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查理　他們又是誰——財新觀點

特約作者：陳振鐸作者陳振鐸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杭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教師，研究領域為中國新安江水庫移民、中歐穆斯林移民、城市街區。

2015年1月8日，巴黎時間晚間7點整，《查理周刊》大樓遭受恐怖襲擊後34小時。共和廣場和昨晚一樣，又聚集起哀思的人們。廣場上人潮湧動，秩序井然，大家以瑪麗安娜自由女神像為中心點，分散在廣場各個角落，或點蠟燭，或唱國歌，抑或只是靜靜地哀悼。部分帶頭的年輕人爬上雕塑，手持標語「CharlieBerté」（查理，自由），作為昨晚那句已響遍全世界、向世人宣告法國團結的口號「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延伸，借著全球媒體的衛星直播車，再次向全世界吶喊。

正當我盯著前方的人群時，有人小聲說市長來了。轉身一看，巴黎市長安娜·伊達戈（Anne Hidalgo）和她的幕僚就在身邊，一共十餘人，小心慢慢地往前移動，一位披戴著藍白紅綬帶的黑人官員很顯眼。幾位市民和市長打了招呼，拍了合影，人群沒有因為市長的到來而騷動，大家仍舊跟著自由女神像前的年輕人一起喊口號。這位西班牙移民家庭出身的市長臉顯疲態，她剛剛拍板了巴黎自千禧年之後第一次大型跨年活動——凱旋門燈光秀，現在又要考慮在這座大都會遭受恐怖襲擊後如何安撫市民情緒。

一

伊達戈市長的祖父是西班牙共和黨人，因西班牙內戰遭受迫害逃難到法國，後返回西班牙時遭逮捕並被判終身監禁。伊達戈的父親留在法國成立了家庭。這位女市長是社會黨人，在擔任了巴黎市政府常務副市長13年後，2014年被選舉為市長。

一位政府高官出身普通的移民家庭，而不是來自法國傳統的中產或貴族家庭，用中國典故來說，這可謂「鯉魚跳龍門」。類似的故事在法國本屆中央政府中還有幾個。總理曼紐爾·瓦爾斯（Manuel Valls）是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人，1982年歸化為法國公民。中央政府發言人、婦女權益部部長娜佳·瓦洛·貝爾卡森（Najat Vallaud-Belkacem）出生在摩洛哥，後和母親及姐姐一起來到法國，與在法國工廠工作的父親團聚。韓裔女部長福樂爾·佩勒林（Fleur Pellerin）原名金鐘淑，是被法國家庭收養的孤兒，她現在是法國中央政府文化與傳播部部長。

這樣的故事在法國政界還有很多。不管這是講「形式主義」的社會黨刻意為之，還是主要歸功於移民出身的高官們本身努力奮鬥，它都是移民奮鬥史和社會融合的故事。這麼勵志的故事，卻與同樣由移民後代發動的恐怖襲擊在共和廣場上交織，讓我覺得更加沉重憂傷。此時巴黎的天空透徹清冷，雲從低空飄過，廣場上為死去的記者和漫畫家們哀悼的情緒一波波湧來，讓我想起了發生在巴黎的另外兩樁悲劇。

20年前的1995年9月29日，同樣在巴黎的心臟地帶，塞納河邊的B號大線（RER B）聖米歇爾（Saint-Michel）站發生了一起爆炸案，兩名屬於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武裝組織領導的恐怖分子襲擊了地鐵站，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傷。

與本次事件相似的是，犯人都成長於法國，都來自郊區的移民家庭，都宣稱效忠伊斯蘭極端組織，以「真主的名義」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發動恐怖襲擊。

另外一場同樣重創法國社會的大事件則發生在10年前，2005年的夏秋之交，巴黎郊區。那不是恐怖襲擊，但也給法國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的騷亂。主謀也是來自郊區移民家庭的年輕人們，他們對一切屬於法國的存在物進行漫無目的地襲擊，雖沒有造成人死亡，但燒毀了超過1萬輛汽車、破壞了大量公共設施，被稱為1968年學潮之後最嚴重的城市暴力事件。

這三個時間節點組成的時間線，似乎成了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的兩次十年輪迴。

二

移民、共和、極左、移民、恐怖襲擊，這些關鍵詞像是在法蘭西這片自由大海里巡遊的一條條魚，或溫和、或柔弱、或橫行、或兇狠，讓這片海忽而平靜壯美、忽而疾風暴雨。在這塊自認為世界上最自由、以浪漫的蔚藍為第一國色的國度，現實世界並沒有思想世界那麼自由浪漫，對未來的不安充斥在社會情緒中，有人說：「法國病了。」

