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與詐騙的區別 - 中律網

轉刑法對詐騙罪的罪狀規定得比較簡單。如果對分 則條文進行體系解釋，就不難發現，詐騙罪（既遂）在客觀上必 須表現為一個特定的行為發展過程：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對 方產生或者繼續維持認識錯誤——對方基於認識錯誤處分（或交 付）財產——行為人獲得或者使第三者獲得財產——被害人遭受 財產損失。取得財產的犯罪分為：違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財產的犯 罪與基於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財產的犯罪。盜竊罪屬於前 者；詐騙罪屬於後者。由於詐騙罪與盜竊罪屬於兩種不同的犯罪 類型，所以需要嚴格區別。 首先，並非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 為進而取得了財產就成立詐騙罪，因為盜竊犯也可能實施欺騙行 為。例如，Ａ打電話欺騙在家休息的老人Ｂ：「您的女兒在前面馬 路上出車禍了，您趕快去。」Ｂ連門也沒有鎖便急忙趕到馬路邊， Ａ趁機取走了Ｂ的財物（以下簡稱電話案）。雖然Ａ實施了欺騙行 為，但Ｂ沒有因為受騙而產生處分財產的認識錯誤，更沒有基於 認識錯誤處分財產，只是由於外出導致對財物佔有的弛緩；Ａ取 走該財產的行為，只能成立盜竊罪。 其次，並非只要行為人使用 欺騙手段，導致對方將財產「轉移」給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 詐騙罪。因為盜竊罪也有間接正犯，盜竊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騙手 段利用不具有處分財產許可權或地位的人取得財產。例如，洗衣店 經理Ａ發現Ｂ家的走廊上曬著西服，便欺騙本店臨時工Ｃ說：「Ｂ 要洗西服，但沒有時間送來；你到Ｂ家去將走廊上曬的西服取來。」 Ｃ信以為真，取來西服交給Ａ，Ａ將西服據為己有（以下簡稱西 服案）。Ｃ顯然受騙了，但他只是Ａ盜竊的工具而已，並不具有將 Ｂ的西服處分給Ａ佔有的許可權或地位。因此，Ａ成立盜竊罪（間 接正犯）。不難看出，詐騙罪與盜竊罪的關鍵區別在於：受騙人是 否基於認識錯誤處分（交付）財產。受騙人雖然產生了認識錯誤， 但並未因此而處分財產的，行為人的行為不成立詐騙罪（如電話 案）；受騙人雖然產生了認識錯誤，但倘若不具有處分財產的許可權 或者地位時，其幫助轉移財產的行為不屬於詐騙罪中的處分行為， 行為人的行為也不成立詐騙罪（如西服案）。所以，處分行為的有 無，劃定了詐騙罪與盜竊罪的界限。被害人處分財物時是詐騙罪 而不是盜竊罪；被害人沒有處分財物時，即行為人奪取財物時是 盜竊罪。詐騙罪與盜竊罪處於這樣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不存在 同一行為同時成立詐騙罪與盜竊罪，二者處於觀念競合關係的情 況。因此，正確理解和認定「處分行為」，是區分盜竊罪與詐騙罪 的關鍵。 首先，詐騙罪的受騙人的處分行為，必須是基於 認識錯誤，而認識錯誤的產生或維持是由於行為人的欺騙行為。 處分行為意味著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者佔有，即由行為人 或第三者事實上支配財產。至於受騙人是否已經轉移給行為人或 第三者佔有，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判斷，即在當時的 情況下，社會的一般觀念是否認為受騙人已經將財產轉移給行為 人或第三者進行事實上的支配或控制；另一方面，受騙人是否具 有將財產轉移給行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例如，Ａ假 裝在商品購買西服，售貨員Ｂ讓其試穿西服，Ａ穿上西服後聲稱 去照鏡子，待Ｂ接待其他顧客時，Ａ趁機溜走。Ａ顯然不成立詐 騙罪，只成立盜竊罪。因為儘管Ｂ受騙了，但他並沒有因為受騙 而將西服轉移給Ａ佔有的處分行為與處分意思。倘若Ａ裝上西服 後，向Ｂ說：「我買西服需徵得妻子的同意，我將身份證押在這裡， 如妻子同意，我明天來交錢；如妻子不同意，我明天還回西服。」 Ｂ同意Ａ將西服穿回家，但Ａ使用的是假身份證，次日根本沒有 送錢或西服給Ｂ。那麼，Ａ的行為則構成詐騙罪。因為Ｂ允許Ａ 將西服穿回家，實際上已將西服轉移給Ａ支配與控制，這種處分 行為又是因為受騙所致，所以，符合詐騙罪的特徵。