特多年後對參與侵略的過往幡然悔悟，他與美國駐港外交及軍事代表合力并吞菲律賓顯然是毋庸置疑的。

　　美國駐馬尼拉領事奧斯卡·威廉（Oscar William）早在美軍攻打馬尼拉前已撤往香港協助杜威艦隊策划進攻。撤離之前，該領事呼籲在馬尼拉美僑儘快撤離，並將在菲美僑事務交由英國駐馬尼拉領事負責[104]，自己則乘搭「埃斯梅拉達」號（Esmeralda）退往香港，與懷爾德曼共同建立在港總部。兩人遂於4月27日一同前往大鵬灣，與等待已久的杜威商討攻菲對策[105]。威廉從馬尼拉帶來大量情報，包括馬尼拉布防情況以及西班牙未進行海底採礦等[106]，以及標識相關重要據點的地圖，作為杜威攻打馬尼拉的重要參考[107]。美軍攻下馬尼拉後，威廉5月初於甲必地登陸，為美國在當地收穫人心[108]。阿吉納爾多對威廉聲言菲律賓欲作美國之殖民地，求得庇護[109]，詎料卻在6月召集國會，組建政府。有見及此，威廉奉勸阿吉納爾多將政府後延兩個月成立，同時亦拒絕出席相關典禮[110]。他致信懷爾德曼，緊急要求其趕往甲必地，希望利用其重要影響力對阿吉納爾多進行勸喻[111]。與懷爾德曼一樣，威廉堅決否認對菲律賓革命黨人許下獨立承諾，反指阿吉納爾多表態「其友人均希望美國將菲律賓納為殖民地」[112]，同時向懷爾德曼指出「如果美國將為菲律賓之宗主國及保護力量，阿吉納爾多將高舉我們的旗幟，尊敬及報答我們，這將是沛然持久之事，且對其民眾而言，最大程度的好處亦隨之而來」[113]。兩位領事的表現得到一位英國海軍官員的盛讚：「美國未能善用手中資源，眾人驚訝馬尼拉領事威廉未被派往巴黎（協助和約簽訂），反倒是一些對菲律賓所知甚少的官員前往」，「懷爾德曼曾於馬來亞生活，熟知英國殖民手法，若能授予權力，他能與阿吉納爾多完滿解決問題」，可見兩人在戰爭中的重要性[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