法國到底怎麼了？問題仍要從普世主義和人道主義這兩個看似抽象的問題談起。二者脫胎於天主教精神，分別呼應法國國訓中的「平等」和「博愛」。「自由、平等、博愛」一直是法蘭西民族精神的驕傲、也成為法國社會、政府甚至是法蘭西國民精神的血脈，他們對此的驕傲有時甚至上升到了道德優越感的程度。

普世主義在法國政府和社會的體現是廢除奴隸制、防止種族歧視、政教分離、婦女平權、去殖民化，幾乎濃縮於法蘭西從帝國到共和國的各個重要歷史轉折點。和移民有關的普世主義應用，最重要的是政教分離。1905年通過的《教堂和國家分離法案》，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政教分離」政策，標誌著法國正式走出拿破崙時代的政教協定，確立了法國政府是代表國民維持公共秩序、行使公共權力的代表。教會從功能上脫離了公共生活，作為獨立的文化協會進行運作。

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法國是政教分離並在社會制度中世俗化最徹底的國家，政教分離也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立國之基。宗教只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干預政治，這種「不能」是絕對的、全面徹底的。近年鬧得紛紛揚揚的穆斯林婦女頭巾問題，以及穆斯林移民子女教育問題，都是依據這條原則進行立法。雖然有言論認為在右翼政府執政時，有借政教分離排斥移民之嫌，但它仍舊是歷任政府任何涉及宗教的政策首先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這也成為國際和法國穆斯林社群對法國社會產生誤解、進而引發衝突的一個原因。

人道主義要從外交和內政兩個角度理解。有批評奧朗德政府的言論認為，法國一改之前的不武力干涉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對非洲伊斯蘭極端組織進行武裝干涉，這是跟隨美國的外交政策。其實不然，奧朗德政府是左翼政府，左翼的執政戰略中有一項不能動搖的就是「人道主義」，這裡的人道主義是超越任何地緣政治、經濟利益的，而法國對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發動的襲擊，確是出於保護平民的、在道義上的救援。

內政中的人道主義是和普世主義結合在一起的。在移民問題上，法國提供給移民的優厚條件是，無論你是否已加入法國國籍，都享有部分公民權。這部分公民權里最大的一塊蛋糕是社會福利：養老、醫療、生育和家庭補助。這些福利給法國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同時卻成為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以生育和家庭補助為例，法國老齡化明顯，為鼓勵生育，設立生育和家庭補助，生得越多，補助得越多。再加上免費教育和醫療制度，都意味著家庭無需擔心養育孩子的幾項大負擔。

這種政策隱含了既可以成為紅利，稍不小心又隨時會變為「炸彈」的可能性。如果法國經濟發展足夠迅速，這些多生的人口會轉為人口紅利。而當法國面臨經濟危機時，這些移民，尤其是低技能移民，在沒有足夠的工作能力或者機會為家庭爭取收入來源時，會轉而以多生小孩作為維持家庭運轉的主要手段，當這個辦法和「越窮越生」的傳統觀念結合在一起時，就成了法國穆斯林移民社區「生生不息」的催化劑。

法國每年會發表人口報告，這兩年間法國的人口出生率高於其他西歐國家，但是新聞中對此並沒有像往常對其它有利數據一樣高調，這其中其實有難言之隱。這些人口增長，主要是穆斯林移民社群人口的飛速增長而不是傳統社群的人口更新，這些增長的人口，在現實中是教訓多於紅利。

法國的法律規定不能進行種族性的識別。因而我們無從詳細考查移民的種族情況。但以來源地分析仍可以看出端倪。據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INSEE）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和非洲國家的移民長期以來都是法國最大的兩個移民社群，1962年他們分別占移民人口的78.7%和14.9%，但從1975年開始，二者的比例發生了劇變，到1999年，歐洲和非洲移民分別占移民人口的44.9%和39.3%。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則成為了法國移民人口增長的最快的三個來源地。到2006年，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一躍成為法國最大的移民輸入國，分別為69萬和63萬左右。而這幾個國家一來是法國舊殖民地以外，二來均屬於伊斯蘭世界。

三

移民人口雖然蓬勃壯大，但在法國這個既自由卻又保守的社會，他們的融入仍舊存在非常大的困難。我認為主要的問題有三個：移民融合機制的設計、歧視以及街區隔離。

法國尊重自由、也從普世主義出發尊重文化相對論。但由於這個自由的假設前提是「法國」這個文化本身已經包含了各種自由，這裡說的自由，是沒有主義的，是絕對至高無上的，共和廣場上將自由女神單列奉為上尊，也蘊含這個思想。因而法國社會和政府認為，移民成為法國公民的前提，是移民要融入法國社會文化。因此，法國對移民融入社會的主導思想和政策設計是「歸化和整合」，而不是像美國那樣讓成熟的多元文化並存。問題在於，移民不是從小就接受法國教育的國民，對這個哲學思想的理解並不能到位。