基於同樣的 理由，現在常見的以借打手機為名的案件，實際上也應認定為盜 竊而不是詐騙。例如，甲與乙通過網上聊天后，約在某咖啡廳見 面。見面聊了幾句後，甲的ＢＰ機響了，同時聲稱忘了帶手機， 於是借乙的手機打電話。甲接過手機後（有時被害人的手機可能 就放在桌上）裝著打電話的模樣，接著聲稱信號不好而走出門外， 趁機逃走。這種行為也不能認定為詐騙，只能認定為盜竊罪。因 為乙雖然受騙了，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產生將手機轉移給甲支配與 控制的處分行為與處分意思。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乙將手機遞 給甲，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乙仍然支配和控制著手機，即甲沒 有佔有手機。甲取得手機的支配與控制完全是後來的盜竊行為所 致。如果說甲的行為成立詐騙罪，則意味著甲接到手機時便成立 詐騙既遂；即使甲打完電話後將手機還給乙，還屬於詐騙既遂後 的返還行為。這恐怕難以被人接受。 其次，處分行為並不要求受騙人將財物的所有權 處分給行為人，所以不要求受騙人具有轉移所有權的意思。例如， 甲沒有返還的意圖，卻隱瞞真相向乙借用轎車，乙將轎車交付給 甲後，甲開車潛逃。乙只有轉移佔有的意思，但甲的行為依然成 立詐騙罪。在財產關係日益複雜的情況下，財產的單純佔有者乃 至佔有輔助者，都可能處分（交付）財產。例如，丙將自己的財 物委託給乙保管，其間，丙給乙打電話，聲稱第二天派丁取回自 己的財產。偷聽了電話的甲第二天前往乙處，聲稱自己是丙派去 的丁，乙將自己佔有而歸丙所有的財物交付給甲。處分財產的乙 並不享有所有權，只是事實上佔有了財產，但這並不影響甲的行 為成立詐騙罪。所以，即使不是財產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為 認識錯誤等原因而處分財產。 再次，在受騙人與被害人為同一人的情況下，受 騙人只能處分自己佔有的財產，而不可能處分自己沒有佔有的財 產。至於受騙人是否對該財產享有所有權，則不影響詐騙罪的成 立。例如，Ｂ進入地鐵車廂後，發現自己的座位邊上有一個錢包， 於是問身邊的Ａ：「這是您的錢包嗎？」儘管不是Ａ的錢包，但Ａ 卻說：「是的，謝謝！」於是Ｂ將錢包遞給Ａ。由於Ｂ並沒有佔有 錢包的行為與意思，所以他不可能處分該錢包，故Ａ的行為不成 立詐騙罪，只能視錢包的性質認定為侵占罪或盜竊罪。 最後，在受騙人與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下， 只要受騙人事實上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許可權，或者處於可以處 分被害人財產的地位，對方的行為也成立詐騙罪。一方面，如果 受騙人不具有處分財產的許可權與地位，就不能認定其轉移財產的 行為屬於詐騙罪的處分行為；另一方面，如果受騙人沒有處分財 產的許可權與地位，行為人的行為便完全符合盜竊罪間接正犯的特 征。例如，丙是乙的家庭保姆。乙不在家時，行為人甲前往乙家 欺騙丙說：「乙讓我來把他的西服拿到我們公司乾洗，我是來取西 服的。」丙信以為真，甲從丙手中得到西服後逃走。在這種情況下， 對甲的行為也應認定為詐騙罪。因為根據社會的一般觀念，如果 排除被騙的因素，保姆丙可以或者應當將衣服交付給來人。所以， 保姆處於可以將被害人財產交付給他人的地位。再如，１０餘人 參加小型會議。散會前，被害人Ｂ去洗手間時，將提包放在自己 的座位上。散會時Ｂ仍在衛生間，清潔工Ｃ立即進入會場打掃衛 生。此時，Ａ發現Ｂ的提包還在會場，便站在會場門外對Ｃ說： 「那是我的提包，麻煩你遞給我一下。」Ｃ信以為真，將提包遞給 Ａ，Ａ迅即逃離現場。在本案中，清潔工Ｃ沒有佔有Ｂ的提包， 他也不具有處分該提包的許可權或地位。換言之，Ｃ是Ａ盜竊提包 的工具，而不是詐騙罪中的財產處分人。因此，Ａ的行為不成立 詐騙罪，只能成立盜竊罪。顯然，受騙人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 產的許可權或地位，成為區分詐騙罪與盜竊罪間接正犯的一個關鍵。 至於受騙人事實上是否具有這種許可權或地位，應通過考察受騙人 是否被害人財物的輔助佔有者，受騙人轉移財物的行為（排除被 騙的因素）是否得到社會一般觀念的認可，受騙人是否經常為被 害人轉移財產等因素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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