而從社會學角度討論的歧視問題，主要來源於在日常公共生活空間中形成的、人際間的惡意或無意的行為。這種行為要麼來源於刻板印象，要麼因為習慣或行為的不合而形成。它一般不違反法律、也不違反道德，但日積月累下會使歧視與被歧視雙方都形成更深的刻板印象，進而影響公共輿論和政治。

法國民間的歧視來源於法國國民本身的優越感，或是部分移民生活習慣不同於法國傳統社會習俗而造成的衝突。近年在移民研究中所關注的歧視，則主要是來自於公共部門的歧視，比如對移民的政策歧視、服務態度的歧視等等。後者才是對移民真正造成心理陰影的主因之一：巴黎及法蘭西島（俗稱大巴黎地區）各省警察局移民居留證服務處的服務態度，即是一個頗遭移民抱怨的問題，這種抱怨往往就被理解為受到歧視。

街區隔離問題也是前些年討論的重點。法國從戰後到80年代一直興建新城和小鎮，滿足城市擴張和進城人口以及移民的需求，政府為保障低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在這些新城小鎮以及一些地價較低的地方修建了社會住宅，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公租房。

這些公租房和傳統的法國住宅不一樣的地方是，傳統的住宅街區是和老城連接的，而且是小幅、點狀的擴張蔓延，社會住宅卻和中國目前的住宅小區建設類似，是大規模、成片的開發，且是脫離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主城區的。這就在社會建設層面造成一種不良後果：隔離。

隔離在一定程度了緩解了各種因為日常生活習慣不同帶來的摩擦和矛盾，但同時帶來了更大的問題，即移民融入法國社會的進程變慢。同街區、同公寓的生活，即使是摩擦和衝突，本身也是學習社會規範的過程，一旦這種學習被隔斷，在移民同質性高的街區，移民們從遷出國帶來的傳統習俗，包括宗教習俗，就保留得更為堅固和頑強。對於移民青少年來說，若其社會化過程在這種隔離的街區進行，加上外在的污名化標籤造成的影響，就常常會導致他們捲入暴力、偷竊、搶劫等治安問題。

四

我認為，觸發嚴重暴力問題的還有一根導火索，那就是經濟危機和失業。

1945-1975被譽為法國的黃金三十年。那時法國面臨戰後重建，世界範圍的工業化也在升級換代，法國趕上了好時機，在戴高樂的領導下，財富、城市化、文化都蓬勃增強，毫無疑問是一個大國。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因為本土勞動力短缺，法國從舊殖民地輸入了大量的移民人口。

那時的法國跟現在的中國一樣，是充滿掙錢機會的時代，移民問題都還沒有成為問題。但「請客容易送客難」，這些移民來了法國，安營紮寨、生兒育女，若要再讓他們回到母國，第一代還有可能因鄉情而歸國，但到了第二代已經基本不可能：他們已經是法國人、接受的是法國的教育。當法國產業轉型、經濟向下，階層流動減慢時，這些移民人口的問題來了。他們主要是工人階層的子女，既沒有接受到較好的教育，又沒有機會掙錢，還面臨歧視問題。他們會選擇怎樣應對呢？

直接的一個結果，可能是近年法國伊斯蘭教信仰群體的快速擴張。法國清真寺的數量從1965年5座劇增到1985年的900座，現在已有2200座左右，伊斯蘭教已成為法國的第二大宗教，教眾到2010年左右已經210萬右，另一些統計則認為有超過300萬。穆斯林社群的信仰代際傳承比法國傳統社會和其他移民社群更堅固，來自北非地區的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繼承伊斯蘭教信仰比例達到70%-80%。

在社會底層移民生活艱難之時，當伊斯蘭世界的保守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抬頭，法國社會的固有問題與歷史上的恩怨又混雜在一處，加之尚沒有足夠完善的機制和法律約束，極端組織就乘虛而入了。

行文至此，巴黎的幾日恐怖也並沒有完全消散。法國政府已經把這場連環襲擊視作戰爭，而輿論已經開始關注法國社會在襲擊後「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的問題。有些身在巴黎的新聞評論員用先知般的方式預言，法國必然會就此向右走，我則不敢妄下定論。左和右的標籤不是法國社會的根本，上文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衍生出的政治和社會機制，才是這個國家運作的邏輯。

作為一個旁觀者，一個旅居巴黎的局外人，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沒有7日的恐怖襲擊，這兩天的地鐵里應該到處是手拎大包小包、剛從打折的商場血拚回來的人們，臉上是愉快的表情；如果沒有7日的恐怖襲擊，可能我此刻坐在巴黎郊區93省的某家電影院中，和郊區移民們一起看著正在熱映的某部電影；如果沒有7日的恐怖襲擊，那些漫畫家會繼續用他們繼承自法國大革命和1960年代左翼運動的嘲諷精神，為法國人帶來更多堅守法式自由思想的慰藉。

可惜一切沒有如果，「戰爭」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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